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娅·罗斯托娃

1805年8月至9月初

娜塔莉娅·罗斯托娃伯爵夫人是罗斯托夫家的女主人，生着一副东方型的清瘦面孔，一八〇五年约四十五岁。她一生生过十二胎子女，多产使她体弱、面容憔悴，举止言谈因此显得缓慢，却因此平添一种令人起敬的尊严风度。没落贵族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是她相处如同家人的旧交，寄居她家中，帮她接待宾客。^[出处]

1805年8月至9月初

一八〇五年八月，她与小女儿娜塔莎同日过命名日，在客厅中与长女一同陪客，整日接待络绎不绝的贺客。谈及别祖霍夫伯爵父子的丑闻时，她起初佯装不知详情、任由女客复述，实则此事她已听过多遍。^{[5 处]}

1805年

儿女渐长，她既感欣慰又深怀忧惧，自认与孩子们无话不谈、是女儿们的知心人，对小女儿娜塔莎管教宽松、任其事事相告，对长女薇拉却管教严格；儿子尼古拉决意投笔从戎一事，令她的忧惧又添一重。^{[3 处]}

命名日宴会当天下午（约两点钟，晚宴定于四点）

命名日当天，她私下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承认家中财产因丈夫流连俱乐部、性情随和而难以为继；又谈及往事，说瓦西里·库拉金年轻时曾追求过自己，并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凭一己之力为鲍里斯谋得近卫军军官之职、而自己的尼古拉仍只是士官生一事感到惊讶与羡慕。^{[3 处]}

1805年冬（推断，与别祖霍夫伯爵病危同期）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带鲍里斯登门别祖霍夫伯爵家为置办军服一事求助时，她假托自己需用五百卢布，向丈夫伊利亚伯爵索钱，实则是要转赠鲍里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归来后，她将新票子如数交给对方，道破实情。两位老友相拥而泣，既为友情之深厚，也为不得不为金钱操心而伤怀。^{[5 处]}

1805年仲冬

仲冬，尼古拉负伤升为军官的家信送达前，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先在午餐席间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为她做心理准备；她坐在安乐椅里，望着绘有儿子肖像的鼻烟壶，泪水不止。得信后她反复诵读，每次都从中读出儿子新的美德，感叹二十年前腹中蠕动的婴孩如今已在异邦独自建功立业，将此视为不寻常之事，浑然不觉这原是寻常人成长的经过。此后一个多星期，她亲自监督置办新任军官所需的服装装备，并督促全家各写一信，连同六千卢布置装费，一并通过统率近卫军的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的信差转交鲍里斯，托其代为送达尼古拉。^{[4 处]}

未知

一八〇九年，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因与十六岁的娜塔莎·罗斯托娃过从甚密而频繁登门，她夜间与女儿谈起此事，指出鲍里斯已为娜塔莎着迷，二人却不可能结婚，劝阻未果；次日她亲自找鲍里斯谈了一次话，此后他不再登门罗斯托夫家。^{[2 处]}

同年，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登门向她提出迎娶娜塔莎，她满脸通红、一时窘迫说不出话，随即以庄重的口吻表示接受，称须待丈夫回来确认，又提及须听公爵本人——即安德烈之父——的意见；得知老公爵已同意、唯附加婚期须延后一年的条件后，她感叹娜塔莎尚年轻、这一年未免太久，但仍应允了这门亲事。她把手递给安德烈，怀着既生疏又温柔的心情吻了吻他的前额，愿意像爱儿子一样爱他，却又觉得他这个人陌生而可怕。随后她含着忧愁与嗔怪的神情催促女儿去见未婚夫，为二人祝福。^{[8 处]}

1807年—1810年

一八一〇年，因管家米坚卡经手不善、丈夫伊利亚伯爵软弱轻信致使家道濒于破产，她瞒着丈夫写信给在外从军的儿子尼古拉·罗斯托夫，恳求他即刻回家主持家务，否则“全部产业就要拍卖，全家就得去要饭”。尼古拉归家后，她与他谈起娜塔莎与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婚事时，向他出示安德烈来信中“十二月以前不能回来”一句，猜测必是对方健康有碍，流露出内心深处对这桩婚事的疑虑，同时叮嘱儿子不要将此事告诉娜塔莎，只在人前仍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3 处]}

