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

约1904—1905年

拉里莎·吉沙尔,小名拉拉,是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吉沙尔之女。举家从乌拉尔迁居莫斯科后,由母亲的保护人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安排入学,与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科马罗夫斯基初见她时便以令人不安的目光打量她。^{[2 处]}

父亲死后母亲终日活在贫困的恐惧之中,拉拉与弟弟罗季翁·吉沙尔从小听惯家人处于死亡边缘之类的话,自知不算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却在有钱人面前如孤儿院收留的孩子般忐忑不安。一家迁居莫斯科后曾在军械胡同“黑山”旅店暂住近一个月。^{[2 处]}

1900年代初，某年春季

一家迁入母亲经营的列维茨卡娅缝纫作坊后,拉拉与作坊学徒奥莉娅·杰明娜相熟,两人关系亲密。科马罗夫斯基牵来的巴儿狗杰克曾咬伤她的脚,杰明娜提议用涂了猪油的复活节石头鸡蛋毒死这条狗。拉拉一面为杰明娜的天真主意发笑,一面暗自羡慕她出身贫寒却仍保有未受损害的稚气,并困惑于自己的命运,思忖为何自己要目睹这一切、并为此感到痛心。^{[2 处]}

七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回忆部分时间早于此，具体不详）

十六岁时,拉拉已出落得成熟标致,看上去像十八岁或更大。一个七月的礼拜日,母亲因身体不适,让科马罗夫斯基代为带拉拉去车市商场一位相识家中参加女儿命名日的舞会。科马罗夫斯基在舞会上邀她跳华尔兹,舞技令拉拉意外,两人的亲近自此越出常规;拉拉事后反复告诫自己不能再赴这类舞会、不能再放纵,但已察觉自己身陷难以摆脱的危险边缘。^{[3 处]}

初春的一个深夜,具体年份不详

一个融雪的夜晚,拉拉身穿从母亲作坊借出、为参加假面舞会而准备的浅紫色连衣裙回到家中,家人已入睡。她在母亲的梳妆台前呆坐,痛哭不止,自认已与科马罗夫斯基发生关系,成了“堕落的女人”,担忧母亲若知情会先打死她、再自尽;设想日后或许会把此事告诉手帕交奥莉娅·杰明娜。^{[4 处]}

拉拉的少女求学时期

对科马罗夫斯基,她的感受并非单纯的反感,而是纠缠不清:这个年纪足以做她父亲、已开始秃顶、却在社交场合颇受欢迎的男人,肯为她花钱费时、称她为“女神”、带她出入剧场音乐会,起初令她感到得意,也挑起了她身为寄宿学校女生尚未褪去的、爱模仿大人举止的顽劣心思。这种带着炫耀意味的兴奋很快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长久盘踞心底的沮丧与对自己的恐惧,伴随失眠、哭泣、头痛与终日的疲惫。^{[4 处]}

她自认已终身沦为科马罗夫斯基的奴隶,却在日复一日的诅咒与自省中意识到,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实则相反:是他因她而苦恼、受她左右,而非她受他钳制。她自忖良心清白、无所畏惧,若公开揭穿两人的关系,应感到可耻和害怕的是他;但她自认还没有科马罗夫斯基对待下属与弱者时的那股狠劲,故不会这样做。这种认知让她愈发看清周围生活中充斥的侧目而视、低声诽谤与模棱两可的诡计。^{[4 处]}

科马罗夫斯基多次匍匐哀求,称不能再这样下去,提出向母亲坦白并娶她,拉拉却已懒得理会这套哀求,只当作空话。他仍继续带着蒙面纱的她出入一家餐馆的单间,侍者与顾客的目光令她感到如同被剥光;她自问相爱是否必然伴随屈辱。这段时期她曾梦见自己被埋入土中,只露出左肋、左肩与右脚掌,左边乳房处长出一丛草,耳边是人们的歌声。^{[4 处]}

十二月初的一天

拉拉不信教,也不信教堂仪式,但仍时常去教堂哭诉,视之为承受生活重压所需的一种内在音乐。十二月初的一个礼拜日,她心绪如临深渊,与奥莉娅·杰明娜同去教堂做祷告,听诵经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诵读“真福九端”,念到“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时为之一震,认定这说的正是她:受践踏者的命运值得羡慕,他们的前途无量。^{[4 处]}

1905年12月，普雷斯尼亚起义期间

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期间,拉拉一家所住旅馆恰在起义区内,窗外可见街垒与义勇队集合点,枪声不绝。她在此结识娜佳·科洛格里沃娃的朋友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与住在季韦尔辛老太太家的职业中学学生帕维尔·安季波夫。她已察觉自己给帕维尔带来的影响——后者尚未脱童稚,毫不掩饰见到她时的欢喜——并不自觉地开始利用这种影响,数年后的交往中才更认真地把握住他这种温顺的性格。看着两个少年在枪声中玩着“战争的游戏”,她想到的已不只是他们二人,而是整座正在开枪的城市。^{[5 处]}

