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托普钦

主要人物 · 登场 20 章最后更新 2026-08-06

拉斯托普钦

别名拉斯托普钦伯爵罗斯托普钦莫斯科总督拉斯托普钦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伯爵是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期间的莫斯科总督,以口语化告示号召市民抵抗、疏散官署,弃城前将平民韦列夏金交给暴民处死以转移民愤,此后随军撤离,其在莫斯科大火中的责任是书中与史学界共同的争议焦点。

出场分布20 /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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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线

编年全传 · 22

1793年6月(朗德纳克登陆之夜)

拉斯托普钦伯爵是莫斯科政界与舆论的重要人物之一,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奥斯特利茨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与多尔戈鲁科夫、瓦卢耶夫、马尔科夫伯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等指导莫斯科谈话方向的显贵一样,不在英国俱乐部露面,而在自家小圈子里议论战事;相形之下,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这类只会随声附和的会员一度失去谈话的领导人。莫斯科盛传他讥讽的应对之策:对法国兵须用大话鼓舞士气,对德国兵要说明利害,对俄国兵则只需劝阻“慢一点”。[2 处]

1793年

一八一一年圣尼古拉节,他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老公爵命名日宴请的六位客人之一,每年必到,自称“每到这一天都要向老古董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表示敬意”。饭前他为使谈话不致冷场,主动谈论本城与政界新闻;席间就拿破仑侵占奥尔登堡大公领地一事发表评论,称波拿巴对待欧洲如同海盗对待已掳获的船只,各国君主的长期忍让令人费解,唯有俄国皇帝提出抗议,又批评俄方照会文辞欠佳。饭后喝咖啡时,他就法国影响发表长篇议论:俄国不可能与“我们的老师和神灵”法国人打仗,斥责当代俄国青年与贵妇服装、思想、感情尽皆法国化,讥讽老公爵怒逐法国医生梅蒂维埃一事的同时,社交界的太太小姐们仍匍匐在法国人脚下,扬言要把彼得大帝的手杖取出来按俄国方式教训这些人。老公爵对这番言论表示赞许。[9 处]

1812年7月12日(俄历),星期日

一八一二年七月,皇帝宣言与告民众书由莫斯科印行,在罗斯托夫家做客的皮埃尔·别祖霍夫答应次日把宣言与告民众书带来,称可以从拉斯托普钦伯爵处弄到——此时他已是莫斯科的实际行政首脑。[出处]

1812年夏(7月)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早晨,皮埃尔·别祖霍夫依约登门取《告俄国民众书》与军队的最新消息,他拿出刚印好的皇帝《告莫斯科民众书》、发给军队的命令与最新告示交给皮埃尔,并把一名刚从军队回来的信使带来的家信托他转送。皮埃尔察觉他谈话的腔调忧心忡忡、慌慌忙忙,与信使谈论前方军情不佳时的那副漠不关心形成对照。[2 处]

1812 年 7 月(俄历),莫斯科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当天,罗斯托夫家饭桌上流传他近日的行事:有人把一名德国人押到他面前,控告此人是“暗探”——这是拉斯托普钦伯爵本人的原话——他却说这不是什么暗探,不过是一个德国糟老头子,下令把他放了。此时莫斯科已开始捕人,风气紧张得连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都吩咐妻子少说法国话,戈利岑公爵则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学俄语。[3 处]

1812年7月

七月十五日,皇帝在斯洛博达宫召集莫斯科贵族与商人集会,他身着将军服、肩挎绶带,快步穿过让开的人群进入贵族大厅,宣布皇帝即刻就到,商人大厅那边已经献出数百万,贵族的任务是提供民团、“毫不吝惜自己”;皮埃尔·别祖霍夫捐献一千人连带给养的决定也是当面向他声明的。[3 处]

1812年8月(法军逼近莫斯科、波罗金诺会战之前)