安德烈离家后第四个月末尾（绝对年份未在本段说明）

丈夫辞去贵族长一职后家境仍未好转，她将挽救家道的最后希望寄托于为尼古拉物色一门有钱的亲事，看中自幼相识、因最后一个兄弟去世而成为富有待嫁小姐的朱莉·卡拉金娜，直接致信卡拉金娜提议两家联姻，得对方“本人赞同、一切全凭女儿意愿”的回复，并邀尼古拉赴莫斯科。她数次含泪向尼古拉道出这是自己唯一的心愿，恳求他成全；尼古拉以是否要他为财产牺牲感情相诘，令她语塞落泪、不再提起此事。此后她眼见尼古拉与没有陪嫁的外甥女索尼娅日渐亲密，心怀忧愁与不满，常无端斥责索尼娅、以生分的“您”“亲爱的”相称，虽自责却难自持——索尼娅的温顺、感恩与对尼古拉忠贞自我牺牲的爱情令她无从指摘，反倒更添恼怒。^{[6 处]}

约1809年末至1810年一月

圣诞节过后，尼古拉向她表明娶索尼娅为妻的决心，她一言不发听完，冷冷回答儿子爱娶谁便娶谁，但自己与丈夫都不会为此祝福；丈夫被叫来后犹犹豫豫地劝儿子放弃，未能奏效。数日后她严词斥索尼娅引诱尼古拉、忘恩负义；尼古拉再度求情并以私下结婚相威胁时，她答以他已长大成人、可如安德烈公爵一般不待父命自行其是，但她永远不会承认索尼娅这个“女阴谋家”是自己的儿媳妇。争执几近决裂之际，女儿娜塔莎闯入调解，她伏在娜塔莎怀中痛哭，终告答应不使索尼娅受委屈，尼古拉则保证不背着父母行事。此后她因精神受此刺激而病倒，健康状况迟迟不见好转，一八一一年一月底丈夫携索尼娅与娜塔莎赴莫斯科置办嫁妆、出售房产、并趁老公爵在莫斯科之机引见未来儿媳时，她因病未能同行，留在乡下。^{[8 处]}

一八一二年春夏（书中明言一八一二年夏天）

娜塔莎私奔事件后病倒，她接讯后不顾自己尚未康复、身体虚弱，带着彼佳与全家来到莫斯科。她因娜塔莎不按时吃药而与她吵嘴，说出“你会弄成肺炎的”这个她自己也不懂的医学术语，便已感到莫大的安慰；每回医生看完病，她都在不让人察觉时把一枚金卢布塞到医生手里。^{[3 处]}

1812 年夏，俄历六月底七月初，圣彼得斋戒刚过之后

娜塔莎热衷斋戒祈祷时，她在医药治疗无效之后暗中期盼祈祷比药物更能治好女儿，瞒着医生满足了女儿的愿望，把她托付给阿格拉菲娜·伊万诺夫娜·别洛娃；医生复诊称女儿已大有起色、很快又会跳舞唱歌时，她喜形于色。^{[2 处]}

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俄历）

一八一二年夏，两个儿子都参了军。自彼得·罗斯托夫随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开往白采尔科维后，她日夜心慌意乱，一合眼便梦见儿子被打死；想召回尼古拉·罗斯托夫、亲自去看彼佳、替他在彼得堡谋个差事，皆不可能。丈夫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为安慰她，把彼佳调到在莫斯科近郊整编的别祖霍夫团。在只有尼古拉一人涉险时，她自认爱长子胜过所有孩子；等小儿子也落入那些正在厮杀的男人中间，她便觉得疼爱彼佳胜过一切，除了他谁也不要。彼佳八月二十八日回到莫斯科，她迎候时那份过于温情的慈爱反令儿子躲避。^{[2 处]}尼古拉的来信详细描述了与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的邂逅，她读后异常高兴，当着索尼娅的面说尼古拉与公爵小姐的相遇是天作之合；八月底尼古拉第二封信从沃罗涅日省寄到，她虽知一个儿子脱离了危险，却更为彼佳担心。^{[3 处]}

俄历一八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公历九月十二日)

八月三十一日撤离前夕，她因受不了家中的忙乱喧哗而头痛发作，头上包着浸醋的布躺在新起居室里。晚饭时听彼佳讲明天全体居民将拿武器前赴三山、那儿将有一场血战，她怀着胆怯的恐惧望着儿子兴高采烈的面孔，暗自盘算趁战事未起就把他带走，饭后含泪央求丈夫尽快动身、最好当夜就走——此时她是真的什么都怕了。^{[3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一日(俄历,公历九月十三日)上午

