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人物 · 登场 82 章最后更新 2026-08-13
斯特凡·茨威格
斯特凡·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犹太作家，《昨日的世界》作者，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一战期间由民族主义转向和平主义与欧洲主义，二十至三十年代成为德语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纳粹上台后书籍被禁、手稿收藏散失，1934年起流亡英国，1938年德奥合并后成为无国籍者，1940年迁居美洲，1942年2月在巴西佩特罗波利斯与第二任妻子服药自尽。
出场分布82 / 103 章
命运线
编年全传 · 85 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十九世纪末至1914年）
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是《昨日的世界》的作者，奥地利犹太作家。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已发迹的犹太纺织工业家家庭：父亲莫里茨·茨威格祖籍摩拉维亚，在波希米亚北部以织布作坊起家；茨威格把父母的生活方式归入“上流犹太资产阶级”，并估计战前维也纳像这样的家庭有一万或二万个[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十九世纪末至1914年）
茨威格称自己“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所回忆的正是这个阶层在哈布斯堡末期享有的稳定秩序：货币价值不变，职业与家庭开支可以预先规划，国家被认为能保证延续[出处]。他把自己对“欧洲”的认同也归功于维也纳的文化氛围：能早早把欧洲共同联合的思想当作心中的最高理想，应当感谢维也纳文化中自马可·奥勒留时代就受到维护的罗马精神，即包罗一切的精神；他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早早就学会了当一名欧洲人[出处]。他写作《昨日的世界》时已是流亡者，在开篇就交代了回顾的位置——“巨大的风暴把世界击得粉碎，我才完全明白，太平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宫殿”，并认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只是“薄薄的一层纸”、随时会被邪恶力量击破的判断[出处]。
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货膨胀尚未到来的太平年代）
茨威格自述，父亲的克制个性与内心的骄傲对他影响日深：他的职业不能不宣扬自己的名字，但他同样拒绝一切形式上的荣誉——从未接受过勋章、头衔或学会会长职位，未担任过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评奖委员会委员，并把这种拒斥看作父亲留下的可靠财产[出处]。
七岁前后至中学毕业（国民小学五年加人文中学八年，约十三年）
少年时代，茨威格在人文中学度过了国民小学五年加人文中学八年共十三年的求学生涯。他自述这期间始终感到学校生活乏味而无聊，把课堂回忆为一架磨灭个性的“冷冰冰的学习机器”，称学校“彻底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光”，唯一感到幸福的是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3 处]。他自述这种压抑反而使他很早就酷爱自由，对一切权威与“教训口吻”的谈话恨之入骨，并把这种反感看作自己的本能[出处]。他回忆一次巡回演讲中站上大学的讲台，望见台下默然端坐的听众，骤然想起中学时代居高临下的说教，害怕自己重蹈当年老师的覆辙，结果那场演讲成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出处]。
约1891—1900年（茨威格在维也纳人文中学的八年）；回忆写于1941年
茨威格把中学时代的性意识觉醒也描述为观察世界的起点：他自述在八年的中学期间从十岁长到十七八岁，青春期的成熟第一次促使他批判地观察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及其社会习俗，并很快发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权威在性问题上的不真诚[出处]。他自述自己正是在这种对性保持沉默、令人窒息的十九世纪市民道德空气里，在不愁吃穿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出处]。这种压抑一开始就激起他对权威的不信任：他在情欲萌发之初便感到，不诚实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夺走了本该属于青年时代的东西，社会压力在他心中唤起的只是对各有关当局的怨恨[出处]。他自述还记得中学时代的伙伴们一个个面色苍白、心神不宁地来到学校：有人得了病就担心自己得的是梅毒，有人因要求对方堕胎而受到敲诈，有人背着家人去治病却没有钱，还有人因钱包在妓院被偷而不敢报案[出处]。
约1890年代（茨威格的人文中学时期）
学校生活的乏味在茨威格的叙述里有另一种补偿：他所在的班级恰好染上了对艺术的狂热兴趣。他称青年人的热情在班里像麻疹一样互相传染，而他正巧分在一个对戏剧、文学和音乐入迷的班，自述或许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出处]。这些中学生在拉丁语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赖纳·马里亚·里尔克的诗，把数学练习本用来抄录借来书籍中的诗句，老师讲席勒时在课桌下读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每天下午混在大学生中间去大学听课、参观画展、溜进乐队排练场，而最主要的场所则是维也纳咖啡馆，靠那里免费陈列的国内外报刊掌握世界文坛的动态[2 处]。这群中学生自视为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队”和“开路先锋”，凡是举行试验的地方——魏德金德戏剧的演出、新抒情诗的朗诵会——必定到场，全力鼓掌[出处]。到了中学最后几年，这种狂热转向了创作，茨威格自述自己的名字进入了“现代人的主要报纸”《社会》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的《未来》周刊[出处]。
1890年代（茨威格的中学时代）；本节写于1941年
茨威格强调这种文学早熟并非他所在班级的个别现象：他称在维也纳当时十几所邻近的学校里都能看到同样的狂热，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环境——维也纳是艺术的沃土，正处于非政治化的时代，世纪之交出现了思想和文学突飞猛进的局面——以及青年人本有的写诗冲动[出处]。他在书中追述了这一狂热的结局：班上那五个想当演员的同学没有一个登上舞台，在潘神和艺术之页登过名字的几位诗人在锋芒初露之后成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而他本人是那一伙人中唯一始终保持创作热情的人，这种热情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核心”[出处]。
1890年代（茨威格的中学时代）；本节写于1941年
这种狂热以牺牲睡眠和身体为代价：茨威格自述早上七点起床，却从没在半夜一两点钟前放下书本，之后还要再看一两个小时，于是每天早上都睡眼惺忪、边疾步赶路边嚼抹了黄油的面包片，零用钱中的每个赫勒都花在看戏、听音乐会和买书上[出处]。他十三岁就停止滑冰、把父母给的学跳舞的钱全买了书，十八岁还不会游泳、打网球和跳舞，此后一生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汽车[出处]。他在书中把这种只靠眼睛和脑子的生活方式看作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它把求知欲注入了他的血液，而“智力的飞跃”只能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出处]。
1900年
中学结业后，茨威格于 1900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他自述上大学是全家早已商定的决定，专业由他自选；父母并不在乎他学什么，只坚持他须取得博士学位以保全家庭体面。他选择哲学专业，理由并非志趣——他自认抽象思维能力很差，纯理论和形而上学无从学起——而是看中它最省时间：“严密”哲学的讲授最容易混过去，只需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学术论文并参加唯一一次考试，头三年可以完全不理会课程。茨威格称自己心底里不相信任何学院，把“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的爱默生公理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自述见过无数旧书商比教授更懂书、外行人提出重要建议和发现的实例[出处]。1901 年，在大学就读期间，茨威格第一次走进新自由报的编辑部，拜访文艺副刊编辑西奥多·赫茨尔。他自述这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并描写了那一面：在只有一扇窗户、堆满纸张的窄小房间里，赫茨尔穿着贝督因人的白色长衫，高额宽眉、浓黑胡须，神情威严得让“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诨名显得有几分道理，问他“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大作？”[出处]。茨威格当时已发表过诗作，赫茨尔因此称曾听到过他的名字。
1900年
他于 190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自述大学给了他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一生中最充裕的几年自由时间，用来研究文学和艺术[出处]。
约1900—1901年