八月间(波罗金诺战役前),法军逼近莫斯科,他散发一种传单,上方画着一个酒馆、一个酒保和一个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什卡·奇吉林——此人曾当过后备兵,多贪了几杯,听说波拿巴要进攻莫斯科,便用脏话痛骂法国佬——传单像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的限韵诗一样被人诵读议论,莫斯科人分成喜欢与嫌它庸俗两派。他又把所有法国人甚至外国人都赶出莫斯科,其中被认为混有拿破仑的奸细和间谍;用帆船把外国人解送到尼日尼时,他对他们说:“回老家吧,请上船,当心别让它变成哈伦的船。”与此同时,全部衙门都已迁出莫斯科。[2 处]

1812年8月下旬(俄历8月24至25日)

皮埃尔当时读到、在城里流传的两张传单即这类文告:第一张辟谣说拉斯托普钦伯爵并不禁止人们离开莫斯科,反而欢迎太太小姐们和商人的妻子离开,“可以少点恐惧,也就少点传闻”,并“以生命担保,那个恶棍决到不了莫斯科”;第二张说俄军大本营已设在维亚济马,维特根施泰因伯爵打败了法国人,军火库备有军刀、手枪、长枪,将廉价卖给愿意武装起来的居民——传单的口吻已不像先前奇吉林那张那样戏谑。皇帝还就德裔机械师列比赫的巨型气球致信他,命列比赫准备就绪后组织可靠的人作吊篮乘员、派信使知会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并叮嘱注意第一次降落的地点、不要误落敌人手里、须顾及与总司令行动的配合。[3 处]

1812年8月30日(俄历)

八月三十日,皮埃尔·别祖霍夫波罗金诺战场回到莫斯科,他的副官在城门口迎住皮埃尔、把他召到总督府;这天早晨他才从郊外索科尔尼茨别墅回城,总督府前厅与接待室挤满了奉召前来请示的文武官员。已见过他的瓦西里奇科夫与普拉托夫向他报告莫斯科已经守不住、将要放弃,消息虽瞒着居民,各机关首长却都知道,纷纷来推卸责任。皮埃尔在接待室读到他的新传单:宣称总司令已越过莫扎伊斯克建立坚固阵地、将保卫莫斯科到最后一滴血甚至进行巷战,号召市民备好斧头、猎熊矛与三股叉(“一个法国佬并不比一束黑麦重”),并宣布次日把伊韦尔圣母像抬到叶卡捷琳娜医院为伤兵治病,末了自嘲“本来一只眼有病,现在两眼雪亮”——其实只是伯爵生过针眼。接待室里皮埃尔还遇见老商人韦列夏金;副官向他讲述韦列夏金之子写布告入狱的案子:那青年在他追查下拒不供出布告来源,一口咬定“我自己写的”,他亮出《汉堡日报》指那其实是译自法文的拙劣译文,青年仍不改口,被他交付法庭、大概判了苦役,老父亲来求情;皮埃尔点破伯爵其实是要那青年供出克柳恰廖夫,副官忙答克柳恰廖夫即使没有这一条也罪状累累、早已被流放。[5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莫斯科弃守前夕

同日他在总督府召见皮埃尔,以“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试探后者是否共济会员,宣称斯佩兰斯基与马格尼茨基已被流放、对克柳恰廖夫“也要这样办”,把这类“假借建设所罗门圣殿而却极力破坏自己祖国圣殿”的人同共济会一概而论;又责备皮埃尔把马车借给被他放逐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替其保存文件,命令他与“克柳恰廖夫之流”断绝往来并尽快离开莫斯科。皮埃尔问起克柳恰廖夫的罪状、提到韦列夏金案没有证据,被他勃然打断,称韦列夏金是“叛徒和内奸,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末了又问皮埃尔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是否落入耶稣会神父的魔掌;皮埃尔怒极而去。次日他专门派一名警官到别祖霍夫家打听皮埃尔走了没有——皮埃尔正是因此避开客厅里等候的来客、从后门溜走,自此别祖霍夫家再没见到他。[5 处]

俄历一八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公历九月十二日)

八月三十一日,罗斯托夫家的晚饭桌上流传他的号令:传单里虽说两三天内发出命令,其实确实的命令已下,明天全体居民拿着武器前赴三山,那儿将有一场血战。[出处]九月一日早晨,工人、家奴与农民等平民按号令涌到三山等候,他却始终没有出现;久候不遇的民众确信莫斯科将要放弃,散去进城。[出处]

