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是小说主人公,书中故事以其生平为主线。首次出场时年方十岁,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病逝,他在葬礼上于坟前痛哭失声,由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从墓地领走。^[出处]

圣母节前夕

母亲去世后,他由舅父抚养,随其南迁至伏尔加河畔一个省城。启程前夜,借宿修道院内室,夜里一场暴风雪将他惊醒,他因担心风雪掩埋新葬的母亲而哭泣,舅父起身安慰。^{[2 处]}

约1890年代末至1900年代初

其父早已弃家出走,在西伯利亚各地与国外挥霍无度,行踪不定,家产随之散尽;母亲在世时曾隐瞒此事,母亲病重后又携他辗转法国南方与意大利北部治疗肺痨,尤拉的童年由此在动荡与陌生人照料中度过。他年幼时家族(见日瓦戈家)仍是西伯利亚显赫的富商门第,其后骤然破产。^{[3 处]}

1903年夏

一九〇三年夏,他随舅父同赴杜普梁卡拜访教育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其间结识寄居该处的中学生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他喜爱与舅父相处,视其性情与已故的母亲相似——崇尚自由、待人平等。^{[2 处]}

约1900年代初,尤拉童年时期的一个夏日

在杜普梁卡的一日,尼卡有意躲开他独自漫游,尤拉便一人在庄园附近游荡,走入一处谷地,跪地为亡母祈祷,痛哭中一度昏厥。苏醒后想起从未按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生前的嘱咐为音信全无的父亲祈祷,遂决定下次补上;对父亲,他此时几乎不存任何印象。^{[4 处]}

1905年前后(推断为革命动荡时期)

舅父迁往彼得堡后,尤里被带至莫斯科,先寄居于亲戚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人称费吉卡）家中;此人挪用了尤里的生活费,舅父遂将他转托格罗梅科家抚养,此后他便一直寄居该家,与其女冬妮娅·格罗梅科及同学米沙·戈尔东结为要好的“同盟”。^{[3 处]}

1906年1月

一九〇六年一月,格罗梅科家举办室内乐晚会,尤里与冬妮娅、米沙一同坐在听众席中;演奏至中途因“黑山”旅馆传来急报而中止,养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连夜前往,尤里与米沙请求同行。^{[3 处]}

1905年12月或稍后（约1905年末至1906年初）

赶到“黑山”旅馆后,得知旅馆住客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吉沙尔吞服碘酒自尽未遂,一片忙乱。尤里与米沙被支到内室,从暗处窥见科马罗夫斯基唤醒熟睡中的少女拉里莎·吉沙尔,两人以眼色交换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一幕令尤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此前与米沙、冬妮娅争论不休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的那种情欲的力量——既带毁灭性又含哀求意味。米沙认出科马罗夫斯基,告诉尤里此人当年在火车上教唆其父酗酒并致其身亡;尤里当时心思全在那个少女和自己的未来上,没有立刻听懂米沙的话。^{[7 处]}

1911年11月—1912年春

尤里选择医学作为专业:他认为艺术与历史虽对他有吸引力,却难以成为一种职业,而物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实际应用能够服务于公众,遂以此为业。一年级时他曾在大学地下解剖室里作过一学期的尸体解剖,对生死奥秘的感受几度妨碍他的解剖工作。他自幼善于思考、更善于写作,中学时便有志写一部传记体散文,因自觉尚且年轻而先以写诗代之。一九一二年春,他将于大学医学系毕业,获医学士学位。他自认性格的形成大半得益于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的影响,这种影响促使他前进、解放其思想。^{[7 处]}

十一月末，某年

同年十一月末,养母安娜·伊万诺夫娜·格罗梅科病危,他从大学归来后应其召唤前去探视。安娜·伊万诺夫娜拒绝了忏悔,转而请他谈谈死亡,他便即兴讲出一番对死亡与复活的看法:通常意义上死者的复活在他看来难以成立,人在诞生之初已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中获得再生;死后的意识不应理解为对自身生理消亡的觉察,而在于一个人始终“存在于他人心中”——这种存在于他人身上的生命才是灵魂与不朽之所在。讲完后安娜·伊万诺夫娜安睡,他事后自嘲这番话如同江湖术士的手到病除之术。^{[4 处]}

十二月中旬至下旬，圣诞节前（具体年份未标明）

同年十二月,他曾收到一封关于日瓦戈家遗产讼案的信,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认为他不该放弃继承权,他将信转示安娜·伊万诺夫娜征询意见。他向她说明放弃继承的理由:所谓遗产实际只剩债务与一笔糊涂账,继承权之争已引来自称继承人的竞争对手,其中包括携子侨居巴黎、自称与其父有关系的艾丽斯夫人;此外他新近得知,其父生前还与斯托尔本诺娃-恩利茨女公爵育有一子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时年十岁。他认为这场官司打到底也只是一场空,不愿为并不存在的财产纠缠,遂坚持放弃继承权。^{[3 处]}

十二月中旬至下旬，圣诞节前（具体年份未标明）

安娜·伊万诺夫娜病情好转期间,他与冬妮娅·格罗梅科一同定做了参加斯文季茨基家圣诞晚会的新装。二人穿着新衣去看望安娜·伊万诺夫娜时,她突发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二人跑到床边握住她的手;缓过气后,安娜·伊万诺夫娜嘱咐二人今后不要分开,称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当场为二人订了婚。^{[3 处]}

约1900年代末至1910年代初，圣诞节前后（俄历圣诞，公历1月上旬）

同年冬,他撰写了一篇探讨视网膜结构的学位论文,备战大学金质奖章;虽攻读普通内科学,他对眼睛构造的了解不亚于专攻眼科的学生。这一爱好体现出其天性中富有创造性的一面,即对艺术形象本质与逻辑思想结构兼具见解,医生与诗人的双重身份自此愈发交织。他还应同学米沙·戈尔东之约,为其主编的大学生胶印刊物撰写评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文章,当时彼得堡与莫斯科青年皆为勃洛克着迷。^{[3 处]}

约1900年代末至1910年代初，圣诞节前后（俄历圣诞，公历1月上旬）

前往斯文季茨基家赴圣诞晚会当晚,出门前得知安娜·伊万诺夫娜病情又告恶化,二人一度想留下,被她坚持催促仍去赴会。乘雪橇途中,他想起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夫娜病榻前的一幕使他与冬妮娅彼此都变了样,第一次以新的眼光看待这位共同长大的伙伴,发觉自己对她生出羞怯的惊奇与情欲的萌发;冬妮娅对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途经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时,他见一扇结霜的玻璃窗上,烛火融出一个透亮的圆圈,低声念出“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这几个词,想不出后续。^{[6 处]}

圣诞节前后某年岁末夜晚

晚会将近尾声时,小客厅内一声枪响,人群哗然。他随人群看到拉里莎·吉沙尔被人拧住双手拖出,一时以为她是因政治原因开枪的女犯,随即发觉自己想错了——她只是两腿发软,被人扶住免于摔倒。他认出人群中那个头发花白的男子正是经手其父遗产事务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两人依旧装作互不相识。为顾及场面,他先走向被认为遭袭的检察官科尔纳科夫,为其被子弹擦伤的左手作了检视,判断无需包扎。冬妮娅与斯文季茨基太太随即脸色发白地赶来,催他丢下这一切、立刻穿衣回家,称家中出了变故。^{[7 处]}

安娜·伊万诺夫娜当晚病逝,他与冬妮娅从晚会赶回希弗采夫大街时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守灵期间,连日的悲痛、彻夜守候、挽歌与烛光及自身感冒使他陷入一种悲痛而兴奋交织的恍惚。他将此番丧亲之痛与十年前母亲下葬时相比:彼时他年幼,尚不能设想自身存在有何意义,笼罩他的是一个不容置疑、无从穿越的成人世界,母亲之死如同置身森林中突然孤身一人,他曾以懵懂的信仰崇奉这“森林之神”;如今经中学、大学十二年间对历史、神学与自然科学的钻研,他已不再畏惧生死,能以求其确切含义的态度倾听安魂祈祷,而非如儿时那样只知怯生生地祈祷——这种对大地与上天力量的崇敬,与继承而来的宗教信仰已无必然关联。^{[5 处]}

出殡当天清晨,连日劳顿加上微热,他和衣蜷缩在图书室高大书橱后的沙发椅上沉睡不醒,起灵后家人四处寻找,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在图书室将他唤醒。^{[3 处]}

冬末或早春的一天(具体年份不详)

送葬队伍前往的墓地正是十年前安葬其母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之处,他远远望见那片熟悉的坟地,几乎脱口唤出“妈妈”。途中他认出当年暴风雪之夜借宿的修道院,如今院墙深处的空地已改作晾晒衣物之所。走在队伍中,他为死亡带来的空虚所激发,萌生出创作的渴望,构想将安娜·伊万诺夫娜生前的性格特征、身穿丧服的冬妮娅、归途见闻及修道院旧地新貌一并写入悼亡诗中,并认定艺术始终由对死亡的不懈探索与对生命的不断创造这两极所占据。^{[4 处]}

1915年秋（一战爆发后第二年秋天）

其后他与冬妮娅·格罗梅科成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秋,即加里西亚战线因布鲁西洛夫部第八军后撤而形势转向不利之际,他供职于莫斯科一所红十字医院外科,同时送临产的妻子入产科医院待产。分娩延续三日,他因忙于诊务与出诊数度往返医院却始终未能陪伴产房,直至第三日婴儿降生,得一子,母子平安;他事后自陈对为人父这一身份并无特别的骄傲或天生的亲情,唯以妻子脱离产危为念。同日,他在医院得知此前一名女病人的死因经解剖证实为其本人此前所判断的肝胞虫病(水胞虫),同事因此对他的诊断能力表示赞许;主任医生随即通知他,由于军医紧缺,他的免役审查已被重新裁定,将被征召奔赴前线。^{[9 处]}

约1915—1916年

此后他任职于某师司令部驻地附近一村庄的师部医院。童年好友米沙·戈尔东随莫斯科社会活动家组成的救护车队来到前线,得知医院地点后前往探望,因故在此滞留一个多星期。^{[2 处]}

1915年秋（一战东线“大撤退”期间）

滞留期间,他带戈尔东前往一处西边靠近火线的战地红十字包扎所,途中目睹连日苦战后撤下休整的士兵横七竖八躺在林间道路两旁,以及无弹簧轻便马车运来的大批伤员。二人在包扎所门前目睹一名面部被炮弹碎片炸毁的重伤员在担架上断气。死者是预备役士兵吉马泽特金(吉马泽特金),稍早在附近树林里与军医争吵、寻找转移的炮兵辎重队的军官是死者之子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值班护士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日瓦戈、戈尔东与在场的另外两人彼此相邻,却都未能相互认出。^{[5 处]}

