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战争的棍子

人民战争的棍子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尾声第二部开篇提出的比喻，指一八一二年俄国军民不循欧洲战争常规、由全民自发的抵抗行动汇成的那股力量。叙述者以一场违背击剑规则的决斗作喻：两个佩剑的人按剑术的全部规则决斗，一方受伤后扔掉剑、顺手抄起棍子挥舞，却仍硬说自己是按规则打赢的；按击剑规则要求决斗的剑术家是法国人，扔掉剑拿起棍子的是俄国人，极力按击剑规则说明一切的是论述这场战争的史学家。所谓“规则”指十八、十九世纪欧洲通行的战争惯例，而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烧毁城市村庄、且战且退、波罗金诺打一仗又撤退、莫斯科大火、搜捕法军抢掠兵、拦截运输队、游击战——凡此种种都违反战争常规，棍子的形象正是对这套非常规抵抗的总概括。^{[3 处]}

这一比喻是叙述者历史论说的一部分。开篇先摆出史学成说：军队战果的大小是一个民族实力消长的原因、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标志，历代征服史都符合这条规律，拿破仑战争也不例外——奥地利随战败丧失权利，法国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取消了普鲁士的独立。一八一二年却出现反例：法国人在莫斯科附近打了胜仗、占领了莫斯科，此后没有发生一次像样的战役，毁灭的却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军队，然后是拿破仑的法国。叙述者由此断言，打胜仗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不一定是征服的标志，决定民族命运的是征服者、军队和战斗之外的东西。他举农民卡尔普、弗拉斯和不可胜计的同类人为例：他们不显露个人的英雄气概，不为卖好价钱把干草运进莫斯科，而是把它烧掉，胜利因此无法转化为通常的征服结果。^{[5 处]}

叙述者写道，自从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看见对手举着的是棍子，拿破仑就不断向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一世抱怨这场战争违反一切规则；俄国上层人士也觉得用棍子战斗可耻，希望按击剑规则站好第四或第三姿势、摆出第一姿势来一个巧妙的冲刺。人民战争的棍子仍以其可怕而威严的力量举了起来，不管合不合某人的口味和规则，以近乎愚鲁的纯朴和明确的目标，不问三七二十一地举起和落下，直把法国侵略者打退。叙述者以一八一三年的法国人为反衬：他们按击剑规则行礼、调转剑柄、优雅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在经受考验的时刻不照别人的规则行事，只是憨厚纯朴地举起随手抄起的棍子，直打到胸中屈辱和复仇的感情出净，换成蔑视和怜悯。^{[2 处]}

在真实历史中，一八一二年俄国战事的进程确实有别于当时的欧洲常规战争：俄军坚壁清野、居民焚毁粮秣与家园、农民自发袭扰散兵，与库图佐夫批准的正规游击支队（见游击战争）共同消耗了补给线过长的法军。托尔斯泰把这一切抽象为“人民战争的棍子”，以全民的自发行动否定英雄人物主导历史的史学，与历史的微分关于历史运动由无数个人任意行动汇成的论证相衔接，构成全书历史哲学在结尾处的收束。史学界对这一“人民战争”的实际性质评价不一：俄苏史学传统（后以马克思主义概念加以发挥）强调其人民性与全民性，至今仍是俄国主流叙事；西方与修正派史家则多指出农民的反抗多为就地自保、兼有对地主的阶级怨气，并非有组织的民族战争，法军覆灭的主因归于补给、疾病与严寒。

尾声第二部末尾，叙述者称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是人民战争唯一的代表：敌人消灭、俄国解放并达到光荣的顶峰之后，战争转入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的欧洲阶段，这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便再无可用之处——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只有一死，于是他死了。人民战争以逐敌出境为限，这正是库图佐夫与那场新战争格格不入的原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