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是俄国皇帝，一八〇一年其父保罗一世遇弑后继位，一八〇五年主导俄国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对拿破仑的法国开战。

1805年7月

彼得堡沙龙女主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自家晚会上称亚历山大为“我们的恩主”“至善至美的皇帝”，认定他深知自己“镇压革命这个怪物”的崇高使命并全心为“全世界谋福利”，是唯一能拯救欧洲于拿破仑之手的人物。^[出处]这一评价代表了彼得堡宫廷及亲俄保守派社交圈对沙皇的典型颂扬语调。

1805年10月末至11月初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他与奥皇在奥尔米茨检阅俄奥联军八万人，这是他在书中首次实际登场。他身着骑卫军制服，戴前檐三角帽，以年轻悦耳的嗓音向保尔格勒骠骑兵团官兵致谢，称赞其战功、勉励其对得起所获圣乔治军旗；在骠骑兵队列前一度驻马迟疑片刻。检阅经由尼古拉·罗斯托夫的视角呈现：全军官兵将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奉若天启，因他而狂喜落泪，人人只盼在他亲自统率下出击。^{[7 处]}

1805年11月中旬(16日)

十一月十六日维绍城附近交战后，他不顾侍臣谏阻、执意亲赴前线，中途接侍从武官报捷方知战斗已经结束。他骑马经过保尔格勒骠骑兵团队列，向罗斯托夫所在骑兵连发问、驻马片刻；面孔洋溢着近似孩童的天真光辉，仍不失庄严。随后在维绍城内，他举起长柄眼镜端详一名满头鲜血、衣着肮脏的伤兵，肩头似掠过一阵战栗，命侍从武官将伤兵抬上担架，走开时连说“轻一点，难道不能轻点吗”，并用法语向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里日斯基感叹“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罗斯托夫见其眼中含泪。^{[7 处]}

1805年11月17日至20日(俄历)

次日在维绍驻跸，因目睹伤兵而彻夜不宁、不思饮食，御医维利埃数次奉召诊视。十一月十七日，拿破仑副官萨瓦里持军使小旗前来求见，转达两位皇帝会谈的建议；他拒绝亲自与拿破仑会面，改派多尔戈鲁科夫代表自己前往法军前哨与拿破仑谈判。全军以俄皇拒绝屈尊会见为荣，士气因此更加高涨。^{[3 处]}

1805年12月2日（儒略历11月20日）清晨

十二月二日会战当日清晨，他与弗朗茨皇帝率一队服装华贵的侍从策马疾驰至普拉茨村前的库图佐夫大本营，年轻、幸福的面容因病后初愈略显消瘦，蓝灰色眼睛里严肃与温厚兼具；库图佐夫毕恭毕敬的迎驾姿态令他一闪而过地感到不悦，随即消散。他催问库图佐夫为何按兵不动，两次听库图佐夫答“我在等待”后仍不满意，以“不是在皇后操场，团队没有到齐就不能开始阅兵”相责；面对库图佐夫“正因不是阅兵，才没有开始”的顶撞，他沉默审视片刻，终以“不过，如果您下命令，陛下”换得对方下令进攻。诺夫戈罗德团与阿普舍龙团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向纵队司令米洛拉多维奇道“上帝保佑”；阿普舍龙团士兵齐声呐喊回应米洛拉多维奇的鼓动，坐骑受惊跳起，他用左脚漫不经心地踢蹬安抚。^{[9 处]}

1805年12月2日下午至傍晚

会战当日下午，联军全线溃败之际，战场上流传他已受重伤的谣言，实为随驾的宫廷大臣托尔斯泰伯爵吓得面无人色地策马逃离战场所致。尼古拉·罗斯托夫在菜园附近的沟渠边望见他独自一人，脸色苍白，两腮下陷，容貌却因此更显秀美温和；他对随行军官摇头摆手，拒绝像对方那样跃马跳过沟渠。罗斯托夫因敬畏与自觉唐突而未敢上前禀报公务，转身离去，随后目睹冯·托尔上尉赶到，扶他走过沟渠，在苹果树下陪他坐下——他握着冯·托尔的手，掩面似在哭泣。^{[5 处]}