约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事期间

返回住处途中,他见一名哥萨克当众戏弄殴打一位犹太老人、周围人哄笑取乐,遂出言喝止。此后他向戈尔东谈起战时犹太居民所受的苛捐、不合理摊派及“缺乏爱国心”的指责,认为敌国治下的犹太人反能享有一切权利,而俄国这边对他们心怀恶意,却是弱者的贫困无助招人愤怒而非同情,称其中似有一种宿命的意味(见俄国犹太人居住区与一战反犹迫害)。^{[3 处]}

约1915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任俄军总司令时期）

当夜,他向戈尔东讲述自己在前线亲眼见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经过:一九一五年春,他所在部队驻扎喀尔巴阡山盆地,任务是封锁通往匈牙利方向的入口;沙皇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陪同下巡视加利西亚地区期间检阅了这支部队。他描述沙皇神情腼腆、面容比肖像上苍老浮肿,由此生出这位统治者可怜、其怯懦拘谨的本来面目竟决定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感慨,并谈到战地记者与作家笔下矫揉造作的“人民”话语在俄国的虚妄。^{[6 处]}

约1915年，一战东线加里西亚方向撤退期间

次日,他得知德军已在这一地段突破俄军防线,师部医院与各机关连夜仓促撤离,戈尔东随第一梯队先行乘车离去,他因需回住处取东西而留下随第二梯队走。送别戈尔东后独自摸黑赶回住处途中,一发开花弹在附近爆炸,弹片将他击伤,他倒在路上流血、失去知觉。^{[4 处]}

1917年2月末（俄历）

一九一七年二月末,他在西部边区铁路沿线一座靠近大本营的城市中的战地医院内养伤,伤势渐愈。他收到积压的一摞冬妮娅的家信,又得知戈尔东与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便将其诗集出版、颇受好评,还得知莫斯科下层民众中的激愤情绪与政治不安日益加剧。医院新到的护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查房时,他认出她正是当年在“黑山”旅馆窥见的少女与斯文季茨基家枪击案的女主角,但因顾忌冬妮娅而未说破,只以医生身份婉拒了她的诊视。数日后,大本营的消息变得反常,病房里的伤员先后得知彼得堡卫戍部队倒向起义者一方,革命爆发(见二月革命)。^{[6 处]}

1917年（夏，二月革命后）

此后他留在梅留泽耶沃,与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等来自大城市的人物一同出任革命后新设的市自治机关职务,兼任驻扎当地的部队与医疗队的政委,与安季波娃时常因公务见面。^{[3 处]}

1917年

他给妻子冬妮娅·格罗梅科的信中提及部队仍存在溃散与纪律松弛、他曾巡视附近几支部队,并首次向她坦言与安季波娃共事一事,提醒她想起当年斯文季茨基家圣诞晚会枪击案的女主角、母亲安娜·伊万诺夫娜去世当晚在场的那个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因交通不便,他与安季波娃、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等几名已伤愈退役或辞去职务的人商定分别在不同日期启程返乡。^{[4 处]}

1917年

动身前,他收到冬妮娅一封字迹被泪痕浸乱的回信:她劝他索性不回莫斯科,直接奔赴乌拉尔追随这个经历不凡的女护士,称自己无法与之相比,并承诺会按他家中素来的规矩抚养儿子萨申卡,不必为此感到羞愧。他复信斥其多疑,称正是因为对她和家庭的思念与忠诚才使自己从战争中的死亡与创伤中活下来;但也承认这封回信让自己心生另一重不安——若自己的举止确曾给过她这样的口实,便应向安季波娃表示歉意，待她从巡视附近乡村归来后照办。信中他提到,原先仅设于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会,此时已在更低一级的乡(俄语“沃洛斯季”)一级设立;安季波娃此行正是去协助一位担任这类新设法定机关视导员的女友。他与安季波娃虽同住一幢房子,却始终不知她住在哪个房间。^{[6 处]}

1917年夏（六月至七月间）

启程前,他到城防司令处办理注销手续,恰遇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与一名途经此地、将赴前线就任政委的青年金茨。他旁观金茨与司令部就如何处置附近一支哗变步兵团发生争执,金茨执意要亲自前去劝说哗变士兵、拒绝调动哥萨克团,加利乌林极力劝阻未果;这番场面令他感到难为情,也觉得司令部一方冷嘲热讽、卖弄聪明的做派同样空洞无谓。他借机悄悄离席,心中重新想起将要向安季波娃作出的那番并不轻松的表白。^{[4 处]}

1917年夏

安季波娃巡视乡村归来当晚,弗列里小姐告知他安季波娃已回房歇息、嘱勿打扰,并指出她的房间就在楼上走廊尽头——此前他从未留意过那一带。他走到楼梯口又改变主意,认为深夜叩门打扰旅途劳顿的人不合时宜,遂将谈话推迟,转而独自在走廊另一头临窗眺望夜色,随后走向广场,想听听当地集会上的议论。^{[3 处]}

1917年（二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

次日晚,他在储藏室找到正为医院熨烫衣物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她已在收拾行装准备启程赴乌拉尔,谈起巡视乡村的见闻:农民只关心土地,地方自治会诸多规定难以落实,济布申诺“聋哑人”的传闻仍在流传,卫戍司令部又借走银茶具,为新到任的前线政委筹办晚会。谈话间,他情不能自已,向她坦陈心迹,谈及妻子与儿子,又将俄国正经历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自由与革命比作个人的觉醒不断汇入社会主义这片“生活的海洋”。拉里莎为之惊惧,斥之为“致命的迷误”,慌乱中烫焦一件上衣,随即要他离开储藏室去清醒一下。此后两人之间再未发生过这样的表白;一星期后,拉里莎离开了梅留泽耶沃。^{[8 处]}

约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启程返乡当日途经比留奇车站,车站旁的广场上聚集着数千名等待各方向火车的难民,老幼妇孺以粗呢外衣裹身露宿多日。站长波瓦利欣领他穿过人群时提到不久前政委金茨的尸体曾横陈此地,又叮嘱他原定班车已挤不上人,已安排他改乘另一趟自行编组的区间列车,须待挂车完毕、上车前不可声张,并告知他将于夜间在苏希尼奇换车。^{[4 处]}

1917年夏

改乘的这趟列车编组完毕开出时即被蜂拥的乘客挤满,车厢内外、缓冲器与车顶均有人攀附;他被挤在过道里,直至苏希尼奇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沿途椴树的花香不时飘入车厢,令他联想起梅留泽耶沃。^{[4 处]}

内战时期(约1918-1920年代初)的某个夜晚

夜里到达苏希尼奇后,一名搬运工带他从车厢后侧登上一列车次不明、行驶迅速且沿途设有警戒的专用客车。同行的包房旅伴是一名年轻猎人,带着猎枪与一条猎狗,健谈却带有古怪的口齿障碍——唯独元音“y”发音困难,且只有在烛光照到脸上时才能说话清楚,一旦熄灭蜡烛便对提问毫无反应,令他费解。^{[5 处]}

1917年(推测)

途中彻夜难眠,思绪在两组记忆间往复:一组是对冬妮娅、家庭与阔别两年的旧日生活的思念,连同一九〇五年前后知识青年所理解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另一组是战争带来的血腥、家园沦丧与谋生本领,以及士兵们在布尔什维克引导下诞生于战争之中的这场革命——不再是书斋里谈论的理想,而是不把一切放在眼里的自发力量。他将安季波娃归入这后一组新的、陌生的内容之中,自陈竭力不去爱她,正如竭力去爱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家庭。^{[5 处]}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之前

次日车行至莫斯科省境内,他方知旅伴是天生聋哑、靠读唇说话的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波戈列夫席赫,此前令他费解的说话习惯由此得到解释;交谈中波戈列夫席赫确认了自己与济布申诺共和国及其首领布拉热依柯的关系,并断言即将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日瓦戈则主张国家眼下更需要一段恢复秩序的喘息期。列车驶近莫斯科时,他望见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轮廓,三年间战争、革命与离散造成的隔绝感在归家的喜悦前顿时化为空虚;下车前,波戈列夫席赫将猎获的一只野鸭送给他,作为带给妻子的礼物。^{[7 处]}

1917年秋冬前后

傍晚抵达莫斯科后,他乘马车穿过斯摩棱斯克车站附近的市场:货摊多已上锁,昔日的商贩沦落街头兜售人造假花、酒精炉、旧礼服等无人需要的物品,市面上流通的只剩定量配给的面包、用过的糖块与分装的马合烟草,街道多日未加清扫,墙上撕落的旧报纸与广告随风飘散。到家后,妻子冬妮娅·格罗梅科开门相见,二人相拥。他得知家中佣人除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下乡换取面粉)外均已辞退,只留新雇的女仆纽莎照看幼子萨申卡;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终日在区杜马任主席,无暇归家。看院人马克尔出门相迎,言谈间流露出对时局的疑惧与愤懑,称觉得众人“被出卖了”。^{[9 处]}

约1917年秋

随冬妮娅经后楼梯上楼时,得知格罗梅科家已将楼下一部分让给农学院,用作研究室、植物标本室与选种室,楼上也在考虑再让出一角;他联想起自己所在医院同样设于一幢贵族住宅、伤员因宅中残留的棕榈盆栽夜里生出幻觉之事,由此谈到有产者生活中“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房间、家具、细腻的情感与表达方式,认为住得拥挤些反倒是好事。冬妮娅告知他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已取道瑞士、伦敦与芬兰返回俄国,途经彼得堡时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曾与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激辩,此时寄居城郊一位熟人的别墅,两天后回城。二人商定将全家迁往楼上尽头几个相连的房间集中居住,添置一具带烟筒的铁皮炉子兼作取暖、炊事与起居会客之用,并计划邀舅父、米沙·戈尔东、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与舒拉·施莱辛格一同庆贺乔迁。^{[6 处]}

一战期间,萨申卡出生后约两年

当晚他走进儿子萨申卡的房间探视,这是他与两岁的儿子头一次相见——此前他对儿子的了解仅限于家信所附的照片。萨申卡见这个陌生、未刮脸的大人俯身向自己,惊惧之下抓住母亲冬妮娅的衣服打了他一巴掌,随即扑到母亲怀里大哭;他劝冬妮娅不必因此忧虑或勉强孩子亲近自己,自己却也因这一幕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5 处]}