1905年12月前后

母亲经营的作坊因罢工被工人集体辞退,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为此哭泣、自认被辜负,拉拉却出言安慰,称这一切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与妇孺,总有一天会对她们母女都有好处;母亲不为所动,只当是女儿说胡话。随后母女二人在枪炮声中搬往军械胡同的“黑山”旅馆暂避,途中在十字路口遭哥萨克巡逻队拦下搜身。拉拉暗自庆幸这段与外界隔绝的日子里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却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两人关系发端处那个单间里的一幅画,题为《妇人或花瓶》。走在枪声中,她感到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振奋,默念“被践踏的人得福了,受侮辱的人得福了”,把街头的枪声当作对这份信念的回应。^{[6 处]}

1905年12月或稍后（约1905年末至1906年初）

一九〇六年一月的一个深夜,母亲在“黑山”旅店吞服碘酒自尽未遂,旅店上下为此忙乱之际,拉拉本人在里屋伏在扶手椅上熟睡,未受惊扰。科马罗夫斯基进屋取灯时把她唤醒,两人未发一言,只以眼色交换心照不宣的默契——他像操纵木偶的人,她则顺从地任他摆布。这一幕恰被闻讯赶来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从暗处窥见。^{[4 处]}

1906年春

一九〇六年春,拉拉即将升入寄宿学校最后一个年级,与科马罗夫斯基持续半年的关系已超出她所能忍耐的限度。她在一堂历史课上想到暑假将至、届时躲避他纠缠的去处也没有了,当即写字条给同学娜佳·科洛格里沃娃,请她帮忙物色一份报酬较好的家庭教师工作以便与母亲分开居住;娜佳回信邀她去自家教妹妹莉帕。^{[4 处]}

1905年冬季前后（1905年革命期间），至此后约一年内

此后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中住了三年多,如隔一堵石墙,不再受任何人侵扰,连她疏远的母亲和弟弟也未来打扰,科洛格里沃夫全家待她如亲人。这段安稳生活因弟弟罗季翁·吉沙尔的赌债事件被打破:罗佳将同期毕业士官生凑钱购置纪念品的公款输掉,央求拉拉去找科马罗夫斯基说情;科马罗夫斯基拒绝出面,却表示拉拉若开口仍有极大权利求他。拉拉痛斥弟弟拿“士官生的荣誉”要挟自己,称自己没有这种荣誉可言,任人摆布多年、日夜操劳才勉强度日,而弟弟却把一切轻易败坏;但仍答应设法凑钱,并要罗佳次日带上准备自杀的手枪连同子弹一并交给她。她最终向科洛格里沃夫借得这七百卢布。^{[6 处]}

1911年春至1911年12月27日

一九一二年,拉拉女子中学毕业后继续就读师范专修班,即将结业。科洛格里沃夫家从未提起罗佳所欠的债,拉拉却始终无力还清,原因是她瞒着未婚夫帕维尔·安季波夫资助其被流放的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与体弱多病的母亲达里娅·安季波娃,并暗中替他补贴食宿费用。她按自己的意愿要求帕沙读完职业中学后专攻拉丁文与希腊文,以便考入大学语文系,计划两人次年一同通过国家考试后成婚,再赴乌拉尔一座省城执教。^{[5 处]}

1911年春至1911年12月27日

一九一一年夏,拉拉最后一次随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避暑,却因劳累过度而心绪不宁、神经过敏,一改素来开朗不拘小节的性情。她自觉在莉帕出嫁自立后成了这家中多余的人,处境虚伪难堪:辞谢薪水却被硬留下,视此为寄人篱下又领干薪的难堪;又觉自己成了弟弟赌债的人质,因无力偿还而愤懑不安。这年圣诞节,在同帕沙的口角、对科洛格里沃夫一家的负疚与对生活的厌倦交织下,她决意立刻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独立生活,所需款项向科马罗夫斯基索要,认为凭过去的关系与自己争得的多年自由,他理应不附带条件地拿出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她带着装好子弹、打开保险的罗佳的左轮手枪前往科马罗夫斯基在彼得罗夫大街的住所,打定主意若遭拒绝、曲解或侮辱便向他开枪。^{[6 处]}

冬季,圣诞节夜晚,具体年份未提及

科马罗夫斯基不在家,女管家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知他已去参加圣诞节晚会。拉拉当即从住所折返街上,在严寒中赶往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途中下定决心不再隐瞒、要将一切告诉他。^{[3 处]}

