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人物 · 登场 15 章最后更新 2026-08-13
罗曼·罗兰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与随笔家，一战期间寓居瑞士的欧洲反战知识分子代表，茨威格终生的挚友与精神同道。
出场分布15 / 103 章
命运线
编年全传 · 14 段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是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与随笔家，19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早年研究音乐史，以十卷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著称：小说写一个德国音乐家在法国的生活，他与法国青年奥里维的友谊是全书的重要线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隐居瑞士，发表《超脱于混战之上》呼吁超越民族仇恨，成为欧洲反战知识分子的代表。
约1904年前后
在《昨日的世界》追述巴黎文坛时，茨威格把罗兰与保尔·克洛岱尔、夏尔·贝玑、安德烈·絮阿雷斯、保尔·瓦莱里列为一类：名字在数十年里只有极少数文学中坚分子知道，甘愿在清闲差使中维持生活、为远离“闹市区”的小圈子写作[出处]。
190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约1903–1918)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自述读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奥里维反对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段落时，几乎感到书中描写的正是自己和莱昂·巴扎尔热特共同的亲身经历[出处]。
1910年前后（正文明写“到了一九一〇年”；全篇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生活）
茨威格还记述，罗曼·罗兰把他《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的手稿送给自己收藏[出处]。
约1900年—1914年
茨威格回顾大战前的巴黎时称，罗兰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们长期对他一无所知；他承认自己是在最后才发现罗兰的，命运却安排罗兰后来成为他们的领袖[出处]。他写道，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巴黎的《费加罗报》和《晨报》几乎不提起罗兰的名字，只把他视为知识渊博的音乐评论家[出处]。
约1900年—1914年
茨威格自述发现罗兰纯属偶然：他在佛罗伦萨一位俄国女雕塑家的创作室里等候时，随手翻到几期半月丛刊，读到连载在那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越读越兴奋，惊讶于这个法国人竟如此了解德国。在他看来，这部小说第一次有意识地描写欧洲，不仅为一个国家服务，也为全欧洲服务，号召建立欧洲的睦邻友好关系，由于深入广大群众，其作用胜过埃米尔·维尔哈伦的赞美诗和一切传单与抗议书[出处]。他到巴黎后四处打听罗兰：维尔哈伦只记得社会党人的“人民剧场”上演过他的剧《群狼》，莱昂·巴扎尔热特听人说他是位音乐家、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国家图书馆的目录里则有他十二本音乐论著和七八个剧本。茨威格寄去自己的一本书，罗兰回信约见，友谊由此开始；他自述除了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维尔哈伦的友谊外，与罗兰的友谊使他受益最多，某些时候甚至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出处]。
1913年
他们第一次相见在一九一三年，地点是蒙帕纳斯林荫大道附近一幢楼房五层的斗室：书籍堆到天花板，窗下是古老寺院的花园，几乎听不见林荫大道上的喧闹。茨威格记述罗兰的样貌——个子很高却非常瘦，因长期伏案而弯腰驼背，面色苍白、骨瘦如柴，却有一双他所见过的最清澈、最和善的蓝眼睛；他几乎不散步，吃得少，不吸烟不喝酒，苦行主义的躯体里却藏着惊人的耐力，日夜伏案读书写作，只给自己留四五个小时睡眠，唯一的放松是弹钢琴。茨威格说，自己在室内听过马克斯·雷格尔、费鲁乔·布索尼、布鲁诺·瓦尔特演奏，没有人像罗兰那样给他同敬爱的大师直接交流的感觉[出处]。
1913年
茨威格还记述罗兰的渊博：精通文学、哲学与历史，熟悉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音乐，连加卢皮、特勒曼等最冷僻的作曲家都了然于胸。据茨威格回忆，罗兰曾是欧内斯特·勒南（书中译作“乔治·勒南”）的学生，在瓦格纳家做过客，是让·饶勒斯的朋友，列夫·托尔斯泰曾写信承认真诚赞赏他的作品。罗兰向茨威格说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三重责任——向音乐致敬、表明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各民族的思考，并说挑起仇恨的人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有侵略性，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茨威格第一眼就看出，在关键时刻罗兰将代表欧洲的良知；他感到罗兰虽然赞美艺术的不朽，却对世界结构的脆弱怀着加倍的悲哀。罗兰对他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出处]
1914年（约夏初至6月28日）
