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1917年)

二月革命(俄历1917年2月23日至3月3日,公历3月8日至16日)是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一场自发起义:彼得格勒工人罢工与面包骚乱迅速演变为士兵哗变,首都驻军相继倒戈,国家杜马组建临时委员会接管政权,尼古拉二世于3月2日(公历3月15日)在普斯科夫的火车车厢中宣布退位,历时三百余年的沙皇专制统治就此终结。此前一年多,首都持续流传皇后与拉斯普京(1872—1916,原托博尔斯克省农民,自称“先知”“神医”混入宫廷,干预国政,1916年12月为保皇党人刺杀)不正常关系的丑闻,被普遍视为皇室权威崩坏的征兆之一。革命后俄国进入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并存的“双重政权”格局,直至同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夺权。

书中对这一巨变的呈现完全经由鞑靼村的滞后接收与困惑反应展开,而非任何首都现场描写。一月间,身患肺病将死的教员巴兰达已向商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预告“革命已来到眼前”,以求死前能亲眼看到莫霍夫一类人的家产被瓜分、被逐出家门,遭到莫霍夫的愤恨回击^{[4 处]}。三月初,专制政体被推翻的消息传到村中,哥萨克们围聚在关了门的莫霍夫商店前直到黄昏,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老人们反复追问“没有皇帝可怎么活呢”,又担忧“既然是平等——那就是说要叫咱们去跟庄稼佬们平等”“他们大概也会伸手抢土地了吧”,道出哥萨克群体对失去沙皇庇护下特权地位的普遍恐惧,而非对“自由”本身的向往^{[5 处]}。莫霍夫本人被村长基留什卡·索尔达托夫及众老人围问,只能含糊答以“咱们要过没有皇帝的日子啦”“国家杜马将要治理国家。咱们要成立共和国啦”,自己心绪同样阴郁,预感“说不定,我们全都要完蛋”^{[3 处]}。教员巴兰达随后在广场人群中当众宣讲“专制政体的末日已经来到”“立宪会议将要建设……幸福的生活”,却因肺病垂危而被哥萨克们报以惶惑的哄笑与同情的劝阻,无人当真听他把话说完^{[5 处]}。

书中呈现与史实的落差在于:革命作为一个中央事件在彼得格勒数日内完成,但鞑靼村对它的认知始终是滞后、破碎且充满猜测的二手消息(“尽是些吓人的谣传”),哥萨克与商人阶层最先问及的不是政权性质或立宪会议的构成,而是自身特权、土地与阶层地位会否不保——这与史实中1917年顿河哥萨克军管区在二月革命后事实上的动向相符:当地阿塔曼公署与哥萨克军人会议在承认临时政府权威的同时,始终对失去免税、份地及自治特权抱有戒心,这一心态在后续内战中发展为哥萨克与苏维埃政权对立的重要动因之一。书中同时借退役将军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之口,引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所著历史小说《彼得和阿列克谢》中彼得大帝之子阿列克谢受刑时的台词“我的血液也要流到你的后代的身体里去”,将末代皇朝的覆灭解释为历史宿命的报应^[出处]这一文学化的宿命论解释亦非当时官方或社会主流对二月革命成因的分析,而是书中人物借由文学记忆对时局所作的个人化诠释。

二月革命消息传到前线部队的过程,书中另有一段呈现,与鞑靼村的滞后接收互为对照。西南战线上作为预备队留守的一个步兵旅及归其节制的第二十七顿河哥萨克团,原定于二月革命前调往首都附近镇压骚动,已换发冬装、装车出发,但沙皇退位的消息抢在部队之前传到,行至半路即被调回。旅长在车站训话,语无伦次地宣布“政权已经转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手里”,却坚持“战争与政治不能并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要求哥萨克对政局“采取旁观态度”^{[2 处]}。数日后部队宣誓效忠临时政府,士兵间自发形成“有了自由,战争就该结束”的普遍信念,这一朴素预期与军官阶层“战斗到底”的宣示形成对立^[出处]。当重返前线的命令下达,哥萨克以拒绝上车、召开自发的群众大会等方式公开抗命,直至团长以解除武装相威胁、或当众宣读师部电报,骚动才平息^{[3 处]}。车厢中鞑靼村哥萨克(彼得罗·麦列霍夫、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之叔尼古拉·科舍沃伊、阿尼凯、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梅尔库洛夫及科尔舒诺夫家邻居马克西姆卡·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的闲谈中,已直接谈及“弟兄相争”“政权建立不起来就要内讧”的预感^{[4 处]}。这一前线场景与史实相符: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在“继续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同士兵、下级军官中迅速滋长的厌战与自发解放情绪之间的裂痕,是1917年俄军持续瓦解、直至同年内战争全面崩溃的关键动因之一,军官阶层试图以“战争与政治分离”的说辞维持军队纪律的做法,在史料中亦有大量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