行至卡梅尔格尔斯基街,她转而闯入帕维尔·安季波夫的住处,让他背转身待她脱下外衣、把随身带着的罗佳左轮手枪转放进上衣口袋,再点起蜡烛谈话。她告诉帕沙自己遇到难事、身处危险,要他不必追问,只求立刻定下婚期、尽快结婚;帕沙欣然应允,但追问缘由时,她岔开话题,始终未作正面回答。^{[5 处]}

随后她仍赶到斯文季茨基家的舞会,始终未换舞会礼服,在大厅里心神恍惚地任科卡·科尔纳科夫带她跳舞,又几次徘徊到科马罗夫斯基所在的小客厅门前,盼他抬眼看见自己,却被他以纸牌挡脸,不知是真未察觉还是故意回避。她见一名陌生姑娘走进小客厅,得到科马罗夫斯基熟悉的目光与嫣然一笑,几乎失声叫出,以为又添了一名新的牺牲品;后来才知那姑娘是科卡的妹妹。她按下当场发作的念头,决定另寻时机同他把话说清,先回到大厅。闲谈间她得知同科马罗夫斯基打牌的一位便是科卡之父、莫斯科高等法院副检察官科尔纳科夫——正是当年对铁路职工小组提出公诉、审判过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季韦尔辛的人;她曾托科洛格里沃夫向他求情从轻发落,未能奏效。^{[4 处]}

圣诞节前后某年岁末夜晚

深夜舞会进行至一时前后,拉拉在小客厅内向科马罗夫斯基开枪,子弹却击伤了在场打牌的检察官科尔纳科夫的手。枪声引发混乱,几人拧住她的双手把她当场制住,拖往大厅;她随即两腿发软,被扶到椅子上瘫坐下去。这一幕恰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目睹。^{[5 处]}

某年圣诞节期间(具体年份未知)

枪击之后,拉拉神经受刺激而发起热病,半昏迷地躺在斯文季茨基家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的卧室内,由医生和仆人照看。数小时后,科马罗夫斯基将仍处于半昏迷、浑身发热的她送往其律师熟人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家中一间租出的房间安顿。^{[2 处]}

拉拉青年时期,距其幼年随家人自乌拉尔迁居莫斯科约七八年后

养病期间,拉拉常以回忆消磨闲暇,想起七八年前一家人初到莫斯科的第一夜:雪橇穿过昏暗街巷驶向旅馆,车夫的身影在墙上忽大忽小,教堂钟声与雪橇滑轨声交织不绝;科马罗夫斯基以一个硕大的西瓜为她们庆贺乔迁,那西瓜在她眼中成了他权势与财富的象征,面对他时的惶恐由此而生,日后与他的纠葛即由此开端。^{[5 处]}

拉拉青年时期,距其幼年随家人自乌拉尔迁居莫斯科约七八年后

科洛格里沃夫前来探望,以对待孩子般的口吻半开玩笑半责备地劝她不必再纠缠于枪击一事、尽快病愈起身,建议她搬去一位即将赴土耳其斯坦两年的画家朋友转让的画室居住,并以“莉帕结束学业的酬金”为由,不顾她推辞,硬塞给她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病愈后,拉拉迁入科洛格里沃夫称赞的这处新居,地点在斯摩棱斯克商场附近一幢两层石砌房子的楼上,楼下是货栈,院中终日有运货马车与成群鸽子。^{[4 处]}

未标明具体年份，婚礼在圣灵降临节（春末夏初）举行

拉拉病愈后曾试图彻底拒绝帕维尔·安季波夫的爱情,称自己不是好女人、配不上他,让他忘掉自己,说时却泣不成声;两人为免帕沙陷于更深的痛苦而决定不再拖延婚事。他们于圣灵降临节完婚,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操办婚礼,在由安季波夫一家重新布置的画室举行酒宴。新婚之夜,面对帕沙一个接一个的疑问,拉拉坦率地一一作答,和盘托出自己与科马罗夫斯基的往事。^{[5 处]}

婚后十天,帕沙与拉拉双双以优异成绩自专修班毕业,接到赴乌拉尔尤里亚金同校任教的聘书,启程前一晚在画室为客人饯行。科马罗夫斯基获准列席,席间提出愿与他们通信、日后赴尤里亚金探望;拉拉当面拒绝,称不必通信,也不必来访。^{[3 处]}

宴席间,女友娜佳·科洛格里沃娃自杜普梁卡赶来送别,转交父母所赠的一串风信子石项链。夜里一名混入屋中的窃贼翻乱了已收拾好的行装,拉拉发觉后惊醒同伴,窃贼弃下包袱逃走,项链幸未被发现。次日清晨,拉拉打发走留宿的客人,收拾完行装后与帕沙如期登上开往尤里亚金的火车。^{[5 处]}

