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

1905年10月前后

帕维尔(乳名帕夫卢什卡、帕图利亚)是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与达里娅(达里娅·安季波娃)之子,内战期间化名“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为红军统帅。少年时穿职业中学制服。一九〇五年十月总罢工发动后不久的一夜,警察上门搜查并带走其父;其母此时正因伤寒住院,他与一位耳聋的姑姑留在家中,且面临被逐出住房。季韦尔辛家得知此事后,提议将他接去同住,他随后搬入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季韦尔辛娜)家中。^{[2 处]}

1905年10月至11月

他是个爱整洁、观察力强的孩子,好开玩笑,善于惟妙惟肖地模仿所见所闻。《十月宣言》发布后,不顾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季韦尔辛)的反对,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带他一同参加了从特维尔门到卡鲁日斯克门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途中避入一所学校召开临时集会,重新上街后遭龙骑兵冲杀,他与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失散,一度被一名龙骑兵驱赶到人群聚集的街角围观处,骑兵离去后他跑回老太太身边,二人一同回家。^{[6 处]}

1905年12月，普雷斯尼亚起义期间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期间,他常与朋友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一同外出,在街垒附近“玩战争的游戏”,并结识寓居起义区的拉里莎·吉沙尔。帕沙尚未脱童稚,毫不掩饰见到拉拉时的欢喜;拉拉察觉了自己对他的影响,他后来在与拉拉多年的交往中日渐倾心,终致发狂地爱上她,视她为自己生活中唯一的选择。^{[3 处]}

1911年春至1911年12月27日

按拉拉的坚决主张,他读完职业中学后专心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准备报考大学语文系,计划一九一二年与拉拉一同通过国家考试后成婚,再赴乌拉尔一座省城任男子中学与女子中学教师。租住的房间由拉拉在艺术剧院附近的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代为租下。他不知道拉拉背着他资助其被流放的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与体弱多病的母亲达里娅·安季波娃,也暗中补贴了自己的食宿费。一九一一年,他言谈中渐露教训人的口吻,与拉拉发生过几次小争执。^{[4 处]}

一九一一年圣诞夜,拉拉突然造访他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的住处,神色慌张,要他背转身、点上蜡烛,只说自己遇到难事、身处险境,要他不必追问、立刻定下婚期。他当即应允,愿随时完婚,但拉拉并未说明缘由,只岔开话题。^{[4 处]}

未标明具体年份，婚礼在圣灵降临节（春末夏初）举行

拉拉病重期间不许他探望,枪击一事及科马罗夫斯基对拉拉的庇护令他既痛苦又困惑不解。拉拉病愈后曾试图斩钉截铁地拒绝他的爱情,称自己配不上他,说时却哭得让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所有不可饶恕的罪行,却依然发狂地爱着她,双方为不再拖延而决定考试结束前完婚,后又因拉拉的要求延至圣灵降临节。婚礼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操办,在由安季波夫一家重新布置的画室举行酒宴。新婚之夜,帕沙的疑虑与拉拉的坦率坦白反复交替,遍体鳞伤的想象力已跟不上她所吐露的新情况;这一夜的变化之大,使他清晨起来后自己也惊讶为何众人仍如从前那样称呼他。^{[6 处]}

婚后十天,他与拉拉双双以优异成绩自专修班毕业,接到赴乌拉尔尤里亚金同校任教的聘书,与拉拉一同启程离开莫斯科。^{[2 处]}

1916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西洛夫攻势后）

在鄂木斯克军校期间,他很快清醒过来,十分想念妻女。数月后获准尉军衔,提前毕业,被派往一个作战的军里服役,途中绕过尤里亚金、未及在莫斯科与任何人见面便直赴前线。此后来信渐有生气,他盼望立功或负轻伤以换取一次探亲假。这一机会未及兑现:该军在后来被称为“布鲁西洛夫战役”的突破之后转入进攻,他的信随即断绝,此后杳无音信。拉拉经尤里亚金、莫斯科邮局及部队原驻地多方查询均无结果。^{[3 处]}

一战东线，约1915—1916年（加里西亚战场）

前线所在团中,他与旧识奥西普·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同住一个掩蔽所;加利乌林发现他已不复当年模样,变得神经质、见多识广而鄙视一切,郁郁寡欢。在一次突击战中,他率领所部士兵冲锋时,团里的观察所目睹德军炮弹在其队伍前方炸开,认定他与所部士兵已全部阵亡,遂将其视为已牺牲,委托加利乌林保管其遗物以便转交拉拉。实际情况说法不一:一说他确已阵亡,一说安季波夫准尉是在损失半个连兵力后被俘。^{[6 处]}