大学时代也是茨威格创作生涯的起点。他自述入大学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旧诗作作一次“严格的毫不惋惜的筛选”，编成第一部诗集银弦集，寄给当时专门出版德语抒情诗的舒斯特·勒夫勒出版社；出版社决定出版并要求保留他今后著作的优先出版权。这部诗集日后从未重版，茨威格也从未从中挑选任何一首收入后来的《诗集》，自述其中的诗“产生于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不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出处]。诗集出版后得到当时抒情诗界前列诗人德特勒夫·冯·利林克隆与理查德·戴默尔的盛赞，赖纳·马里亚·里尔克将新出版的诗集单行本作为回赠，作曲家马克斯·雷格尔还征求他的同意从中选出六首诗谱曲[出处]。中学时代他除诗歌外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随笔，但一直不敢向大报投稿；大学期间他鼓起勇气向维也纳唯一的大报新自由报投稿，投稿未遭拒绝，副刊编辑在一个小时的对外接待时间里接见了他[2 处]；他带去的手稿是一篇小散文，西奥多·赫茨尔当面读完后表示副刊将发表它，并随后撰文提醒维也纳人文坛并未衰落，除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之外还有一大批年轻天才，把茨威格的名字列在首位[2 处]。对当时的维也纳人来说，赫茨尔的提携意味着一下子步入青云，十九岁的茨威格自述由此“一夜之间跻入名人行列”[出处]。但他没有参加甚至共同领导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自述是被赫茨尔身边缺乏纪律、恶语相向的小圈子吓退的[出处]。
约1901—1902年（作者十九至二十岁）
茨威格由此跻身《新自由报》副刊作者之列。他自述此后几乎每期副刊都有他的文章；父母本不关心文学，却把《新自由报》看作最高权威，因此对他的写作全力支持。他回忆自己险些因这份名声成为受人尊敬的“地方人物”，于是在一个早晨向父母宣布，下学期要到柏林去上大学，父母因《新自由报》副刊这块招牌而没有拒绝[出处]。1902 年春他入读柏林大学，却几乎不去听课：一个学期只去两次，一次办理注册，一次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上盖章。他到柏林寻找的是“有价值的、完美无缺的自由”，想摆脱维也纳狭小圈子里的“富裕”家庭阔少爷身份；他带了许多维也纳朋友的推荐信却一封也没用上，只想结识文学情趣相投的人、体验“浪漫文人”的生活[2 处]。柏林的这段生活见柏林。
大学就读期间的一个学期,约1902年
在柏林，茨威格很快找到了气味相投、放荡不羁的社交圈子。他参加后来者社团在诺伦多夫广场旁一家咖啡馆二楼的每周聚会，认识诗人彼得·席勒和鲁道夫·斯坦纳，并在这个场合第一次接触到自己在维也纳从未接触过的社会阶层：衣不蔽体的穷人、酒鬼、同性恋者、吸毒者，以及一位后来把行骗经历写成回忆录出版的骗子。他自述对这种“危险人物”的偏爱与好奇伴随了他一生，并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出身于“养尊处优”的正派阶层、对这个阶层的生活感到内疚[出处]。这个圈子还让他第一次遇到真正的东方犹太人——画家埃·莫·利林，一位俄国青年为他翻译了《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精彩片断，一名瑞典女青年让他第一次看到蒙克的绘画。他称在柏林这一个完全自由的学期里的社交活动，胜过以往的十年[出处]。
第一部诗集出版后的六年内
在柏林接触现实之后，茨威格对自己的早期作品产生了怀疑。第一部诗集出版四个月后他就想不通当初怎么会有勇气出版它，觉得那些诗的伤感情调不真实；在柏林看到现实以后，又觉得自己最初发表的中篇小说“有股洒过香水的纸张味”，把一部为讨好出版人而写的长篇小说付之一炬[出处]。此后他放慢发表节奏：第一部诗集出版后隔了六年才出版第二部诗集，又隔了三四年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此期间他遵照理查德·戴默尔的忠告从事翻译，把文学翻译看作让年轻作家更熟练、更精确地运用祖国语言的训练，译了波德莱尔、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诗，夏尔·范·莱尔贝尔赫的一个小剧本和卡米耶·勒蒙尼耶的小说《熟能生巧》[出处]。
第一部诗集出版后的六年内
1902 年暑假他选择比利时旅行，自述这个国家在世纪之交的艺术上有过不寻常的飞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超过了法国[出处]。他最初只为结识埃米尔·维尔哈伦而来，在布鲁塞尔经勒蒙尼耶引见先认识了雕塑家康斯坦丁·默尼耶和范·德·施塔彭，最后在范·德·施塔彭家中与维尔哈伦第一次见面；范·德·施塔彭夫妇事先不说破，把这番相会留作意外的惊喜[3 处]。
约1902—1904年
与维尔哈伦初次见面后，茨威格自述在头一个小时里就下了决心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用二三年的时间翻译他的诗集与三部诗剧，并为撰写他的传记作准备[出处]。在几乎专门从事翻译的那两年里，他经常旅行、作公开讲演，并由此结识了维尔哈伦在国外的一批朋友——埃伦·凯伊、盖奥尔格·勃兰兑斯、乔瓦尼·切纳与约翰·伯耶尔；他自述经自己的宣传，维尔哈伦在德国比在祖国更有名气，约瑟夫·凯恩茨与亚历山大·莫伊西在台上朗诵他翻译的诗，马克斯·莱因哈特把维尔哈伦的《修道院》搬上德国舞台[出处]。与此同时他须结束大学生活：他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一起开夜车突击复习四年的课程，一位好心的教授有意只问他答得出的问题，让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优等成绩通过考试；他自述从此“外在生活完全自由了”[出处]。
1904–1905年（叙述所回忆的时点；文本落笔于1940年6月，巴黎陷落之际）
博士毕业后，茨威格自述在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把巴黎作为礼物献给自己，在那里生活了约一年；此前他已有过两次匆匆到访，二十岁那年第一次到巴黎时曾直奔拉丁区。二十五岁时他重返巴黎选择永久住所，最终在皇家宫殿的一座面向花园的寓所里安顿下来。他把巴黎回忆为一座自由、平等、使人焕发青春的城市，并把这种气氛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与德国社会的等级界限相对照[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黎岁月
在巴黎，茨威格经由埃米尔·维尔哈伦结识了奥古斯特·罗丹。他自述在维尔哈伦家与一位艺术史家辩论、为罗丹激烈辩护之后，次日随维尔哈伦去了罗丹的画室，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在作品间站立；罗丹反而在告别时邀请他去默东的画室并留他一同用餐。他称这次见面给了他两条对自己有决定意义的教益：伟大的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而伟大的人物在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朴实的——罗丹家中饭菜简单得像中等农民家庭[3 处]。
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在巴黎失窃事件的余波之后，茨威格移往伦敦，本打算逗留两三个月以练习英语并了解英国。他自述在伦敦始终没能与当地的社交界和文学界真正接触，十分之九的时间在房间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度过，英语也未流利；他后来把这一趟的教训归结为一点——自己本该找一份工作来接触英国人的生活，而真正对英国的实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到的[2 处]。
1910年前后（正文明写“到了一九一〇年”；全篇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生活）
伦敦之行结束后，茨威格进入一段以漫游为主的岁月：在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往返，同时保留一个固定的落脚点——在维也纳郊区租下一小套公寓（厨师巷八号楼），作为漫游的出发点与归宿。他自述这段生活充满一种“临时的感觉”：不添置好家具、不把房间布置得像父母的家，把写作当作“真正创作”之前的试写，在别人已成家立业的年龄仍把自己看作一个有许多时间的初学者。他后来认为这种迟迟不作决定的态度曾是一种错误，但当被迫离开亲手建立的家园时，正是这种疏离感缓和了流亡的痛苦[出处]。在漫游的年代里，他经《未来》周刊结识瓦尔特·拉特瑙并结下长期友谊；拉特瑙劝他趁自由之身走出欧洲、去印度和美国旅行，他自述下决心照办[出处]。
1910年前后（正文明写“到了一九一〇年”；全篇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生活）
同一时期，茨威格把少年时代搜集签名的爱好发展成手稿与遗物收藏：伦敦得到的威廉·布莱克素描和歌德一首诗的手迹挂在新居墙上，并狂热搜寻诗歌与乐曲的初稿——贝多芬涂改得密密麻麻的乐谱初稿、巴尔扎克反复修改过的校样都是他的珍藏；他手中莫扎特一首咏叹调手稿被剪去的段落，多年后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拍卖会上重新出现，得以拼全。他请求相识的作家捐献手稿：罗曼·罗兰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手稿，赖纳·马里亚·里尔克给了《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亡之歌》，保尔·克洛岱尔给了《给圣母的受胎告知》，高尔基给了大批草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给了他一篇论文的手稿[出处]。
1910年前后（正文明写“到了一九一〇年”；全篇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生活）
这段收藏中最令茨威格震撼的相遇，是发现楼上邻居——钢琴教师的母亲、八十岁的德梅丽乌斯——竟是歌德保健医生福格尔博士的女儿，于一八三〇年由奥蒂莉·冯·歌德当着歌德的面受洗。在茨威格看来，这个住在维也纳郊外的老人是“被歌德的目光注视过”的活见证，把他居住的厨师巷八号楼与“崇高的魏玛时代”连在一起[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19世纪末至1913年）
二十六岁时，城堡剧院接受了茨威格的剧本：剧院经理请他到办公室祝贺，并在当晚留下名片作了正式回访；茨威格自述，他由此一举成为维也纳的“上流人物”，获得终生免票、出席一切首演等荣誉[出处]。
1905年至1906年夏（剧本《忒耳西忒斯》写作时间）；叙述及于此后与岛屿出版社合作的约三十年
在这些年的漫游中，茨威格还见到过一批英雄时代的最后幸存者：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瓦格纳、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尔丝特-尼采、赫尔岑的女儿奥尔加·莫诺，也听到过年迈的盖奥尔格·勃兰兑斯讲述遇见惠特曼、福楼拜、狄更斯的情形，听到理查·施特劳斯叙述第一次见到理查德·瓦格纳的经过；但他自述没有一个人像德梅丽乌斯那样使他感慨万千——那是受过歌德目光注视的唯一健在的人[出处]。
1905年至1906年夏（剧本《忒耳西忒斯》写作时间）；叙述及于此后与岛屿出版社合作的约三十年
大约同一时期，茨威格成为岛屿出版社的固定作者。他自述年仅二十六岁就进入这家出版社的作者行列，喜悦与自豪之外也加深了责任感——书页上印着“岛屿出版社”的标志，就意味着内容质量和印刷装帧一样完美[出处]。他不久与出版社社长基彭贝尔格结下友谊，两人都热衷于搜集名人手稿：基彭贝尔格搜集歌德遗物，他搜集名家手迹；据他自述，正是他的建议促成了“岛屿丛书”的诞生，这套丛书以数百万册的发行量使岛屿出版社成为最有名望的德语出版社[出处]。他与出版社及社长的关系延续约三十年，后来他承认，流亡中离开家园并不太难受，再也看不到书上那熟悉的“岛屿”标志却使他痛苦不堪[出处]。
