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

友谊是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第二部中以作者口吻写下的一章议论,不涉人物,通篇论友谊的本质。开篇枚举友谊的种种形态——劳动中的、革命工作中的、长途跋涉中的、共同战斗中的友谊,以及羁押犯人的监狱里相识两三天却要保留多年的情谊^{[2 处]}—随即推翻“共同性是友谊的决定因素”的简单说法:同一党的党员因观点微小分歧产生的仇恨,有时超过对党的敌人的仇恨;并肩战斗的人彼此憎恨,有时超过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囚徒之间的宿怨,甚至更甚于他们对监狱看守的愤恨^[出处]。格罗斯曼由此分出友谊的诸种悖论:友谊既是平等与相似,又是不平等与不相似^[出处];利己主义的友谊能无私地给朋友带来好处,自我牺牲的友谊的基础却是利己主义^[出处];友谊是人在其中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出处]。作者断言友谊的基础是相似,其表现却是分歧、矛盾、不一致;不善于和人交朋友的人便去和狗、马、猫、老鼠、蜘蛛交朋友^{[2 处]}。绝对强大者不需要友谊——“恐怕,只有上帝是这样的”^[出处]。

议论收束于全书的核心命题:真正的友谊与朋友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毫不相干,朋友看重心灵内在的实质,把荣耀与外在的权势置之度外^[出处];友谊的牢固基础只有一个,即相信朋友的忠诚、以及对朋友忠诚,因此“在人为自由事业效力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而在“为了最高利益可以牺牲朋友的地方,在一个人被认作最高理想的敌人而众叛亲离,却相信他没有失去唯一的朋友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出处]。

这篇议论落到具体人物身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与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索科洛夫因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契贝任被迫辞去所长一职而起的争执过去后,两人都以为会像往常一样被忘记,可这次没有过去——作者写道,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处十分融洽的时候,他们有时争吵得没有道理,彼此的怨气还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如果人们之间出现了内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这种分歧,那么偶然的一句话、彼此间一点小的疏忽,也会变成一把尖刀,对友谊是致命的。内在的分歧往往隐藏得很深,永远不暴露出来,人们于是以为一次无关紧要的大声争论、冲口而出的不好听的话是破坏多年友谊的不幸原因——“不是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争吵不是因为公鹅!”^{[3 处]}。果戈理《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里,两个老友为一只“公鹅”决裂,格罗斯曼借这句话说出:表面的争吵只是幌子,决裂的根由在更深处。

史实上,这篇议论没有具体的史实对象,指向的是苏联极权体制的道德现实:从党内清洗到1936至1938年的大清洗,政权一再要求个人检举朋友、亲属与同事,私人情谊被怀疑为“小圈子”“裙带关系”一类党性不纯的表现,忠诚的对象只能是党和领袖——这正是党的信任一篇刻画的概念。格罗斯曼把友谊写成与权势、功利无关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对这种伦理的反题:在国家要求为“最高利益”牺牲朋友的地方,对朋友的忠诚成为人身上最不可让渡的自由。这与顺从互为表里:顺从刻画极权如何压平群众,友谊则给出人性中拒绝被压平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