1916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西洛夫攻势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帕沙在尤里亚金任教期间突然决定志愿入伍,报考鄂木斯克军校。拉拉起初以为是一时兴起,待发觉他已备好一切、去意已决,才如农村妇女般痛哭哀求,历数他撇下妻女、拿家庭当牺牲品的种种理由,却挽留不住。她随后明白帕沙误解了她的感情——他不了解她对他的爱中掺杂着母性的成分,以为这份爱不及他所需——遂咬紧嘴唇不再多言,默默为他准备行装。丈夫出发后,拉拉与女儿卡坚卡、雇工玛尔富特卡相依度日,视之为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6 处]}

1916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西洛夫攻势后）

帕沙在军校期间来信渐趋开朗,毕业后获准尉军衔,被派往作战部队,途中未及在莫斯科停留即直赴前线;他盼望以军功或负轻伤换取探亲假期,但此后所在的军在“布鲁西洛夫战役”的突破后转入进攻,来信随即断绝。拉拉起初不以为意,入秋部队转入阵地战后仍无音信,遂经尤里亚金、莫斯科邮局及部队原驻地多方查询,均无结果。她战争爆发后即在尤里亚金的陆军医院充当护士,后又通过护士资格考试,此时以护士身份向学校请假半年,将尤里亚金的住房托付玛尔富特卡照管,携卡坚卡赴莫斯科,把女儿寄养在莉帕奇卡家中(莉帕奇卡之夫弗里津丹柯为德国籍,与其他平民俘虏一同被拘禁于乌发)。确信远距离寻访无果后,拉拉决定亲赴帕沙参战之地,在一列经里斯基市驶向匈牙利边境梅佐-拉勃尔的救护列车上担任护士——梅佐-拉勃尔正是帕沙发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7 处]}

1915年秋（一战东线“大撤退”期间）

其后拉拉在一处西边靠近火线的战地红十字包扎所值班。一次伤员送达时,她目睹一名面部被炮弹碎片炸得血肉模糊的重伤员在担架上断气,并出言阻止两名轻伤员徒手为其拔除嵌入颌骨的弹片。死者是预备役士兵吉马泽特金(吉马泽特金),稍早在附近树林里与军医争吵的军官是死者之子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旁观这一幕的还有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与其友人米沙·戈尔东;在场诸人彼此相邻,却都未能相互认出。^{[7 处]}

1917年2月末（俄历）

一九一七年二月,拉拉在这座边区城市的一所战地医院任护士,早晚查房,病员中有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加利乌林认出她是帕沙的妻子,告知与安季波夫同团、保存着他的遗物;为免她过度悲伤,他谎称安季波夫并未阵亡,而是在一次孤身冲锋后被围俘虏。拉拉不信此说,强忍泪水离开病房,内心为帕图利亚的下落感到希望破灭,决定完成护士职责后即赴莫斯科探望女儿卡坚卡,再返回尤里亚金辞去护士工作、回校教书,不再继续扮演当初为寻夫而被渲染的“战地女英雄”角色。查房间隙她向加利乌林细询往事,忆起自己少女时期寓居的普雷斯尼亚起义区街对面正是加利乌林幼年所住的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家的院子,由此追念起一九〇五年冬那场“男孩子们放枪”的旧事。数日后,伤员们相继得知彼得堡卫戍部队倒戈,革命爆发(见二月革命)。^{[8 处]}

1917年（夏，二月革命后）

革命后她留在梅留泽耶沃,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一同出任新设的市自治机关职务,兼任驻扎当地的部队与医疗队的政委,因公务与日瓦戈时常见面。她还曾前往附近乡村,协助一位担任新设乡级地方自治机关视导员的女友巡视工作,归来时神情疲惫,当晚草草用过晚饭即回房休息,嘱人不要打扰。^{[5 处]}

1917年（二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

启程赴乌拉尔前,她在储藏室一面为医院熨烫衣物、整理行装,一面向前来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谈起巡视乡村的见闻:农民只关心土地,地方自治会诸多规定难以落实,济布申诺“聋哑人”的传闻仍在流传。日瓦戈情不能自已,向她表白心迹。她为之惊惧,斥之为“致命的迷误”,慌乱中烫焦一件上衣,要他离开储藏室去清醒一下。此后两人之间再未发生过这样的表白;一星期后,她离开了梅留泽耶沃。^{[6 处]}

约1918年冬,莫斯科

内战期间的一年,她中途路过莫斯科时曾去看望旧识奥莉娅·杰明娜;杰明娜劝她留下同住、代为找工作,她不肯,执意离去。据杰明娜观察,她嫁给帕什卡（见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是出于理智而非顺从本心,自那以后变得喜怒无常。^[出处]

