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二部

尾声第二部开篇，作者把一八一二年后七年的欧洲比作平静下来的历史海洋：表面不再冲击，深处仍在翻滚；历史人物不再以战争、而以政治外交与法律条约回应民众运动，史学家把这时期称作“反动”，并据此对当时的著名人物——从亚历山大与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这些作家、神职者与哲学家——逐一裁判。在俄国，这场反动的罪魁被归为亚历山大一世。 ^{[3 处]}

作者拆解史学家的责备：给予波兰宪法、成立神圣同盟、重用阿拉克切耶夫、鼓励戈利岑的神秘主义、后来转向希什科夫与福蒂、解散谢苗诺夫团。他反驳说，被称许的行动与被责备的行为出自同一个亚历山大，由同样的出身与教养形成；而“人的幸福”的标准随时代与著作家不断改变，同一时代也彼此矛盾，给波兰宪法与神圣同盟有人视为功绩、有人视为罪过。 ^{[3 处]}

因此他断言，对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活动谈不上有益还是有害，历史人物的活动之外总还有更普遍、不为人知的目的；即使按指责者的纲领把一切重做，现实生活本身也不会存在。这段议论以“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受理性支配，现实生活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作结，是尾声第二部历史哲学的开端。 ^{[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