1905年至1906年夏（剧本《忒耳西忒斯》写作时间）；叙述及于此后与岛屿出版社合作的约三十年
茨威格自述，尽管很早就发表作品，直到二十六岁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年轻时代最大的收获是与当时最有创造性的人物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反而成了创作中的障碍，使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作而胆怯起来。除翻译外，他在二十六岁以前只写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和诗歌，这“也是为了经济上的稳妥”。他第一次在形式上作较大试验是在戏剧方面：1905 年或 1906 年夏天写成一部古希腊风格的无韵诗剧忒耳西忒斯，不写阿喀琉斯，而把最不显眼、只有别人给他苦吃的忒耳西忒斯作为主人公[出处]。他自述从来不喜欢为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他的传记写作同样如此，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利奥[出处]。
约1908—1910年
《忒耳西忒斯》的排演经历让茨威格第一次尝到剧坛的残酷。他自述，剧本寄出约三个月后，柏林王家剧院接受该剧首演，由阿达尔贝特·马特考夫斯基出演阿喀琉斯；马特考夫斯基却在排演期间病逝，首演告吹。约瑟夫·凯恩茨随即表示想演的其实是忒耳西忒斯，并为该剧与维也纳城堡剧院联系，院长保尔·施伦特反应冷淡；凯恩茨转而请茨威格为他写一出独幕诗剧，茨威格约三周写成《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该剧已在皇家剧院排演，凯恩茨却因癌症去世，首演终未举行[3 处]。
约1907—1935年，以一九三五年夏为主体
马特考夫斯基与凯恩茨相继在排演他的剧作期间去世，使茨威格对自己的戏剧创作生出迷信的恐惧。城堡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随后采纳他的新剧临海的房子并打算亲自导演，却在第一次排练开始前十四天（1912 年 8 月）去世，加深了这一厄运。他此后多年不振作起来写剧本；一战后《耶利米》与《沃尔波内》虽在各国的剧院上演，他仍心有余悸[出处]。
约1907—1935年，以一九三五年夏为主体
1931 年茨威格有意违背自己的兴趣写了一个新剧本穷人的羔羊，寄给亚历山大·莫伊西；莫伊西来电要求保留首演主角，他出于迷信和对朋友的爱而托词拒绝，并从此不再给戏剧界奉献新作。1935 年他应皮兰德娄之请翻译其新剧《修女高唱五月之歌》，由莫伊西在维也纳作世界首演；排练期间莫伊西病逝，茨威格视之为同一“厄运”的重演[3 处]。
约1907—1935年，以一九三五年夏为主体
茨威格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如果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把二十六岁的他所写的剧本全部搬上舞台，他会借助演员的艺术魅力过快成名，因而误了长期学习和了解世界的机会；他由此认为人生的道路由内因决定，往往偏离愿望，却通向人自己看不见的目标[出处]。
1905—1914年之间(一战前)
一战前的漫游还包括走出欧洲的远行。在印度，茨威格目睹赤贫、种姓与民族间的顽固等级观念，以及白人旅行者被当地用人尊为神明的殖民秩序；他怀着愧疚预感到这种状况必将巨变，不同意皮埃尔·洛蒂给印度涂上“浪漫主义”粉红色的写法，旅行归来后“不再把欧洲视为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2 处]。在沿伊洛瓦底江而上的内河轮船上，他结识了正作为武官出使日本的卡尔·豪斯霍费尔，两人此后长期通信、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互访[出处]。
约1911—1913年
继印度之后他又作第二次跨海旅行，到美洲去。在纽约他把自己想象成只有七美元的异乡求职者，通过逛职业介绍所的方式体验这个年轻国家的机会与自由，随后徒步漫游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和芝加哥，在波士顿拜访了为他的诗谱过曲的查尔斯·莱夫勒，最后乘船经百慕大和海地前往巴拿马运河，自称是亲眼看到两个大海仍处分离状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3 处]。
1913年
大战前夕，茨威格的欧洲主义从翻译和旅行付诸行动。他自述已翻译过不少邻国诗人的作品；一九一二年他陪同埃米尔·维尔哈伦走遍全德国作旅行讲演，那次旅行被他看作德法关系和睦的象征——维尔哈伦与理查德·戴默尔在汉堡当众拥抱[出处]。也是在这几年里，他偶然在半月丛刊上读到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随后与罗兰通信并于一九一三年在巴黎相见；他自述除了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维尔哈伦的友谊外，与罗兰的友谊使他受益最多，某些时候甚至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2 处]。身处维也纳，他越来越感到奥地利正处在动乱的中心：一九一〇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已过八十岁，人们担心他死后“千年王朝”再也挡不住瓦解，国内民族矛盾越来越大，国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乃至德国正从四面对奥匈帝国施加压力；他回顾道，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等摩擦的火花从未断过，任何一个小火花都可能引爆堆积的火药[出处]。
1913年
大战前夜，雷德尔事件使他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他与那位间谍上校同住一区、只是点头之交，事件以雷德尔在克罗姆塞尔旅馆自杀告终[3 处]；事件次日他在街上遇到贝尔塔·冯·苏特纳，这位和平主义者激动地告诉他战争已经开始、战争机器已在运转，劝年轻人起来抵抗，两人约定也许能发表一份联合宣言[出处]。
1912年—1914年春
一九一四年春，茨威格在巴黎度过大战前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季节。他随一位女友去都兰凭吊达·芬奇陵墓，在图尔的小电影院里看到新闻片中威廉二世到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全场法国平民对这位德国皇帝发出齐声嘲笑，使他惊觉对德的仇恨宣传已深入外省人心；朋友们大多不以为意，唯有罗曼·罗兰把这一秒钟看作危险信号。他怀着八月一日到埃米尔·维尔哈伦的庄园去见他、冬天再赴俄国组织德俄作家交流团体的计划离开巴黎，回到巴登避暑，赶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以完成《三大师传》。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在他笔下把这个世界像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5 处]。消息传到巴登时，他正在公园里读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书，乐队的演奏戛然而止；他当时已打点行装，准备去比利时见埃米尔·维尔哈伦，稿子正写得顺手[2 处]。
1914年7月至8月初
萨拉热窝事件之后，茨威格仍按往年习惯先到奥斯坦德附近的勒科海滨浴场度夏，准备随后去埃米尔·维尔哈伦的乡间别墅。他回忆那里依然一片无忧无虑的气氛，报童却已开始叫卖“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正在战争总动员”的标题，比利时士兵带着由狗拖曳的机枪出现在海滩上[2 处]。在奥斯坦德的咖啡馆里，他与几位比利时朋友争论，其中一位坚持说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穿过比利时进攻法国的秘密作战计划（即施里芬计划），茨威格当时还相信条约神圣不可动摇，以“如果德军向比利时进军，就把我吊在灯柱上”反驳说那是无稽之谈[出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传来后，他订到一张火车票——那班奥斯坦德快车已是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班列车[出处]。列车驶入德国境内后在一处野外停下，他看到一节节用帆布盖着、隐隐透出大炮形状的军用货车迎面驶过，又在赫尔倍施塔尔车站隔着上锁的门听到刺刀声，才确信德国军队要践踏国际法进攻比利时，战争已经开始[出处]。第二天早上回到维也纳，他看到各车站张贴着宣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全城从对战争的恐惧变成对战争的狂热，年轻的新兵在满街旗帜、标语和音乐中受到全城欢迎（见战争狂热）[出处]。
1914年（一战爆发初期）
战争爆发后，茨威格自述没有陷入爱国狂热，而决意从战争开始的最初时刻起就作世界公民。他并非自认特别冷静或看得特别清楚，而是因为两天前还在“敌国”比利时，深信比利时百姓与本国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里、对战争毫无所知，也因为长期过国际性生活，无法一夜之间去憎恨另一个同样属于他的世界；多年来的政治怀疑与法意朋友们关于战争爆发的议论使他事先打了预防针，不信蔓延四方的爱国热情[出处]。他坚持正确的态度是宣布自己为这次战争的“拒服兵役者”——这在奥地利要受严厉惩罚，在英国则相反——同时自认本性缺乏为信仰牺牲的英雄气概，在一切危险场合总是采取回避态度，并以同样受这种指责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自况[出处]。当时他三十二岁，因所有的服役检查都不合格而不必服兵役，并因此省下一年服役时间。他经一位管理军事档案馆的高级军官朋友安排，进馆当图书管理员，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帮助修改将要公布的告示；他自述这不是煊赫的差使，却是很合适的工作，比被俄罗斯农民用刺刀戳进肚子合适得多，干完这份不紧张的工作之后，他还可以去做战争期间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为将来的相互谅解而努力[出处]。
1914年8月至9月（一战爆发后最初数周）
战争最初几周里，他自述与人进行理智的谈话已不可能。那些他向来视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一夜之间都成了爱国者，进而变成贪得无厌的吞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以“谁不会恨，谁就不会真正地爱”这类陈词滥调收场；多年来与他从不争吵的同伴粗暴地责备他不再是奥地利人，让他到法国或比利时去，甚至暗示要向当局揭发他的观点——“战争是一种犯罪”“失败主义者”，而“失败主义者”这个在奥地利最严重的罪名，是法国刚刚发明出来的[出处]。