未明确,推定为日瓦戈居住尤里亚金期间

此后她定居尤里亚金,常到市立阅览室看书。一次她在阅览室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分坐大厅两端——这是自梅留泽耶沃分别以来二人首次重逢,日瓦戈一眼便认出了她。她与患伤风的馆员叶夫多季娅·谢韦里诺夫娜(通采夫家之女)低声交谈几句,竟令对方神情一振、烦恼尽消;这一幕落入在场其他读者眼中,不少人以熟稔亲切的目光望向她,可见她在城中素为相识者所爱重。^{[4 处]}

内战时期，约1918-1919年间

此时她重操教师旧业,借阅一批马克思主义教材在家自修政治。她住在商管局街,与当地俗称“有雕像的房子”的一座建筑隔街相对;这一住址经日瓦戈遗落在阅览室还书台上的借书单为人所知。^{[3 处]}

五月初

五月初一个多风的日子,日瓦戈按此住址登门,途中在院中井边遇见她挑水时被风刮走头巾,他拾还并欲代为挑水,遭婉拒。她直言这一年多来他始终未曾登门,又提到自己在阅览室早已见过他。她随后领他穿过院中拱门与铁楼梯上楼,途中告知她与女儿卡坚卡外出时惯将钥匙藏在墙洞中,又提起房屋因先前城中炮击而墙体震裂、鼠患难除,盼日瓦戈得空来帮忙修补地板与墙脚板的缝隙。^{[4 处]}

约1918-1919年内战时期

她所住的房子原为他人产业、房主不详,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处占用其原任教的学校后将她与女儿迁居于此;原房主家具尽数留存,她将其堆入两间屋中,只把窗子刷白。日瓦戈来访时听她讲述这次迁居经过,又向她说起自己在斯特列利尼科夫车厢中的会面——此前他一直未察觉外界传闻斯特列利尼科夫即是她丈夫。她闻讯神色急切,称此事“太重要”,却未当场说明缘由,只以他对斯特列利尼科夫印象良好一事追问。谈话中她又提起本市政变当日的战乱经历,以及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此时已在捷克人一方身居要职、近乎督军,称自己常与他往来,靠他掩护救过不少人的性命;又追忆两人幼年同住铁路工人聚居的院落、自己自幼熟知贫困与劳苦的经历,称这是她对革命态度异于常人之处。谈话间女儿卡坚卡归来插话。^{[6 处]}

约1919年,俄国内战期间

其后,她向日瓦戈坦言斯特列利尼科夫确是自己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只是他和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必要借用的化名;女儿卡坚卡(卡坚卡)也为父亲感到骄傲。她说他此时正在西伯利亚一处苏维埃军队大力挺进的战线上,击败了自己少年时的同院伙伴、后来又同在前线共事的奥西普·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他驻扎尤里亚金期间,她曾屡次前往科木奇设于原督军官邸、现挂“求诉接待处”牌子的司令部附近守候,盼与他不期而遇,却因不便报出妻子身份、被副官婉拒而始终未能相见;其公公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此时就在附近的革命法庭任职,却因儿子隐匿身份而从不相认、也不过问。她并不认为丈夫因此忘却或不再关心她们母女,而相信他是打算以战争中赢得的功勋载誉而归,把胜利“放到她们脚下”后再相见。^{[8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8-1919年

此后两个多月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数次进城留宿她处,二人已以你相称,他唤她拉拉,她唤他日瓦戈。一次他向她宣布打算将一切告诉妻子冬妮娅、此后不再与她见面,她不愿以痛苦的场面令他难过,尽力保持平静听完,含泪却浑然不觉,以并非做作的豁达答复他:“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不要考虑我,什么我都能克服。”^{[3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冬季

日瓦戈随即被游击队强行征用为军医,在“林中弟兄”中扣留将近两年,音讯全无。其间听闻他仍活着、并已出现在尤里亚金郊外的消息后,拉拉当即携女儿卡坚卡启程赶赴瓦雷金诺寻他,行前将钥匙藏入两人相熟的墙洞,并留下一张字条,告知去向、生活近况,嘱他见信后无论如何在原处等候。字条背面还告知冬妮娅已产下一女,并写明自己要出门向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借马、担心携女儿卡坚卡同行会有困难,末句被划去、字迹磨损难辨。她走时留给日瓦戈的木柴,经戳记可辨认出自桑杰维亚托夫经手供应,可见二人此前已有往来。^{[8 处]}

