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纳·马里亚·里尔克

约1890年代（茨威格的人文中学时期）

赖纳·马里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是奥地利诗人，生于布拉格，二十世纪上半叶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以《图像集》《祈祷书》以及晚期的《杜伊诺哀歌》《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著称。在《昨日的世界》中，他是茨威格中学时代一群同学竞赛般发现的先锋作家：他们的拉丁语语法书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数学练习本用来抄录他的诗句^[出处]；当时里尔克的书印数只有两三百册，其中至多三四册流入维也纳，没有书商的仓库备货，官方批评家中没有一人提到他的名字，而这一群中学生却凭意志找到了他写的每一行和每一节诗^[出处]。茨威格还以里尔克为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例证：他与斯蒂芬·格奥尔格二十三岁、还不到奥地利法定成人年龄时，就已有了文学声誉和众多狂热追随者^[出处]。

茨威格中学最后几年（约十六七岁）

在茨威格的叙述里，里尔克提供了另一种成才的榜样：他也是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发表，但早期诗歌较霍夫曼斯塔尔同期的作品幼稚、简单，唯有抱着宽容的态度才能看出几分天才的光芒；他是逐渐成名，直到二十二三岁才成为受同代人爱戴的杰出诗人。对茨威格而言这是一种安慰——一个人不必像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阶段早熟成才，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一步一步走上比较平顺的成才之路^[出处]。

约1900—1901年

1901 年，茨威格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出版后，里尔克将自己新出版的诗集单行本作为回赠寄给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作为对这部“如此美好的书”的答复。茨威格把这本书当作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后来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把它抢救出来带到英国；流亡中的茨威格追述这份赠礼已有四十年，那些熟悉的字句在他看来已成了“来自冥府的问候”^[出处]。

约1904年前后

在巴黎，里尔克喜欢住在圣絮尔比斯教堂四周的清静区域，与安德烈·絮阿雷斯一样^[出处]。尽管里尔克是德语诗人，茨威格却把他写进关于巴黎的篇章，因为他在巴黎同里尔克见面的次数最多、关系最好，在构成巴黎背景的众多古老人像中，里尔克的面貌尤为突出^[出处]。茨威格也把他算作战前欧洲纯诗人一代的代表之一——那些不慕荣誉、专心致志于诗歌语言、生活在诗国里的诗人——并自问这一代诗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宣传机器的喧嚣中是否还有后继^[出处]。

未知

茨威格把里尔克刻画为这群诗人中生活得最谨慎、最神秘的一个，但他的孤独并非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德国过的那种故意的、被迫的、像牧师出于无奈一样的孤寂生活：不论里尔克走到哪里或在哪里驻足，周围都会产生一种宁静的氛围。他拒绝和回避一切嘈杂，甚至一切荣誉——他称荣誉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因此好奇的空洞的滚滚巨浪只打湿他的名字，并没有打湿他的身体^[出处]。他没有家，没有地址，没有住宅，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办公地点，总是在周游世界的途中，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转到哪里去；任何死板的决定、计划和预先通知，对他那颗敏感多愁的灵魂都是一种压力^[出处]。茨威格自述同他的相遇纯属偶然：有一次他站在意大利美术馆里，仿佛觉得有人向他走来并微笑致意，却不知道是谁，直到看到那双蓝眼睛才认出他^[出处]。

未知

在茨威格的描写里，这位蓄着略带忧郁飘逸的金黄胡须、面部线条不明显、多少有点斯拉夫脸形的年轻人，从成千上万的人身边走过，谁也不知道他是个诗人。他举止言谈有股难以描绘的斯文劲儿：走进一个众人集聚的房间时悄无声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坐下来一声不响地听人讲话；一旦自己成了这个圈子的中心、受到众人注视，他立刻停止说话。他讲得自然又质朴，同时充满爱意，即便一个最一般的题目也说得很生动^[出处]。茨威格引用他的话来解释他对激昂情绪的疏远：“那些表达自己的感受像喷血一样的人，使我疲惫不堪。因此，我很少接近俄罗斯人，就像我只是浅尝利口酒一样。”^[出处]后来在伦敦，茨威格听叶芝像演戏一样朗诵自己的诗，由此联想起里尔克的朗诵方式与之相反：说得朴实、清楚，默默地、不留痕迹地寻找恰当的词汇^[出处]。

未知

条理、清洁、安谧在茨威格笔下是里尔克生理上的需要：不得不乘一辆拥挤的电车或坐在嘈杂的饭店里，都是他心神不宁的时刻。他的衣着是精心设计的艺术品，不惹人注目却自有特点，戴一件如薄薄银手镯那样心中暗自喜爱的小装饰。茨威格回忆在里尔克的住所看他整理旅行箱的情形：每件东西都被精心地缓缓塞进事先留出的空间，像镶嵌马赛克一样，不容别人插手。他的手稿用圆熟的书法细致地写在最美的稿纸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好像用尺子量过；写一封最普通的信也选用上好纸张，绝不允许自己涂改一个字，一句话不恰当便耐心地立刻重写；他从不把还没有全部完成的东西出手^[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黎岁月

