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沙·戈尔东

20世纪初（具体年份文中未给出）

米沙·戈尔东是从奥伦堡随父迁居莫斯科的中学二年级学生,十一岁,面容沉思,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戈尔东赴莫斯科任职,他随行前往就学,母亲与姐妹先行到莫斯科布置新居。^[出处]

20世纪初（具体年份文中未给出）

他是犹太人,自幼因这一身份感到痛苦而困惑:不解为何体质、言语与常人无异的人,却因出身而低人一等且永远无法改善处境。他曾就此问询父亲,父亲的回答未能使他信服,由此他对成年人普遍生出蔑视,唯独父母例外,并立志长大后要将这类问题弄清楚。^{[4 处]}

20世纪初（具体年份文中未给出）

赴莫斯科途中,同车厢一位神经质的富商多次与父亲长谈,并对米沙格外关切,屡次赠送礼物。此人在旅途最后一日突然冲出车厢,从行驶中的列车跳下身亡,父亲拉响紧急制动闸使列车停下。米沙目睹尸体后因怜悯与惊吓而痛哭,并留有死者临终所赠的一箱乌拉尔矿石标本。^{[5 处]}

1905年前后(推断为革命动荡时期)

在莫斯科,他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同校,又与寄居格罗梅科家的冬妮娅·格罗梅科结为要好的“同盟”,三人读腻《爱情的意义》与《克莱采奏鸣曲》后又醉心于关于贞洁的说教,凡涉情欲之事皆斥为“庸俗化”。^{[3 处]}

1905年12月或稍后（约1905年末至1906年初）

一九〇六年一月的一个深夜,他随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与尤里赶往“黑山”旅馆探视自尽未遂的住客,在内室认出了一名男子——正是当年在火车上教唆并纵容自己父亲的旅伴酗酒、致其醉后跳车身亡的那名律师,即科马罗夫斯基。他见状浑身颤抖,想告诉尤里,却被尤里当众止住;出门后他才说破此人身份,提醒尤里记得自己在火车上讲过的往事。^{[3 处]}

1911年11月—1912年春

受尤里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历史思想的影响,他选定哲学为专业,在系里兼听神学课程,并数次考虑转入神学院;尤里认为这种影响对米沙构成一种束缚,出于分寸感未曾劝其放弃这些想法,只是希望他能更看重实践经验、更接近生活。一九一二年春,他于大学哲学系毕业,获语言学士学位。^{[3 处]}

约1915—191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一批莫斯科社会活动家组成的救护车队前往前线,车队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携带赠给士兵和军官的礼物。得知童年好友尤里所在的师部医院就在附近一村庄,他取得通行证,乘军用四轮大车前往探望,途中经过多处被战火夷平的村庄。原打算只停留一日便返回车站与同伴会合,结果在此滞留了一个多星期。^{[4 处]}

1915年秋（一战东线“大撤退”期间）

滞留期间,他随日瓦戈前往一处靠近火线的战地红十字包扎所,亲眼看到伤兵撤下休整、伤员由无弹簧轻便马车送抵的景象,并目睹一名面部被炮弹碎片炸毁的重伤员在担架上断气,当场在心中祈求上帝速让此人解脱。这名死者、稍早在附近树林中与军医争吵的军官及在场的护士彼此互为父子、亲属或旧识,但戈尔东与日瓦戈均未察觉。^{[5 处]}

约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事期间

返回住处途中,二人路过一个村庄,目睹一名哥萨克当众戏弄一位犹太老人、借机殴打取乐,日瓦戈出言喝止后方才作罢。日瓦戈随后向他谈起战时犹太居民所受的苛捐、摊派与“缺乏爱国心”的指责,他对此番议论未作回应。这一幕呼应了他自幼因犹太人身份而生的困惑与痛苦(见俄国犹太人居住区与一战反犹迫害)。^{[4 处]}

约1915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任俄军总司令时期）

当夜,他就白日那一幕哥萨克戏弄犹太老人的场面发表长篇议论,称此类举动本身无须讲什么道理,一记耳光便可了结,但犹太人问题作为整体则需要哲学。他阐述的历史观直接承自舅父辈友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基督教时代已不应再谈论“民族”,《新约》并不训示教条,只提出一种可自愿选择的新生活方式,故而“天国里既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有的只是个人;犹太民族恰恰是把世界从“民族”这一卑微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力量之源,却又固守着世代蒙受苦难的民族身份,继续以老人妇孺的牺牲为代价维系一种他认为早该放弃的、带讥讽意味的“受苦的智慧”。他借此对那些以怜悯弱小民族为满足的庸常论调表示不屑,主张犹太人应当散开、汇入众人,而非固守对立。^{[5 处]}