1914年8月至9月（一战爆发后最初数周）
在档案馆工作之外，茨威格把战争期间自己真正的战斗定为同那些掀起群众狂热的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为了躲避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他离开维也纳，到偏僻的郊区隐居，并在审查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写作：他写了一篇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公开表示一有机会就同外国的朋友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即便暂时不能联系也对他们保持忠诚。文章寄给读者最多的柏林日报，报方毫无删改地全文刊出，只有“不管胜利属于谁”一句被审查删去；文章仍招来超级爱国者的愤怒攻击[2 处]。约两周后，他收到罗曼·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两人从此通信达二十五年，茨威格称这封信的到来是自己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他不再感到孤独[出处]。
1914—1915年（前线之行约在1915年春夏）
孤立但并不完全孤立。茨威格自述，通过往来信件他初步了解了几个站在同一立场的人，虽然他们身居中立国或交战国，这种并非完全生活在荒漠的感觉给了他经常写文章的勇气。他一直给德国、奥地利的几家大报纸供稿，获得了一块重要的宣传阵地：在世界大战进行期间，他能在报刊上热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并在奥地利报纸上详细介绍亨利·巴比塞的反战小说《火线》，为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特地在介绍中强调那个“法国”步兵的痛苦[出处]；他称有几百封来自奥地利前线的信件表明，本国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识得很清楚[出处]。他还与外国同感者用“佯装互相攻击”的办法互通信号：一位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反驳”他的《致外国的朋友们》，却把全文译出与反驳文章一并刊登，使这篇德语文章传到每个法国读者面前[出处]。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维也纳掀起仇恨意大利事物的浪潮时，他借介绍意大利青年卡尔·波埃里奥访问歌德的回忆录，故意写了一篇《一个意大利人访问歌德》，向为该书作序的贝内代托·克罗齐致敬，作为不许赞美敌国诗人的时代里一个明显示威[出处]。他自述这些小小的试验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却帮助了他自己和一些不知名的读者，缓解了可怕的孤独和绝望；写一部不仅表现个别事情、而且表现他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和对战争看法的作品的计划，正是在这时渐渐成形[出处]。这一计划的结果便是反战诗剧耶利米：剧本 1917 年复活节出版后两万册销售一空；同年茨威格以参加该剧在苏黎世首演为名获准离开奥地利去瑞士度假，途中在萨尔茨堡购置房屋[3 处]。越过边境进入瑞士时，他从布克斯车站的食品、邮电与报刊感受到与封锁下奥地利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世界，自述在苏黎世的大街和湖畔徜徉数小时，把瑞士看作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2 处]。
1918年（一战后期）
到瑞士后他先赴日内瓦见罗曼·罗兰，这是三年以来他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他刻意向旅馆前台通报全名、公开宣布要拜访罗兰，认为让通讯社报道这件事比暗中来往更稳妥[出处]。到日内瓦的第一个晚上，他遇见围绕《报页》与《明天》两家反战小报聚集的法国和比利时文人——皮埃尔·让·茹弗、热内·阿科斯、弗朗斯·马塞雷尔——并自述与他们结下成年以后体验过的最深厚热烈的友谊[出处]。他同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公开朗诵会，茹弗用法语朗诵自己的诗，他用德语朗诵《耶利米》的片断，把这场演出视为战争期间近乎奇事的公开抗议[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1918年）
几天后他从日内瓦返回苏黎世商谈《耶利米》的排练事宜。他自述此时的苏黎世已成了欧洲最著名的不夜城：饭店、咖啡馆、有轨电车和大街上到处是操各种语言的人，各色流亡者、投机商、间谍和宣传鼓动人员云集于此，人人对战争的结局万分关切、一天到晚争论不休。他认为在这个中立国里看战争更客观，人们不再用政治观点、而用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它所能改变的不仅是地图上的边界，而是世界的形势和未来[出处]。他在这里遇到一批反战作家与和平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莱昂哈德·弗兰克、安德雷阿斯·拉茨科——并自述这种精神之集中、气氛之热烈是他以后再未见过的[出处]。
1918 年秋至 1918 年 11 月（停战）
在苏黎世的日子里，茨威格自述先以满腔热情寻找志同道合的和平主义者，不久却发现那些装扮成流亡者和坚守信仰的殉道者的人中间混有被收买来监视每个人的暗探：箱子被偷偷打开，吸墨纸上的印迹被秘密照相，信件中途不翼而飞，倒纸篓的女工、女接线员、形迹可疑的旅店招待都可能为敌国甚至同时为两国服务[出处]。一个自称“社会党人”的人请他到拉绍德封给对此毫无所知的工人作一次报酬高得叫人生疑的演讲。他自述在这里第一次学会如何观察“典型的职业革命家”——永远反对与自己无关的事，因本身没有立场而不得不死守教条的人。由于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他的交往圈子越来越窄，又厌恶可靠的人家里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与不问政治的人乱哄哄地混杂，担心自己头脑混乱、对信仰的道德失去信心，于是离开苏黎世。他后来总结，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敢于真正造反；把他们聚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处境而非共同的理想，战争一结束，整个反战阶层便悄悄散了[出处]。
1918 年秋至 1918 年 11 月（停战）
同一时期《耶利米》在苏黎世上演，演出非常成功，《法兰克福报》像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国内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协约国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茨威格并未为此不安，他觉得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出处]。
1918 年秋至 1918 年 11 月（停战）
战争末段，茨威格移居苏黎世湖畔的吕施利孔，在一家小旅馆里眺望整个苏黎世湖和城里教堂的塔尖，只接见罗曼·罗兰、弗朗斯·马塞雷尔等几个知心朋友。美国参战使德奥的失败成为定局：威廉皇帝仓促宣布要实行“民主”后退位流亡，鲁登道夫戴上墨镜偷偷逃往瑞典。他自述当时全世界都相信战争将从此永远结束，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把威尔逊当作救世主欢迎，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俄国革命尚处于“人道和理想主义”的蜜月；他和同代人一起梦想立刻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后来承认当时“我们都很傻”，但傻的不只是他们[出处]。
1914—1915年（前线之行约在1915年春夏）
回顾整个战争期间，几家大报曾三次请茨威格到前线当随军记者，他全部谢绝，因为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报道都必然承担用爱国主义和赞扬的精神描写战争的义务；他发过誓——并且在一九四〇年仍信守——永远不写一句赞美战争的话，也绝不贬低别的民族[出处]。一九一五年春，奥德联军在波兰东南部塔尔努夫突破俄军防线、占领加利西亚与波兰后，军事档案馆负责的上校请他到新占领区搜集俄国宣传品和告示原件，抢在它们被撕下或销毁之前入库。他带着一张可乘坐任何军用列车、不受任何部门管辖的通行证出发，名义上只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上士，出示秘密证件时却被前线人员当作微服私访的总参谋部官员或秘密特派员[出处]。在塔尔努夫、德罗霍毕茨、伦贝格等城市，车站旁的犹太“中间商”通过秘密通路替他搜齐俄国占领时期的布告和文件。他在这趟行程中看到平民生活的极度贫困、犹太人聚居区八人十二人挤一间屋子的困境，也在塔尔努夫第一次看到“敌人”——被年老蒂罗尔后备兵看守的俄国战俘（见俄国战俘）；看守与战俘语言不通，却坐在一起互相敬烟、传看家人照片，像同伴一般。茨威格由此感到这些粗野而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得多：战争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出处]。他乘坐运送炮车、牲口和伤员的军用列车深入战区，在窗孔狭窄、只有一盏熏黑油灯的运伤员货车里帮助提水、揩洗血迹；车上躺着呻吟的伤员，药品和包扎用品已经用尽，一位原是牙科医生的军医向他求援，一位六十七岁的随军牧师说他从未想到人类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出处]。东部之行归来，茨威格在归途的伤员列车上抵达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离前线只有八九小时快车路程，却依然衣香鬓影、无忧无虑，军官们买紫罗兰向挽着他们胳膊的女士献殷勤；真正激起他怒火的是维也纳报纸上那些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和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他由此认定有罪的不是享乐的人群，而是用语言煽动战争的人，并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动力——为反对战争而斗争[出处]。他随后选择《圣经》先知耶利米为题材写成诗剧耶利米，把战争期间自己不能对周围的人说的话全部写进诗句的对白，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血缘与传统上与犹太民族的命运相连，也第一次感到要说出心里话、同时说出时代的心声；他自述这部作品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并把它称作自己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后来在纳粹统治的一九三四年，他借写作伊拉斯谟的传记摆脱过一场与战争时期相似的危机[2 处]。
