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

1805年（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前）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出身俄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但家道已经落魄，早已退出交际场，失去旧日的社交联系，独子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是她仅剩的牵挂。^[出处]

1805年（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前）

一八〇五年七月，她专程为鲍里斯谋近卫军的差事而来参加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的晚会，此前一直坐在受冷落的老姑母身旁，方才装出的兴致只是等待时机接近瓦西里·库拉金。晚会散场时她在前厅追上瓦西里公爵，一面提醒他早年曾受自己父亲提携之情、一面以近乎纠缠的恳求与卖弄风情的媚笑逼他表态，终于逼得他答应为鲍里斯在皇帝面前美言、助其调入近卫军；她随即得寸进尺，要求瓦西里公爵进一步把鲍里斯举荐给自己的旧交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当副官，瓦西里公爵未予应承，她仍不依不饶。得到承诺后，她脸上先前哀恳的表情随即恢复为冷淡的常态，转身回到子爵讲故事的一群人中，装作若无其事地等待离开。^{[9 处]}

1805年8月至9月初

瓦西里公爵履行诺言、为鲍里斯谋得近卫军准尉一职后，她即回莫斯科，寄住在有钱的亲戚罗斯托夫家，与娜塔莉娅·罗斯托娃相处如同家人，帮助接待宾客；鲍里斯自幼即在这个家庭中教养成人。^{[2 处]}

命名日宴会当天下午（约两点钟，晚宴定于四点）

一八〇五年八月十日命名日当天，她向娜塔莉娅·罗斯托娃吐露自己因那场官司倾家荡产、手头拮据到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却需要五百卢布为鲍里斯置办军服；她唯一的指望是鲍里斯的教父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拨给教子一笔生活费。当日下午两点，她即带鲍里斯登门探望病重的老伯爵，欲当面说明处境；此前她已凭多年打点权贵的手腕替鲍里斯谋得近卫军差事，此番求助别祖霍夫伯爵是她一贯的行事方式的延续——不顾脸面、一次次登门、直到达成目的为止。^{[4 处]}

1805年秋

门房告知大人病重不见客，她仍以亲戚身份央求代为通报，坚持只求见法定承继人瓦西里·库拉金。见到瓦西里公爵后，她先以哭丧的表情探问病情，再借“基督徒的义务”之名坚持要让病人及时履行临终圣事，逼得他应允自己探视。她察知瓦西里公爵疑心自己是争夺遗产的对手，便主动表白只因怜惜几位年轻的侄女无人主持后事、绝非贪图家产，以此安抚他；随后遇见出自内室、待她冷淡漠然的伺疾侄女，她仍热情迎上前去攀谈，未获理会。得到探视应允后，她神态由哀恳转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从容落座，并支使鲍里斯下楼去找皮埃尔·别祖霍夫，转告罗斯托夫家邀他赴晚宴。^{[7 处]}

1805年秋

送别瓦西里公爵后她仍以手绢掩面、满脸泪痕地表明自己一定尽责守夜，登车后却与儿子谈起别祖霍夫伯爵的病情与遗嘱：她认定遗嘱将决定他们母子的命运，因伯爵有钱而自家贫穷，理应留给他们一份；儿子鲍里斯当面指出这理由并不充分，态度与她适才在皮埃尔面前所作的表白形成对照。^{[5 处]}

1805年冬（推断，与别祖霍夫伯爵病危同期）

她与鲍里斯赴别祖霍夫伯爵家探视期间，为鲍里斯置装所需的五百卢布实际由娜塔莉娅·罗斯托娃以自己名义向丈夫索得、转交与她；归来后她向罗斯托娃道破真相，两位老友相拥而泣。^{[3 处]}

伯爵病危期间，侄女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在瓦西里公爵追问遗嘱下落时，认定她是幕后主使：去年冬天她曾登门在伯爵面前编派别祖霍夫家几位侄女尤其是索菲的坏话，致伯爵动怒、有两周不愿见她们，卡捷琳娜疑心伯爵正是在那之后立下了不利于侄女们的遗嘱与信，痛骂她卑鄙无耻。^{[2 处]}