约1915年，一战东线加里西亚方向撤退期间

次日,他因德军突破当面防线、师部医院仓促撤离而随第一梯队乘敞篷马车先行离开,日瓦戈送他至车队出发处后独自返回住处取物,途中遇炮弹击伤。^{[3 处]}

1917年2月末（俄历）

一九一七年秋,他与因诺肯季·杜多罗夫未经日瓦戈同意便将其诗集付印出版,颇获好评。同年在日瓦戈家的一次晚宴上,他仍是日瓦戈自中学时代起最要好的朋友,情绪尚算不错,却已对自己感到厌烦,勉强打起精神讲些并非本性的俏皮话,试图掩饰内心的消沉。^{[3 处]}

1917年10月末至11月初(旧历)/俄历十月革命期间莫斯科巷战

十月革命莫斯科巷战爆发当日,他跑来日瓦戈家报告同样的巷战消息,称城中交通已断、流弹不时击毙行人,自己能走到这条巷子已属侥幸,回去的路也已断绝(见十月革命在莫斯科的巷战)。此后他被困在日瓦戈家中三昼夜,萨申卡患病的艰难日子里他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的陪伴令日瓦戈夫妇感到宽慰,但三日不断的闲谈也令尤里感到疲惫,战事平息、交通恢复后他才得以脱身。^{[3 处]}

1929年夏初

一九二九年,他在莫斯科小布隆纳亚街租住一间由旧时装作坊改建的怪屋——两层间加了脚手板隔出的夹层,他便住在这夹层里。一日,他与刚服满流放归来的因诺肯季·杜多罗夫、日瓦戈闲谈整个下午;身为大学教授圈子中人,他习惯以好书、好思想家与名家音乐评判一切,对杜多罗夫那番将狱中经历说成“政治再教育”的陈词深表认同,却未察觉这套说法的公式化。谈话中他一再逼问日瓦戈,要他对自己与冬妮娅·格罗梅科、马林娜·马克洛夫娜两方的关系给出明确交代,并责其才具被荒废、理应振作起来做点实事。^{[6 处]}

1920年代(具体年份文中未明示)

日瓦戈猝死后,他与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一同陪伴在悲痛的马林娜·马克洛夫娜身边守灵。^[出处]

新经济政策初期(约1921年前后)发生的往事,由塔尼娅事后向戈尔东与杜多罗夫讲述

听塔尼娅·别佐切列多娃讲述身世后,他与因诺肯季·杜多罗夫在草地上沉默徘徊良久,评论道这种“设想颇为理想崇高、结果流于粗俗物质化”的情形历史上已屡见不鲜,如希腊演变为罗马、俄国的启蒙演变为俄国的革命;并以亚历山大·勃洛克“我们都是俄国恐怖年月的孩子”一语为例,指出该句本应从转义与形象表达的层面理解——“孩子”指知识分子式的子女后代,“恐怖”指天命与启示,而非确指年幼者与可怖之事;到他所处的时代,转义已坐实为字面,孩子即是孩子,恐怖即是可怕。^{[3 处]}

约1940年代末（卫国战争结束后若干年）

战前他曾被捕并送入苏联劳改营与惩戒营,营地仅以“古拉格92ЯН90”编号立柱为标识,他与狱友在严寒中伐木、拖运原木,曾长期不知苏德战争已经爆发。开战后惩戒营囚犯获准以志愿兵身份投入前线,历经数月雷区与炮火下的连续冲锋,所在连队几乎全员战死,他是少数生还者之一。^{[4 处]}

1943年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少尉军衔在苏军服役,与已升任少校的杜多罗夫同属一支部队,因曾服役于惩戒营而军衔低于对方。1943年夏红军经库尔斯克会战突破包围、解放奥廖尔后,二人各自出差、休假归队途中在小镇切尔尼不期而遇,同宿一夜,彻夜长谈,途中戈尔东坚持趁夜色赴河边洗涤军服,称这门手艺是在营中学会的。^{[6 处]}

约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

战后数年,他与杜多罗夫仍保持往来,一同翻阅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编选的日瓦戈札记。^[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