1807年6月27日

一八〇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两国初步和约条款签订，他与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互赠勋章——他得荣誉团勋章，拿破仑受圣安德烈一级勋章。当日他自驻地出行，身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军服，佩戴荣誉团勋章，出行前在门廊接见了罗斯托夫从前的师长——一位深得他宠信的骑兵将军，二人交谈良久；随后他走向坐骑，一只脚踏上马镫时向那位将军朗声说道：“我办不到，将军，我办不到是因为法律比我更有力量”，随即纵马疾驰而去。这是罗斯托夫时隔两年后再度近距离见到他，昔日的崇拜之情因这次重逢而复苏。^{[5 处]}

约1807年7月,蒂尔西特会晤前后

次日，法国近卫军营与俄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在广场上对列迎驾，他与拿破仑并辔而来，罗斯托夫见二人以平等姿态下马握手交谈，神情自然，全无往日敌国君主相见的隔阂。拿破仑当众请求把荣誉团勋章授给俄军中最勇敢的士兵，他先是含笑倾听，随即走向营长科兹洛夫斯基公爵低声垂询该给谁，见对方只答“听候您的吩咐”，不满地皱眉催促“总得答复他呀”，促成科兹洛夫斯基点名列兵拉扎列夫出列受勋。^{[6 处]}

1812年6月13日（俄历）夜至次日

一八一二年春，他抵达维尔纳检阅军队和演习，驻留逾月，对拿破仑即将发动的入侵却毫无准备：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三路军队各有总司令而统军的总指挥官未定，左右随侍之人一心使他快活，舞会与庆祝接连不断。^{[2 处]}六月十三日夜，他在侍从武官于贝尼格森伯爵郊外别墅扎克列特举行的舞会上度过——就在这一夜，拿破仑的大军越过涅曼河进入俄国。侍从武官巴拉舍夫不顾礼法上前奏报后，他挽着巴拉舍夫走到花园，说出日后成为名言的话：“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决不讲和”，随即命巴拉舍夫守密。^{[4 处]}

1812年6月13日（俄历）夜至次日

舞会归来，凌晨两点他召来秘书希什科夫，命其给军队写命令、给大元帅萨尔特科夫公爵下上谕，坚持在命令中加入“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国的土地上，决不讲和”一句。次日他致信拿破仑一世，声明从未授权驻法大使库拉金公爵申请护照、若法军撤出俄国领土则可和好，否则将被迫反击。^{[2 处]}派巴拉舍夫送信时，他又嘱其把“只要在俄国土地上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他就不讲和”的誓言当面转达——他因处世的圆通，觉得在作最后的和解尝试时不宜把这句话写进信里，故信中没有写入。^[出处]

一八一二年（自拿破仑赴德累斯顿至斯摩棱斯克弃守，约五月至八月）

皇帝随后随第一军移驻德里萨军营设防营地，并不以总司令名义统军，身边没有全军总指挥，只有一个皇帝行辕参谋部；一大批无军职的谋臣显贵随驾，各派主张互相牵制。驻营期间，米绍上校向他证明德里萨工事毫无意义、是“俄国军队的坟墓”，他亲自两次视察后对工事是否适用开始产生极大怀疑，遂按自己凡事喜欢含含糊糊的习惯，在贝尼格森寓所召集了一次非军事的特邀会议征询意见。行辕中自有一批年轻的将军和侍从武官像一八〇五年的尼古拉·罗斯托夫那样把他当作人来崇拜，主张他公开宣布亲任统帅以鼓舞军心；另一批干练旧臣则力主他离开军队、只治理国家。皇帝最终采纳后者的意见，接受希什科夫等人以鼓舞首都人民战斗精神为由的上书，离开军队返回。叙述者在回顾战局时补充：他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自觉个人受了侮辱；御驾亲临本为鼓舞部队坚守每寸俄国土地而非退却，每后退一步，总司令便受到他的斥责，斯摩棱斯克失陷、焚毁而未能背城打一大仗，在他看来不可思议、极为愤懑。他离开军队，托尔斯泰称之为鼓舞首都人民掀起人民战争的最好借口，他的莫斯科之行使俄军壮大了三倍。^{[3 处]}