内战期间某年春季,具体年份未注明

赴瓦雷金诺扑空后,她与女儿卡坚卡返回尤里亚金住处,发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已伤寒发病、独自躺卧屋中多日不省人事,遂为他脱去衣物、擦洗身体、换上干净衬衣与被褥,守在床边看护;他病中一度清醒,见拉拉俯身垂泪,二人相拥而泣。^[出处]

内战期间，日瓦戈重病初愈之后

在她照料下,日瓦戈很快痊愈。两人此时的结合被认为已超出寻常爱情,他们对做作的热情与矫饰的才华同样反感,这一共同的憎恶比心灵相通更使二人与周围世界相隔。^{[3 处]}

约1920年

日瓦戈病愈后,她劝他先在尤里亚金找一份用得上专业的工作(建议去州保健局)攒足气力与盘缠,再启程回莫斯科投奔家人;她自己也打算去州教育局谋职。谈及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时,她说红军得胜后正大批清洗非党的军事专家,不留痕迹地处决其中知情较多、地位接近高层者,帕沙即属首当其冲的一批,已逃往远东、正遭搜捕,下落不明。她自陈仍深爱着他,认为他是个品格高尚、坦荡、干大事的正直之人,自己却难与他相比,深感对他有所亏负。^{[5 处]}

此后一夜长谈中,她向日瓦戈坦陈与科马罗夫斯基的全部往事:自己是被这个足以做她父亲、生活腐化的旧时代人物过早地变成“妇人”,由此蒙受不曾被儿童所能承受的痛苦与屈辱,这段经历也使她与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婚后的关系不很和谐。她称自己对科马罗夫斯基并非单纯的蔑视,而是发自天性的敌意,针对的是这类在生活中长袖善舞、以怒气冲冲又自满自得的姿态支配他人的男性气质。谈话中还提及,母亲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在“黑山”旅店服毒自尽未遂那夜,日瓦戈曾随同学米沙·戈尔东(见米沙·戈尔东)目睹科马罗夫斯基进屋唤醒熟睡中的自己一幕。^{[5 处]}

内战后期(推断约1920年代初)

同一夜的长谈中,她还追忆自己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奥西普·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三人幼年几乎同院长大;帕沙自幼倾慕于她,一见她便茫然失色、浑身发颤,她自己也很早向往纯洁、认定他就是纯洁的化身,尚未成年便在心里与他订了婚,决意成年后与之结合。她盛赞他的才干:身为普通铁路扳道工、护路员之子,仅凭个人天分与努力便达到大学数学与人文两科学识的顶峰。谈及是什么破坏了二人的家庭和睦,她认为根由不全在性格或情感,而在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大转折将日常生活的一切安排连根拔起、翻转毁灭,只剩下被剥得一无所有的赤裸心灵,不得不彼此靠拢取暖——她将自己与日瓦戈的处境比作末世中无衣可穿、无屋可住的亚当与夏娃。^{[4 处]}

俄国内战期间,尤里与拉拉共同生活的一段时期

谈话继续下去,她把这场大转折归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上:战前的太平年月里,人尚能凭理智与良心行事,杀人是罕见的非常事件;战争骤然使大规模、合法且受表彰的残杀成为常态,由此动摇了铁路运行、城市粮食供应等生活秩序的根基,更瓦解了人们对自身见解的信心,代之以言辞的统治——先是帝制的言辞,后是革命的言辞。这种时代的虚假很快侵入她与帕沙的家庭生活,使二人交谈平添一种矫饰的官派腔调;她认为帕沙误将这一时代通病归咎于自己,自视为庸碌无为的“套中人”,由此才决心参军,以便把妻女从他自以为加诸她们的压迫中解脱出来——这正是他此后种种偏执、乖戾行为乃至走向覆灭之路的开端。^{[7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

此后一个夏天,她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女儿卡坚卡同住,日瓦戈白日在外兼职三处、近夜方归,她则操持炊事、洗衣、缝补,闲时辅导卡坚卡功课,并自修政治教材以备回改造后的学校任教。这种家常操劳中的她,在日瓦戈眼中比出门赴会时刻意装扮的样子更具威严动人的气质。^{[3 处]}