1919年3月
战事一结束，茨威格决定返回奥地利。他自述促使他回去的是战前成长起来的人共有的责任感——在国家最最困难的时刻属于祖国和家庭——以及《耶利米》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曾竭力反对拖延战争，在青年中间赢得一定声誉，战后反而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出处]。他描写这次回国像去南极探险一样要作复杂准备：备足保暖衣物和鞋底，尽量多带食品和巧克力，行李上保险，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会遭到抢劫；十年后他去俄国也作了类似的准备。他从布克斯车站离开瑞士，在站台上踌躇片刻后决定去迎接艰难困苦，在奥地利边境车站费尔德基尔希目睹边境官员与警察神色紧张地等待一列来自奥地利的火车，一位身着黑色服装、带着两个女儿的老贵族妇女在站台上拭泪[2 处]。
1918年秋冬至1919年初（主叙述在一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冬天）
回奥地利后，茨威格在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上的房子里定居（见萨尔茨堡）。他自述这座十七世纪的行辕年久失修，屋顶漏雨、门廊积雪，而战后的物资匮乏使木匠和白铁匠都弄不到修理的材料；萨尔茨堡买不到煤，只能用泥煤取暖，冬季有三个多月他几乎整天窝在被子里，用冻得发紫的手指写作。战后住房紧张，管理委员会四次登门，他自愿交出两个房间，只因房子又破又冷、要爬一百多级台阶才无人来住。他在这里目睹了战后奥地利的饥荒、黑市与货币崩溃（见奥地利的战后通货膨胀）[3 处]。
约1919—1923年(一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
战后回国的几年正逢奥地利通货膨胀。茨威格自述奇怪地记不起那几年家庭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在奥地利维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要数百万马克，却想不起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把这几年自己的生活也归入“日常生活在金融混乱中几乎不受干扰地继续”的图景，自述在奥地利混乱的那几年里工作和生活比以前更有朝气，反而更喜爱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使他觉得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他同时记下富人变穷、投机倒把者致富的个体命运分野[出处]。
1922年夏
1922 年拉特瑙遇刺前夕，茨威格在柏林的外交部门前与拉特瑙作别，两人同车驶过一条街；事后他在照片中辨认出那正是数日后刺客伏击拉特瑙的街道，自述仅因侥幸没有成为这场刺杀的目击者[出处]。同年夏他在威斯特兰海滨度假，报童高喊“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随之全面爆发。他自述经历了那样的日子：早上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要十万马克，兑换外币须按钟点分几次进行；他寄给出版商的稿子换来一万册的预付稿费，支票到手时其面值还抵不上一周前寄稿件的邮资。他把德国马克的贬值同奥地利克朗一比一万五千的崩溃相比，称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疯狂的通货膨胀，一切价值都在物质与道德两方面跌落[出处]。
约1919—1923年(一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
战后最初几年，茨威格自述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从未忘记去看歌剧：缺煤使街道限制路灯照明，买一张顶层楼座票要一大把钞票，战前这笔钱足够订一年的包厢，剧场没有暖气，观众穿着大衣、靠紧邻座的人彼此取暖，乐队演奏员穿着破旧的燕尾服、一脸憔悴；因为人人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演出，演员和观众都使出全部力气，他称自己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自己心中感觉到像当时那样强烈的生存意志[出处]。他写道，奥地利没有像巴伐利亚和匈牙利那样爆发革命，原因在于人民太虚弱、太饥饿，以及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党在最困难时期组成的联合政府[出处]；但在“表面”的稳定之下，他回忆战后一代对父辈权威和一切旧观念的造反已遍及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2 处]。
约1919—1924年
战后，茨威格把自己看作已被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视为“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的三十六岁的人：他决定不再再版自己“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在萨尔茨堡隐居、等待各种“主义”的浪潮平息，并开始写《世界建筑师》系列丛书，以冷静的心情写了《马来狂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篇小说[2 处]。这一时期他受亨利·巴比塞委托，与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清醒社的德语作家小组；巴比塞想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茨威格等人拒绝接受，计划因而告吹[2 处]。
1919—1921年间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茨威格自述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中度过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一度放弃重见世界的希望。待人们重又能吃饱、抢劫与革命消失之后，他感到精力倍增，重新想外出旅行：他越过国界前往近旁的意大利，意识到作为奥地利人可能被看作“世敌”，自己却并无这种感觉[2 处]。
1919—1921年间
这次意大利之行中，茨威格从维罗纳入境，旅馆门房看到国籍栏写着“奥地利”时十分高兴，说“终于来了一个奥地利人”，使他再次确信煽动和仇恨的宣传从未触及欧洲真正的群众[出处]；在米兰，他循着《晚邮报》的招牌重见老朋友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盖塞，在佛罗伦萨又被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当街一把抱住，感到一切都和战前一样、甚至比战前更诚恳[2 处]。但他后来认识到，战争并没有真正过去：斗争已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他在意大利的墙上到处看到“列宁万岁”的炭笔字，听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在战争期间脱离了本党、另立对立的党派；在威尼斯，他亲历一场总罢工，目睹一小队穿黑衫的法西斯冲锋队员唱着歌、挥舞棍棒从罢工工人面前跑过——这是他对“法西斯”这个词最初的直观印象[2 处]。他回顾道，当时他和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一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蒙蔽，没有人想到这个区区小党会在未来的欧洲发展中成为重要因素[出处]。
1923—1933年
在 1924 至 1933 年那个表面安定的年代里，茨威格自述有一位他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来到他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成就。他称自己的书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家庭中有着稳固的地位，数十万册甚至数百万册，译本属于读者最多的行列；但自希特勒上台以来，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在德国他的书一本也买不到，谁要还藏着一本就得小心收好，公共图书馆把书锁在“毒品柜”里，除非经官方批准——多半是为了批判辱骂——才有人去读，读者和朋友写信时不敢在信封上写他的姓名，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当时被奴役的国家也按希特勒的命令禁了他的书。他引弗朗茨·格里尔帕策的话，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行走的人”；谈到自己取得的“成就”时，他说的并非今天属于他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他的东西——正如他的家、祖国、自信心、自由和没有偏见都已属于过去[出处]。
1923—1933年
茨威格自述，这种成就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继《耶利米》之后缓慢累积的。他称《耶利米》之后的第一本书是《世界建筑师》系列第一卷《三大师传》，它为他开辟了道路；中篇小说《马来狂人》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受欢迎的程度达到通常只有长篇小说才有的水平，被改编成戏剧、片断被公开朗诵，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人类群星闪耀时》成了学校的读物，不久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出处]。他由此获得了在他看来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成就——一大批可信赖的读者，每本新书在德国出版的第一天就能卖出两万册，连广告都还没登。他自娱自乐写成《富歇传》，出版人初印一万册，他主动去信要求改为五千册，一年后这本书在德国却销出五万册[出处]。
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初，作者在流亡中追述