约1918—1919年

他此后被俘,获知俄国爆发革命,遂于一九一七年逃出战俘营返回祖国。返国后化名“斯特列利尼科夫”(意近“枪手”),经幼年寄养之家季韦尔辛家(尤其是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保举,投身红军。他在局势混乱、偏激观点最盛行的年代里表现出的革命热忱不落人后,且其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源自个人生活、独立自主的,故极得人事部门信任,被提拔担任要职,时人赠其绰号“枪管子”。^{[3 处]}

约1918—1919年

其父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因参加一九〇五年革命而遭殃时,他尚年幼,未卷入这场运动;后来读大学,因是贫家子弟得入高等学府而格外看重学业,富家子弟的骚动未曾触及他,毕业时已带着丰富学识,此后又自学数学,建于原有的历史语文专业基础之上。按法令他本可免服兵役,却自愿从军,以准尉军衔被俘。^[出处]

约1918—1919年

内战期间,他以“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名统率一支装甲专列部队,活动于乌拉尔地区铁路沿线,以判断迅速、手段严酷著称。经他处理的战事与暴乱包括:乌斯特涅姆金斯克与下开尔密斯的战役、古巴索夫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大熊洼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食事件、土尔卡图拉市拉辛派士兵倒戈投白事件,以及奇尔金河口码头武装暴乱(忠于苏维埃的指挥员在此遇害)。其专列所到之处,士兵逃亡现象即被遏止,征兵机构受其监察后面貌一新,红军兵员补充与新兵接待随之顺畅。白党分子从北面压境造成威胁局面后,他又被委以直接军事行动与战略、战役性任务,一插手即见成效。^{[4 处]}

约1918—1919年

他思路清晰,天赋中带有对高洁品德与正义近乎苛求的追求,感情奔放、知恩必报,却缺少应付意外情况的灵活、不善于据新发现修正原有的完整设想;原则性有余而通融不足,只见个别与局部,不识普遍与一般。自幼向往崇高光辉的事业,把生活视为一个人人应恪守规则、凭本领夺胜的竞技场;当现实证明并非如此时,他并未反思自身设想有误,而是将屈辱长久埋藏心底,进而萌生要在生活与败坏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者、为生活复仇的念头。失望使他愈趋严酷,革命则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6 处]}

约1918–1919年（俄国内战期间）

日瓦戈一家乘车前往瓦雷金诺途中,曾得知他下令炮轰下开尔密斯村,原因是该村驱逐了贫农委员会、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不服从动员令;村庄与车站被焚毁,殃及无辜的邻村,当地铁路人员谈及此事言辞谨慎、有所畏惧。^{[5 处]}

1918-1919年内战期间

日瓦戈一家继续东行途中,又在夜间车站听闻两名铁路人员议论:一列全速开过的装甲快车据信是他的专列,受命追剿一名占据尤里亚金附近某码头、带有一批捷克军人的白党长官,该长官姓名众说不一,或作加列耶夫,或作加利列耶夫公爵,或作阿里·库尔班。^{[4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8—1919年

其专列此后停驻于尤里亚金水陆郊区拉兹维利耶的岔线上。日瓦戈在此地夜间散步时被哨兵扣留,证件被没收送往该列车,他本人也随即被押解前往。次日,他健步走入办公车厢,先向部下宣布已将当面之敌击退过河,称这不过是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作战,因敌我双方同为俄国人,只是对方不肯与“愚蠢”分手;又提到对方指挥官曾是自己的朋友、出身比自己更“无产阶级化”,二人是在同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自己在生活中欠这位旧友不少人情,如今将其赶过河去、甚至更远,心中感到高兴。他随即想起扣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一事,审看证件后认定哨兵搞错了人,当面致歉,称对方为“同志”,归还证件,并以邀请代替命令,请其到近旁的车厢一叙。在日瓦戈眼中,他身材匀称、步伐坚定敏捷,举止不矫揉造作而带有天然的征服力,给人以历史人物或时代风云人物一般的印象。他所说的这位出身贫寒、与自己同院长大的白党指挥官身份未经明言;书中此前传闻指挥尤里亚金一带白党武装的正是日瓦戈在梅留泽耶沃的旧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后经拉里莎证实加利乌林确已投身白党一方并身居要职。^{[8 处]}

