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季韦尔辛

推测为1905年秋，铁路总罢工爆发前夕

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季韦尔辛是莫斯科铁路枢纽的机车修理工,工友唤其乳名“库普里克”,一九〇五年十月莫斯科—喀山铁路总罢工的核心组织者之一。其父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也是机车修理工,一八八八年一次撞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母亲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季韦尔辛娜)此后守寡,曾两次拒绝老工长彼得·彼得罗维奇·胡多列耶夫(彼得·彼得罗维奇·胡多列耶夫)的求婚,由此结下嫌隙。^{[2 处]}

推测为1905年秋，铁路总罢工爆发前夕

一九〇五年十月初罢工酝酿之际,他与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一同出席罢工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对会议久议不决感到不耐,扬言只需到锅炉房拉响汽笛就能让全线停摆。散会途中,他先是目睹段长富夫雷金之妻对聚集工人投以轻蔑目光而心生厌恶,随后又因老工长胡多列耶夫虐打学徒尤苏普卡而与其发生冲突,两人操起工具相向,险些酿成命案,被众人拉开后他愤而离厂。就在此时,罢工委员会已决定当晚发动罢工;他随后吹响的汽笛信号恰与总罢工的发动信号重合,以致他多年来一直以为是自己一人让全线停止运行,直到日后受审才得知实情。^{[6 处]}

1905年10月前后

罢工发动三天后,他才穿着单薄的秋衣、顶着骤然降临的严寒回到家中,看门人吉马泽特金(吉马泽特金)告知警察与警察分局长已上门查问同他来往的人,劝他躲避,不要在家过夜。他与寡母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季韦尔辛娜)同住,家中的房子属邻近的圣三一教堂,住户多为莫斯科—布列斯特线的铁路职工。他的哥哥应征入伍,在瓦房沟战斗中负伤,当时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陆军医院治疗,嫂子带两个女儿前去探望,家中一时只剩他与母亲。母亲告知安季波夫已于当夜遭到搜查后被捕,其妻达里娅正患伤寒住院,幼子帕夫卢什卡与一位耳聋的姑姑留守家中且面临被逐出住房,母亲提议将孩子接来同住。远亲、诵经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当天来访借柴,并带来沙皇已签署公告、承诺分地并使农民与贵族平等的消息——即《十月宣言》。^{[6 处]}

1905年10月至11月

《十月宣言》发布后,他反对母亲带帕图利亚(帕维尔·安季波夫)参加特维尔门到卡鲁日斯克门的示威游行,母亲未听劝阻,二人仍前往,游行遭龙骑兵冲杀,母亲挨了一鞭。^{[3 处]}

其后他因参与铁路职工小组的活动受审,公诉方为莫斯科高等法院副检察官科尔纳科夫;拉里莎·吉沙尔曾托科洛格里沃夫向其求情从轻发落,未获奏效,此后一度被流放。^[出处]

推断为1918年前后，十月革命后战时共产主义初期

内战期间,他早年居住的莫斯科大院经居委会决定收归区苏维埃支配、辟为外地代表宿舍,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理由是他流放前曾住在此处。^[出处]

约1919年,俄国内战期间

作为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老参加者,他在乌拉尔的林中弟兄游击队秘密会议中与同为老工人的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一同坐在贵宾席,受与会者近乎神明般的尊崇。他不满年轻指挥员利韦里·阿维尔基耶维奇·米库利钦对中央代表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的傲慢态度,出面打断争论,并就报告中吸纳军事专家一条提出异议,称工人们不信任出身行伍的长官,认为其中总有反革命分子。^{[4 处]}

一九一八年十月

其后他与老友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一同从霍达茨基调至尤里亚金附近的革命法庭委员会任职;二人抵达后不久,城中即发生一起夜间搜查、揭出反革命组织并大批抓捕的事件,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因二人素来相识、又与安季波夫之子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的家事有牵连,由此深为自身与女儿的安危担忧。^{[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