1917年秋

归家后的最初几天,他体会到强烈的孤独感,不怪罪任何人,只觉得从前对朋友们的评价过高了;如今他感到亲近的只剩妻子、岳父、几位共事的医生和几名普通职员。按乔迁前的约定,一场以野鸭与药用酒精待客的晚宴如期举行,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戈尔东之子米沙·戈尔东、因诺肯季·杜多罗夫、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与舒拉·施莱辛格均到场;在闹饥荒的莫斯科,这样一桌菜肴反使他感到与周围生活的脱节而懊丧。席间他与因诺肯季讨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将其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写出的抒情诗人。深夜舒拉·施莱辛格醉意中发表长篇议论,称血的洪流般的革命正在逼近,他也乘着醉意起身讲话,称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前方与后方的界限已趋于消失,俄国注定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讲毕又因众人的爱戴而生出说不清的忧伤,自陈已预感到将来的无能为力。^{[10 处]}

1917年秋至1918年初

八九月间,他重新回到先前任职的医院上班;圣十字会虽已解散,医院因尚无新名称仍沿用旧称。院内已现分化,四平八稳者视他为危险分子,政治上激进者又嫌他“红”得不够,处境两不讨好。除本职诊务外,院长还委他汇总面向中央统计局的各类调查表,内容涉及死亡率、患者人数、职工财产状况、公民意识与选举参与程度及燃料食品药物短缺情形。他常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的旧桌上兼理这些文书,并抽空撰写题为《游戏人间》的私人札记,内容为随笔、散文与诗,取意于当下多数人已丧失本来面目、不知这场戏该如何演下去。一日办公室内,解剖室主任向他谈起下落不明的多面手塔拉修克——此人本是修鞋钟表匠出身,战时因用心钻研枪法立功受奖,如今投身布尔什维克士兵之列;主任借此人的经历总结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番譬喻:武器一旦到手便自成一股力量,人便不愿再放下。二人随后一同下楼离开医院,边走边谈论过冬所需的劈柴。^{[7 处]}

1917年秋,十月革命武装冲突发生前不久

十月革命前夕的一个深秋夜晚,他在阿尔巴特街附近拐角处发现一名遭抢劫击伤、昏迷不醒的路人,头部受伤但颅骨无损,遂叫来医院的马车将其送往圣十字医院救治。伤者痊愈后表明身份是一名知名政治活动家,此后多年成为他的庇护人,在充满怀疑与不信任的年代为他免去许多麻烦。^{[3 处]}

1917年10月末至11月初(旧历)/俄历十月革命期间莫斯科巷战

莫斯科十月革命巷战爆发的礼拜天,他正在家中生火取暖,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与好友米沙·戈尔东先后跑来报信,又先后被巷战阻断归路,在他家中滞留三昼夜(见十月革命在莫斯科的巷战)。同一时期,幼子萨申卡受寒发病、出现假性格鲁布喉炎症状,他以自备显微镜为其检视咽喉涂片、排除白喉;因巷战正处高峰,一时无法外出为孩子购置急需的牛奶等物,直至战事平息、交通恢复。舅父与戈尔东滞留期间的陪伴令他感到宽慰,但三日不断的闲谈也使他疲惫,二人脱身离去后他反倒感到庆幸。^{[7 处]}

1917年10月末(儒略历),约合公历11月上旬

巷战结束后一个风雪夜,他在街头买到一张号外,得知彼得堡已成立人民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权(见十月革命),站在路灯与一处公寓门厅下读毕全文。归途中,他趁哨兵不备从一堆看守中的公家木料里抽出一根木桩扛回家中——当时家中木柴已尽——锯劈后生火取暖。他将号外交给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传阅,自己则发表一番即兴评论,将这场革命比作一场不待旧时代自然终结便“半路杀出”的“高超的外科手术”,认为其毫不使人恐惧之处正来自普希金式的磊落与托尔斯泰式忠于事实的俄罗斯文学传统。^{[9 处]}

1917年冬至1918年冬（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冬天）

此后接连三个艰难的冬天相继而至,在记忆中渐渐融为一体、难以分辨先后(见十月革命后的粮食燃料短缺)。他任职的圣十字医院此时改称“第二改良医院”,不少高薪名医以“抗议”为由自愿离职,继续留任的他因此被这些人冷落,几近断绝往来。物资匮乏与传染病流行之下,他夜里常与冬妮娅谈起要多加小心提防传染病,并叮嘱她万一自己病倒,切勿把他留在家中医治,应立刻送医院;称如今真正称职、可以信托的医生已所剩无几。^{[5 处]}

约1918–1919年，莫斯科

一次出诊往布列斯特街尽头一处营房式住宅应诊,恰逢军事巡察队入内检查、没收未经允许持有的枪支,居民正在开会的住宅委员会因此中断;他被拦在楼梯口,经巡察队长准许后方得入内。诊视后确诊女病人患斑疹伤寒,病情较重,建议送医院,以便获得持续的医疗照看;女病人的丈夫因惧怕失去妻子,恳求他增加出诊次数在家诊治,并愿以任何报酬相许,他仍坚持须经住宅委员会开具证明后送院。^{[6 处]}

约1918年冬,莫斯科

为送这名斑疹伤寒病人就医,他经由居委会结识区苏维埃工作人员奥莉娅·杰明娜,由她调来马车;事后杰明娜打着手电送他摸黑走回家中,途中谈起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近况。回到家中,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那只久修不好的座钟在他外出期间突然自行走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讲起此事时,他开玩笑说这是“敲响了我要得伤寒病的钟声”。^{[3 处]}

约1918-1919年,内战初期

此后一家人的困窘日甚一日,他先后设法求助于此前救过的那名政治活动家(见上文)与住在特维尔城门附近的一位采办员,前者因内战期间频繁出差、且自身也在忍饥而无暇多顾,后者已数月踪迹全无,其病愈的妻子亦下落不明,原住的那栋房子住户已全部换过——奥莉娅·杰明娜上了前线,法吉玛·加利乌林娜也无处寻访。一次他从温达夫斯基车站押送按官价配给的劈柴步行返家,途中沿梅晓茨卡亚大街突感周遭景象扭曲、双腿站立不住,自知斑疹伤寒发作,昏倒在路上,由车夫将他救起、放在劈柴堆上拉回家中。^{[3 处]}

未知,仅知谵妄持续两周

斑疹伤寒发作后,他连续两周断断续续陷入谵妄,幻觉中反复出现妻子冬妮娅将两条街道摆上书桌供他写作的情景,以及一个身着西伯利亚鹿皮袄、面容似吉尔吉斯人的男孩,他认定这男孩就是死神本身,却又觉得死神竟在助他写诗。谵妄中他构思出一首题为《失措》的诗,写复活与收殓之间流过的那段时光,以及从中生出的一句诗——“接触是欢悦的,醒来也是必须”;由此感到乐于与地狱、衰变、死亡相接触的同时,也乐于与春天、悔改的女子和生命本身相接触,并认定人应当苏醒、站立、复活。^{[5 处]}

约1921—1922年

病愈之初他神志尚未完全清醒,由冬妮娅喂食黄油面包、甜茶与咖啡,一时忘记这些食物在当下已属稀罕,只当作理所当然的享受。经妻子告知才知这些接济皆来自异母弟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此人此前已在鄂木斯克某处楼梯上偶遇过他,却因他神情可怖而未敢招呼,此番趁他昏迷之际频繁登门,不知从何处弄来大米、葡萄干、白糖等物,并力劝全家离开莫斯科,到偏远处销声匿迹一两年。一九二〇年四月,日瓦戈全家依此建议启程,前往尤里亚金附近的旧领地瓦雷金诺。^{[5 处]}

约1918年

启程前,他前往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为全家出行事宜奔走。站内大厅石头地面上躺着大批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斑疹伤寒愈后病人——医院床位紧张,病情刚过危险期即令其出院,车站因此成了这些人的栖身之所。一名搬运工提醒他须办妥注明公务事由的“出差证明”,车次稀少、一票难求,还须以面粉等实物打点相关人员方能设法弄到车票。^{[4 处]}

1918年冬，十月革命后

启程当日清晨,全家在天亮前出门,邻居闻讯纷纷起身相送;他要求不带行装,独自徒步走到车站,其余人与行李则雇了一辆马车同行。^[出处]

1918年前后(十月革命后内战初期)

抵达车站后,他先到窗口为全家补办出差证件,随后回到候车队伍中交给妻子冬妮娅过目。排队旅客见证件上盖的是“公务人员车厢”乘车证,议论纷纷:有人指出眼下车次多为军车、囚车与货运混编,未必真能挂上此类车厢;另有人当面议论他这般“原先老爷堆里的医生”一旦被安排进士兵车厢,恐遭车上带枪水兵的欺侮。这番议论后因候车人群发现有一队人不经排队便径直登车而中断——那是一批从彼得格勒押解来的劳役人员,在押送下改道开赴东部前线挖掘战壕(见全俄劳动义务制)。^{[5 处]}

内战初期，约1918年

列车驶离中部俄罗斯地带、进入不久前方平息叛乱、仍有武装匪帮出没的地区后,常在旷野频繁停车接受盘查。一夜列车又在路标附近停下,他出于好奇跳下取暖货车查看,见司机因认定前方区间情况不明、拒绝继续行车,与几名怀疑其蓄意破坏的水兵在雪地里对峙,水兵持枪相向,司机则申辩自己并无恶意,只为保全大家安全;一名神情镇定的水兵出面平息事态,劝散围观的旅客,又打发司机回去开车,列车得以继续东行。^{[7 处]}

1918年

列车驶近矿山区,途中人口渐稠,靠站愈发频繁,车厢中往来短途乘客夜里在过道闲谈本地消息。他从三日来这些片言只语中得知,白党已在北面占优,正逼近或已攻占尤里亚金;传闻中指挥这支白党武装的正是他在梅留泽耶沃的旧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但传闻是否属实、是否与同姓者混淆尚无从证实。他未向家人提及此事,以免徒增担忧。^{[3 处]}

1918年春

途中一次列车在林中停靠取薪,他与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一同锯木料;休息间隙,他提出因深入内地、当地局势动荡、抵达后将面对何种处境尚不明朗,一家人应事先就到时如何自处约定一致态度,以免彼此因对方的行为而难堪。^{[2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8—1919年