1812年8月31日(俄历),即公历9月12日

九月一日下午,散回城里的民众在街头聚成人流:瓦尔瓦尔卡大街酒馆斗殴的工人在一名高个儿小伙子带领下押着酒馆老板往警察分局走,马罗谢卡街讨薪的靴匠加入,到中国城城墙前听人宣读他八月三十一日的告示;他派去烧毁货船的警察局长趁机捞了一把,路遇人群时声称“伯爵没有走,他在这儿”,随即慌张逃走,人群在他身后喊“他糊弄人,伙计们!追他!”。人群已确信莫斯科要放弃,怨道“老爷们和商人们都逃跑了,留下我们等死”。[6 处]

1812年9月初(俄历9月1日,公历9月13日)前后

九月一日法军兵临城下、俄军撤至莫斯科城郊时,他随一大群将军聚在波克隆山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条凳周围,在第四组里说,他愿意和莫斯科民兵一同战死在首都城墙下,但仍然不能不感到遗憾,因为他对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他事先知道,那就会完全不同了。[出处]

1812年9月1日夜至9月2日凌晨(俄历)

九月一日傍晚,他从波克隆山见过库图佐夫回来,心中烦恼,觉得受了侮辱——既因未被邀请参加菲利军事会议,又因库图佐夫对他保卫首都的建议全然不予理睬。刚过半夜,库图佐夫的信使把他叫醒,交来一纸便函:军队将经莫斯科向梁赞大路撤退,请伯爵派警官给过城的军队引路。这已不是新闻——从波罗金诺战役时起他就知道莫斯科要放弃,居民已走了一半、公家财产每夜都在运走,但消息以这样一道附有命令的简单便函的形式、在半夜睡梦中送达,仍使他又惊又气,越发觉得自己不对了。他整夜发指示:世袭领地管理局、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孤儿院、副主教、消防队、典狱长、精神病院的差官轮流前来请示,他一概以简短而愤怒的话回答——叫世袭领地管理局那个蠢货留下保管文件,命消防队带马到弗拉基米尔去、不要留给法国人,吩咐把疯人院的疯子都放出来(“现在是疯子指挥军队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安排”),叫典狱长把囚犯也放掉,末了听到政治犯梅什科夫、韦列夏金的名字时喊道:“韦列夏金!他还没被绞死吗?把他带到我这儿来。”[8 处]

1812年9月1日夜至9月2日凌晨(俄历)

叙述者对伯爵的这段活动作史论式总评。伯爵事后在回忆录中自称当时抱有两个重要目的——维持莫斯科的治安和疏散首都的居民,倘若承认这两个目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便都无可非议;叙述者随即追问公共治安究竟有什么危险根据:不仅莫斯科,全国在敌人入侵期间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骚动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留在莫斯科的上万人,除了应总司令之召聚在他院子里的那群人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叙述者断言,与其发放武器和传单扰乱民心,不如运走所有圣物、火药、子弹和钱财,并开诚布公地向老百姓宣布城市将要放弃。伯爵是火爆性子、一向在高级官府任职,虽有爱国心却不了解他治下的人民,自以为是左右民情的“俄罗斯之心”,以为用措辞格调低下的布告和传单便能支配居民的内心情绪,而老百姓既看不起他用的言词、也听不懂官方的意图;当事件达到真正的历史规模、全体居民像一个人一样抛弃财产潮水似的涌出莫斯科时,他忽然觉得孤独、软弱和可笑,失去立脚点了。[5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公历),俄历九月二日晨

次日(九月二日)早晨,这群人聚到他的宅邸前,他望着前排那个挥舞胳膊的高个儿小伙子,起了“他们需要一个牺牲”的念头,随即把韦列夏金交给民众(见韦列夏金)。[2 处]他登上阳台向人群宣布韦列夏金是“毁掉莫斯科的坏蛋”“背叛沙皇和祖国”“效忠波拿巴”,喝令“砍他!我命令!”;一名龙骑兵用钝马刀砍伤韦列夏金后,人群涌上去把他殴打致死,他最后只来得及说“伯爵!我们头上有上帝……”。伯爵自己却趁乱从后门溜走,乘车赶往索科尔尼茨的郊外宅邸。[6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公历),俄历九月二日晨

