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

1809年8月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文官改革家，一八〇九年八月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抵达彼得堡时，正值其声望的顶点：皇上从马车上跌落伤脚、在彼得宫静养三周期间，每日只召见斯佩兰斯基一人。在此期间不仅拟定了废除宫内官阶、八等与五等文官须经考试方可晋升这两道震动社会的法令，还着手制定一部整体的国家宪法，拟改变从枢密院到乡公所的整套俄国司法、行政与财政制度。他就此取代恰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斯特罗加诺夫等亚历山大登极之初倚重的自由派谋臣（皇上戏称他们为“社会救济委员会”），成为文职方面首屈一指的实权人物，与武职方面的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并列。^{[2 处]}

1809年

在维克托·科丘别伊伯爵家的一次晚会上，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近距离见到了他：四十来岁，个子高高，秃顶，头发淡黄，前额宽阔，脸色白得出奇，双手异乎寻常地丰腴细嫩，如久住医院的士兵；举止拙笨迟钝却异常镇静自信，笑容毫无表情却显得坚强，说话声音柔和、不高不低，只望着谈话对手的脸，从不急于开口。他穿蓝色燕尾服，胸前佩金星勋章，是曾在埃尔富特随驾、与拿破仑数度会面交谈的国务大臣。科丘别伊向他引见安德烈时，他以惯常的谦和姿态表示久闻其名，并主动谈及安德烈解放农奴一事与宫中官阶新法令，称许安德烈没有因新法令而自认受屈。二人就贵族特权与“荣誉”展开辩论：安德烈援引孟德斯鸠，主张贵族的特权是维系荣誉感、从而支撑君主政体的手段；斯佩兰斯基则以法语从容反驳，认为荣誉不能成为有害于公务的特权借口，若要维系荣誉与竞争的原动力，应仿照拿破仑的荣誉团制度、面向全社会而非局限于一个阶层或宫廷。辩论以斯佩兰斯基含笑收场告终，他邀请安德烈星期三到访详谈，并许诺引荐陆军条例委员会主任马格尼茨基。^{[9 处]}

约一八〇八至一八〇九年

星期三的单独会见中，他对安德烈公爵愈发亲切，谈锋所及带着对旁人彻头彻尾的藐视与只有“咱们俩才懂”的意味；论证时惯用讽刺家、实干家、玄学家等多重立场轮换驳难，对智慧与理性抱有不容置疑的信念，是安德烈眼中最令人惊异之处。谈到成立一百五十年、耗资数百万卢布却只由罗森坎普夫在各类法律条文上贴标签了事的法典编纂委员会，他半讽刺地断言像安德烈这样的人不出来任职是一种罪过，并以“大家都没受过法律教育，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必须由人打开出路”说服对方就任。一星期后，安德烈依其安排就任军事条例委员会委员、法典编纂委员会一个科的科长，参照《拿破仑法典》与《查士丁尼法典》草拟民法“人权”章节。^{[6 处]}

约1810年1月1日

国务会议成立当日，皇上亲临致开幕词，宣布国务会议与参政院同为国家等级机构、行使职权须依硬性原则而非独断专行，并预告财政改革与财政报告公开；安德烈虽早已翘首以待这次会议，闻讯后却觉与己无关、意兴索然。当晚他应邀到斯佩兰斯基在道利达花园旁的私邸赴一次“娱乐性午餐”，同席除热尔韦、马格尼茨基、斯托雷平等几位亲信外别无旁人；斯佩兰斯基身着日间出席国务会议时的灰色燕尾服、白背心，谈笑间不时爆发尖厉清脆的笑声，整场谈话几乎全是拿官场趣闻互相打趣逗乐，约定“不谈公事”；饭后又抚吻女儿以示天伦之乐，谈到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举动时，众人一致赞许，唯独安德烈持异议，他便含笑岔开话题。这一晚在家中放声大笑、耽于插科打诨的斯佩兰斯基，与安德烈此前心目中那位神秘而有魅力的改革家判若两人，使安德烈生出失望与幻灭之感。^{[8 处]}

约1812年春

一八一一年春，他突遭流放、被诬告叛国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成为城中议论的话题。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为他辩护：如今非难他的正是一个月前赞扬他的人、正是不理解其目的的人，若当朝有何政绩皆应归功于他一人，子孙后代自会还他公道；又称若真有叛国私通拿破仑之事便应公之于众，声明自己虽从不喜欢斯佩兰斯基其人，却看重公道。^{[3 处]}流放属实：一八一二年战事将起时，莫斯科总督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向皮埃尔提及斯佩兰斯基与马格尼茨基已被流放，以此作为整肃共济会与“通敌”嫌疑人士的先例。^[出处]

历史上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一七七二—一八三九）出身教士家庭，凭才学跻身官僚上层，一八〇八年后成为亚历山大一世最倚重的顾问，一八〇九年提出包含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参政院与三权分立构想的整体改革方案。方案中的国务会议于一八一〇年一月建立，成为帝国最高审议机构，但立法会议的部分终未实现。他推行的宫廷官阶服役化与文官考核法令触怒了大批贵族官僚，招致守旧派的强烈反弹，一八一二年三月被指为亲法奸细而遭放逐，改革随之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