茨威格把这些成就归于自己是个急躁又易动感情的读者：任何冗长繁琐、空乏铺张、晦涩朦胧、画蛇添足之处都使他反感，只有每一页都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气读完的书才能满足他；他一度想把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的全部世界名著彻底缩写，去掉累赘段落，出版一套简明丛书[出处]。这种对繁琐冗长的反感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使他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第一稿只是信手写来，誊清之后的工作才是不断地压缩和调整结构，一种无止境地去芜存精的过程——写《玛丽·安托瓦内特》时他核算过女主人公的每一笔账目、研读了当时所有报纸和小册子与全部诉讼卷宗，印刷出来的书里却找不到素材中的任何一句话[出处]。这种压缩过程在长条校样上重复一次、两次、三次，茨威格自述删节是全部创作中最使他感到有趣的工作：有一次他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妻子说他看上去分外高兴，他自豪地回答“是的，我成功地删去了一大段，这样文章更紧凑了”；他自述宁可让一千页稿纸中的八百页进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精华，也坚持“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出处]。
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初，作者在流亡中追述
二十年代，茨威格的国际声誉达到顶点。他自述自己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拉脱维亚、挪威、芬兰和中国的出版社纷纷来信联系出书，他不得不买一只特大的书柜来容纳不同译本的样书；有一天他从国际联盟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智力合作委员会的统计表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按他的禀性，他宁愿认为那是一篇错误的报道[出处]。俄国一家出版社来信要出版他作品的全集，问他是否同意请高尔基为全集写序——他中学时就喜欢高尔基的小说，是偷偷把书藏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一直爱戴敬佩这位作家，却从未想过对方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出处]。美国出版家本雅明·许布施带着介绍信来到萨尔茨堡的家中，建议出版他的全部著作并保留连续出版权，从此成了他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希特勒践踏欧洲、他失去德国和欧洲两个“真正的故乡”之后，是许布施为他“建造了一个文字的故乡”[出处]。
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初，作者在流亡中追述
茨威格把这种表面成就描述为一种危险：它会使人飘飘然，把名字变成脱离主体、反过来左右主体的权力、商品和资本，使走运的人误以为自己在世界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天生怀疑自己的人，会把任何外在成就看作在微妙处境中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出处]。他自述自己的成就仅限于书和与书相联的虚名，并不因自命清高而轻视物质利益：版税带来可观而不断增长的收入，他用这些钱去换取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不朽作品”的手稿[出处]。这种被他视为“可笑的举动”的意外成就也显现在琐细的日常里：在德国书店看到不认识的中学生用零花钱买《人类群星闪耀时》而深受感动，列车员登记姓名后毕恭毕敬地交还护照、意大利海关人员因读过他的书而免检行李都使他沾沾自喜；一次在莱比锡恰逢新书发行，他眼看装订、搬运、批发各工序从早忙到晚，整车皮发往世界各地的书像砖块一样排列起来能筑成一条相当壮观的马路[出处]。
1927年以后（回望成名岁月）
成名之后，茨威格自述始终厌恶一切把注意力引向个人的做法。他称自己从少年时代起最强烈的本能愿望就是保持自由和独立，认为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如果到处刊登照片，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就会受到妨碍和歪曲；书越畅销，邮局送来的信件、请柬和咨询越多，把他出于爱好开始的事业变成了必须井井有条经营的“企业”，与他的秉性格格不入。他自述始终怀着近乎病态的腼腆，在音乐厅、剧院看戏时总是坐在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把各种形式的隐姓埋名看作本能的需要；他从小就不能理解阿尔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等老一辈作家穿丝绒茄克、烫鬈发、留奇特胡须招摇过市的做法，引弗朗茨·韦尔弗尔“镜中人”的说法，认为过于注重仪表的多样化会消灭内在的诚恳、自由与无忧无虑。他自述如果还能重新开始，会用笔名发表作品，以便一箭双雕——既享受文学成就的幸福，又享受隐姓埋名的平静[出处]。
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回望）；俄国之行在一九二八年初夏
对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阿道夫·希特勒崛起前相对平静的十年，茨威格回忆为一场珍贵礼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之后，他这一代人在十年里发奋工作、四处漫游，试图弥补战争夺走的自由、幸福与精神财富，并带着在被重新禁锢之前及时冲出狭小天地的朦胧预感。他自称这十年里经常旅行，但已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籍籍无名——每到一国都有朋友、出版人和大批读者，是作为作者而非好奇的游客去的。他本着争取欧洲精神的统一的信念在瑞士与荷兰发表演讲，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宫、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那座米开朗琪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住过的十三世纪风格大厅里演讲，并作了一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美洲的巡回英语演讲。作为知名作家，他第一次跻身于往日把他拒之门外的社交圈：参观巴黎圣日耳曼区的宫殿和意大利高级宅邸，观看私人珍藏，图书馆馆长亲自把善本拿给他看，还能在费城古董书商罗森巴克博士家做客。但他自述仍渴望青年时代无人等候的旅行：每次去巴黎都避免在到达当天通知罗歇·马丁·杜加尔、儒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弗朗斯·马塞雷尔这些最好的朋友，先独自在大街上闲逛、重访年轻时的咖啡馆，写作则到布洛涅、蒂拉诺、第戎这些外省小地方去。他称在这十年里按自己的意愿享有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后来希特勒既不能没收、也无法从他心中磨灭的[2 处]。
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回望）；俄国之行在一九二八年初夏
这十年里，茨威格也终于实现了去俄国的计划。他自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前夕正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当时已为俄国之行作准备，战争打乱了计划；战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使俄国成为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最有魅力的国家，他的书在那里广泛流传——有高尔基撰写序言的全集，也有定价几个戈比的廉价普及本——但他仍迟迟下不了决心，因为当时去俄国的任何旅行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表态：要他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深恶痛绝的人，在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周观察之前就表示赞许或否定，他做不到[出处]。一九二八年初夏，他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成员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在大会上致辞；他自述托尔斯泰是“一个非暴力的信徒，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这次活动因此是超党派的，他的访问也就失去了政治色彩[出处]。他经波兰赴俄，沿途看到一九一五年战争中化为废墟的加利西亚城市已焕然一新、华沙繁荣而自信，又在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从写着“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鲜红横幅下穿过，第一次踏上苏维埃俄国的土地；他自述对这片土地并不感到陌生——空旷略带忧伤的草原、小茅舍、洋葱头形屋顶、留长须的农民——都因读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描绘“民间”生活的作品而早已熟悉[出处]。在莫斯科度过的十四天里，他自称始终像一股“介于冷热之间的交流电”，看到这座急于从陈旧一下子跳到超现代化的大城市人满为患、办事迟缓而热情高涨；他又到访列宁格勒的冬宫，并与卢那察尔斯基同车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凭吊托尔斯泰的无名坟墓，自述看得越多心里越糊涂（见莫斯科、列宁格勒、亚斯纳亚波利亚纳）[2 处]。
1928年
在俄国停留期间，茨威格始终被当地人的热情包围：他们认为自己参与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把物资匮乏之苦看作更崇高使命的代价，过去在欧洲人面前的自卑感变成了高度的自豪感，亲切地称来访者为兄弟；鞑靼人和蒙古族大学生向他展示达尔文和马克思的书，骄傲的神气就好像书是他们自己写的[出处]。一次聚会后，一位不知名的陌生人在他衣袋里悄悄塞进一封法语信，警告他不要相信被展示的一切——人们只说允许说的话，他的女翻译每天向上级汇报他说的每一句话，电话被窃听、每走一步都受监视；茨威格按信的要求把信烧掉，自述由此开始深省一切[出处]。
1928年
他自述在俄国得到的印象在细节上相当动人和鼓舞人，但从客观上讲并没有多大用处：几乎所有的作家从俄国回去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或热烈赞扬或激烈反对的书，而他只写了几篇文章；三个月后许多事情就同他见过的不一样了[出处]。他从莫斯科带回的最珍贵的收获，是与高尔基的友谊：1928 年两人在莫斯科初识，约两年后他在意大利索伦托的高尔基家中做客三天，经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翻译长谈[出处]。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回望性叙述写于流亡之后
