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赫茨尔

1901年及此前数年（会面在1901年，文本明说；德雷福斯贬黜与《犹太国》出版在其前）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立者、小册子《犹太国》的作者。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称他是自己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并把犹太民族命运与时代事件的关键转折系于他一身^[出处]。他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已经同化的犹太家庭，大学时便关心犹太民族的命运，以记者和剧作家在维也纳成名。

1901年及此前数年（会面在1901年，文本明说；德雷福斯贬黜与《犹太国》出版在其前）

赫茨尔以写诗开始文学生涯，其后在报界崭露头角：先任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后回维也纳担任该报文艺副刊编辑，文章以优雅敏锐的风格成为维也纳公众最喜欢的人物；他还曾有一个剧本在城堡剧院上演并获得成功^[出处]。

1901年及此前数年（会面在1901年，文本明说；德雷福斯贬黜与《犹太国》出版在其前）

据茨威格转述，赫茨尔早年曾设想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与基督教统一起来，幻想有朝一日率领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进斯特凡大教堂，以象征性的举动解除这个“被驱赶的没有祖国的民族”所受的歧视与仇恨；他不久便认识到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工作几年后不再过问此事^[出处]。

1901年及此前数年（会面在1901年，文本明说；德雷福斯贬黜与《犹太国》出版在其前）

作为驻巴黎记者，赫茨尔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全过程，看到德雷福斯被撕下肩章时高喊“我没有罪”，并确信这位军官只因是犹太人才蒙受叛国罪名^[出处]。茨威格把这件“震撼心灵的事件”写为赫茨尔转向的原因：他由此断定，同化与忍让对犹太民族都行不通，“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而受欺辱，那么我们应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并于 1896 年出版《犹太国》，宣告必须在“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出处]。

1901年及此前数年（会面在1901年，文本明说；德雷福斯贬黜与《犹太国》出版在其前）

《犹太国》在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中引起震惊和恼怒：传教士愤怒地离开布道坛，新自由报领导人禁止在该报出现“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卡尔·克劳斯写出挖苦性小册子《锡安山上的国王》，剧院观众低声讥讽赫茨尔“陛下驾到”^[出处]。让赫茨尔始料未及的是，响应来自东方的广大犹太群众——加利西亚、波兰、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几十页的小册子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弥赛亚式的复国梦想；茨威格称之为孤零零的一个人把一盘散沙、争论不休的犹太群众团结了起来^[出处]。

1901年及此前数年（会面在1901年，文本明说；德雷福斯贬黜与《犹太国》出版在其前）

1901 年，大学生茨威格第一次拜访赫茨尔。他描述这位副刊编辑当时仍处于“同自己的斗争之中”，还没有勇气放弃养家糊口的工作去干自己的事业^[出处]。在只有一扇窗户、堆满纸张的窄小编辑部房间里，赫茨尔身着一件贝督因人白色长衫，高额宽眉、浓黑的教士式胡须与深蓝色忧郁的眼睛让茨威格觉得“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诨名“还有几分道理”；他问这位来投稿的青年：“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大作？”^[出处]

约1900—1904年7月

初次会面后，赫茨尔接受了茨威格带去的一篇小散文，安排在副刊发表：他当面读完手稿，郑重地说“我很高兴我能告诉您，《新自由报》副刊将发表您这篇漂亮的散文”，气氛郑重得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勋章别在年轻中士胸前^[出处]。他随即又撰文告诫维也纳人不要以为文学艺术已趋衰落，除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之外还有一大批年轻天才，并把茨威格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出处]。

约1900—1904年7月

赫茨尔希望茨威格参加乃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茨威格却没有照办。他自述疏远的原因不在赫茨尔本人，而在赫茨尔身边的小圈子：东方的同志责备赫茨尔不懂犹太精神，国民经济学家只把他看作一个副刊编辑，年轻追随者缺乏教养、争论不休、恶语相向^[出处]。当茨威格当面承认对队伍缺乏纪律感到不满时，赫茨尔苦笑回答：犹太人数世纪来对思想意识的争吵已习以为常，两千年来没有做出实际的贡献，如今不得不学习“无条件的奉献精神”，而他自己也还没有学会，因为他还要给副刊写文章^[出处]。茨威格记下，外人以为赫茨尔迟迟不辞去副刊职务是出于家庭生计，其实并非如此——他后来为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私产；这番自白连同他的日记都表明他深陷内心矛盾^[出处]。

约1900—1904年7月

据茨威格回忆，与赫茨尔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维也纳市公园。茨威格从国外回来，遇见从编辑部走来的赫茨尔，对方已不再生龙活虎，责备他“为什么老躲着我”，并说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犹太国的想法是在国外想好带回来的，“他们对它就无可奈何了”；赫茨尔随即辛辣地讽刺维也纳，称自己在此地受到的阻力最大，又痛苦地感慨开始得太晚——维克托·阿德勒三十岁就已当上社会民主党领袖——而健康已不如意志坚强^[出处]。他邀请茨威格去家里看望，茨威格答应了却决心不践诺，理由是越爱戴一个人就越珍惜对方的时间^[出处]。

约1900—1904年7月

赫茨尔于 1904 年 7 月病逝，死时仍任《新自由报》副刊编辑。他的葬礼在维也纳举行，灵柩葬于多布林公墓，1949 年迁葬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茨威格称这场葬礼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宏大的场面：到达各车站的每趟列车都载着从东方和西方、俄国和土耳其赶来的犹太人，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让维也纳骤然发现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墓地附近哀恸的送葬者像潮水般涌向灵柩、冲破秩序^[出处]。他未能看到自己发起的运动实现；他生前召集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1897 年）已把分散的复国愿望组织成政治运动。在茨威格的叙述里，赫茨尔是维也纳同化犹太资产阶级内部第一个正面主张“另建祖国”的人，他的遭遇预示了这个阶层日后无法再安坐于太平世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