伯爵病危当夜，她亲自把皮埃尔接到别祖霍夫宅邸，一路以“鼓起大丈夫的勇气”“我一定维护您的利益”等话反复宽慰他，神态从容笃定，一见神父便恭敬讨得祝福，向医生打探病情，随后独自先行进入病房，终敷礼开始后再出来招呼皮埃尔进去。^{[7 处]}

夜间至次日清晨

领皮埃尔穿过客厅时，撞见瓦西里·库拉金与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正就那份装有遗嘱与信件的公事包密谈；她当众与卡季什争夺公事包，任凭对方骂她“阴险的女人”“可恶的女人”、连拽带扯也不松手，始终以“可怜可怜他吧”一类甜蜜柔和的措辞周旋，直到二公爵小姐冲出喝止争执，她才趁隙抢过公事包冲入卧室。伯爵去世后，她最后一个从卧室出来，吻了皮埃尔的额头，告知他父亲已经去世，将他领到小客厅独处。^{[9 处]}

夜间至次日清晨

次日早晨，她告诉皮埃尔遗嘱尚未拆封、他即将成为巨额财产的所有者，叮嘱他拿出大丈夫的勇气；并提起伯爵临终前曾答应她照顾儿子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如今来不及交代，希望皮埃尔来完成父亲的心愿。随后她移居罗斯托夫家，向罗斯托夫家人与相识者详细讲述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经过，将其渲染为一场感人而富有教益的临终诀别，对卡季什与瓦西里公爵的行止则只在私下低声谈及。^{[4 处]}

1805年仲冬

仍寄居罗斯托夫家。仲冬，尼古拉·罗斯托夫负伤升为军官的家信送达，她第一时间得知，先向老伯爵表示同情，再着手为伯爵夫人做心理准备：午餐时借旁敲侧击探问尼古拉最近来信的时间，将话题不着痕迹地引开，饭后又抢先向好奇追问的娜塔莎·罗斯托娃透露信的内容，条件是不许外传。她讲求实际，凭多年打点权贵的手腕，将罗斯托夫家给尼古拉的回信与置装费经统率近卫军的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的信差转交儿子鲍里斯，托其代为送达尼古拉所在的保尔格勒团部。^{[6 处]}

1793年6月（朗德纳克登陆之夜）

一八〇六年三月，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为筹办欢迎巴格拉季翁公爵的宴席四处张罗时，她主动请缨代为前往皮埃尔·别祖霍夫处求购暖房草莓与鲜菠萝，借机顺道拜访；她告知伯爵，儿子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如今已在司令部供职。提及皮埃尔时，她以“天使般的灵魂”“非常不幸”等语暗示其婚姻生活的不幸，随即压低声音说破：多洛霍夫与皮埃尔之妻海伦·库拉金娜的绯闻已使皮埃尔的名誉扫地，皮埃尔曾出手相救、留多洛霍夫在彼得堡家中居住，此人却随海伦追随而至；她口称同情皮埃尔，语气与神情中却流露出对她称为“亡命徒”的多洛霍夫的偏袒，坦言自己会尽力安慰皮埃尔。^{[7 处]}

1792年7月—1794年5月

鲍里斯来莫斯科度假期间在朱莉·卡拉金娜与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博尔孔斯卡娅之间物色婚配对象，她常去卡拉金家串门，借与女主人玩牌之机翔实调查朱莉的陪嫁（奔萨省两处田庄和下城森林），并看出朱莉刻意流露的忧郁气氛把儿子和这位富家小姐联系到了一起，为此深受感动：当面赞朱莉“迷人和忧郁”，又对卡拉金夫人夸赞鲍里斯经历过多次失意、心思多情善感；私下向儿子絮叨自己如何怜惜朱莉的母亲被人欺骗、田庄事务全靠一人操持，一面听儿子打听田庄情况一面继续撮合。得知瓦西里公爵之子阿纳托利·库拉金也在向朱莉献殷勤后，她催促鲍里斯尽快求婚；鲍里斯与朱莉订婚，两家开始筹办婚礼；至此，为独子谋得富贵姻缘、了却半生所系的心愿，成为她最后交代的境况。^{[5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