一个闷热多雾的夜晚,他因暑热难眠独自下车查看,循炮声与河边噗噗声一路走出很远,发现列车已在拉兹维利耶附近的一条僻静岔线上与前段车厢脱开。他先后遭两名哨兵盘问,因说不清来路又追问车站与河流的名称而遭疑为要犯,证件被没收,一名躺在岸边的渔民趁隙告知他一带戒备森严的缘由,并劝他坚持要求面见负责人、不可轻易随哨兵摆布。经渔民讲述,他得知面前的河流即雷尼瓦河,附近车站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的水陆工业郊区;尤里亚金此前一直抗拒白党进攻,此时似已守住,拉兹维利耶一度出现的混乱也已被控制,四周因已疏散平民而戒严安静。停驻岔线上的多列火车分属不同军事单位,其中一列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专列,他的证件即被送往此列。此后第三名哨兵将他押解带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厢。^{[7 处]}

俄国内战期间（1918—1920年前后）

哨兵领他登上专列,穿过几节车厢来到中部一间收发文件的办公车厢。车厢内陈设整洁、气氛平静,几名衣着齐整的工作人员各自忙于文书、军用地图与一架损坏的打字机,对他这个被扣押的陌生人不加理会。这与他此前对这位以威严著称的非党军事专家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由此推想,此人真正的指挥场所应在更靠近前线的司令部,眼前只是一处流动的私人办公地。工作人员的从容令他一时安心,又转念疑心他们或许是因见惯生死而对一切变得麻木。^{[5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8—1919年

次日清晨,他在办公车厢外目睹几名俘虏或被捕者经天桥押过,其中一名头部负伤、纱布渗血的中学生因两名红军士兵替他固定制帽这一有悖常理的举动引他动容,几乎要冲出去出言劝阻。目光转回车厢内时,斯特列利尼科夫已健步走入;他初次得见此人,一时诧异二人此前竟从未相识。斯特列利尼科夫先向部下宣布已击退当面之敌,随口提及对方指挥官出身比自己更“无产阶级化”、二人曾在同一大杂院长大、自己欠这位旧友不少人情,随后才想起唤他前来问话的缘由。经审视他的证件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认定哨兵扣错了人,当面致歉并称他为“同志”,将证件归还,随即以口气温和的邀请代替命令,请他到近旁的车厢一叙。^{[8 处]}

俄国国内战争期间,约1919—1920年

在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厢内,他就此行目的地瓦雷金诺接受盘问:斯特列利尼科夫认出瓦雷金诺曾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追问他是否是继承人,又以战时逃兵藏匿林中为由质疑他为何要去这样一处偏远之地,并追问其能否出示教育或保健人民委员部签发的“苏维埃的人”证明。他答以自己因两次负伤已完全免除兵役,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威吓与讽刺不为所动,称对方设想扯入的争论自己一生中早已同想象中的指控人辩过,已有定论,不愿在对方面前为自己辩解,只请求或被放行、或被处置。斯特列利尼科夫最终宣布放他自由,但预告将来还会重逢、届时将另当别论,并致电拉兹维利耶肃反委员会运输局,派人护送他离开。^{[8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8—1920年）

一名唐波夫省马尔山县出身的哨兵拄枪陪同他步行返回原来的列车;途中哨兵抱怨内战耽误了自己回乡耕种春麦、黍子的农时,将其归咎于内战在民众间制造的“阶级不和”。^{[2 处]}

内战初期,约1917年末至1918年间

回到暖棚车车厢后,他与妻子冬妮娅·格罗梅科拥抱重逢,得知全车乘客因他平安脱险而向自己道贺;妻子随即为他引见新结识的乘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得知对方是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后,他不以为意,只觉此人外表更像演员而非传闻中令人畏惧的角色。桑杰维亚托夫告知,因尤里亚金城中失火、桥梁被炸,列车无法直达该城,须绕道改行至托尔法纳亚,途中还要经过一段调车耽搁的时间。^{[4 处]}

1918年（内战初期）

绕道途中,他与桑杰维亚托夫并坐在暖棚车厢地板上眺望沿途战事痕迹,听对方讲起其父作为股东投资农机企业与电影院一事,顺口问及此举与其自称的社会民主党立场有何相干,由此引出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驳:他称马克思主义算不得一门科学,因其远不及真正的科学稳健、客观,自我封闭而远离事实,掌权者一味回避真理、编造自身永无错误的谎言,故政治于他而言并无可取之处,他不喜欢对真理漠不关心的人。桑杰维亚托夫只把这番话当作一个言辞尖刻的怪人的乖张之论,一笑置之,并不反驳。^{[7 处]}

1918年末至1919年初冬季

定居瓦雷金诺后的一个冬天,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大段札记,记述这段自给自足的生活:一家人从早到晚劳作,修缮房屋、耕种糊口,他将其比作鲁滨逊式重建生活小天地;他不宣扬托尔斯泰的平民化与转向土地的主张,也不臆想自己对社会主义农业问题有何修正意见,只自认这段经历是有争议、不足为凭的个例——家中经济来源仅蔬菜土豆一小部分靠自家双手生产,其余另有来源,土地使用与森林采伐均属违法,采伐的正是原属克吕格尔家、此时已归公家的林木,全靠地处偏远、离城市远而未被发觉,并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纵容庇护。他自陈已拒绝正式行医、闭口不提医生身份以求自由不受束缚,但仍不时有闻讯而来的远近乡人携鸡蛋、黄油等物请他看病,不肯白受诊治;他与米库利钦一家真正的靠山,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6 处]}

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个冬天

一家人迁入主宅后面昔日供高等佣仆居住的两间木屋,重新安装了炉子;经内行帮忙提高了取暖效果。凭一个干燥温暖的秋天,一家人在雨季与严寒到来前挖出了土豆,除偿还欠米库利钦的部分外仍存二十袋,另储有腌黄瓜、酸白菜、圆白菜、胡萝卜、萝卜、甜菜、芜菁及豌豆青豆,柴火也足够用到春天。入冬后农事渐歇,靠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供应的煤油,一家人晚间围灯而坐,女眷做针线,他与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轮流朗读,读毕《战争与和平》《叶夫根尼·奥涅金》等长诗,又读了司汤达《红与黑》、狄更斯《双城记》的俄译本与克莱斯特的几个短篇。^{[6 处]}

春季，具体年份未明

将近春天时,他在日记中写下已察觉妻子冬妮娅·格罗梅科怀孕,称她本人尚不相信这一判断,自己却确信不疑;又就妊娠期间女性外貌与心境的变化、母性与孤独等题目发了一番议论,并援引圣母领报相关的祈祷词为例证。^{[5 处]}

瓦雷金诺隐居期间,具体日期不详

同一时期的日记中,他就艺术的本质发了一段议论:艺术并非包罗各类现象的一个门类,而是狭窄而集中的,是渗入作品各构成成分之中的某种原则,是被千锤百炼的真理的标志,其本质更接近隐秘的内容而非形式;作品固然凭借主题、情节、人物等手段说话,但更多地凭借渗透其中的这种艺术本身发挥震撼力,例如《罪与罚》中艺术本身的震撼远大于书中所写的罪行本身。他还认为,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与当代艺术实为数千年间一以贯之的同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某种确认,其力量融入具体作品时便成为该作品的本质与灵魂。当晚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来访并带来礼物。^{[4 处]}

冬末,具体年份不详

此后日记中记有一次感冒,伴咳嗽、低烧、咽喉不畅,他联想到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生前患有的心脏病,疑心自己也遗传了同样的先兆。卧病期间,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送来肥皂,家中借机大洗衣物,幼子萨申卡因此两天无人看管,常钻到他写字的桌子下玩耍。他记下病愈后欲进城翻阅当地民族志与历史书籍、并利用一座由几名富人捐资建成的市图书馆的打算,又记述一场杂乱的梦:梦中一个女人浑厚低沉的嗓音将他唤醒,细想却发觉这声音不属于包括妻子冬妮娅在内的任何一个熟识的女人;由此生发出一段关于做梦的看法——他所察觉的与“日间印象深刻之事夜里入梦”的通常说法相反,倒是白日里一带而过、未加留意的琐事,夜里常以具体形象返回梦境。^{[7 处]}

同期日记中,他连日记下与家人夜谈普希金诗作的心得:细究收入普希金诗集第一卷的皇村中学时期诗作的格律选择,认为其中篇幅较长者以神话辞藻、虚构的堕落与故作老成的思维早熟取悦长辈,是少年虚荣心的顶点;及至《小城》《致姊妹》一类短诗与《致叶甫盖尼》的节律,才见真正的普希金本色初现——外界的光线、喧闹与实物径直涌入诗行,挤开了含义含混的形容词,此后普希金标志性的四音步诗格遂成为俄罗斯生活的一种尺度;更晚近的涅克拉索夫则以三音步扬抑抑格续写出俄语口语的腔调与韵律。^{[6 处]}

日记中他还谈到写作学术或艺术著作的心愿,认为妨碍自己动笔的并非贫困与漂泊,而是当下流行的空洞的宏大辞藻;他推崇普希金对诚实劳作、责任与日常生活习俗的赞颂,以及普希金与契诃夫对人类终极目的一类大话题所持的漠然与腼腆态度,相较之下,果戈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执意直面死亡、追根究底、进行总结。^{[5 处]}

春季,谢肉节之后不久

翌年春天农活渐忙,日记随之搁笔;最后一则记于谢肉节前后,记述一名患狼疮的农夫乘雪橇冒着泥泞求诊,他起初推托已不再行医,终因不忍而为其检查、并动用桑杰维亚托夫设法弄来的石炭酸诊治。就诊当口,异母弟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乘雪橇突然到访,全家人皆喜出望外地迎接;追问其来路与去向,他一如既往含糊其辞、只报以微笑。此番他在瓦雷金诺住了约两星期,时常往返尤里亚金,又时而不告而别、行踪成谜;临行前他应承设法减轻全家家务负担,以便冬妮娅能腾出时间教育萨申卡、尤里也能专心行医与写作,随后果真兑现——一家人的生活条件确有改善之象。尤里在这最后一则日记中承认,自己对这个同姓的异母兄弟其实知之甚少,却已是他生平第二次以“救星”般的方式在困顿中现身;札记就此中断,他没有再写下去。^{[8 处]}

1918年前后春季，日瓦戈家迁居瓦雷金诺期间

此后他践行病中所记的打算,借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提供的马匹,上午到尤里亚金市立阅览室查阅借阅图书,中午骑马返回瓦雷金诺,从不在城中耽搁到天黑。阅览室中当地知识分子旧住户与普通百姓混坐,前者多面容浮肿、衣着破旧,馆员亦是同样的病态面容,他由此联想到抵达尤里亚金当日所见持不满态度的女扳道工与桑杰维亚托夫在车厢中的暗示,试图将两者与眼前景象联系起来,却未能想明白。^{[5 处]}