茨威格还记述，在巴黎这座最开放的城市里，里尔克的生活与工作却是胆怯而压抑的——他猜测也许因为在这里里尔克的作品和名字还不为人所知，而隐姓埋名使他觉得更自由、更顺利。他的住处印证了这份个性：茨威格去拜访他时，他租着两间大小不一的房子，陈设简单、没有装饰，却因他特有的审美显得别有风味、充满宁静；他从不租嘈杂的楼房，宁愿住偏僻的旧房子。身边的东西很少，但总有一只花瓶或碗里插着盛开的鲜花，墙边放着装帧精美、有的仔细包着书皮的书籍——茨威格说他爱书如命，就像把它们当作不会说话的动物；写字台上并列摆着铅笔和钢笔，一叠没有写过的纸整齐地放在右角。房间里挂着一幅俄罗斯正教圣像和一幅天主教耶稣蒙难圣像，茨威格相信这两张像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总不离身^[出处]。茨威格向他借书，书还回来时已平平整整地包着缎面封皮、系着彩色绸带，像一件节日礼物；有一次里尔克来到茨威格住处，把散文诗集《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亡之歌》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他，茨威格说至今仍保存着那条系捆手稿的绸带^[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黎岁月

同里尔克一起在巴黎散步，是茨威格记述中最令他高兴的事：他称同里尔克在一起，就等于用仿佛睁大了的眼睛去观察那些最不起眼的东西，连公司招牌上的名称，若音律和谐他都会念出声来；在茨威格看来，能引起里尔克强烈愿望去认识一座城市及其每个角落的，只有巴黎。他叙述里尔克听说皮克普斯公墓埋葬着断头台上最后一批牺牲者的遗骸、其中有诗人安德烈·谢尼耶后，第二天便急切地随他前往凭吊，默默站在那块寂寞的墓地前久久不肯离去，称它是“巴黎最有诗意的地方”；归途一座修道院的大门没有开，里尔克便在门外等了二十分钟，一位修女拉响门铃时他轻声说“运气来了”，又以一个轻柔的微笑赢得修女的信任，获指点到旁边园丁小屋的窗口向外观望。茨威格写道，这“一个小小的主意，仿佛给了他许多恩惠似的”^[出处]。

未知

茨威格认为，里尔克慢条斯理、严肃认真的本性对每个接近他的人都有一种教育与道德的力量，每次与他长时间谈话之后，自己总有几小时或几天脱离凡尘的感觉；但他一贯重视节制的天性也过早地限制了特殊的真实感情，使它无法发挥出来。茨威格相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自豪地称呼里尔克是“朋友”：他出版的六卷通信集里没有一篇是与人谈心的对话，自离开中学以来在交往中几乎从来不用表示亲密关系的“你”。他多愁善感，不论何人过于接近他都无法忍受，特别是阳刚的男性；他倒愿意同女人交谈，给女人写了不少信^[出处]。茨威格还记下里尔克同一位用假嗓说话的大贵族谈话的情景：里尔克全身紧缩在一起，痛苦地抖动双肩，不敢抬头，为的是不露出自己的不满。他把里尔克的善意描述为一种透入心灵最深处的光辉——虽然在他的谈吐、表情中显露得不多，却炽热、神圣^[出处]。

1905年至1906年夏（剧本《忒耳西忒斯》写作时间）；叙述及于此后与岛屿出版社合作的约三十年

里尔克的抒情诗由岛屿出版社编辑出版；茨威格自述，正因为有他和霍夫曼斯塔尔这两位健在作者，这家出版社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了最高标准^[出处]。

1914年8月至9月（一战爆发后最初数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里尔克同茨威格一样被安置在一家军事档案馆服役。他自军事学校毕业以后一直讨厌军服，以为再也不用穿它，如今接近四十岁又穿上了它：高高的军服领子紧箍着脖子，他不得不留心遇到军官时立正行军礼，始终慌慌张张、不知所措。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除了兵役。他曾穿着军装来拜访茨威格，又以平民服装来告别；他感谢茨威格请罗曼·罗兰帮忙救出他在巴黎被没收的书，并说“如果只能到外国去，就到外国去！战争就是监狱”^[出处]。茨威格把里尔克列为站在自己与罗兰一边的德语作家：当罗兰为举行瑞士知识分子会议而试探德语世界时，里尔克虽与他们同心，却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出处]。茨威格记述，他同里尔克谈到这次战争时在对方身上感到的悲哀，与日后在日内瓦从罗兰的谈话中感到的悲哀如出一辙^[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