九月一日早晨她醒来，曾作过她侍女、此时为她执行“宪兵司令”职务的玛特廖娜·季莫费耶夫娜来回禀说肖斯太太很生气——她的箱子已被人从车上卸下，所有车子都在松绑让伤员乘坐，伯爵“由于过分天真”竟下令带走这些人。她把丈夫请来质问“我听说又把东西往下卸”，听他怯生生地辩解，便以悲哀无奈的神情摆出反对的架势，指责他“已经弄得倾家荡产”、还要葬送孩子们的财产，说他自己也承认家里的东西值十万卢布，拿对门的洛普欣家前天就把东西搬光作比，道“伤员有政府管”，断然说“我不答应……只有我们是傻瓜”，又求他不可怜她也可怜可怜孩子们。丈夫挥手而去，未再说一句话。^{[5 处]}

1812年9月1日（俄历）

贝格到来后，她向丈夫抱怨无人照料行装，“真叫人怀念米坚卡”。娜塔莎随即闯进来哭喊质问，她望见女儿“为母亲满面含羞”的激动神情，忽然明白丈夫方才为什么不回头看自己，茫然环顾四周，终于说“咳，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又负疚地走到丈夫面前说“亲爱的，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我不懂得这种事情”。卸车时她把装衣服的车也腾出来给伤员，自己与杜尼亚莎同坐一辆车。^{[5 处]}

1812年9月1日前后(俄历),莫斯科弃城之日

九月一日启程之日，她已换了旅行服装，披着披巾、戴着帽子，神色疲倦地在客厅里等候全家聚齐闭门祈祷。索尼娅来报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受了伤、快要死了、正随车队同行；她抓住索尼娅的手，首先想到的是娜塔莎得知后会出什么事，暗自叹道“天意不可思议”，随即俯身向手提包掩住神色不安的脸。启程前她独自到祈祷室，跪在墙上残留的神像前。^{[4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初（俄历），莫斯科大火期间

当晚全家宿于梅季希，莫斯科在远方燃烧，她闻讯哭了。她走到娜塔莎跟前，像女儿生病时那样用手背贴她的额头试热、又用嘴唇贴她的前额，劝她躺下；她深知女儿正在独自决定一件什么事，却不知道究竟，正是这份未知使她担惊受怕。^{[3 处]}夜半她发现女儿不在身边，派女仆去寻；娜塔莎归来后倒在铺上放声大哭。^{[2 处]}从那天起，罗斯托夫家此后整个旅途中娜塔莎都不离开负伤的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身边，她一想到安德烈可能（医生认为非常可能）途中死在娜塔莎怀中就觉得可怕，却无法劝阻女儿。^{[2 处]}

1812年9月中旬（俄历）

九月间全家随车队向雅罗斯拉夫尔方向行进，暂驻特罗伊茨，她从那里写信给尼古拉·罗斯托夫，叙述他们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出走、大火和全部财产的毁灭，并提到安德烈公爵同其他伤员一起与他们同路，伤势危险，但现在医生说很有希望，索尼娅和娜塔莎·罗斯托娃像护士似的看护他。^[出处]

1812年8月底至9月上旬(俄历),莫斯科弃守前后

撤离莫斯科前的几天，她因感伤焦虑把索尼娅叫到跟前，不责备也不强求，只含着眼泪央求她牺牲自己、与尼古拉断绝关系，以报答罗斯托夫家对她的养育之恩，说“你一天不给我这个许诺，我就一天不得安宁”。^{[2 处]}

一八一二年秋(公历九、十月间)

全家抵达雅罗斯拉夫尔后，她在此迎接赶来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拥吻她，说“我的孩子，我爱您，我早就知道您了”；问起安德烈公爵的伤势，她答“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说时却抬着眼睛叹气，神情与话意相反。^{[2 处]}

1812年12月底（俄历）

安德烈公爵死后全家留在雅罗斯拉夫尔哀恸。十二月末，她长久以来在睡梦里反复预见的灾难成真：女仆杜尼亚莎拿着禀报幼子彼得·罗斯托夫死讯的信，神色惊慌地闯进娜塔莎房中。^[出处]

1812年秋（约公历10月）

彼佳的死讯传到后，她躺在安乐椅里歇斯底里地挣扎、向墙上碰头，被索尼娅和女仆们按住臂膀，一面推开周围的人一面喊“都给我走开，不是真的！打死了！”。^{[2 处]}娜塔莎跪到跟前搂住她，她紧握女儿的手安静了一会儿，随即以从未有过的快速动作站起来，用尽全力搂住女儿的头，久久望着她，以信任的口气问“娜塔莎，你是爱我的……你不会骗我吧？你会把全部的真相告诉我吧？”。^{[2 处]}此后她在同现实作软弱无力的斗争中，不愿相信爱子在大好年华丧生后自己还能活下去，从现实逃往精神错乱的世界。^[出处]第三天夜里她安静下来，平静地问娜塔莎“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累了，要喝点茶吗”，又说“你长得好看了，像个大男人了”，随即握着女儿的手说“娜塔莎，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了”，抱着女儿第一次哭了。^{[4 处]}