大战前夕，罗兰是茨威格在巴黎朋友中唯一认真对待战争征兆的人。一九一四年春，茨威格在图尔的小电影院里目睹法国平民对威廉二世影像的齐声嘲笑，回到巴黎向朋友们讲述，大多数人以法国人“对政治从来不往心里去”为理由不以为意，唯有罗兰说：“百姓越老实，就越容易轻信。自从彭加勒当选以来，形势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并不愉快。”他比其他人更怀疑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警告说一旦发布动员令，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还能坚持得住，他们已陷入一个群情振奋、歇斯底里的时代，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股歇斯底里的力量[出处]。
1914年秋至1914年12月末
大战爆发后，罗兰寓居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他不能参加战地工作，于是立即在日内瓦参加红十字会，每天在拥挤的房间里处理信件[出处]。茨威格称他找到了作家唯一正确的道路——不参与破坏和残杀，而以沃尔特·惠特曼为榜样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并在文章《欧洲的心脏》中对他所做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出处]。一九一四年秋罗兰发表《超脱于混战之上》，抨击国家之间的精神仇恨，要求艺术家在战争中坚持正义和人道，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出处]。战争期间，罗兰对亨利·吉尔波在日内瓦创办的反战刊物《明天》给予决定性支持，凭自己的声望与外界联系从欧洲、美洲和印度为刊物约来编辑人员[出处]。1917 年茨威格的反战诗剧耶利米出版时，罗兰从一开始就公开支持；茨威格把他列为“一开始就公开支持的朋友”[出处]。
1914年秋至1914年12月末
战争开始时，茨威格发表《致外国的朋友们》后约两周，收到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罗兰在信中说“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以此确认了与这位“官方意义上的敌人”通信的可能；两人从此通信达二十五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与国之间的任何联系中断为止[出处]。罗兰还应茨威格之请，帮助救出赖纳·马里亚·里尔克在巴黎被没收的书[出处]。
1914—1915年（前线之行约在1915年春夏）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最使他遗憾的是罗兰在那几年给他的信都不在他身边，很可能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新的战争浩劫中毁掉或遗失；他认为这些信是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道德文献，因为罗兰是怀着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怒给国界那边那位“官方意义上的敌人”写的[出处]。罗兰还从往返通信中提议，将各国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举行一次会议，以取得一个统一的、比较恰当的立场，甚至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向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他答应向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思想界名人发出邀请，请茨威格趁奥地利和德国的思想名流尚未因公开的仇恨宣传而丧失名誉时进行试探。茨威格写信给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询问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态度，拉特瑙却以“现在还不是建立文艺界和平的时候”为由拒绝，会议计划就此落空；在法国方面，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出处]。
1918年（一战后期）
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准离开奥地利去瑞士时，先赴日内瓦见罗兰，称他是三年以来自己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出处]。他描写罗兰的房间仍是巴黎那种斗室：桌椅上堆满书籍，写字台上堆满报纸杂志和信件，布置简单得像修士的房间，却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出处]。罗兰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每天写数页日记，同时发表每篇都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的文章，并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格莱昂波》[出处]。他身体虚弱、说话轻声，不戴围巾难以走出一段路，可任何攻击和诡计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茨威格自述在写作《罗曼·罗兰传》时都没能充分写出这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出处]。罗兰还给他看了列宁离开瑞士前从封闭列车上发出的电报——列宁恳求罗兰同他一起去俄国；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只以个人身份独立地为愿意献身的事业奋斗[出处]。
1918 年秋至 1918 年 11 月（停战）
战争末段，罗兰到苏黎世湖畔的吕施利孔探望隐居的茨威格，是后者在那里只接见的少数知心朋友之一[出处]。《昨日的世界》成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叙述止于此，未再涉及罗兰其后的境况。据史料记载，罗兰晚年定居法国维兹莱，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病逝，死因是肺结核，比茨威格晚两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