一九一八年十月

十月里,她向日瓦戈谈起对新政权的看法:认为这个年轻政权的巩固要经过几个阶段,先是理性战胜危机与偏见,此后便进入“混进来的”与伪善势力占上风、怀疑告密与仇视日增的第二阶段,判断当下正处于第二阶段初期。她随即提到近来从霍达茨基调至当地革命法庭委员会的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季韦尔辛与其公公、丈夫之父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二人都熟识她,其中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她,她由此为自己与女儿卡坚卡的安危深感忧惧。不久,附近一处民宅遭夜间搜查、查出藏匿武器并牵连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中大批人被捕,她认定二人的安全期已过、随时可能被捕,遂提议携卡坚卡退往荒僻的瓦雷金诺隐居过冬,由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帮忙维持与城里的联系;她又主张日瓦戈应带她与卡坚卡同赴莫斯科,自己则以须留下等丈夫帕沙命运有个了结为由拒绝同去。谈及一旦二人同时被捕,她考虑请托常来探望她的相识谢拉菲玛·谢韦里诺夫娜·通采娃及其姊妹收养卡坚卡,称赞西玛外貌出众、教养非凡、见识与日瓦戈所崇尚的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的思想相近,唯性情有些古怪、不完全正常。^{[11 处]}

约1920至1921年

一个冬日傍晚,科马罗夫斯基突然登门造访,拉拉出面相迎,神情因这一意外来客而失措。他自称途经尤里亚金赴远东就任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劝她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同往远东以避祸,称本地肃反机构已将二人排上处决名单,安季波夫与季韦尔津等革命法庭人员对她与日瓦戈都恨之入骨;又提出可协助她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脱险,或以其交换某个被联军扣押的要人,以此劝她重视此事。拉拉一度情急下跪,求日瓦戈陪她一同会见科马罗夫斯基,不愿单独相对;听闻涉及丈夫安危的话时,她数次插话追问,但对科马罗夫斯基的整体说辞将信将疑。日瓦戈当面回绝了同行远东的提议,拉拉表示无论去留都要与日瓦戈一致。^{[10 处]}

内战末期、远东共和国存续期间（约1920年代初）的一个十二月深夜

科马罗夫斯基迟迟不去,半醉半醒间大谈蒙古与远东的政治机遇,令她厌烦万分;她果断伸手告别,直言天色已晚、催他离开。他以深夜不识路推托,她冷淡表示与己无关,只能安排他住进老鼠出没的房间,他仍执意留下。^{[6 处]}

内战末期(约1920—1921年冬)

数日后,经医院看门人伊佐特转告,拉拉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得知执委会已议定近期逮捕日瓦戈。二人商定立即隐蔽,前往瓦雷金诺躲避一两个月,住处定在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留下的旧宅而非日瓦戈家自己已残破的房子;拉拉表示不愿因住进日瓦戈家的旧宅而使他触景生情。她提议向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借马及面粉、土豆等物,待归还马匹时再让他登门。谈话间她言语中暗示自己已怀孕,并称到瓦雷金诺后再详谈心中的担忧。^{[6 处]}

内战期间某年冬季（具体年份文中未明说）

安顿米库利钦家旧宅期间,她与日瓦戈分工烧水劈柴、清洗衣物,又打算次日到日瓦戈家旧宅的板棚寻剩余柴薪。看着女儿卡坚卡用捡来的旧玩具专心搭建玩具娃娃的“房子”,她感叹孩子对家、对秩序的本能渴望不可磨灭,并联想到成年人因畏惧落后于时势,常对厌恶之事违心奉承、对不解之事随声附和,唯有孩子敢于直面真实。^{[4 处]}

俄国内战期间的一个冬季

一顿午饭后,卡坚卡熟睡,她向日瓦戈坦言这种破门而入、临时安顿的隐居生活并非真正过日子,更像一场“故意的”表演;又列举实际的危险——四顾无援的旷野、可能压垮房屋的大雪、屋中原来历不明的“恩人”若心怀不轨等——归咎于日瓦戈事事不操心的态度感染了自己,搅乱了她的判断。日瓦戈建议认真考虑科马罗夫斯基提出的方案,提议次日赶车去尤里亚金找他,因科马罗夫斯基仍逗留当地未走;她未置可否,只称自己也说不清该如何是好,继而谈到自己与日瓦戈处境有别——他可以像鸟一样自由高飞,她却要如伏地护雏的鸟一般顾念女儿的安危。日瓦戈随后谈及计划以完成的医学参考书、诗集或译作向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抵押换取半年粮食供给;她告知自己也预感二人很快会被迫迁往更远之地,请求他趁现状还可掌控之时,把此前断续凭记忆读给她听过的诗作写下来,以免全部遗忘。^{[7 处]}

约1921—1922年冬,深夜

当夜她与卡坚卡先行就寝,深夜醒来时见日瓦戈仍在灯下写作,唤他过来说说自己做的一个梦。^{[2 处]}

冬季,具体年份未在本段提及

次日深夜,她从床上起身走到日瓦戈书桌前,面色苍白、神情惊恐,称听见两只狗在叫、是不祥的兆头,坚持天一亮便离开瓦雷金诺、一刻也不愿多留;经日瓦戈劝说近一小时后方才平静,重新睡下。^{[4 处]}