这十年里，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上的家也成了他欧洲朋友的落脚处。艺术节的兴起使小城在夏天成为国际艺术家聚会的都会（见萨尔茨堡艺术节），茨威格自述他的贵宾登记簿比记忆更能说明问题：到过他家做客的作家有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詹姆斯·乔伊斯、保尔·瓦莱里等，音乐家中则有莫里斯·拉威尔、理查·施特劳斯、阿尔班·贝尔格、贝拉·巴托克、布鲁诺·瓦尔特等；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拾级而上来到他家，由此结下的友谊使茨威格此后数年成了托斯卡尼尼排练时最忠实的座上客。他从阳台上眺望宁静的景色，不知道住在对面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阿道夫·希特勒将破坏这一切；这本登记簿连同这栋房子后来落入纳粹党徒之手[出处]。
1931年11月（五十岁生日）；叙述从纳粹上台、离开奥地利之后回望
1931 年 11 月，茨威格迎来五十岁生日。德国报纸按习俗为作家的整数寿辰大加庆祝，送贺信的邮差把大批信件和电报拖上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陡峭的台阶；岛屿出版社特意出版一部他全部已出版著作的总目录作为贺礼，其中汇集了保加利亚语、芬兰语、葡萄牙语、亚美尼亚语、中文和马拉提文等种种译本[出处]。他自述生日当天自觉万事如意：书籍行销各国、与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结为朋友、始终自由自在，早年得自家庭、战争中失去、如今凭自己重新挣回的安全感使他觉得不可能再有任何不幸——到处都是自己的书，家就在这里，朋友就在身边。可恰恰在别无所求的那一天，他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不快：每个艺术家身上都矛盾地既渴望安宁又渴望坎坷，他竟暗暗希望发生点什么把自己从舒适安稳中强拉出去、逼他重新开始；他后来把这念头看作一种神秘的预感，并历数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的变故——书籍被焚毁、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名字在德国受到罪犯般的指责，朋友见面时脸色苍白，他被逐出家门、从一国漂流到另一国[出处]。
1933–1934年
希特勒上台后（见希特勒上台），茨威格仍留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想亲眼看看会出现什么。他自述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德国、欧洲和世界的良知会持久永存，认为野蛮总有限度、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正因如此，1933 年和 1934 年在德国和奥地利遇到的每件事，在几个星期前他还认为根本不可能[出处]。国会纵火案刚发生不久，他便向出版人预言自己的书很快会在德国成为过去，出版人惊愕地反问“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自述自己从没有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也没有干预过政治[出处]。就在这几天里，他看到了第一批逃难者：他们趁着夜色翻过萨尔茨堡山地或蹚过边界，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当地人；茨威格自述当时没有预见到，那些苍白的脸色已预示了他的命运，大家都会成为那个人暴行的牺牲品[出处]。
1933年
同一时期，他与理查·施特劳斯合作的歌剧《沉默的女人》也遭殃及：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上台时第一幕钢琴总谱已经完成，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有犹太人参与的作品，茨威格以为这部歌剧就此完了，施特劳斯却坚持把合作继续下去[出处]。
1933–1934年
纳粹对他著作的打击先不靠法律，而是唆使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他们在一处又一处大学里把书从书店拿走，钉在耻辱柱上示众或放在柴堆上烧毁（见纳粹焚书）；茨威格手中有一本曾被钉上耻辱柱的自己的书，是一位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送给他的[出处]。尽管书商受警告不准把他的书放在橱窗里，没有一家报纸敢于登载广告和评论，1933 年和 1934 年他的书销售量几乎同以前一样多；要把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德国读者从他身边强行拉开，非得等一项把印刷、出售和传播他们的著作说成政治犯罪的法律出台不可[出处]。
1933年初至1935年前后
面对这种处境，茨威格自述与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卓越同代人共同承担文学创作被剥夺的命运，与其说是一种耻辱，不如说是一种光荣；在所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中，唯有他的案件引起纳粹上峰的争论——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的高层人物中间成了最令人恼火的争论问题，他自述这使希特勒也不时恼怒[出处]。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天，全德国正在放映根据他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灼人的秘密）改编的同名电影：国会纵火案后，人群在电影院招牌和广告前哄堂大笑，盖世太保意识到他们笑的是片名中“灼人”二字与国会纵火案的联系，当晚警察命令电影院停映该片，次日《灼人的秘密》从所有报纸和广告柱上消失[出处]。他自述纳粹当时在特殊情况下对他无可奈何，因为不能同时反对另一个他们极需要用来维护世界声望的人物——当时仍健在的最伟大的德国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理查·施特劳斯），他刚刚与施特劳斯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沉默的女人》（沉默的女人）[出处]。
1931年11月（五十岁生日）；叙述从纳粹上台、离开奥地利之后回望
希特勒上台、茨威格远离祖国之后，他的收藏兴致荡然无存：离开奥地利时，他把毕生手稿收藏的一部分赠给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朋友，还有一部分变卖，自述在敌视一切艺术与收藏品的时代学会了“舍得放弃的艺术”，与过去视为骄傲和热爱的一切诀别（见名人手迹搜集）[出处]。
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初
1933 年，萨尔茨堡紧邻德国边界的处境使茨威格先于奥地利内地看到纳粹的渗透方式。他描述狭窄的界河上年轻人夜间悄悄渡河去接受那边的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拄着登山杖扮成纯朴的“游客”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基层组织”，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谁不表态支持他们、谁以后就要受到惩罚，令奥地利的警察和政府官员战战兢兢；他自述越来越感到人们开始动摇、乱了方寸[出处]。一个与他相交三十年、每周见面、互相题词赠书的萨尔茨堡作家朋友怕受怀疑：先是在街上背过身去回避他，又登门表示在这座小城市里不想与他关系太密切；此后平时常来常往的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他自感处境变得凶险[出处]。1933 年 10 月他按往年的习惯到国外过冬以避开紧张气氛，却万万没有预料到，这次离开家园竟成了一种告别[出处]。
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初
他原打算去法国工作，在一月和二月里度过，却在途中决定先到阔别三十年的伦敦小住。他自述在这里重新找到一种温良恭俭的市民气氛：伦敦居民生活得祥和、满足，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和个人的爱好上，社会生活里诚实、礼貌的水平较高，与因欺骗成性变得不仁不义的祖国形成对照，他在这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出处]。促使他留在伦敦的根本原因是一部新作：他正在审校《伊拉斯谟》的校样——在书中他试图描绘一位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荒谬、却不能用自己的全部理智去阻止这种荒谬的人道主义者——随后在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处死苏格兰女王的手写报告，因两本说法完全相反的传记而兴起查究的欲望，开始写作玛丽·斯图亚特。他为此在图书馆里逗留数周，1934 年初回到奥地利后决定在安静的环境里把书写完，并重返他喜爱的伦敦[出处]。
1934年初
1934 年 2 月的奥地利内战期间，茨威格正在维也纳。战斗集中在郊区的工人住宅区，市中心一切照常，他也同多数人一样轻信官方“事态已平息”的含糊报道，直到第三天以后才零星获知真相；回到萨尔茨堡后，他不得不向迎面探问“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熟人承认，自己这个“亲历者”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劝他们买一份外国报纸看看[出处]。
1934年初
内战结束后次日，四名便衣警察登门搜查他的住宅，要他交出藏在家里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武器——他自述不属于任何党派，搜查半小时后便空手收场，纯属形式[2 处]。他从这场“恶作剧”背后看清了奥地利局势的严峻：萨尔茨堡警察局长迫于纳粹的恐怖手段而采取严厉措施，忠于国家的奥地利官员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关进集中营[出处]。当晚他把最重要的文件捆装成包，决定从此长期在国外生活；他自述家人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过对家乡，而自己更渴望自由——“人世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这种离别比离开家园、离开祖国的意义更深远；两天后他径返伦敦，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放弃那所住宅——这是“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出处]。