未明确,推定为日瓦戈居住尤里亚金期间

一次在阅览室专心查阅有关普加乔夫历史的著作时,他一眼认出对面新来就座、背对着他的女读者正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自梅留泽耶沃分别以来二人尚未重逢。他见她低声与患伤风的馆员叶夫多季娅·谢韦里诺夫娜(通采夫家之女)交谈几句,竟令后者神情为之一振,烦人的喷嚏与紧张也随之消散;这一幕同样被大厅中其他读者看在眼里,不少人以熟稔而亲切的目光望向她,由此可见她在这座城里颇受相识者的爱重。^{[4 处]}

内战时期，约1918-1919年间

其间他意识到,先前在瓦雷金诺一个冬夜梦中听到的浑厚低沉的女声,正是安季波娃的嗓音。待她离开阅览室后,他在她已归还的借书台上见到一批马克思主义教材——她显然正在家自修政治,重操教师旧业——书中夹着写有她住址的借书单:“商管局街,有雕像的房子对面”,遂将地址抄下。^{[3 处]}

五月初

五月初一个多风的日子,他在城里办完事、到阅览室看了一下后,临时改变计划前去按抄下的地址找安季波娃。行至商管局街,风沙迷眼,他绕道从小巷穿过院子,恰逢安季波娃在井边打水时被风刮掉头巾,遂上前拾还,自愿替她挑水,被她以“不能让您把楼梯弄湿”为由婉拒。二人的对话中,安季波娃提到他来尤里亚金已一年有余却始终未曾登门,又说自己曾在阅览室见过他;她随后引他穿过院中拱门与铁楼梯上楼,自己先入内提水、更衣,留他在楼梯台上等候。^{[9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8-1919年

此后两个多月间,他数次进城借故留宿安季波娃处,对家人谎称是在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过夜;二人早已以你相称,他唤她拉拉,她唤他日瓦戈。他自陈对冬妮娅怀有近乎崇拜的爱,以维护她的荣誉与尊严为己任,却又是伤害她的人;在家中面对亲人的和睦与不知情,他自觉如未被揭穿的罪犯,一度定下决心要向冬妮娅坦白一切、请求宽恕并从此不再与拉拉相见。一次进城向拉拉宣布此意后骑马返回瓦雷金诺途中,他反复动摇:先是觉得对拉拉说得不够坚决温柔,继而又以“谁说必须今天摊牌”为由说服自己不必急于向冬妮娅摊牌,转而盘算再进一次城、与拉拉把话说透,想到能再见她一面竟乐不可支。^{[9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8-1919年

沉浸于这番设想之际,一声近处的枪响把他惊住,坐骑受惊猛地停下。三名武装骑手——一名佩子弹带的职业学校学生、一名身着军官大衣与高筒皮帽的骑兵、一名戴牧师帽的胖子——截住去路。为首者自称是利韦里·阿维尔基耶维奇·米库利钦(化名列斯内赫)的联络官卡敏诺德沃尔斯基,告知游击队原有的医生已被打死,遂将他强行征用为“林中弟兄”的军医,命他下马、交出缰绳,警告不得逃跑。^{[6 处]}

内战期间,日瓦戈被游击队扣留进入第二年

在游击队中被扣留至第二个年头,他所受的不自由并无围墙与看守之实:队伍随军行动、与沿途居民混杂来往,他表面上行动自如,只是不善利用这份自由;这种无形的强制与他童年以来所感受到的另一种同样无形却真实存在的社会强制并无二致。其间他曾三次尝试逃离游击队,均被抓回,此后未再尝试。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多加纵容,安排他在自己帐篷里过夜,这种被刻意亲近的安排令他感到苦恼。^{[7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9年前后

在队中担任军医期间,他常年应付冬季斑疹伤寒、夏季痢疾及战斗重启带来的伤员,工作量繁重;协助他的有两名颇具经验的卫生兵,主要助手是匈牙利共产党员、战俘出身的军医克列尼·劳什(在战俘营中人称“狗叫”同志),与他以德语交谈,另有克罗地亚籍奥地利战俘、医士安格利亚尔,勉强听得懂俄语。^{[2 处]}

俄国内战期间，约1919年，乌拉尔或西伯利亚地区林地战场

按国际红十字公约,军医本无权武装参与交战,但一次白军进攻游击队散兵线时,他恰在阵地上被卷入战斗。身旁的报务员中弹身亡后,他拾起死者的步枪还击,出于怜悯不愿瞄准这些令他联想到自己中学同学与旧日相识的年轻志愿兵,遂改为对着一棵枯树射击,借此应付战斗要求;但仍有进攻者不时进入他与枯树之间的瞄准线,他因此打伤两人,打死一人。战斗结束后,他见死者衣领内绣有姓名“谢廖札·兰采维奇”,查看时发现此人尚有余息——子弹被其母亲所赠、缝在衣内的圣诗护身符挡去大半力道而未致命(见圣诗第九十首护身符)。为保住谢廖札·兰采维奇的性命,他与医士安格利亚尔隐瞒其真实身份,对外称其为新近加入游击队者,共同护理至其康复,而后将其释放;兰采维奇并不隐瞒去向,表示仍将返回高尔察克部队作战。^{[10 处]}

内战期间,约1919年秋

一个秋夜,队长利韦里·阿维尔基耶维奇·米库利钦(利韦里·阿维尔基耶维奇·米库利钦)彻夜拉他谈话,追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式道德教育与“改造生活”一类主张的看法。他表明自己厌弃这类高谈阔论:所谓普遍完善的理想触动不了他,为此流血牺牲的手段与目的并不相称,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把生活当作有待加工的粗糙材料这一预设——在他看来,生活本身即是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改进的因素,远比人的理论高明。面对利韦里以强制手段扣留自己却反劝其对游击队的胜利前景感到振奋,他心中鄙夷这种自欺,却因身处被扣押的处境而只能隐忍。是夜他辗转难眠,心中默念妻子冬妮娅·格罗梅科——按预产期她此时应已临盆,他却不知孩子是否顺利降生、是男是女;又念及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不敢出声呼唤她的名字。^{[6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的初冬

入冬前,白军调集前线兵力试图一举合围林中弟兄,因包围圈过大、密林中难以收缩两翼而未能得逞,游击队遂放弃转移过冬地的计划,就地掘壕坚守。药品所剩仅奎宁、碘与硫酸钠,碘须溶于酒精方能使用;随军手工艺人以营中缢死的狗皮为队员缝制皮袄以御寒。此前因禁酒而遭捣毁的酿酒设备被重新修复,恢复自酿,酒精浓度接近一百度,足以溶解结晶碘;他用这种自酿酒浸泡金鸡纳树皮,以此治疗初冬随严寒而至的斑疹伤寒病例。^{[6 处]}

约1919年

一次随营地牛群转移途中,他在人群后排旁观库巴里哈为阿加菲娅·福季耶夫娜·帕雷赫的病牛念咒,如中魔法般听她讲说一整套鸟兽草木、旗帜风雪皆有隐秘所指的巫术之说,联想起此前赶车人瓦克赫的即兴闲谈,也联想到诺夫戈罗德、伊帕契耶夫一类古老编年史开篇因辗转传抄而讹变失真的文字。听着这些荒诞之言,他心中浮现出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的形象:想起她肩胛骨间的一处旧伤,由此联想到她内心深藏的秘密与异乡的城市与街道;在游击队被围、生死未卜的处境中,他确认自己对她的爱是不可分析、如同浑然天成的造物,与此同时又为自己与森林、西伯利亚、游击队这场“荒唐事”捆绑在一起的命运感到眩晕。^{[5 处]}

1919年冬至1920年初

在游击队中滞留至第十八个月的一个寒冬夜晚,他与利韦里·阿维尔基耶维奇·米库利钦在雪地小路相遇,应邀赴其地窖夜谈。利韦里告以最新军情:高尔察克已遭全线击溃、正被红军往东驱赶,俄国南部已告肃清,内战大局已定;又称瓦雷金诺已是空村,据侦察员所知,两家家眷应已及时脱险,至于尤里亚金是否仍在白军手中的传言则被他判为讹传。他追问家人确切下落而始终得不到证实的消息,退到地窖外的木墩上独坐,想象妻子冬妮娅·格罗梅科怀抱幼子舒罗奇卡在风雪中挣扎无助的情景,又念及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与女仆纽莎不知下落。^{[8 处]}

1919年冬至1920年初

当夜他重新下定决心逃离“林中弟兄”:此前已备好雪橇、面包干等出逃用品,埋在营地警戒线外一株冷杉下并做了记号。他借口出外透气离开地窖,沿夜哨盲区绕行,途中被哨兵热瓦克拦住盘查,以口令“红色西伯利亚”对答放行;哨兵自称因失眠出来吞雪解渴,顺路去摘一株结冰花楸树上的果子。日瓦戈行至那株花楸树前,想起拉拉的手臂而对树枝低语,随后循原定路线找到冷杉,挖出埋藏的物品,离开了营地。^{[8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冬季

脱离游击队后,他独自徒步返回尤里亚金,沿途大半路程循着已废弃、埋在雪下的铁路线行走。沿线大批因积雪、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政权全线溃败与燃料耗尽而抛弃的白卫军车厢已成为武装匪帮的据点、刑事犯与政治流亡者的藏身之所,更多则成了死于严寒与斑疹伤寒者的坟场。途中他数次瞥见疑似从游击队营地逃出的人影,其中一次确认是本以为已被处决的捷连季·加鲁津——后者已改名换姓,正潜回圣十字镇家中。经数日跋涉,他于一个冬日傍晚抵达尤里亚金,衣衫褴褛、身体虚弱。^{[5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冬季

在张贴官方通告的街上,他望见街对面拉拉住处的窗户已被重新刷白,不知是主人归来还是已换新居而心绪不宁,遂穿街而入,踏上仍与记忆中分毫不差的楼梯,却发现门上已换成一把沉重的吊锁。他做好了拉拉与卡坚卡已不在尤里亚金乃至人世的心理准备,仍按约定去摸藏钥匙的墙洞,竟同时取出钥匙与拉拉留下的一张字条。字条中拉拉写道,听闻他还活着便已携卡坚卡启程赶赴瓦雷金诺寻他,又交代钥匙留处、独居度日以重物压紧锅盖防鼠等生活细节,通篇未提及冬妮娅一家的下落。他由此确信自己的家人此时应已不在瓦雷金诺,忧喜交加中无暇多想,径自下楼去查看墙上的通告。^{[9 处]}