1813年1月底

她的精神创伤不可能痊愈。彼佳的死夺去她一半的生命：她本来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五十岁的女人，自彼佳的死讯传来一个月后，她走出自己的卧室时，已经是一个半死不活、对生活冷漠的老太太了。^[出处]精神崩溃造成的内心创伤，不管看来多么奇怪，完全像肉体的创伤一样在逐渐愈合——很深的伤口长好了、合口了，但治好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都要依靠发自内在的生命力。^[出处]

一八一三年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与皮埃尔·别祖霍夫结婚后，丈夫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病倒了。她和衣坐在圈椅里在床头守了两个星期，每次递药给他，他都抽泣着默默地吻她的手；最后一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她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荡尽家产，领过圣餐、行过涂敷礼后安静地死去。伯爵死后，她把儿子尼古拉·罗斯托夫当作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抓住他不放，使他不能回军队补团长的空缺。她自幼习惯了奢侈的生活，不能想象缺少这些东西怎样活下去，不知道儿子多么困难，不断提出要求——时而要家里已经没有的马车去接朋友，时而为自己要佳肴、为儿子要美酒，时而要钱买礼物；尼古拉只好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三人，向她隐瞒家道已穷的事实。^{[3 处]}

1812 年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初冬至仲冬

玛丽亚公爵小姐初冬登门拜访后，她屡次向尼古拉·罗斯托夫夸奖这个姑娘、催他去回访，说“你应当去看看她……不然你老和我们在一起，你一定闷得慌”；一提起公爵小姐她心里又总不大好过，却仍以“我不过求你回访一次，这是应尽的礼数”相求。尼古拉再三推托，终被她连日不断的坚持说动登门。^{[4 处]}

一八一四年秋至一八二〇年

一八一四年秋，儿子尼古拉与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婚，她随新婚夫妇和索尼娅迁居童山。^[出处]

1820年

小女儿娜塔莎·罗斯托娃婚后完全投身家庭、不再社交，她婚前旧识对娜塔莎的变化大惊小怪，唯独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看出，娜塔莎的全部热情都起源于对家庭和丈夫的需要——这一判断她在奥特拉德诺耶时就曾认真说过——如今见旁人竟不理解而觉得吃惊，反复说自己始终认为娜塔莎会做一个贤妻良母。^{[2 处]}

1820年

到一八二〇年，老伯爵夫人已六十开外，满头白发，脸上满是皱纹，上嘴唇瘪着，双目无神。儿子彼佳与丈夫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先后去世后，她觉得自己是偶然被遗忘在这世界上的人，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只图清静，唯一能带来宁静的只有死亡；她活着只是出于生理需要——吃饭、睡觉、说话、哭泣、发脾气，只因为她有胃肠、头脑、筋肉与神经，说话纯粹是运动肺部和舌头，哭只是因为要擤鼻涕。她的种种情绪各有借口：清晨想发脾气，别洛娃的耳背就是最好的借口；嫌鼻烟太干、太湿或研得不够细是另一个借口；要动一动变得迟钝的脑筋，就以玩牌为借口；要哭，去世的伯爵是借口；要大惊小怪，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的健康状况是借口；要说刻毒话，就找玛丽亚伯爵夫人的事。全家人都知道她的情形、谁也不说，只尽力满足她；只有尼古拉、皮埃尔、娜塔莎和玛丽亚偶尔交换一下眼色或露出苦笑，彼此心照不宣——他们的眼色说：“死亡的预兆。”^{[4 处]}

一八二〇年秋末(谢苗诺夫团兵变之后)

皮埃尔从彼得堡回来带给她的礼物中，有一只她盼了多年的绘有亡夫老伯爵肖像的鼻烟壶；她此刻不想哭，便冷冷地看了一眼那肖像，专心摆弄起牌匣来。喝茶时听皮埃尔说起圣经会与戈利岑当权的事，她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只因旧日常在玛丽亚·安东诺夫娜家见到戈利津，便怒冲冲地替这位“德高望重”的公爵辩护，说“圣经会有什么不好”。^{[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