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之兄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之舅父,自愿还俗的神甫。在玛丽亚的葬礼上,他身着黑衣、窄袖镶皱襞出现在坟前,将痛哭的外甥尤里从墓地领走。^[出处]

圣母节前夕

下葬后,他携外甥尤里南下,在伏尔加河畔一个省城的书局供职,该书局曾办过一份进步报纸。^[出处]

1903年夏

一九〇三年夏,他因书局事务携尤里前往杜普梁卡,拜访教育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就书刊审查问题商谈其论土地问题著作的校样修改。途中同车夫谈及乡间已有农民杀死商人、烧毁地方自治局种马场之事。他做过神甫,还俗后经历过托尔斯泰主义与革命思潮的洗礼,仍在不断探索新的思想,尚未写出日后使他成名的著作,但其思想已趋成熟。^{[5 处]}

夏季,具体年份不详

在杜普梁卡协助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修改校样期间,他向对方阐述其历史观:历史始于基督,是世代对死亡之谜的解释与战胜死亡的探索;个性自由与视生命为牺牲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唯有忠于基督才能忠于不朽。他自陈免去教职后曾长期不得担任公职、不许前往京城。^{[3 处]}

1900年代初，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

在莫斯科期间,托尔斯泰派信徒维沃洛奇诺夫来访,请他再次为政治流放犯到学校演讲;他应允后,两人就美与善、宗教神秘仪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罗赞诺夫等话题争辩,言语不投机,不欢而散。事后他在仅一年动笔一两次的记事本上写下感想,重申其历史哲学:古代世界人迹稀疏、万物皆神,至罗马因人口过剩而拥挤龌龊、诸神与民族杂陈,遂告终结;“加利利人”的到来开启了以个人、以凡人劳作为中心的“人的时代”,自此人类交往归于不朽,生命因有意义而具有象征性。^{[8 处]}

1905年前后(推断为革命动荡时期)

一九〇五年秋,他自彼得堡迁居莫斯科,借住远亲斯文季茨基家的顶楼书房,原为躲开彼得堡的喧嚣、专心撰写一部已构思成熟的著作,不料在莫斯科终日奔波于女子高等学校、宗教哲学院、红十字会与罢工基金委员会等处讲演作报告,书稿仍无暇动笔;他常想起加邦牧师、高尔基与维特此前在彼得堡的来访,萌生远赴瑞士山林静修的念头。他将外甥尤里安顿在莫斯科诸亲戚家中,后转寄冬妮娅·格罗梅科家,并留意到尤里与米沙·戈尔东、冬妮娅三人自成一个要好的“同盟”,读书之余醉心于关于贞洁的说教,凡涉情欲之事皆斥为“庸俗化”,他认为三人已流于极端。^{[6 处]}

1911年11月—1912年春

此后移居洛桑,以俄文在当地出版著作与译著,进一步阐发其历史观:将历史视为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与记忆建造起来的“第二个宇宙”,用以回答死亡;其著作核心是对基督教的一种新解释,并由此引出一种新的艺术思想。这些思想对外甥尤里的影响是解放性的,促其前进;对米沙·戈尔东的影响更深,促使米沙选定哲学为专业,并使其一度考虑转入神学院。^{[3 处]}

约1917年秋

一九一七年,他取道瑞士、伦敦与芬兰返回俄国,途经彼得堡时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归来后曾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激烈争论。回到莫斯科后,他先寄居城郊一位熟人的别墅,未即刻返回格罗梅科家。^{[2 处]}

1917年秋

外甥尤里在饭店客房与他重逢:斑白的头发与合身的西式衣着为他增添风采,举止依旧安详从容,谈及政治时语带玩世不恭的冷漠,自我克制的程度已超出彼时俄国现实所能允许的分寸,显出多年侨居国外养成的疏离感。此后在社交场合,他判若两人,乐于扮演一个政治上能言善辩、周旋于沙龙的角色,又常到僻静小巷探望旧相好的女人们,嘲弄她们落后于时局的见识。据说他在瑞士还有一位年轻女伴、未了的事务与未脱稿的著作,此番归国只是暂时投身沸腾的祖国事务,日后仍打算返回阿尔卑斯山脚下。^{[6 处]}

1917年秋

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常提起两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知己——笔名米罗什卡·波莫尔的新闻记者与笔名西尔维亚·科捷利的政论作家,并为二人辩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则斥责这两人昧良心、言行不一,双方就此展开激烈争论。他坚持认为多少世纪以来人民群众所受的不合理不公正老早已被历史揭示,不论称作封建制、农奴制还是资本主义,变革都势在必行,对旧制度的部分修补已无济于事,唯有彻底破除。^{[5 处]}

1917年10月末至11月初(旧历)/俄历十月革命期间莫斯科巷战

十月革命莫斯科巷战爆发当日,他最先跑来向外甥一家报信,称沿途几次遇险、已无直通的路,力劝尤里同去街上看看这场“历史性的事件”,自己却讲了两个小时话便坐下吃午饭,临走前又被随后赶到、带来同样消息的米沙·戈尔东劝住;他不听劝告出门探路,很快因流弹和断路折返,此后与戈尔东一同在日瓦戈家中滞留了三昼夜(见十月革命在莫斯科的巷战)。^{[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