约1920—1921年，内战末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墙上贴的是征用有产者财产与课税办法、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一类法令,与白军占据该城前所见的规定并无二致,让他分辨不出眼前所处究竟是最初那次巨变的年份还是随后哪一次白卫军暴动的间隔;这种一成不变、日益脱离生活的空洞措辞令他感到眩晕。另一份夹带的报告痛陈饥荒之下地方组织无所作为、投机倒把猖獗,要求对尤里亚金贸易货栈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搜查、对投机倒把者就地枪决;他心想粮食、有产者、投机倒把者、农民与农村早已在此前的法令中被一一取消或消灭,如今却仍在被无休止地谈论。眩晕中他一头倒在人行道上失去知觉,苏醒后有路人上前搀扶、问明去向,他婉拒了帮助,只说自己不过是要过街而已。^{[4 处]}

早春某年黄昏，具体年份未标明

他重新上楼开门,发现空屋内老鼠已在其间繁殖成灾,罐头盒散落一地;他决定先设法躲开鼠患,择一间可与外界隔断、门能关严的房间安顿,用碎玻璃与铁片堵住鼠道。室内光线与室外一致,让他生出一种与街道、与世间生活重新亲近之感,先前赶路时的虚弱与害怕随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极度兴奋、坐立不安的亢奋——他自知这种昂奋比此前的体力衰减更接近发病的先兆。为在此安顿下来,他想理发刮须,城中理发店或已改作他用、或已关门,自己又无剃刀,遍寻拉拉的梳妆台也未找到剪子,遂想起小斯帕斯卡娅街一家裁缝铺,出门想赶在打烊前借一把剪刀。^{[7 处]}

内战期间,约1919年前后

赶到裁缝铺时铺子仍在原处营业,临街的大橱窗可直视店内。屋里挤满了正在赶制军服的女裁缝与临时招募来、以此换取工作手册的本地缝纫爱好者(见全俄劳动义务制)。他隔窗敲玻璃、以手势请求进内借剪刀,对方先以手势回绝私人活计,他坚持比划要求通融,却被误解为轻浮的调戏而招来哄笑;他破衣烂衫、举止古怪的样子,给店内女工留下病人或精神失常者的印象,众人挥手令他离开橱窗。他最终绕到院内,敲响了铺子的后门。^{[4 处]}

约1920年,内战后期

开门的是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通采娃,她在为他理发刮须之余,以对方一再声称的信贷联社流动巡视员身份为由,叮嘱他日后对外只说自己是医生或教师、切莫再提这类招祸的经历,他则始终未点破自己另有身份,只以巡视员的说辞敷衍应答。理发间隙,她讲起本地曾发生的一桩暴行,提到一位设法为人通融见加利乌林将军的“心肠慈祥”的女子,他由此听出她说的正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她又谈起自家四姊妹与已故长姐之子利韦里·阿维尔基耶维奇·米库利钦,他这才认出对方是利韦里的姨母、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小姨子,遂决意继续保持沉默。她随后讲述瓦雷金诺近况:村中曾遭不明武装人员挨户逐人枪杀,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夫妇已及时脱险,去向不明;此前迁去的日瓦戈一家中,年轻的一位(即他本人)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年长者(即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则已被政府召回莫斯科,行程还在白军第二次进占尤里亚金之前。他由此得知家人此时已在莫斯科。^{[8 处]}

内战期间,推测为1918年末至1919年间某个傍晚至夜间

当晚他第三次回到拉拉留给他的房子过夜,先花一个多小时堵住护墙板与地板间供老鼠出没的缝隙,又把卧室与其余房间隔绝、锁死以求安眠。生火时,他在一段木柴上认出昔日克吕格尔家林场运送原木所用的旧戳记,由此断定这批木柴出自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的供应,如同后者此前对他一家的关照一样也曾照应过拉拉;这一发现令他心生醋意,联想桑杰维亚托夫的殷勤与拉拉素来的轻率,疑心二人之间不曾清白,又因思念亲人而暂时压下这份怀疑。^{[7 处]}

内战期间,推测为1918年末至1919年间某个傍晚至夜间

炉火映照下,他重读随身带的拉拉留条,才发现此前一直未读的背面还写有几行字,方知妻子冬妮娅·格罗梅科已在他被游击队扣留期间产下一女;后面几句被拉拉划去,只留下她要出门借马、担心带着女儿卡坚卡同行会有困难等语。他由此推断拉拉此去是向桑杰维亚托夫借马,又以“若非问心无愧不会把话说得如此详细”自我宽解,先前的醋意随之平息。^{[5 处]}

当晚生火后进食,他随即陷入无法克制的困倦,和衣倒在沙发上沉睡,浑然不觉门外与墙那边老鼠的喧闹,连做两个噩梦。第一个梦中他回到莫斯科,隔着一扇上锁的玻璃门看见幼子萨申卡穿着儿童外套、水兵裤哭喊“爸爸”,身后一股轰鸣的水流步步逼近;他虽心碎欲碎,却始终紧拉门把手不放孩子出来,如同将孩子献祭给自己在另一个女人面前维持的虚伪人格与责任。惊醒后他自忖是发烧,是一种表现为极度疲劳、生死交界的重症而非伤寒,随即又睡去。第二个梦中场景转为革命前莫斯科一个清早,继而是一幢挤满借宿旅人的长条房屋,女主人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身穿匆匆披上的晨衫在屋内张罗,他跟在她身后絮叙着琐碎不合时宜的话,她无暇理会,只偶尔转头望他,神情安详而纳闷;梦中他确认这个疏远、冷漠又极具吸引力的她,是自己愿为之献出一切、在众人中唯一选中的人,其余一切与她相比都不足论。^{[7 处]}

内战期间某年春季,具体年份未注明

此后数日间,他陷入斑疹伤寒引发的高热与昏睡,时而短暂清醒,不辨昼夜与病程长短,只自忖这是医学教材未曾描述的一种伤寒,又因无力起身进食而心生自怜。谵妄中他数度以为听见近旁有人声,疑心自己已陷入神经错乱。终于有一刻他确认自己并非在做梦:身上衣物已被脱去、换上干净衬衣,躺在洁净的被褥中,俯身守在床边的正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二人相拥而泣,他随即因幸福感重又失去知觉——拉拉已携女儿卡坚卡赶到,发现他病倒并加以照料。^{[4 处]}

内战期间，日瓦戈重病初愈之后

在拉拉的照料下,他很快痊愈。^[出处]

约1920年

病愈后,拉拉认为他身体尚弱、不宜立即启程返回莫斯科投奔家人,主张他先设法找一份用得上医生专业的工作,攒下气力与盘缠,首选是原医务管理局改组后的州保健局。她提醒他,以西伯利亚百万富翁自尽身亡之子、工厂主兼地主之女的丈夫、又曾滞留游击队后出逃这样的经历,若不主动任事,处境将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一样危险;她自己也打算去州教育局谋职。^{[3 处]}

此后一夜长谈中,他得知妻子冬妮娅为新生女儿取教名玛莎、以纪念他已故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谈及拉拉与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时,他察觉自己的嫉妒只针对与自己地位悬殊、来路不明的“低层次”之人,而不针对与他相当或更出色的对手,后者激起的至多是一种伤感的、近乎兄弟情谊的退让。循此逻辑,他向拉拉说明,自己对科马罗夫斯基所怀的忌妒正属前一种:阴暗、无从解释、无法猜度,如同忌妒会传染的疾病;科马罗夫斯基既是致其父自杀身亡的元凶,又是使拉拉少女时代蒙受屈辱的人,这一巧合令他觉得两人的命运因此人而彼此纠缠,称之为“命该如此”。^{[5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

其后一个夏天,货币飞速贬值迫使他同时兼三份职:清晨即出门,先赴陆军医院门诊部(主要工作地点),其间往返尤里亚金州卫生局开会,又到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之父所献、现已改为“罗莎·卢森堡外科医疗速成班”的原妇产科研究所教授普通病理学。他每日近夜方归,家中拉拉操持炊洗缝补、辅导女儿卡坚卡功课,闲暇还自修政治教材以备回校任教。他与这个女人和孩子相处越深,越不敢以一家人自视,亦愈发受制于对妻儿的责任感与对拉拉不忠所生的愧疚;这份克制虽使他常年伤怀,却也使他与拉拉、卡坚卡的相处始终保有分寸,免于放肆亲昵。^{[7 处]}

一九一八年十月

其后两三个月,他向拉拉表示打算辞去州卫生局与研究所的兼职:官方要求的“新想法”实为对革命与当局的一味吹捧,令他厌倦而无能为力,自认在思想上难以接受当局英雄光明、自己渺小黑暗这一评判,遂决意只留医院一份工作,趁未被解职前先自请辞去其余职务。他向拉拉坦言已生出随时可能被捕的预感。^{[6 处]}

一九一八年十月

此后不久,附近一处民宅遭夜间搜查、查出藏匿武器并牵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中大批人被捕,拉拉据此判断二人已进入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阶段,起因正是刚从霍达茨基调至当地革命法庭委员会的两名老政治犯——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季韦尔辛与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之父。二人商议应对之策:拉拉提议携女儿卡坚卡退往偏远荒废的瓦雷金诺隐居过冬,由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帮忙维持与城里的联系;他则以此前已一再催促拉拉动身回莫斯科寻访失散家人为由主张拉拉带卡坚卡与他同去莫斯科,自己反倒决意留下,理由是须等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的命运有个了断、必要时能留在他身边。二人未能就去留达成一致,转而商议若双双被捕,卡坚卡可否托付给拉拉相识的谢拉菲玛·谢韦里诺夫娜·通采娃及其姊妹抚养。^{[10 处]}

约1922年

一个休息日,他从车站归来困倦不堪,半躺在沙发上听谢拉菲玛·谢韦里诺夫娜·通采娃谈论宗教与文化史。傍晚,西玛之姊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通采娃登门,带来一封辗转五个月、经手多人才寻到收信人的旧信——是冬妮娅·格罗梅科从莫斯科写给他的家书,信封已磨破拆开,经由安季波娃的地址转到他手中。他读信时渐渐忘却身在何处:信中冬妮娅告知已为新生女儿取名玛莎;又告知她本人、其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及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等一批立宪民主党与右翼社会党知名人士一同被政府驱逐出境(见一九二二年知识分子驱逐出境),即将启程前往巴黎,今后恐永无相见之日。信中冬妮娅还写道自己深爱着他而自觉不被回爱,历数他身上种种令她珍视之处,又提及儿子舒拉一提起父亲便伤心落泪,末尾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表示感激其在自己临产与困难时的照拂,同时评价拉拉是自己性情上的对立面——自己生来是为使生活趋于单纯、走上正路,而拉拉却使生活变得复杂、偏离正路。读罢全信,他万念俱灰、双眼空洞,窗外飘雪中恍惚觉得漫天雪花都是信纸上道不尽的空白;终因悲痛难抑而呻吟晕厥。^{[12 处]}

