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尔波

亨利·吉尔波（Henri Guilbeaux，1885–1938）是法国记者、诗人和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流亡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反战运动，在日内瓦创办并主持反战刊物《明天》，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都曾在该刊发表文章；法国当局以叛国罪缺席判处他死刑，他靠列宁的帮助获苏联国籍并前往莫斯科，此后在共产国际工作；因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而失势，晚年又转而公开支持墨索里尼，被法国司法赦免后回到巴黎，几乎被人遗忘地死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1918年）

茨威格在追述战时瑞士时把吉尔波与贝拉·库恩、库特·艾斯纳一类人物并论，作为战乱年代被时代浪花推到才智所不能胜任位置的“赶潮流者”的例证。他眼中的吉尔波并不是聪明人：文学水平微不足道，语言能力不过一般，各方面素养不深，全部力量都用在政治论战上，是那种无论什么事都必须反对一通的人。战前他不断同文学界论战、反对某些思潮，参加激进党派又觉得哪个也不够激进，直到战争爆发，他终于作为反军国主义者找到自己真正的对手——世界大战。茨威格写道，当大多数人还处在恐惧和怯懦中、当他们再三踌躇时，吉尔波已经断然行动，他的大胆和勇猛使这个“摆弄笔墨的人”在世界性的关键时刻显得特别重要，写作和战斗能力被夸大到远远超出本来的水平，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小律师们那样^[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1918年）

吉尔波留下的主要功绩，是创办并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反战刊物《明天》，为战争中的人们提供一个国际主义的、超国家的讨论中心。罗曼·罗兰的支持对这份刊物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凭自己的声望和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从欧洲、美洲和印度请来编辑人员；流亡中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信任吉尔波的激进立场，定期为其撰稿。因此有十二个月或二十个月之久，世界上没有比它更令人感兴趣的刊物。吉尔波在瑞士还同时代表着法国的那些激进小组，因为克雷孟梭不准他们在法国发表言论；他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代表会上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同蜕变为爱国主义者的社会党人分裂开来^[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1918年）

巴黎的政界和军界当时认为，没有任何法国人——哪怕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上尉——比这个矮小、满头金发的吉尔波更令他们害怕和憎恨。法国情报机构在伯尔尼一家旅馆里从一个德国情报人员的房间偷走吸墨纸和几份《明天》，这些本只说明德国有地方（某些图书馆和公务机关）订阅了几份刊物，巴黎当局却据此把吉尔波指控为德国收买的鼓动者并提起公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茨威格指出，这一判决完全违法，十年后在一次复审中被撤销。判决后不久，吉尔波因偏激行为同瑞士当局发生冲突，被捕入狱；这种极端行动在他看来也渐渐危及罗曼·罗兰和大家。据茨威格所述，列宁大笔一挥将他的国籍改为俄国，他乘坐第二趟封闭的列车抵达莫斯科，才算彻底获救^[出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1918年）

在莫斯科，激进小组都认为吉尔波是有作为、有勇气的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但他并不具备领导素质。这个不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像在巴黎一样，把聪明全用在争论不休、搬弄是非上，逐渐和尊敬过他勇气的人闹翻——先是列宁，然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是大家。正如开始时一样，他晚年只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和无关紧要的争论文章，被赦免后不久就在巴黎一个角落无声无息地死去。茨威格自述也许是还没有完全忘记他的最后几人之一，因为对他在战时创办《明天》仍怀有感激之情^[出处]。

190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约1903–1918)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提到他是莱昂·巴扎尔热特阅读的来源：巴扎尔热特正是在亨利·吉尔波的翻译中初次读到茨威格早期的诗和散文，并据此直言不讳地否定了它们^[出处]。茨威格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角色^[出处]。

约1917—1918年（一战后期）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还记述了围绕《明天》与《报页》两家小报聚集在日内瓦的反战文人圈子，其中包括皮埃尔·让·茹弗与弗朗斯·马塞雷尔^[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