事后他以“为了公共福利”“满足民众的要求”自解,想着自己是作为总督、政权代表和沙皇的全权代表在行动,而不是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本人;他对自己说韦列夏金“受了审判,判处了死刑”,虽然枢密院其实只判了他苦役。[2 处]他驰过索科尔尼茨田野时,一名被放出的疯人院病人追着马车高喊自己“被杀了三次,三次都从死里复活”,他忽然面色苍白,催促车夫快走,此后那个穿皮袄的叛徒血淋淋的脸一直萦绕不去。[3 处]他赶到雅乌兹桥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责问对方为何不战就放弃莫斯科,说假如库图佐夫没有承诺不战不会弃城,情形就会两样;库图佐夫只答道“不打一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他无话可说,匆忙离去——骄傲的莫斯科总督最后拿起一根短皮鞭,到桥头赶起拥挤的大车来。[4 处]

1812年9月(莫斯科弃守与大火之后)

九月二日俄军撤出、法军进占莫斯科前后,他的行事走马灯般自相矛盾(见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大火):时而羞辱逃走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不顶事的武器发给一群酒鬼,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搬走圣者遗骸和圣像;时而征调莫斯科所有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搬运列比赫的气球;时而暗示要焚毁莫斯科,时而讲他放火烧了自己的住宅、向法国人发宣言指责他们破坏了他的孤儿院;时而把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自己,时而又屏弃那种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拿奸细交给他,时而又责备民众捉拿奸细;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都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许可莫斯科全体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在城内;时而下令逮捕和放逐没有特殊罪过的年高德劭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时而在三山召集民众去打法国人,时而为了摆脱民众叫他们去杀人,自己却从后门溜掉了;时而为莫斯科的不幸悲伤,时而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诗。叙述者称他不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一心只想做一点使人吃惊的事、做一番爱国的英雄事业,像个孩子似的面对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样重大而不可避免的事件蹦蹦跳跳嬉戏,努力用他的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止那股连他一起卷走的人民洪流。[出处]

1812年9月上旬(俄历八月末至九月初)

弃城随军撤出后,他派人向皇帝送去奏报:转述库图佐夫公爵的副官请他派警官把军队领上梁赞大路的来信,称库图佐夫对放弃莫斯科感到遗憾,断言“库图佐夫的所作所为决定首都和您的帝国的命运”,说一旦那座全国伟大事物荟萃之地、皇帝祖先埋葬之城的失守为全国所知,全国将为之震惊;他自陈“我去追随军队。我已经把一切都运走了,我只有痛哭我祖国的命运”。这份奏报由雅罗斯拉夫尔转送到皇帝手中,皇帝随即派侍从将军沃尔孔斯基携诏书责问库图佐夫。[2 处]

1812年9月中旬至10月(法军占领莫斯科期间)

在法军一侧,拿破仑一世把他当作莫斯科大火的祸首:进占莫斯科后下令烧掉他的住宅以示惩罚,又写信托雅科夫列夫带给亚历山大一世,称自己有责任告诉他的朋友和兄弟,拉斯托普钦在莫斯科工作做得很糟。[2 处]这与弃城前后他自居焚城之功、时而又屏弃那功劳的一段公案相映(见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大火)。

1812年10月至1813年秋

法军撤离后,莫斯科居民回城、城市生活自行恢复,他仍在写他的告示。[出处]

历史上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一七六三—一八二六)是俄国政治家,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期间出任莫斯科总督,以组织民众抵抗、相传下令焚毁莫斯科著称——焚城一节正是史学界长期争论所在,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断言大火并非他所纵——是俄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签发的口语化告示(俄语称афишки)以接近民间口语的文体号召市民自备武器、保卫莫斯科,多张贴于墙壁,也常煽动对居留莫斯科的外国人的敌意,曾引发民众私刑;小说中卡尔普什卡·奇吉林的传单与“哈伦的船”(即冥河渡神卡戎的船)的俏皮话,即这类告示及其风气的文学写照。他对共济会与斯佩兰斯基一派同样素怀敌意,一八一二年以“通法”嫌疑放逐共济会员、莫斯科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正是书中召见皮埃尔时那番反共济会斥责的史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