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格罗梅科

1905年前后(推断为革命动荡时期)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格罗梅科(小名冬妮娅)是莫斯科格罗梅科家之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母安娜·伊万诺夫娜·格罗梅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幼年丧母后先寄居于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因该家主人克扣其生活费而被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转托格罗梅科家抚养,此后尤里便在这一和睦家庭中长大。^{[2 处]}

1905年前后(推断为革命动荡时期)

她与尤里、同学米沙·戈尔东三人自少年时代结为要好的“同盟”,一同读《爱情的意义》与《克莱采奏鸣曲》一类著作,继而醉心于关于贞洁的说教,把一切与情欲相关之事斥为“庸俗化”,议论时情绪激动。^{[3 处]}

1906年1月

一九〇六年一月,斯文季茨基家举行室内乐晚会,她与尤里、米沙·戈尔东同坐第三排听奏。^[出处]

1911年11月—1912年春

一九一二年春,她将于高等女子学校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同期尤里毕业于大学医学系,米沙毕业于哲学系语言学专业。^[出处]

十二月中旬至下旬，圣诞节前（具体年份未标明）

同年十二月,母亲安娜·伊万诺夫娜病中病情好转,她与尤里一同定做了参加斯文季茨基家圣诞晚会的新装,并穿着新衣去看望母亲。母亲突发剧烈咳嗽,她与尤里跑到床边握住她的手;母亲缓过气后嘱咐二人今后不要分开,称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当场为二人订了婚。^{[3 处]}

约1900年代末至1910年代初，圣诞节前后（俄历圣诞，公历1月上旬）

赴宴当晚,母亲病情一度又告恶化,二人本欲留下照料,被母亲坚持催促仍去赴会。乘雪橇前往途中,尤里察觉自母亲病榻前那一幕后,两人彼此都以新的眼光看待对方——多年相伴的同龄玩伴之间开始生出情愫;她对尤里的态度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4 处]}

母亲当晚病逝。她与尤里从晚会赶回时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此后最初数小时,她大哭大叫、浑身抽搐,几近失神;次日起渐渐平静,虽只能以点头回应他人劝慰,一开口悲痛便再度发作。守灵期间她常跪在灵柩旁不能自已,一见亲属目光便强忍泪水快步离开,回房伏枕痛哭。^{[3 处]}

1915年秋（一战爆发后第二年秋天）

其后她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成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秋,她在莫斯科一所妇产医院分娩,产程持续三日,头一胎经历剧痛,骨盆略窄、胎位仰卧;终于顺利产下一子萨申卡,母子平安。^{[4 处]}

1917年

尤里在前线的梅留泽耶沃任职期间,她收到丈夫来信,得知与他同事的护士正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即当年斯文季茨基家圣诞晚会枪击案的女主角。她提笔回信,字迹被泪痕浸乱,劝丈夫索性不回莫斯科,直接奔赴乌拉尔追随这位经历不凡的女护士,称自己平庸的生活道路无法与之相比,并承诺会按他家中素来的规矩抚养萨申卡,不必为此感到羞愧。^{[3 处]}

1917年秋冬前后

尤里从前线归来当日,她开门相迎,二人相拥;尤里见她比从前消瘦,却显得年轻苗条。彼时家中佣人多已辞退,仅留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与新雇的女仆纽莎,萨申卡由纽莎照看;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终日在区杜马任主席。重逢时她又对看院人马克尔的言谈举止有所不满,当面斥其“说傻里傻气的话”。^{[6 处]}

约1917年秋

领尤里由后楼梯上楼途中,她告知家中已将楼下一部分让给农学院用作研究室、植物标本室与选种室,楼上也考虑再让出一角;又转告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已取道瑞士、伦敦与芬兰返回俄国,途经彼得堡时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曾与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激辩,此时寄居城郊一位熟人的别墅,两天后回城。她提出将全家迁往楼上尽头几个相连的房间集中居住,添置一具带烟筒的铁皮炉子兼作取暖、炊事与起居会客之用,并已打听到阿尔巴特街一家作坊制作此类炉子,打算趁未被抢购一空前买下。她还计划邀舅父、米沙·戈尔东、因诺肯季·杜多罗夫与舒拉·施莱辛格一同庆贺乔迁,并让戈尔东设法弄些酒精来。^{[6 处]}