约1920至1921年

一个冬日傍晚,科马罗夫斯基突然登门,自称途经尤里亚金赴远东就任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劝他与拉拉同往远东以避祸,称二人已被本地肃反机构排上处决名单。日瓦戈当面斥责科马罗夫斯基插手与己无关之事,拒绝了这一提议,重申听不听劝全凭拉拉自己的意愿。当晚科马罗夫斯基借宿其间与他发生争执,他将其推下楼梯,此后再未听到科马罗夫斯基的消息。^{[7 处]}

内战末期(约1920—1921年冬)

数日后,女佣人转述医院看门人伊佐特带来的消息:执委会已议定近期将逮捕他。他与拉拉商定立即隐蔽起来,前往瓦雷金诺躲避一两个月,住处定在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留下的旧宅,而非日瓦戈家自己已残破难以居住的房子。二人计议向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借马及面粉、土豆等物,待到归还马匹时才让他登门,先自行在瓦雷金诺独居数日,再入林中打够一年所需的柴火。谈话中他向拉拉回忆起少年时在“黑山”旅馆隔断暗处初见她的一幕——她当时还是穿咖啡色校服的中学生,那份魅力此后成为他探索世间一切事物的钥匙。拉拉言语间暗示自己已怀孕,他心中判定属实。^{[10 处]}

内战期间某年冬季（具体年份文中未明说）

安顿米库利钦家旧宅期间,他一心盼着夜里拉拉与卡坚卡就寝后能提笔写作,虽未想好写什么主题,只单纯渴望重拾因久已搁笔而中断的写作能力,期望能与拉拉多待些时日、写出些新的有分量的东西。白天则与拉拉分工收拾房间、劈柴烧水、清洗衣物,二人在整理桌柜时陆续发现肥皂、火柴、纸笔等文具和一盏已装好煤油的桌灯,确认这些并非米库利钦家原有之物,应属此前那名不明来历房客所留。^{[5 处]}

俄国内战期间的一个冬季

一顿午饭后,拉拉谈起在瓦雷金诺隐居是否真能长久、科马罗夫斯基仍在附近逗留一事,他建议不妨认真考虑科马罗夫斯基提出的出逃安排,还提议次日赶车去尤里亚金找他。拉拉未置可否,反劝他清醒面对二人处境的种种风险。他随即谈及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希望设法与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商定,以其半年的粮食供给为条件,用日后完成的一部医学参考书、一部诗集或一部译作作抵押,借此维持生计;他自陈精通数种语言,得知彼得堡有出版社正征集翻译著作。拉拉告知自己也预感到二人很快会被迫迁往更远之地,请求他趁现状还可掌控之时,把此前凭记忆断续读给她听过的诗作写下来,以免全部遗忘。^{[5 处]}

约1921—1922年冬,深夜

当夜,拉拉与卡坚卡就寝后,他独自在书桌前写作至深夜三点,凭记忆写下先前已出版过的诗作的改定稿(包括《圣诞夜之星》《冬夜》等),又续写此前搁笔未完之作,并开笔新作;写作渐入佳境时体会到一种近乎脱离自我意志的状态,仿佛主导写作的不再是他本人要表达的心境,而是语言本身按其自身规律推衍出诗格、韵脚与结构。搁笔后他环视安睡中的拉拉与卡坚卡,因周遭的洁净与安稳而感极欲泣。三点钟他听到远处传来悲凉的嚎叫,出屋察看,见冲沟边有四只狼冲着房子的方向嚎叫,随后逃散;他判断附近有狼窝,忧心马厩里桑杰维亚托夫所借的马匹已引来狼群,决定暂不将此事告知拉拉。^{[10 处]}

冬季,具体年份未在本段提及

次日白天,他与拉拉一同劳作时数度情不自禁地放下手中重活,陷入昏然的柔情;夜里则因白日的困乏与恍惚获得写作前的准备状态,深知这种昼间的倦怠恍惚正是夜间精准表达的先导。他意识到瓦雷金诺无法久留、终将与拉拉分离,这一预感带来的痛苦促使他更加急切地盼望夜间写作、借诗句将其发泄出来;白日里挥之不去的对狼群的忧惧,也在想象中被他渲染为要将他与拉拉置于死地、或将二人逐出瓦雷金诺的一股敌对力量的化身。当夜重读前一晚的草稿时,他对自己曾深受触动的段落生出反感,自陈一生追求的是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地道出内容的诗风,却总觉去理想尚远。他将前稿中关于勇士叶戈里(格奥尔吉)的旧作反复删改,由五音步渐次压缩至四音步、三音步,认为诗行越简省,反而越能容纳应有的内容;写作正入佳境时,拉拉从床上起身、面色苍白地告诉他听见两只狗在叫、认定是不祥之兆,坚持天一亮就动身离开瓦雷金诺,他劝说近一小时后她才平静下来重新睡下。此后他独自到廊下查看,狼群比前一夜出现得更近、消失得也更快,数目似乎更多。^{[11 处]}

约1920年

一日运柴归来,他从马嘶声觉察米库利钦家来了外人,循声走近发现科马罗夫斯基已重新登门,与拉拉、卡坚卡争执不下。科马罗夫斯基告知一列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政府专车已在尤里亚金生火待发、次日续行,力劝二人搭乘,称拉拉离不开他同行。他重申此前立场,拒绝随行,表示若拉拉愿走便由她自行决定,自己留下看管房子;科马罗夫斯基斥其言不由衷,继而请求单独与他谈话。^{[6 处]}

内战期间，冬季

单独谈话中,科马罗夫斯基告知他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已被捕并处决,叮嘱不可让拉拉得知,称枪决之后她与女儿卡坚卡的处境已直接受到威胁。为促成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同行避祸而自己继续留下,他应下科马罗夫斯基的安排:在拉拉面前假意表示准备让步,声称愿随后跟上,借口去套马送行、实则一人留在瓦雷金诺;作为交换,科马罗夫斯基允诺日后一旦他表示愿意离开,便会将其接去与母女二人会合,再送往其所愿去的任何地方。听闻处决的消息后他一时无法思考判断,自陈是在痛苦与无力之中盲目屈从于这一安排,唯愿此举于拉拉有益。^{[5 处]}

冬季某日傍晚

次日,他以留下套马、随后追赶为由目送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卡坚卡乘雪橇启程,自己则站在台阶上远望通往山坡的那段山路,心中默念永别的话语;雪橇一度消失又出现在林间白杨树之间的一线余晖里,随后彻底没入暮色。他自知这一别便是永诀,却仍未点破对拉拉隐瞒的安排。此后他独自返回屋内,面对拉拉清晨匆忙收拾又已被弄乱的房间,伏在床沿痛哭一场;哭罢起身,拿起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精,兑水掺雪,独自小口啜饮。^{[8 处]}

未明确

独自留在瓦雷金诺后,他神志渐趋异常:房间不再收拾,昼夜颠倒,自拉拉离去后已丧失时间概念。他饮酒度日,反复修改献给拉拉的诗作与随笔,几经涂改后诗中的拉拉形象已与她本人渐行渐远;修改的用意在于克制,不愿过于坦露与在世者切身相关的隐私,遂将带血的、切近的内容替换为一种提升至普遍认知的平和宽广,他将这一效果的自行到来视为远行中的拉拉送来的一种安慰。此后他又将旧日写景抒情的诗稿一并加以润色。^{[4 处]}

未明确

写作之余,他重新思考历史的本质:反对历史可由个人意志“制造”的观点,提出历史进程如同植物生长——运动持续发生却难以被直接观察,只能在事后的静止形态中被察觉;战争、革命与一代代统治者不过是历史借以自我催化的“酵母”,变革本身耗时短暂,此后数十年乃至数世纪则要向促成变革的这种有局限的精神顶礼膜拜。他认为托尔斯泰否定拿破仑及统治者、将帅个人首创作用的思想是深刻的,却未能被托尔斯泰本人贯彻到底。^{[3 处]}

未明确

这一时期,他常在写作中恍惚忆起拉拉,以致把鸟鸣误听作她的声音,也几度产生隔壁房间有人唤他“尤里奇卡”的错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乘铁路检道车登门探望,携来伏特加,告知拉拉已携女儿随科马罗夫斯基离去;尽管他请求宽限三四天,桑杰维亚托夫仍按约定牵走了此前所借的马匹,并许诺数日后亲自来接他彻底离开瓦雷金诺。一个周末的深夜,他被峡谷方向的枪声与亮光惊醒,次日清晨却只当作一场梦。^{[4 处]}

内战后期的冬季,具体年份不详

其后独居瓦雷金诺期间,他一度想过若非了却此生不可,自己能找到迅速而少痛苦的办法,后终又服从理智,只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来接便即刻离去。一日傍晚,他听见沉稳有力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人径直推门而入,举止从容如熟悉此宅的主人;此人体格健壮,穿皮衣皮靴、背着来复枪,面容依稀相识。尤里追忆良久,认出此人正是多年前在拉兹维利耶专列上会见过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此前科马罗夫斯基曾告知他此人已被处决。^{[6 处]}

约1919年末至1920年初

彻夜长谈中,他应对方追问,将拉里莎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原样转述:她称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人的典范”,是自己见过的唯一真正真诚的人,愿从天涯海角跪着爬回两人曾同住过的老屋;经追问,他又回忆起拉拉在瓦雷金诺抖地毯时的具体情形,细节一一得到对方印证。^{[3 处]}

约1922年前后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

其生命最后八九年,身体日渐衰弱,举止日益不修边幅,逐渐丧失行医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写作能力也随之衰退;期间虽偶有短暂振作,终又跌回对自身与世事漠不关心的持续状态。早年确诊的心脏病在这几年间日趋严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之际,他徒步返回莫斯科,一路将随身值钱之物换取面包与衣物,抵达时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满脸胡须,装束与街头成群的红军士兵相比并不惹眼。同行的是一名清秀的农村少年,二人共同投宿于他童年时熟识的几户幸存人家,行事拘谨腼腆,极少主动与人交谈,聚会中常躲在角落度过整晚。到莫斯科后不久,他得知妻子冬妮娅一家已离境出国。^{[4 处]}

内战末期，九月末（秋初）

返回途中,他一路徒步穿过西伯利亚与乌拉尔一带荒败的村庄:半数村落已无人烟,田地抛荒,黑麦熟透却无人收割,内战使村庄如同遭受讨伐一般凋敝。九月末沿一条大河的高岸行走数日,他曾抓一把黑麦粒生嚼充饥,一星期以未熟的青核桃为主要食物。行经田野时见地面因鼠群繁衍而不停蠕动,野狗成群远远尾随窥伺,唯独不敢进入树林;他由此生出田野如遭遗弃的孤儿、正在发烧说胡话,而森林摆脱了人的管束、如同脱离牢笼的囚徒般恢复生气的感受。此后一段路改乘火车,方抵达莫斯科附近。^{[8 处]}

