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诺肯季·杜多罗夫

1903年夏

尼卡·杜多罗夫是一名中学生,寄居于教育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中,即杜普梁卡。一九〇三年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随舅父到访杜普梁卡,与他相识;尼卡年长尤里两岁,问好时握手用力下拉、低头以刘海遮面,尤里觉得他似有轻视之意。他嫌与尤里等人相处枯燥乏味,曾有意躲避他们独自出走。^{[2 处]}

1900年代初，1905年革命之前

尼卡本名伊诺肯季(母亲唤他“伊诺切克”),父姓来自其父杰缅季·杜多罗夫——一名恐怖主义分子,曾被判处绞刑,经沙皇特赦改服苦役;母亲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出身格鲁吉亚埃里斯托夫家族,性情乖张,同情暴动与反抗分子。因父亲的姓氏危险,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与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曾商议为尼卡请旨改用母姓。十三岁那年夏天,母亲以赴高加索为由离家出走,实则北上彼得堡与大学生一同参与枪击警察的骚动,尼卡因此对母亲、对被当作孩子对待都心怀愤懑,曾扬言要投奔西伯利亚的父亲发动起义。同一时期,他与寄居杜普梁卡的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划船采摘睡莲时起了争执,两人一同落水。^{[5 处]}

1905年12月，普雷斯尼亚起义期间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期间,他常与娜佳的朋友帕维尔·安季波夫一同外出,在街垒附近“玩战争的游戏”,并因此结识寓居起义区的拉里莎·吉沙尔。拉拉觉得他性格与自己相似——耿直、孤傲、不爱讲话,故对他兴致不大。^{[2 处]}

1917年秋

少年时期,他因参与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而被中学开除,此后一度辗转于几所艺术学校之间,终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吸引。他被错误征去当兵,服役及等待甄别期间常因疏忽违纪而受罚役,退伍后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见到军官便不由自主地举手敬礼。这期间他仓促向在伏尔加河码头结识的一名年轻姑娘求婚,婚后不到一年即与妻子分手。他到战争年代才从大学毕业,比同伴晚了许多,此后留任俄国史与世界史两个教研室,在俄国史方面研究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在世界史方面研究圣茹斯特;昔日轻浮任性的性情,变为专注于学问的沉静。^{[6 处]}

1929年夏初

一九二九年夏,他从流放地服满期限归来,被剥夺的权利得到恢复,重新获准在大学授课。在米沙·戈尔东家与戈尔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闲谈时,他讲述流放与受审经历,称与检察官的当面对话让自己在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思想日趋成熟;他还提到狱中相识的一名东正教司祭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及其六岁的女儿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3 处]}

1920年代(具体年份文中未明示)

日瓦戈猝死后,他与米沙·戈尔东一同陪伴在悲痛的马林娜·马克洛夫娜身边守灵。^[出处]

1943年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少校军衔在苏军服役,与已升任少尉的戈尔东同属一支部队。一九四三年夏红军经库尔斯克会战突破包围、解放奥廖尔后,二人各自出差、休假归队途中在小镇切尔尼不期而遇,同宿一夜,彻夜长谈。^{[3 处]}

约1940年代末（卫国战争结束后若干年）

他曾两度因政治罪名被捕,均在头一次被牵连之后再度入狱,但每次获释都恢复公权、获准回大学授课,应召参战时已是享有完整职权的少校,未如战友戈尔东那样经历惩戒营。他认为,相较于三十年代脱离实际的恐吓与镇压给人带来的精神重压,战争的实际危险反而是一种解脱,并将这一代人在苦难中锻造出的坚韧与英雄气概视为革命链条中战争这一特殊环节的产物。^{[6 处]}

约1940年代末（卫国战争结束后若干年）

一九二九年获释后,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考入历史系,成为他的学生;她起初以匿名方式在墙报上对他冷嘲热讽,言辞尖刻不公,后来才发现这是她长期隐藏的爱恋的伪装。一九四一年夏、苏德战争爆发前后,两人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区与青年学生一同接受军训、参加民兵组织,奥尔列佐娃还进行了跳伞训练并参与击退德军夜间空袭,二人由此订婚。不久他随部队调动,自此再未见到她,只从报纸与部队通令中得知她后来以游击方式炸毁德军据守的一处堡垒、被俘后遭绞死。两次负伤住院后,他从高炮部队调至司令部第七处(需通外语的部门),并设法将戈尔东也调至该处同一部队。^{[9 处]}

约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

战后数年,他与戈尔东仍保持往来,一同翻阅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编选的日瓦戈札记。^[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