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十九世纪末至1914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长期在维也纳行医与写作，晚年流亡伦敦，是茨威格晚年最敬重的朋友之一。茨威格在追溯父辈乐观主义的破灭时引他作为对照：他承认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后者把文化与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的力量击破”，其立场与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1930）中文明建立在对本能的压抑之上、其秩序随时可被暴力冲动撕破的观点一致^[出处]。

1938年秋至1939年夏（二战爆发前）

茨威格回忆中的弗洛伊德是一位在维也纳备受敌视的学者：他离开大学的谨慎研究，径直闯入当时被视为“禁区”的性冲动领域，大学和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联合起来抵制他，医生们集体排斥使他失去诊所，又用讽刺、挖苦和使之变成庸俗笑料的办法来扼杀他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信徒每星期聚在他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就是在这些晚会上逐步形成的^[出处]。茨威格特别推重他的道德勇气：弗洛伊德相信任何真理都有局限（“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一旦假设得到证实便为之坚持到底，从不为了改善处境而作哪怕形式上的让步；茨威格断言，倘若他把“性欲”写成“情爱”、“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本可避免学院派的抵制，但他从不迁就，因此茨威格把弗洛伊德认作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象征^[出处]。茨威格在回顾世纪之交维也纳犹太人的文化成就时，把弗洛伊德与科学界的名流并列为使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的人物^[出处]。

1914年7月末至8月初

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书中多次被茨威格用作时代注脚。在描述一九一四年八月战争爆发时的集体狂热时，茨威格引弗洛伊德的概念，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战争把潜伏在个人身上的原始欲望和嗜血本能释放到表面，这股力量与牺牲精神、酒精、冒险欲和爱国主义的魔力混杂在一起，成为推动战争发生的情绪基础^[出处]。在讨论十九世纪市民道德时，茨威格把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用作对照：弗洛伊德证明，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性冲动根本不可能，不过是迫使它进入危险的潜意识，从而揭穿了那个时代“以不谈性来克制性欲”的妄想^[出处]。他还引弗洛伊德的著作，转述其老师夏尔科曾私下承认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敢公之于世，以说明连科学也服从于当时的道德禁忌^[出处]。茨威格还写道，恰恰是那个维护妇女纯洁、连姑娘骑自行车都要愤怒斥责的世界，允许并组织卖淫以从中渔利，当弗洛伊德用冷静、清楚、透彻的方式说出真相时，社会却不以为然^[出处]。茨威格还记述，弗洛伊德曾把一篇论文的手稿送给他收藏^[出处]。

1938年秋至1939年夏（二战爆发前）

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后，弗洛伊德一度仍留在希特勒占领的维也纳。他最忠诚的学生玛丽·波拿巴设法将他救出并送到伦敦；茨威格在报上看到他踏上英国的消息，称之为自己“一生中非常幸福的一天”^[出处]。在灾难到来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茨威格在伦敦与这位八十三岁、多病的老人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病魔缠身却比以往更开朗，每天仍用清晰的圆形字体写作，心爱的埃及小雕像由玛丽·波拿巴抢救出来带在身边^[出处]。他拒绝用安眠药或麻醉剂抑制病痛，宁愿清醒地思考、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直到认识到自己已不能再写作，才像罗马英雄一样要求医生结束痛苦；茨威格把这称为“最强烈的意志斗争”^[出处]。最后的日子里两人的谈话围绕战争与希特勒的残暴：弗洛伊德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把纳粹的暴行看作自己悲观主义的证实，同时坦承自己在犹太人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摩西与一神教（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又使他“把犹太人中最优秀的人夺走了”^[出处]。

1938—1939年

弗洛伊德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伦敦去世。茨威格是护送灵柩的朋友之一，在把灵柩埋进英国土地时，自感把“祖国的精华”献给了英国^[出处]。面对犹太人被赶进流亡的这场荒谬，连弗洛伊德——茨威格称之为“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目的和意义^[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