内战末期,约1921年前后

途中经过一处已被烧毁、居民逃散的村庄——韦列坚尼基,此地正是佩尔加河上游以采石制磨盘为业的村落。在废墟间一处农舍歇脚后,他于河边磨盘石上小坐时,遇见一名前来打水的少年,认出对方竟是当年一同被押往东部劳役队的瓦夏·布雷金。瓦夏认出他并痛哭失声,向他讲述家乡遭焚毁、母亲投河自尽、姐妹下落不明的经过,他遂带瓦夏同赴莫斯科,一路听瓦夏讲述沿途种种惨事。^{[5 处]}

1922年春至其后一段时期

一九二二年春抵达莫斯科,恰逢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他打听西夫采夫街上的旧居,得知因家人被逐出境,归在他与家人名下的房间已住上他人,个人与家中物品荡然无存,旧日相识见到他都刻意回避,似将他当作危险的熟人。看院人马克尔已转往木赤诺依镇当上房屋管理主任,却仍住在没铺木地板、但有自来水与俄国式大火炉的旧门房里。^{[3 处]}

1922年春至其后一段时期

经熟人帮忙,他把瓦夏·布雷金安排进过去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实用技术学校普教部,后转入印刷系;二人合作,他撰写涉及哲学思考、医学观点、历史宗教见解及诗作短篇的单张小册子,瓦夏在校将其当作考试作业印刷,交由熟人新开的旧书店出售,颇受喜爱者看重。当时各类思想馆、艺术思想研究院纷纷设立,他在其中多处挂有在编医生职务。^{[6 处]}

1922年春至其后一段时期

与瓦夏共同生活期间,他辗转更换了多处房间,同时奔走于各部门之间办理两件事:为家人争取政治平反、合法回国,以及为自己申请出境护照以赴巴黎与妻儿团聚。瓦夏对这些努力态度冷漠,他自己也过早、甚至带几分幸灾乐祸地断言进一步的尝试都是徒劳。瓦夏在革命的熏染下思想日渐笃定,越来越难以认同他形象化、模棱两可的言语,不断责备他,二人关系终致破裂、断绝往来。他把两人共用的房间留给瓦夏,自己搬到木赤诺依镇,由马克尔在斯文季茨基旧宅最后边一处已不宜居住的房子里给他隔出一间——内有已废弃的旧浴室、只有一扇窗户的隔壁房间、倾斜的厨房与半塌的后门。此后他不再行医,生活日渐窘迫,与熟人也不再往来。^{[5 处]}

约1921-1922年（新经济政策初期）

搬入门房附近后,他常向马克尔家打水,渐与马克尔之女马林娜·马克洛夫娜熟络;她后来常到他住处帮忙料理家务,不久便留下同住。在第一位妻子冬妮娅尚未离婚的情况下,她成了他第三位未在户籍站登记的妻子,二人育有子女。他自嘲这段姻缘是“二十桶水的罗曼史”。马林娜对他这一时期沉沦、邋遢、唠叨易怒的种种表现皆加以容忍;为不使他在生活困顿时独自留守,她甚至辞去在电报总局的报务员工作,随他一起到各居民院打零工,为住户计件锯木头,顾主中不乏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发迹的投机商与靠拢政府的科学、艺术界人士。^{[7 处]}

1929年夏初

一九二九年夏初,他与马林娜·马克洛夫娜及二人所生的两个女儿卡帕(卡皮托林娜,六岁)与克拉什卡(克拉夫吉娅,六个月)同住莫斯科斯皮里东大街。一日在米沙·戈尔东小布隆纳亚街的租屋中,他与戈尔东、刚服满流放期限归来的因诺肯季·杜多罗夫闲谈整个下午。他对两位老同学身上那种教授圈子特有的、以反复重申代替说理的言谈方式感到隔膜,也听不进杜多罗夫将狱中经历与检察官的当面训诫说成一种“政治上的再教育”与心智的成熟——在他看来,这种把不自由加以理想化的说法正是苏维埃知识分子所谓“时代精神”中最令人窒息的一面,但他未把这层想法说出口,以免引发争执。^{[6 处]}

1929年夏初

席间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告辞,自陈患有心脏硬化症,心肌壁磨损变薄、随时可能破裂,虽年未四十;他将这种病归因于长期身处一种言不由衷的体系之中——日复一日地做出违背自身感受的表白、为不喜欢的事物辩护、对带来的不幸报以喜悦,认为神经系统由血肉纤维构成,如此耗损终会招致惩罚。经戈尔东与杜多罗夫追问,他允诺整顿生活、处理好与冬妮娅·格罗梅科和马林娜两方的关系,并谈及巴黎方面的近况:儿子萨申卡即将从当地小学毕业,女儿玛尼娅也将入学;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与冬妮娅此前是经旁人辗转得知他与马林娜及子女之事,双方一度因此中断通信近五年,近来才重新有了书信往来。谈话未尽,他便起身告辞离去。次日凌晨,他一夜未归,马林娜赶到戈尔东处寻问下落未果。^{[19 处]}

约1920年代初中期，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莫斯科

失踪两天后,米沙·戈尔东、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与马林娜寻访他昔日工作过的各处、能问到地址的旧识均未获结果,也未向警察局报案。第三天,三人分别收到他的信:他为惊扰众人致歉,恳求不要再寻找他,称找也找不到;信中说明自己为尽快、彻底改变命运而需独处一段时间以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初步站稳、确信不会故态复萌便会主动回到马林娜与孩子们身边;并嘱托戈尔东将他名下的钱转交马林娜、代为雇请保姆,解释不直接寄送地址是担心汇款单会给她招致抢劫之险。此后寄来的钱数目超过他行医所得与几位友人的收入水平。^{[6 处]}

1920年代初，新经济政策时期

失踪当日黄昏,他从戈尔东家出来走到布隆纳亚街时,与异母弟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不期而遇——二人已三年多未见。叶夫格拉夫适逢因事到莫斯科,几句问答间便看透他的处境,当即就地定下资助与庇护的计划;他其后的销声匿迹正是出自叶夫格拉夫的主意和安排。叶夫格拉夫在艺术剧院旁的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为他租下一间房、供给费用,并着手为他谋求一份能有广泛学术活动机会的医院职位,还向他保证将设法结束他在巴黎的一家人不稳定的处境,使他们或来莫斯科团聚,或由他前往巴黎。^{[3 处]}

不详(仅可确定为夏季)

住进这间朝南、窗对剧院屋顶的房间后,趁叶夫格拉夫与医院方面的入职洽谈迟迟未定、上班日期一再拖延,他利用这段空闲全力投入写作。房内很快被堆满的札记本、构思中的形象与未完成的画稿占据,兼作工作室与书房。他先着手整理已写就的旧稿——部分是自己的手稿,部分是叶夫格拉夫从各处寻回、经他人重印的篇章——因材料杂乱难以理出头绪而放弃整理,转而如当年在瓦雷金诺那样,任由概要、诗作片断不拘次序地随手写下,写作陷入停顿时便在稿纸边空处画伐木通道与城市十字路口的速写以驱策思路。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与诗均以城市为题材。^{[7 处]}

1922年

其文稿中留有一则札记,记述一九二二年返回莫斯科时所见:城市历经革命初年的考验已显荒凉、人口减少、房屋失修,却仍是当代新艺术唯一能受到激励之地。他在其中论及象征主义者、勃洛克、维尔哈伦、惠特曼等人不苛求文体、任由表面不相容的事物并列的写法,认为这是取自现实生活印象的一种新结构;十九世纪末繁忙的城市街道本身即在“飘浮”、驱赶人群与车辆,至二十世纪初则演变为有轨电车与地下铁;在此条件下写不出清纯的牧歌,率真之作只是取自书本而非取自乡间的仿制品。他自陈住在市中心人烟稠密的十字路口,盛夏的莫斯科教育了他、促他投身艺术,昼夜喧闹的街路于他而言正是每个人步入生活的宏大序曲。这类诗作未见于保存下来的诗稿之中。^{[8 处]}

八月末的一个早晨,具体年份未在本段文字中说明

一九二九年八月末的一个清早,他乘电车前往博特金医院(当时称索尔达金科夫医院)就职——这是他第一次到这家医院上班。途中电车屡屡发生故障,行驶迟缓,车厢闷热拥挤。他忽觉头晕恶心、周身无力,起身用力拉扯钉死的车窗,胸口随即传来剧痛,自知是心脏病发作。他挣扎着挤到后门下车,走出两三步便倒在石板地上,当场气绝,死于心脏破裂,年未四十。围观者中有一位素不相识的瑞士籍老妇人弗列里小姐(与照料过扎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家、此前在梅留泽耶沃与他相识的弗列里小姐系同一人),她当日正持刚获批的出境证件前往使馆途中路过此地,看了看死者又继续赶路,始终未意识到二人曾经相识。^{[6 处]}

苏联时期(具体年份不详)

灵柩停放于生前所住卡梅尔格尔斯基街那间房内,即他原先的书桌上,四周摆满丁香、仙客来与瓜叶菊。为使子女能领取抚恤金以便日后上学,也为不影响马林娜·马克洛夫娜在电报局的工作,家人决定不举行安魂祈祷,只按当时已推行的做法申报非宗教火葬。停灵期间,来了不少生前不同时期相识、彼此早已断了音信的人,也有不少从未谋面、只因仰慕其学术与诗才而慕名前来告别者。^{[4 处]}

1920年代(具体年份文中未明示)

停灵次日傍晚安排火化,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将遗体运往工会俱乐部,下午四时举行追悼会;因其劳动手册过期、工会会员证多年未换、会费拖欠,相关证件的补办耽误了一些时间。异母弟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与刚从伊尔库茨克返回莫斯科、偶然途经此地才得知噩耗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共同主持料理丧事;二人各有其不容置疑却也无人深究的“吊唁亡者的权利”,火化前曾单独留在停灵房内交谈。最后向遗体告别时,拉里莎踏上一张小凳,俯身画十字,亲吻了他冰凉的前额与双手。^{[6 处]}

约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

叶夫格拉夫其后将他留下的诗文手稿编选成一部札记。战后数年,米沙·戈尔东与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仍不时在莫斯科的寓所中共同翻阅这部札记,借以追忆其生平。^[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