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对哥萨克的镇压政策(1919年)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一项秘密指示,要求对哥萨克“实行大规模恐怖”,“无情地消灭所有参与反苏维埃斗争的哥萨克”,对富裕哥萨克则不分是否参与均予肃清;南方战线随后于二月发布的实施细则进一步要求各斯坦尼察、胡托尔革命委员会“无情根除哥萨克上层分子”,区、镇阿塔曼一律处决,村屯阿塔曼则视其是否积极追随克拉斯诺夫而定。这一政策后世称为“消灭哥萨克”(расказачивание,decossackization),在顿河上游各镇由肃反委员会与随军革命法庭执行,采取简化审判程序,以是否曾在白军中服役定罪,处决人数在数周内即达数千人。政策执行的残酷程度成为一九一九年三月顿河上游哥萨克大规模起义(区别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的顿河上游哥萨克起义(1918年4月))的直接导火索,俄共(布)中央于同年三月中旬正式撤销该指示,但对起义地区的军事镇压与处决实践并未随之终止,而是延续到当年夏季红军因邓尼金部反攻被逐出顿河地区为止。

书中一九一九年年初先以谣言的形式呈现这一政策在顿河上游各镇间流传:据传肃反委员会与因津斯基师革命法庭已抵达米古林斯克、卡赞斯克,对曾在白军中服役的哥萨克“提起公诉,问两个问题,就下判决”,随即以机枪处决^[出处]。这类传闻起初被前线归来的哥萨克斥为“军官编造的神话”,但已使部分人夜不能寐^{[2 处]}。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尔舒诺夫据此向亲家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鼓动哥萨克应“齐心”暴动、消灭苏维埃在当地的政权^{[2 处]}。

二月,鞑靼村随即经历了这一政策的实际执行。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向富户摊派四万卢布军饷,对拒不缴纳者以“抗缴军饷”论处,派民警逮捕押送维申斯克镇,其中包括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尔舒诺夫、马克西姆·博加特廖夫、马特维·卡舒林、伊万·阿夫杰伊奇·西尼林、扎哈尔·科罗廖夫等七人。押解当日,专办地方案件的检察官与一名军政治部人员随即在鞑靼村会同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拟定“军官、神父、宪兵和财主”名单,声称“残存下来的白卫军分子正在抬头”;七名被捕者当天即在维申斯克镇经革命军事法庭简化审讯,天黑前被押赴松树林处决,未经关押^{[8 处]}。

重返鞑靼村主持工作的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事后为处决辩护,称顿河富农是“武装的富农”,较俄国腹地的富农更危险,“会拿起枪来打我们”,主张对“怙恶不悛”者不必怜悯、须以阶级立场对待,并援引列宁“戴着白手套是不能革命的”一语为据^{[2 处]}。书中的这一渲染与历史记载相符:党内指示与前线革命法庭的简化审判,确实构成了促成顿河上游哥萨克大规模倒戈的直接原因。

三月四日,鞑靼村村民大会上,施托克曼向全村公开宣读第十五因津斯基师革命军事法庭开列的处决名单,并当众为处决辩护,试图借此打消村中关于苏维埃政权将“把哥萨克全部消灭”的谣言。独臂的阿列克谢·沙米利当场反驳:七名被处决者(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尔舒诺夫、马克西姆·博加特廖夫、马特维·卡舒林、迈丹尼科夫、扎哈尔·科罗廖夫、伊万·阿夫杰伊奇·西尼林等)不过是说了几句怨言的庄稼汉,而能拿钱赎命的商人与神父却安然无恙;会场随即流传起讽刺“士官生”的民歌《小苹果》,气氛骤然紧张。会议同时提出将白军逃亡者遗留的财物分给贫苦人家,却遭全场沉默抵制,无人敢于领受,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事后主张宁可将财物烧毁,也不愿分给心怀疑惧的村民^{[6 处]}。这场公开质疑表明,处决政策造成的裂痕并未随时间弥合,反而在其后数周持续发酵,并成为一九一九年三月顿河上游哥萨克大规模起义的直接背景之一。

三月中旬,已随第四后阿穆尔团撤离鞑靼村的施托克曼在赶赴霍皮奥尔河口镇途中,从一名赶爬犁的旧教派哥萨克口中听到关于布坎诺夫斯克镇政治委员马尔金的传闻:马尔金以曾任镇陪审官为由,将当地多名不识字、只因胡子长而被推举任职的老人押至树林剥光处决,不准家属收尸,并当众扬言要“狠狠地整整”哥萨克。施托克曼未予否认,承诺调查核实、如情属实必严惩,并以红军此前曾公开枪毙一名抢劫哥萨克妇女财物的本方战士为例,主张苏维埃政权对内部人员的不法行为同样不能姑息;但这名旧教徒所述始终止于“人们这样说的”传闻,书中并未独立证实,同行的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当场质疑其说法夸大^{[7 处]}。这名旧教徒在同一段对话中,还借家族口传追忆彼得大帝曾派多尔戈鲁基大公率兵镇压顿河上游不服沙皇统治的哥萨克(史实指1707—1708年镇压布拉文起义的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远征军),沿途烧毁哥萨克市镇、削鼻绞杀,并以此反问:沙皇尚且未曾授权大公如此胡为,苏维埃政权又何曾授权政治委员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置哥萨克(原书对多尔戈鲁科夫其人及尼康教派改革另有注释)^{[2 处]}。这一自发的历史类比,将1919年的红色恐怖与两个世纪前沙皇政权对哥萨克起义的血腥镇压相提并论,是书中人物自己对这场政策所作的历史定位。

五月,帕维尔·库季诺夫向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出示一份缴获文件:第四师师长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击毙一名拉脱维亚籍红军政委后,从其衣袋中搜得一道署期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自博古恰尔“清剿军”司令部的命令,要求在各步兵、骑兵、炮兵与机枪连中宣读,称“无耻的顿河暴动者的末日来临了”,誓言在数日内“彻底歼灭暴徒和叛逆者”、“洗掉顿河叛乱的污点”,对坚决抵抗的市镇“丝毫不能宽恕”,只赦免自愿归顺者^{[2 处]}。这份文件与一月中央组织局“对哥萨克实行大规模恐怖”的指示、二月南方战线的实施细则一脉相承,以文书形式印证了促成三月起义并使其持续激化的镇压政策在五月仍在延续、并被叛军用作证明红军不可能招安、唯有死战到底的宣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