一战期间,萨申卡出生后约两年

当晚她领尤里到儿子萨申卡房中,放下床栏让他把孩子抱起来;萨申卡因惧怕这个陌生的父亲而打了他一巴掌,随即扑进她怀里大哭,她轻声责怪孩子不该如此、催他亲亲爸爸,尤里则劝她不必因此难过或以为是不祥之兆。^{[4 处]}

1917年冬至1918年冬（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冬天）

一九一八年冬,物资匮乏与传染病流行之下,她常在夜里与尤里商议度冬事宜,如到医师协会地窖取存放的冻土豆;尤里叮嘱她万一自己病倒切勿留在家中医治、应立刻送医院,她则以“不吉利”为由劝阻这类话头。^{[4 处]}

约1918年

一九二〇年春,全家决定迁往瓦雷金诺后,她在家中独自操持行装的挑选:按“先走的人”传下的经验,将少量值钱之物随身携带,其余大多准备在途中和到达后用作交换的实物,如裁成小块的布料、盐与烟草;证件的准备则最费周折。^{[3 处]}

1918年前后(十月革命后内战初期)

启程当日,她与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先行赶到车站,在挤满候车人群的木栏杆通道里排队;尤里随后赶到时,她远远招手示意其去指定窗口办理出差证件,证件取回后接过查看盖章内容。^{[3 处]}

1918年前后，内战/战时共产主义初期

途中列车停靠一处大站时,她与尤里下车换取食物:她将一条绣花毛巾拿到站台上兜售食品的农妇中间,以其换得半只油煎兔子;交易谈成后她因觉得自己占了这个贫苦农妇的便宜而感到羞愧。^{[4 处]}

内战初期,约1917年末至1918年间

尤里脱险归来登上暖棚车车厢后,她与其拥抱,告知全车乘客都已从哨兵处得知消息、为他庆幸,又引见新结识的当地人士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提醒尤里此人是布尔什维克、需多加提防,同时借机向对方打探是否认识女教师安季波娃(见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她还告知列车因尤里亚金城中失火、桥梁被炸而无法直达,须绕道改行至托尔法纳亚。^{[5 处]}

内战期间，约1918年前后的夏季

抵达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后,她因一时恍惚未能说出心中预先想好的话——即对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谓宽宏大量的不信任——脱口而出的只是对眼前林间景色的赞叹,随即因情绪积压而痛哭;老站长闻声出来询问,一番交谈后得知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已提前电话关照,遂着手安排马车送全家前往瓦雷金诺。^{[4 处]}

春季，具体年份未明

定居瓦雷金诺后将近春天时,她再度怀孕,起初自己并不相信,尤里凭一些不易觉察的先兆已先她一步确信。^{[2 处]}

内战期间,推测为1918年末至1919年间某个傍晚至夜间

尤里被游击队扣留期间,她生下一女,取教名玛莎,以纪念尤里已故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见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此后全家迁回莫斯科,尤里辗转获悉此事时,母女已随格罗梅科一家离开瓦雷金诺、下落一度不明。^{[2 处]}

约1922年

其后她自莫斯科寄出一封长信,辗转五个月经由安季波娃的地址转交尤里。信中告知已为女儿取名玛莎;又告知她本人、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及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等一批立宪民主党与右翼社会党知名人士一并被政府驱逐出境(见一九二二年知识分子驱逐出境),即将启程前往巴黎——她幼时随父辈曾游历该地,父亲与伯父均在那里受过教育。信中她坦陈自己深爱尤里却自觉得不到回爱,历数他身上种种令自己珍视之处;又告知儿子舒拉已长成结实的大男孩,一提起父亲便伤心落泪。她还写下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的评价:感激拉拉在自己乌拉尔期间困难与临产时的照拂,但认为拉拉是自己性情上的对立面——自己生来是为使生活趋于单纯、走上正路,拉拉却使生活变得复杂、偏离正路。信末她写道此别恐永无相见之日。^{[8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