内战期间，具体年份文中未明

此后近两周,这一夜半惊惧与次晨决意离去的情形反复出现:她清早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尤里亚金,却又在雪橇备好、即将启程时突然仓皇失措,双手不住摩挲,含泪央求日瓦戈稍坐、留下再住一夜。作为需要靠劳作维持理性生活秩序的人,她无法容忍这种没有章法、终日自行其是的状态,情绪在纵情的柔情与忧郁不安间来回摆荡。^{[6 处]}

约1920年

科马罗夫斯基再度登门时,她正为卡坚卡系上皮袄领扣、准备出发,与他争辩不休,一时激愤一时又表示同意。他带来消息:一列远东政府专车已在尤里亚金停靠待发,次日续行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催促二人立即动身、不必再费时收拾。她敦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尽快随她同行,称若他不去,自己便不走;日瓦戈坚持留下,她仍未改初衷。^{[6 处]}

冬季某日傍晚

次日,日瓦戈以留下套马、随后追赶为由送她与卡坚卡随科马罗夫斯基乘雪橇启程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她并不知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已遭处决的消息(日瓦戈应科马罗夫斯基之请隐瞒未告),仍以为日瓦戈会依约赶来会合。^{[3 处]}

1920年代(具体年份文中未明示)

多年后,她自伊尔库茨克来到莫斯科,行李甫一存放便沿旧日熟悉的街道信步而行,不料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偶然撞见帕维尔·安季波夫当年租住、亦即她与他婚前诀别夜谈之处正停放着一具灵柩——死者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她与死者异母弟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留在停灵房内长谈:得知丈夫确系自杀,地点就在她此前携女离开、经尤里亚金转赴远东那栋房子里,日瓦戈曾为其收殓埋葬,二人临终前还有过一次长谈,她闻讯称此“比天赐的巧合良机还要好”。她答应叶夫格拉夫火化后留下协助整理日瓦戈的书稿,并谈起女儿卡秋莎(即卡坚卡)已显露出戏剧与音乐方面的过人才能,打算送她投考戏剧或音乐学校的预备班;又向叶夫格拉夫打听全苏是否设有保育院总档案、可否借以查访一个交由他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未及细说缘由。独自留在房中时,她陷入对帕沙与日瓦戈的追忆,想起自己曾持枪意欲杀死的科马罗夫斯基至今仍逍遥于亚洲某处;告别时,她踏上小凳,俯身向遗体画十字,亲吻了日瓦戈冰凉的前额与双手。^{[12 处]}

未知

守在灵柩旁,她终于压不住哭声,泪水落在棺木上;与日瓦戈共有的思想与信任如往昔夜谈般一一浮现心头。她自忖此生已多次经历过失去他的准备,故此刻的举动从容得体,并将两人的结合归因于并非出于世俗所谓的“必不可免”或一时激情,而是二人共享着将自身置于自然与世界整幅图景之中的感受,对社会流行的、以“人的崇拜”自居的种种原则素来无动于衷。^{[5 处]}

随后她俯在棺木前,以不拘俗礼的家常话语哭诉不止,话语间几度失声。她提到当年在雪地上与他分别时曾有所隐瞒——为了他所谓的“幸福”才勉强让步——此后她在医院卧床三个月,其中一个月失去知觉,自称是“有罪的人”,却又说这错处不全在己;她说心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始终说不出口,只以“生命途中的这一处”约略提及,每念及此便不寒而栗。这番语焉不详的忏悔,与她此前向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打听全苏保育院总档案、欲查访一个交由他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一事相呼应,提示她所讳言的隐痛与一名失散的子女有关。她哭诉良久后被人扶下,离开棺木前;几名男子随即将灵柩抬起,出殡起灵。^{[6 处]}

此后她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的住所中住了几天,依约参与整理日瓦戈的书稿,未及完成;此前她曾向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提出想谈的一件事,也已谈过,叶夫格拉夫由此得知一件重要的事情,书中未明言其内容。此后有一天她出门便再未归来,推测是在那几天于街上被捕,此后下落不明,成为失踪者名册上的一个无名号码,或死于北方某处集中营（参见大清洗）。^{[2 处]}

新经济政策初期(约1921年前后)发生的往事,由塔尼娅事后向戈尔东与杜多罗夫讲述

多年后,战地保管员塔尼娅·别佐切列多娃讲述的身世——生母“拉伊莎·科马罗娃”系随一名厌恶孩子的“科马罗夫同志”东行、途中将她秘密寄养于铁路值守员家中——与拉里莎当年在科马罗夫斯基胁迫下假冒其妻乘车赴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事高度吻合,书中虽未明言,但细节彼此印证,应即拉里莎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所生、此前一直下落不明的女儿。^{[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