一八一二年七月

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他自军中回到莫斯科，驾临克里姆林宫，以鼓舞首都民众的爱国热情。他由侍从簇拥着从宫里向圣母升天大教堂走去，身后挤满脱帽欢呼的人群；他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参加了为皇帝驾临和同土耳其媾和而举行的联合祈祷，河岸随即鸣放庆祝媾和的礼炮。午饭后他走上宫殿阳台，见一名车夫扑抢他落下的饼干，遂命人取来一盘饼干向民众撒去。这段经由彼得·罗斯托夫的狂热眼睛写出：彼佳被人群挤晕、被助祭扶上炮王炮台，仍以远远望见他、抢到一片他亲手撒下的饼干为无上幸福。历史上的亚历山大一世确于一八一二年七月中旬到莫斯科鼓舞士民，向民众撒饼干一事见诸时人记载。^{[5 处]}

1812年7月

七月十五日，他在斯洛博达宫召见莫斯科贵族与商人：先向贵族致辞，声音颤抖、十分感动，称“我从来就不怀疑俄罗斯贵族的热心。然而今天贵族们的热心超出了我的期望。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们……我们要行动——时间最宝贵”；随即从贵族大厅步入商人大厅，停留约十来分钟，出来时眼含泪水，商人当场含泪献出生命财产。次日他离开莫斯科，与会贵族随即各自回家办理民团事宜。^{[2 处]}

1812年9月上旬（俄历八月末至九月初）

波罗金诺战役会战次日，宫中为庆祝皇帝诞辰举行祈祷时，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被叫出教堂，接到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从塔塔里诺沃送来的战报，声称俄军不曾后退一步、法军损失更大，彼得堡遂举城欢庆一场“特大的胜利”。第二天仍无军队的消息，他因得不到消息而烦恼，朝臣们则因他烦恼而烦恼。九月初，莫斯科失守的消息由莫斯科总督拉斯托普钦的奏报从雅罗斯拉夫尔正式传来，他派侍从将军沃尔孔斯基公爵给库图佐夫送去诏书，责问自八月二十九日以来没有收到对方的任何报告，说其沉默加深了自己的惊异，命他说明军队的情况和使他采取“如此可悲的决定”的理由。^{[5 处]}

1812年9月（放弃莫斯科九天之后）

放弃莫斯科九天之后，库图佐夫派米绍上校赴彼得堡面陈弃城消息。皇帝在石岛行宫书房接见，先责问“难道不打一仗就放弃我的古都吗”；听米绍说全城正在化为灰烬，他深沉喘息、下唇颤抖、秀美的蓝眼睛涌满泪水，却随即皱眉自斥软弱，说上帝要俄国付出重大牺牲。他问军队是否士气低落，米绍答全军陷入“极大的绝望的恐怖”，却只消一句便使他转忧为喜——军人只怕陛下以仁慈为怀与敌人签订和约，急不可耐要重新投入战斗以表忠诚。皇帝随即说出那段著名的话：宁可打到不剩一兵一卒、率贵族和农民用最后的资源打消耗战，自己留长胡子、和最穷的农民一起吃马铃薯，也不签订有辱祖国和人民的和约；他自称与拿破仑势不两立，两人再不能同时在台上，嘱米绍把话转告全军与臣民。^{[6 处]}皇帝接见米绍的这番问答史有明载，地点即石岛行宫，他对库图佐夫信使说出的宁肯吃马铃薯也不签和约的誓言，后世常引为亚历山大在卫国战争中拒不和谈的象征。

