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区乐队

营区乐队是《生活与命运》中纳粹灭绝营抵达场景里,集中营广场上的一支乐队:广场中央搭起木台,台上站着几十个人,模样和他们的乐器一样各不相同;一个身穿浅色外套、白头发的人说了一句什么,台上的人便一齐拿起乐器,乐声盖过铁丝网、警笛声、油烟和东北方火化炉的火光^{[2 处]}。格罗斯曼写,集中营里的人、监狱里的人、走向刑场的人,谁也没有他们那样感受音乐的力量;音乐触及濒临死亡的人,唤醒的不是思想,不是希望,而只是一种模糊而强烈的生命奇迹^{[3 处]}。他又写道,音乐也许不是充满了人的心灵,而是像一把钥匙,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把人的内心打了开来——一支儿歌能使老头子哭起来,他不是为儿歌哭^{[2 处]}。党卫军军官乘奶油色小汽车来到广场,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乐队指挥便忙不迭地垂下双手,乐声骤停;军官挑完劳工、对人群失去兴趣走回汽车,乐队又演奏起来^{[3 处]}。

队伍从集中营走向营外澡堂时，乐队又在远处高台上奏起乐来。索菲亚听着这支她小时候、上大学、做年轻医生时都听过的乐曲，觉得它“充满了对未来的生气勃勃的预感”——音乐欺骗了她，她已经没有未来，只有已经过去的生活^{[2 处]}。达维德听那悲哀而洪亮的乐曲，对妈妈的思念灌满心怀，像灌满一个碗；他忽然不再指望那软弱无力的妈妈，因为妈妈就跟现在跟他走在一起的人一样无能为力^[出处]。前排人群走上澡堂门前沥青场地时，音乐声停了，索菲亚擦干眼睛说“哼，来这一套！”^{[2 处]}。

格罗斯曼在写苏军反攻时,让同一件乐器出现在另一个极端里:1942年11月19日“天王星”行动发起之日,第七十六师“在该师管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乐声中发起冲锋”,冲向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阵地^[出处]。灭绝营的乐队为走向死亡的人群奏乐,战场的军乐队为冲向敌阵的士兵奏乐——两种集体仪式在书中互为映照。

史实上,纳粹集中营与灭绝营普遍设有囚犯乐队。奥斯维辛主营与比克瑙的男、女乐队主要演奏进行曲,为出工收工的囚犯队列定步点,也办星期天音乐会供党卫军取乐;比克瑙女子乐队由犹太小提琴家阿尔玛·罗塞(Alma Rosé)任指挥。特雷布林卡的乐队由来自华沙的著名音乐家阿图尔·戈尔德(Artur Gold)组建,奉命在点名与集会时演奏愉快的战前小曲,并被迫在毒气室附近演奏,以掩盖真相、安抚新到的受难者——与小说里乐队在广场“迎接”新来者的场面相应。小说中乐手“模样个个不同”、不像职业乐手,格罗斯曼借此写纳粹把死亡组织成日常仪式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