1934年2月底—1940年（在英国）
1934 年 2 月底，茨威格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就此在英国定居到 1940 年。他自述到伦敦的头几年多少像高尔基在索伦托一样有流亡之感：即便那次纳粹企图占领奥地利的政变失败之后，祖国又多挣扎了四年，他仍持有奥地利护照、萨尔茨堡的藏书也完好无损，但“失去祖国”的处境已经开始[出处]。他没有购置房产，只租下一套小公寓，把住房压缩到一张写字台和两个书橱的规模，自述生活无意中变成了临时性的、不能再作长远的打算[出处]。在伦敦的整个时期（1934–1940），他断绝社交、避开一切公共场所，没有在英国报刊上发表过一篇谈时局的文章，没有上过电台，没有参加公开讨论，自述眼看英国人对希特勒的轻信被精心策划的宣传所利用却只能缄口[出处]。他自述年已五十的自己又要重新开始，每天早上疾步去图书馆，只是不再那么虔诚、那么热情，头发已经灰白[出处]。他回忆在这里看过一场难忘的午宴舌战：萧伯纳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针锋相对的争论[出处]。定居伦敦期间，他探望了流亡至此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并目睹旅行社里挤满的犹太逃难者[2 处]。
1936年夏
茨威格自述，那几年他在英国只是占了一个空间，整个灵魂并不在英国：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年里，对欧洲的忧虑驱使他频繁旅行，两度横渡大西洋。美国邀他作环美演讲旅行；1936 年他又接受国际笔会之邀，赴南美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十四届大会[出处]。南行途中轮船停靠西班牙西北部港口维哥——1936 年夏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这座城市已落在佛朗哥党徒手中。他在市政厅前看见附近农村来的青年农民在牧师带领下排队，一刻钟后这些人换上簇新军服、佩带枪和刺刀，在军官监视下登上崭新汽车开出城外；他认出这是自己在意大利、德国见过的法西斯动员场面，断定军装和武器是从近邻葡萄牙越境运入的外援，感到一股隐藏于办公室和康采恩中的秘密势力正把青年武装起来，使欧洲因自己的疯狂濒临灭亡[出处]。此后阿根廷的和平景象与巴西的辽阔土地给了他新的信心：他把阿根廷看作未流过血、未被仇恨毒化的“另一个西班牙”，把巴西看作各族人民平等、空间辽阔的未来之国，自述在南十字座下重新燃起对文明延续的希望，并预感到自己的未来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彼岸[2 处]。
1937年秋（十一月底）
这种远离并不能让他摆脱对欧洲的担忧。茨威格自述，即便身在巴西或得克萨斯，他也随时知道欧洲的命运：在伯南布戈登岸的当夜，南十字星座就在头顶，他从报纸上看到轰炸巴塞罗那、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在得克萨斯行驶的卧铺车厢里，他听到旅客收音机中希特勒的德语广播。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忧欧洲、眷恋奥地利，并把一战后最大的政治错误归结为欧洲和美洲政治家歪曲了威尔逊的计划——威尔逊主张给小国自由独立的权力，又认识到这种自由只有在所有大国和小国都参加一个有约束力的组织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认；因为没有建立那样的、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小国得不到自主权，于是波兰人同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向罗马尼亚人开战，唯一敢同德国对抗的奥地利成了“欧洲城墙上的一块基石”[出处]。
1937年秋（十一月底）
1937 年秋，茨威格为探望老母亲回了一趟维也纳。11 月底他在伦敦摄政王大街读到《标准晚报》头版关于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同希特勒谈判的报道，从字里行间断定英国在出卖奥地利，当即跳上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决定第二天就飞回去再看一次母亲、家和故乡[出处]。维也纳的朋友们嘲笑他庸人自扰、讥讽他为先知耶利米，盛赞爱国阵线的盛大游行；茨威格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就会用同样劲头高呼“希特勒万岁”，也知道安岑格鲁贝尔那句“你不会出什么事的”所概括的无忧无虑，这次再也保不住他们。从第二天起他不再警告任何人，这次回访成了他对奥地利的告别[出处]。
1938年
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两天里，茨威格望着每条熟悉的街道、每座教堂和每座花园，都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的绝望，拥抱母亲时也怀着“这是最后一次了”的感觉；列车经过萨尔茨堡——那里有他生活了二十年的住宅——他没有下车，越过边界的那一刻，他自比《圣经》中的罗得，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成了尘土和灰烬[出处]。他离开后不久德奥合并爆发，他在流亡中读到维也纳的暴行——犹太人被迫擦洗马路、被逼高呼“希特勒万岁”、被拖进冲锋队营房打扫厕所——自述自己预想过的“惨无人道”与事实相比显得保守而懦弱[出处]。留在维也纳老宅的母亲在占领后几个月去世，他自述母亲的死讯给他带来的不是悲痛而是宽慰，因为知道她再不必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出处]。
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茨威格寓居英国期间
奥地利的消失也改变了茨威格本人的身份。他的旧奥地利护照失效，只得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无国籍者的身份证。他自述这张白卡是经申请得来的、随时可能被收回的照顾，自己由此从支付外汇、纳税的“外国客人”和有身份的绅士，一夜之间降为流亡者；从此每到一个国家，签证都要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各国对“身份归属不清、没有法律保护”的无国籍者都不信任，必要时可以驱逐他们[出处]。他把自己这一降级放在一战后护照与边境管制兴起的背景下来理解（见无国籍者），并自述直到自己的书在德国消失，才真正明白十年前在巴黎遇见梅列日科夫斯基时对方关于著作被禁的抱怨[出处]。
1939年8月
1939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茨威格已离开伦敦，隐居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巴斯乡间。他自述那几个月里从未像当时那样感到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无能为力：他看见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只有柏林威廉大街、巴黎奥赛码头、罗马威尼斯宫与伦敦唐宁街里那十来个不为外人知道的人，而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坐在房间里，像苍蝇一样不能自卫、像蜗牛一样没有力量地等待；伦敦每个街角的海报和人群里同一种想法使他无法忍受[出处]。为摆脱这种煎熬，他躲进自己的工作：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一部关于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两卷本巨著积累素材，却始终没有勇气动笔，现在恰恰是烦恼给了他勇气，在巴斯开始写作[2 处]。他选择巴斯，是因为菲尔丁等一批英国十八世纪最优秀的作家曾在那里写作，那座小镇比英国任何一座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十八世纪静谧的面貌；这种柔和幽雅的景色与世界正产生的不安形成痛苦的对比，使他想起一九一四年七月战前的奥地利——天空湛蓝、大地一片歌舞升平，而世上的人们却在加紧备战[出处]。
1939年9月1日至9月3日
1939 年 9 月战争爆发时，茨威格仍留在英国。瑞典同行因他不再代表任何国家，请他作为贵宾参加定于 9 月第一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他已订妥船票，却因不愿再在战争前夕逃难而留下，用莎士比亚的话自解：“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他决定尽快完成第二次结婚，以免战争爆发使他因属于敌方交战国的人而被扣留，或有意想不到的事件把他与未来的妻子长期分离[出处]。9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他与未婚妻在巴斯民政局登记结婚，正逢德军入侵波兰的消息传来；经办官员以两人是外国人、战争一爆发便成为“敌对的外国人”为由搁笔，向伦敦请示。两天后（9 月 3 日星期天），收音机宣布英国向德国宣战[2 处]。婚礼随后于同年 9 月在巴斯举行。
1939年9月
1939 年 9 月战争爆发后，茨威格在英国的地位再降一级：由于德奥合并，在英国的奥地利人被划入德国人之列，他也成了“敌邦的外国人”，各种限制随之而来，他可能被强行放逐到一个自己内心不愿待的地方[出处]。他自述自己一直用德语写作和思考，却被一道官僚法令划进“身为奥地利人从来就不属于的集体”，感到过去的一切联系都被扯断、毕生追求欧洲和平统一的愿望化为泡影，“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出处]。战争爆发那天中午，他最后一次徒步下山走进巴斯小镇看和平的景象，英国人的克制与 1914 年 7 月奥地利的喧嚣形成对照；他在幻觉中重见 1918 年商店被抢空、妇女在食品店前排长队的景象，感到“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并看见这次战争后面还拖着另一次战争的影子，将贯穿他的全部时代[2 处]。
《昨日的世界》的写作止于 1939 至 1941 年间的流亡岁月，叙述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茨威格本人的结局落在回忆录叙述范围之外。1941 年他移居巴西，定居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佩特罗波利斯。1942 年 2 月 22 日，他与第二任妻子洛特·阿尔特曼在寓所服过量巴比妥类药物自尽，遗留的绝笔中称欧洲，即他“使用母语的精神故乡”，已经自我毁灭，而重建生活所需要的精力，在多年无家可归的漂泊之后已经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