俄国国内战争期间,约1919—1920年

问话中他认出日瓦戈此行目的地瓦雷金诺曾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追问对方是否为其继承人,并以战时逃兵藏匿林中、需查验“苏维埃的人”证明为由步步紧逼,言语间夹带威吓与讽刺,称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日瓦戈或许并非真正同情革命的医生;但最终认定其确已自由,下令放行,只预告将来还会重逢、届时另当别论。他随即致电拉兹维利耶肃反委员会运输局,请人护送日瓦戈离开。^{[5 处]}

俄国国内战争期间,约1919—1920年

放走日瓦戈后,他独自一人打电话至车站,关照对一名帽子戴到耳朵上、头缠绷带押来的男孩加以医疗照看、按口粮供给饮食,并要经办人对此人身负个人责任;通话中猜测这男孩或是自己教过的学生,盘算其教书、参战与被俘的年数是否与孩子的年龄相符。放下电话后,他透过车厢窗口眺望尤里亚金城门附近曾是自家住处的一带,想到妻女拉里莎与卡坚卡(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卡坚卡)或许仍在那里,又认定要回到那种被中断的生活,必须先结束眼下这种新生活,却说不清那将是何时。^{[3 处]}

1918年前后(内战初期)

在尤里亚金,流传着一种说法,称他就是复活的安季波夫——本地一位在两所中学教数学、深受女学生爱戴的教师,与本地一名女教师(即拉里莎)结婚后自愿上前线,自此下落不明,人称此为“天老爷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讲述者也承认这不过是坊间传言,未必属实。^{[2 处]}

约1918-1919年内战时期

日瓦戈途经拉兹维利耶与他相见后,曾向拉里莎讲述这次会面,称他并非自己原以为的粗野讨伐者或革命狂热的刽子手,认为一个人若不合乎既有类型划分,便还保有作为人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日瓦戈同时判断他终将失败、不会有好下场:他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出于偶然,一旦不再被需要,便会像此前许多军事专家一样被无情抛弃;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沉迷书本,而是源自个人遭遇与积怨,是要为生活向败坏生活的势力复仇。^{[3 处]}

约1919年,俄国内战期间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后来向日瓦戈证实,斯特列利尼科夫确是其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只是他和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必要借用的化名。内战期间他一度率部驻扎尤里亚金,长期住在铁路专列的车厢里；此后转战西伯利亚,在苏维埃军队大力推进的一处战线上击败了自己少年时的同院伙伴、后来又同在前线共事的奥西普·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他的化名与婚姻关系加利乌林早已知情,却从未表露,只在听到“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名时情绪激动、失去自控。他驻尤里亚金期间,拉里莎屡次前往科木奇设于原督军官邸、现挂“求诉接待处”牌子的司令部附近守候,盼与他不期而遇,却因不便报出妻子身份、被副官婉拒而始终未能相见;其父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此时就在附近的革命法庭任职,却因儿子隐匿身份而从不相认、也不过问,恪守组织纪律甚于父子之情。拉里莎认为,他并非忘却或不再关心她们母女,而是打算以战争中赢得的功勋载誉而归,把胜利“放到她们脚下”后再相见。^{[9 处]}

约1920年

红军在内战中取胜后,非党出身、地位接近高层且了解情况较多的军事专家大批遭清洗,能全身而退已属幸运,不少人被秘密处决以绝后患;他因此属于首当其冲的一批,已逃往远东藏匿,遭到搜捕,下落不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谈及此事时,自陈仍深爱着他,认为他是个品格高尚、坦荡、干大事的正直之人,自己难与他相比,深感对他有所亏负。^{[2 处]}

内战后期(推断约1920年代初)

拉里莎后来向日瓦戈提及,曾有一次从远处见到他在警卫护送下上车,发现他容貌几乎未变,依旧英俊、诚实、坚毅,却察觉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一张生气勃勃的面孔已成为某种思想、原则的化身与图解,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侵入其中、使其黯然失色。她认为这正是他为之献身的那种力量所致——一种高高在上却置人于死地、不讲怜悯的力量,终将连他自己也不宽恕。^{[3 处]}