一八一二年十月上旬（俄历），塔鲁丁诺战役前后

俄军进驻塔鲁丁诺后，他于十月二日再致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一函：责备对方自二十日的报告之后仍继续后退，称谢尔普霍夫已被占领、图拉及其兵工厂面临危机，据温岑格罗德的报告敌人一支万人兵团正向彼得堡移动，断言敌人既已分兵、库图佐夫正可进攻较弱之敌收复失地，并提醒他要为莫斯科的失守对受辱的祖国负责。^[出处]这封信还在途中时，俄军已在对法军前卫的进攻之中。^[出处]

1812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1 日（俄历）

一八一二年十二月，法军自俄国溃退，战事告终。十二月七日，他率侍从——托尔斯泰伯爵、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等等——离开彼得堡，十一日来到维尔纳，坐着旅行雪橇直驰城堡，冒着严寒守候的是百十个穿检阅服装的将军、参谋人员和谢苗诺夫团仪仗队。他在城堡前拥抱迎候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单独相处时对追击的迟缓、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所犯的错误表示不满，库图佐夫毫不辩解。库图佐夫离开书房时，他命侍从托尔斯泰伯爵托银盘向对方颁授一级圣乔治勋章。^{[5 处]}

1812年12月

次日，元帅举行宴会和舞会，皇帝亲临，给予库图佐夫最高的荣誉，然而皇帝对他的不满尽人皆知——人人都知道他心里不满。在维尔纳期间，他对库图佐夫的不满愈发强烈，因为对方显然不愿、也不能理解当前战役的意义。皇帝对召集到跟前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仅拯救了俄国；你们拯救了欧洲”，大家当时已经懂得战争还没有结束。为把战争打出国界，他像在奥斯特利茨对付库图佐夫、这场战争开始时对付巴克莱·德·托利那样，不惊动老头子、也不宣布，便逐步改组司令部，把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全部实权剥夺、移交给皇帝本人。叙述者称，一八一二年战争除俄国人珍重的民族意义外还有对欧洲的意义；正如库图佐夫为拯救俄国和俄国的光荣所必需，亚历山大一世为那场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为恢复各国的国界同样必需。^{[5 处]}

一八一九年（一八一二年过后七年）

书末尾声的史学论说以亚历山大为靶子展开：叙述者摆出史家的成说，称一八一二年过后又过了七年，欧洲历史的海洋在海岸内平静下来，史学家名之为“反动”，在俄国则把亚历山大指为这次反动的罪魁祸首——正是同一个亚历山大，统治初期曾被颂为倡导自由主义和拯救俄国的首要创业人。史家责备他的行为包括：给予波兰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予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后来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过问前线的军队、解散谢苗诺夫团；史家称赞的即位初期的自由主义创举、对拿破仑的斗争、一八一二年的强硬态度与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叙述者认为与上述受责难的行为出自同一源泉——形成其个性的血统、教育与生活条件。托尔斯泰借此展开全书的历史哲学论证：人的幸福观念随时代与著作家而变，亚历山大处在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最高一级阶梯上，一生每分钟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负责，却不能持有当代教授那种对人的幸福的看法；他与拿破仑一世的活动既不能说有益也不能说有害，历史人物的活动另有更普遍、人所不解的目的。^{[4 处]}

1815 年(拿破仑返国、最后一战)及其后数年

尾声随即把亚历山大放进自西而东与自东而西两股运动的图景中收束：各国人民的运动在各自岸边停息、外交家们跟着漩涡打转，一股从巴黎发源的回流结束了这个时代的军事活动；拿破仑这出戏收场、被舞台监督指给观众看之后，亚历山大作为领导自东而西运动的“挡住别人”的人物，其生活显示出更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叙述者列举这个站在运动前头的人所需要的品质——正义感和对欧洲事务长远而不为小利蒙蔽的关怀、在道义上优越于共事的各国君主、温和而富有魅力的个性、对拿破仑的个人怨恨——断言这些在亚历山大身上全都具备，且都由他过去生活中无数所谓偶然机会——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的顾问，以及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作好了准备。^{[3 处]}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之后，他处在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叙述者写他此时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认为这种虚幻的权力渺小而微不足道，于是厌弃它、把它交给他所藐视的小人，只说“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自称同众人一样是人，愿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思想自己的灵魂和上帝。^{[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