战争狂热与个人孤立

一战爆发后最初几天，报刊宣传把民众“纯净、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逐渐引向对敌国的仇恨。在维也纳环形大道和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商铺撤下英法文招牌；维也纳一家名为“Englischen Fraulein”的修道院被要求改名，尽管按茨威格的解释，其中的“Englisch”是“天使”之意。商人在信上盖“上帝惩罚英国”的戳记，社交界妇女发誓不再说法语。文化战线同样动员起来：德国舞台禁演莎士比亚，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禁演莫扎特与瓦格纳，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茨威格把这种对已死数百年的伟人的相互攻讦称为“精神疯狂”，并指出它波及每个阶层：厨师确信波斯尼亚边境的桑夏克对奥地利存亡不可或缺，马车夫争论应向法国索取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赔款；一个月前还在谴责军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为免于被指为卖国贼而吵得最凶。茨威格据此把这场战争称为“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认为各方都相信自己完全正义，正是这种确信铸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出处]

在战争最初几周，理智交谈已不可能。茨威格写道，连最爱好和平的人也满脸杀气；一向被他视为个人主义者乃至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一夜之间变成爱国者和领土兼并的鼓吹者，每次谈话都止于“谁不会恨，谁就不会真正地爱”一类套话。旧友指责他不再是奥地利人，甚至暗示要向当局告发他“战争是一种犯罪”“失败主义者”一类的言论——后者是法国人刚造出的词，在奥地利却成了最重的罪名。他认为唯一出路是退回内心、保持沉默，并判断即便独自流亡国外，也不比留在祖国更糟。 ^[出处]

旧友纷纷疏远之际，赖纳·马里亚·里尔克成了仅剩的交谈对象。两人同在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服役，里尔克因神经脆弱而注定当不了战士；他穿着军服来访，抱怨年近四十又被迫穿上自军校起就厌恶的军服。此后一次健康检查使他免除兵役，他来告别，改穿便装，感谢茨威格托罗曼·罗兰救出他在巴黎被没收的书，并说“战争就是监狱”。几星期后，茨威格离开维也纳城，迁往偏僻郊区，独自对抗他所说的群众狂热对理性的背叛。 ^{[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