1916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西洛夫攻势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尤里亚金任教期间突然决定志愿入伍,提前两周便着手准备,向兵役局递交报告,安排好学校的接替人选,并获鄂木斯克军校录取。拉拉极力挽留、痛哭哀求,他去意不改,如期出发。拉拉后来意识到,他此举出于双重误解:一是战争爆发后弥漫全社会的言辞造作之风侵入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使二人交谈中平添一种矫饰的官派腔调,他却把这一时代通病归咎于自己,自视为庸碌无为、是个“套中人”,遂决意参军,以便把妻女从他自以为加诸她们的压迫中解脱出来;二是他不了解她对他倾注的感情中掺杂着母性的成分,而以为她的爱不及他所需。他这种少年时期便已萌生、方向有误的自尊,由此第一次驱使他做出奋不顾身之举,此后他对生活、对历史的种种抱怨与挑衅性的乖戾行为皆由此开端,并最终把他引向必然的死亡之路。^{[9 处]}

约1920至1921年

科马罗夫斯基赴任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部长途中拜访拉里莎与日瓦戈时,自称正以该政府成员身份在东西伯利亚寻找他,欲协助其进入远东自治领域避祸;若寻访不到,则提议以其交换某个被联军扣押、莫斯科当局看重的要人。此说未获证实,拉里莎对此将信将疑。^[出处]

内战期间，冬季

科马罗夫斯基曾告知日瓦戈,他已被捕并处以极刑、判决随即执行,叮嘱不可让拉里莎得知此事。^{[4 处]}

内战后期的冬季,具体年份不详

拉里莎与卡坚卡随科马罗夫斯基离开瓦雷金诺后,某日傍晚他却径自现身瓦雷金诺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家旧宅,身着毛皮衣裤、背负来复枪,举止从容如熟悉此宅的主人,与此前该宅内一名不明来历房客留下的用品及居住痕迹相符。屋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起初未认出来人,细辨之下认出他正是当年在拉兹维利耶专列上相见的斯特列利尼科夫,足见科马罗夫斯基此前所传的处决消息与其本人此时仍生存于世的事实相抵触。^{[6 处]}

内战末期，约一九二〇年前后的冬春之交

在瓦雷金诺与日瓦戈彻夜长谈中,他语无伦次,一时表白一时坦白,以此逃避独处;屋中堆放的蜡烛、火柴、咖啡、文具等捷克、日本、英国军用物资,是他在赤塔附近任红军将领期间由部下征用带出的。他讲述了逃亡经过:因遭诬告将受军事审判,他决定在被捕前及早躲藏,冬季徒步离开西伯利亚西行,曾于大雪覆盖、整列停驶的西伯利亚铁路车厢中过夜;途中结识一名从游击队处决行刑中侥幸未死、缓过气来的流浪少年,即捷连季·加鲁津。加鲁津之父被掳作人质下落不明,母亲身陷囹圄,他为救母亲而向县非常委员会认罪、告发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藏身之处,后者因事先有所防备而及时脱身。他历经辗转穿越西伯利亚,来到此地是因笃信熟识者绝料不到他敢于藏身此处;此时已自知被跟踪上,行将被捕,又提及自己久已失眠、夜晚将至令他不安。他自陈此来是为寻访妻女下落,但为时已晚。^{[9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

同一夜长谈中,他向日瓦戈追述自己少年时代在铁路工人聚居的院落中初见拉拉的情景——其父当时是车站路段养路工长,他常到那院子里去,由此结识就读附近女校的拉拉,称她脸上、气质中早已刻着那个世纪的所有委屈、觉醒与骄傲。他自陈自己一生所行的一切——入大学、当教师、赴尤里亚金任教、参战、被俘后逃回并改名投身革命——都是为了她:要以此让她饱受的痛苦得到报复,洗刷掉那些屈辱记忆,使特维尔大街、亚玛大街所代表的旧世界不复存在;此时妻女就在附近,他却须将会面一再延后,先了结自己这一生的事情。他向日瓦戈追问拉里莎对自己的感情,得知她曾称他是“人的典范”“独一无二”,愿从天涯海角跪着爬回两人同住过的老屋;听闻拉拉抖地毯时的种种细节后,他起身拉住日瓦戈的手按在自己心口,请其不要离开。他自陈六年的分离与等待仍未换来真正的自由,原盼先建功以争得完全属于她们的资格,如今设想俱已落空,明日即将被捕,届时不会有申辩的机会,只会被喊叫与辱骂堵住嘴。^{[10 处]}

内战时期,冬季,具体年份原文未直接说明

次日清晨,日瓦戈发现门廊台阶外不远处他横卧雪地,已开枪自杀身亡,左太阳穴下的积雪凝结成血团,四溅的血珠冻结如花楸果。^[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