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施特劳斯

约1890年代（茨威格的人文中学时期）

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是德国作曲家与指挥家，晚期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以《莎乐美》《埃莱克特拉》《玫瑰骑士》等歌剧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交响诗著称；他长年在德奥各地的宫廷剧院与歌剧院担任指挥，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歌剧合作是二十世纪初德语歌剧的重要篇章。茨威格记述，中学时代维也纳人去看理查·施特劳斯与霍普特曼的戏剧首演的热情，堪比父辈当年去看瓦格纳《罗恩格林》^[出处]；成年后他曾听施特劳斯亲口讲述自己第一次见到理查德·瓦格纳的情形^[出处]。茨威格把他视为从亨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的纯日耳曼音乐世系在世的最后一位后裔^[出处]。须注意与轻歌剧作曲家奥斯卡·施特劳斯区分。

1933年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还记述了他对施特劳斯创作方式的观察。他笔下的施特劳斯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没有艺术家惯有的“颠狂”，也没有传记所写的贝多芬、瓦格纳式的沮丧和绝望：每天上午九时起坐在桌旁接着前一天的进度作曲，直到中午或午后一时，下午玩纸牌、誊写两三页总谱，晚上或许到剧院指挥乐队，生活极有规律，因而与神经衰弱无缘。他相信“能力就是艺术”，曾用玩笑话给自己下定义——“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得能够为一张菜单谱曲才算够格”。茨威格把这种准时、按部就班、实实在在的作风比作手工业工人，并描写那张浑圆平淡、孩童般的面孔下藏着一双他在音乐家身上见过的最清澈的蓝眼睛，既具魔力又显示出深邃的智慧^[出处]。

1933年初至1935年前后

霍夫曼斯塔尔去世后，施特劳斯经茨威格的出版人约请脚本，两人第一次会面时，茨威格建议以本·琼生喜剧《沉默的女人》（沉默的女人）作主题，施特劳斯当即领会，把素材戏剧化的敏捷令茨威格惊叹；他自述从未见过哪个艺术家像施特劳斯那样清醒而客观地对待自己^[出处]。施特劳斯向他坦承，七十岁的音乐家不再具有音乐灵感的原始魔力，创作不出《蒂尔·奥伊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死与净化》那样的纯交响乐作品，只有歌词还能让他产生灵感，因此晚年专门从事歌剧创作；他清楚歌剧形式已经过时、瓦格纳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却笑着补充“我可以绕开他走”^[出处]。

1933年初至1935年前后

他还向茨威格说明自己的作曲方法：不像莫扎特那样擅长旋律，总是从短小的主旋律开始，再用变奏和自由装饰把主旋律蕴含的一切挖掘出来^[出处]。茨威格曾与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艺术节演出大厅观看《埃及的海伦》内部彩排：施特劳斯在黑暗中边听边用手指敲座椅扶手，不断批评自己的作品“太空洞、太冗长”，评判自己客观得像第一次听到别人的音乐^[出处]。

1933年

两人的合作始于茨威格的一次试探。在那次令他振奋的会面之后，茨威格回到萨尔茨堡动手写歌剧，两个星期后把第一幕寄给施特劳斯，得到“一鸣惊人”的明信片回复。施特劳斯对茨威格写的歌词没有改动一句，只一次因多声部的需要请他再加三四行字；两人由此结下真挚的友谊，互相往来于萨尔茨堡与施特劳斯居住的加米施小镇，施特劳斯在家里用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初稿为茨威格演奏了整部歌剧。完成这部歌剧之后，茨威格又接着写第二部，施特劳斯毫无保留地同意了第二部的基本梗概，而两人之间既无协议、也没有义务^[出处]。

1933年

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上台时，两人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第一幕钢琴总谱已经完成；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有犹太人参与的作品，连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站像也被拆除，茨威格以为这部歌剧就此完了。他原以为施特劳斯会自然放弃与他的合作，施特劳斯却一封又一封地写信，提醒他继续为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表示不许任何人禁止两人的合作；与此同时，施特劳斯也常接近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并在富尔特温格勒公开对抗希特勒之后，接受了纳粹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出处]。茨威格自述，正因施特劳斯是政权极需要用来维护世界声望的人物，他本人的影片遭禁、书籍被焚之时，纳粹在特殊情况下对他无可奈何，不能同时把施特劳斯也推到对立面^[出处]。

1933年

茨威格把施特劳斯倒向纳粹解释为几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在他看来，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音乐家公开加入纳粹阵营，从粉饰太平的意义上给希特勒和戈培尔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当时最有名的作家和音乐家无不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投靠纳粹的少数人在艺术圈子里只是无名之辈。施特劳斯本人告诉茨威格，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几年里曾用自己的钱去格拉茨看他的歌剧《莎乐美》，很尊重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施特劳斯迎奉纳粹，既因为他真诚信奉艺术唯我主义、哪一种政权在他看来都一样——他曾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演奏、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也出于生命攸关的考虑：他负有巨债，儿子娶了犹太妻子，担心最疼爱的孙子们被踢出校门，新歌剧因茨威格受牵连、旧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霍夫曼斯塔尔的牵连，出版商也是犹太人。他遵主子的旨意到处指挥，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写了一首赞歌，同时在一封忧郁又坦率的信里向茨威格表示对那项委任并无兴趣；茨威格认为，在这位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特别是看到那部新歌剧上演^[出处]。

一九三四年初至其后不久

两人的合作最终被纳粹的审查打断。总谱、脚本印毕，演员已经排练就绪，纳粹各部门却在是否放行这部有犹太人参与的歌剧、以及茨威格的名字能否与施特劳斯一同印在节目单上等问题上反复争执，僵持到 1934 年初才由希特勒亲自破例批准演出^{[2 处]}。《沉默的女人》于 1935 年 6 月在德累斯顿首演，获得成功；茨威格因奥地利局势不安而侨居国外，未能出席演出^{[2 处]}。几场演出之后，施特劳斯又写信催促茨威格创作新歌剧脚本，信中以惊人坦率议论了政权，这封信被盖世太保截获并摆到施特劳斯面前。歌剧随即遭禁演，施特劳斯也被迫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他与茨威格的合作由此终结；茨威格记述禁演发生在第二场演出之后，历史记载则多认为是在演出数场之后（1935 年 7 月）^[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