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拉特瑙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是德国工业家与政治家，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1922 年被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暗杀。他是柏林电气公司（AEG，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创办人埃米尔·拉特瑙之子，早年在柏林与斯特拉斯堡攻读物理学与哲学，1889 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899 年进入 AEG 董事会，父亲去世后接掌公司，同时担任无数家公司的董事，在威廉二世时代已是出入政商两界的头面人物。

约1900年至1922年

茨威格与他相识经由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的未来周刊：一组匿名格言引起茨威格的赞叹，他致信哈尔登打听作者，回信的却是拉特瑙，后者自称这是收到的第一封赞许其文学尝试的信，两人从此长期通信^[出处]。茨威格到柏林时打电话给他，这位把日程排满会议、部务与俱乐部晚餐的实业家约他夜里十一点一刻到家中，两人谈到凌晨两点，拉特瑙随即启程前往南非与西非——茨威格后来才得知那趟旅行是奉德皇派遣^[出处]。茨威格把与他的谈话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保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并称，自述视野从文学扩展到当代历史应归功于他；拉特瑙也首先鼓励茨威格走出欧洲，劝他趁自由之身去印度和美国看看，茨威格下决心照办^[出处]。

约1900年至1922年

茨威格笔下的拉特瑙充满矛盾：商人而视自己为艺术家，百万富翁而怀着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向基督教献媚，想的是国际主义却崇拜普鲁士精神，梦想人民民主却以受威廉二世接见为荣。他住过普鲁士路易丝王后的宫殿，宅邸像一座井然有序、一尘不染的博物馆，茨威格却觉得待在里面不会感到温暖，并从他身上深切感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头脑清醒冷静，心底埋着深切的不安与无把握感；在茨威格看来，他从不休息的工作是一种麻醉，用来摆脱内心的烦躁与寂寞^[出处]。

1914—1915年（前线之行约在1915年春夏）

一战期间，拉特瑙曾拒绝茨威格为罗曼·罗兰的计划所做的试探：罗曼·罗兰提议将各国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举行一次会议，茨威格因不便直接联系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给两人共同的朋友拉特瑙，请他私下询问霍普特曼的态度；拉特瑙却拒绝了，说“现在还不是建立文艺界和平的时候”，茨威格的努力由此彻底失败^[出处]。不过，1917 年茨威格的反战诗剧耶利米出版时，这位先前站在主战一边的实业家公开表示支持；茨威格把他列为“先前站在另一边”后来公开支持此剧的人之一^[出处]。

1922年夏

1922 年热那亚会议期间，茨威格在柏林给他打电话，这位外交部长以“公务不得不牺牲朋友友谊”推辞，又挤出办法：他乘车从格鲁内瓦尔德去几家使馆拜访，约茨威格同车聊半小时^[出处]。茨威格由此证实拉特瑙并非超脱之人，而是心情不轻松、不耐烦地接受外交部长职务，预先就知道这任务暂时无法完成，最好的情况也只能争得四分之一的赔款减免，谈不上真正的和平与宽大；他对茨威格说“也许十年以后吧，到那时我们这些人身体都不行了”^[出处]。作为犹太人，他清楚自己肩负着双重任务，也预见到性命之忧：马蒂亚斯·埃尔茨伯格尔因承担停战义务遭暗杀，埃里希·鲁登道夫则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已悄悄离开德国，他断定作为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相似的命运在等待自己；只因未婚无子、孤身一人，他说自己没什么好怕的^[出处]。拉特瑙在拉巴洛谈判中表现出色，在当时的条件下已取得最好成果；但国内组织日益强大，茨威格称那些“同性恋气息浓厚”的秘密团体势力之大超出共和国领导人预料，而后者出于自由观念，对要永远消灭德国民主的人听之任之^[出处]。

1922年夏

历史中，拉特瑙在一战期间说服军方设立军需原料处并主持其事，负责分配被英国封锁的原料与代用品；战后在德国战败的混乱中参与重建，历任重建部长（1921）与外交部长（1922），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与苏俄于 1922 年 4 月 16 日签订《拉帕洛条约》，恢复两国关系。同年 6 月 24 日，他在从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寓所前往外交部的途中遭极右翼秘密组织“领事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成员枪杀。暗杀发生前不久，茨威格在外交部门前与他告别，两人同车行驶过一条街；事后茨威格在照片中辨认出，那正是数日后刺客伏击拉特瑙的街道，他仅因侥幸没有成为这场刺杀的目击者，并写道，随着这一悲剧的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出处]。茨威格称他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暗杀的人”^[出处]；刺客出自后来被纳粹奉为先驱的极右翼秘密组织，纳粹上台后毁掉他的纪念碑、尊奉其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