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库图佐夫

1805年前后（俄国备战第三次反法同盟期间）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是俄军将领，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上级，一八〇五年有意让安德烈随军担任侍从官。^[出处]同年七月他被任命为总司令后，据瓦西里·库拉金所言，彼得堡的太太们纷纷托人求他把自己的儿子安插为副官，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也曾托瓦西里公爵向他举荐独子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未获瓦西里公爵应承。^{[2 处]}

一七九三年六月一日傍晚

一八〇五年十月，他率俄国远征军进抵布劳瑙，大本营设于此地。奥地利军事参议院一名参议由维也纳前来，要求俄军尽快与费迪南大公及马克将军的奥军会师，库图佐夫认为此举无益，遂借检阅刚开到的一个步兵团之机，特意要求士兵保持完全的行军状态（穿大衣、背背囊），以便向那位奥地利将军显示俄军远道行军后的疲敝之状，为自己反对会师的意见提供佐证。^[出处]

1793年夏夜

检阅行进中，他在第三连认出因蓝大衣受团长申斥的红鼻子上尉季莫欣，唤其名、称其为伊兹梅尔战役的战友，随即以带笑的口吻向团长评价他“是巴克斯的信徒”（暗指嗜酒）。经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提醒，他在队列中叫出降为士兵的多洛霍夫，告诫他这次教训应使其改过自新、好好服务，并许诺若表现得当不会忘记他；多洛霍夫当众请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以证明忠诚，库图佐夫转脸避开，不置可否地转身离去。^{[7 处]}

1805年10月前后

同月，一名奥地利军事参议院参议员从维也纳来到布劳瑙，催促俄军尽快与费迪南大公、马克将军统率的奥军会师；库图佐夫用法语从容周旋，声称是否会师非他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愿随时把最高统率权移交给更能干的奥国将领。面对对方的不满，他嘴角噙着讥讽的微笑，命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取来费迪南大公的信，当众用德语宣读信中“我军定能予以击溃”“不难协同一致伺机给敌人安排一个它应得的命运”等语——此时兵败乌尔姆的传闻已在流传，这番宣读实为反讽。他随即命安德烈公爵去取全部侦察报告，用法语拟一份关于奥军行动的备忘录。谈话间，马克将军狼狈现身求见，库图佐夫开门相见，神情凝滞片刻后恭敬低头、默默让马克先行入内；半小时后，奥军在乌尔姆全军覆没投降的消息得到证实，俄军各方奉命备战。^{[7 处]}

1793 年（旺代战争期间，段中未注明具体日期）

此后库图佐夫率军在拿破仑主力追击下继续沿多瑙河退却，十月三十日于克雷姆斯附近击溃莫尔捷（书中作“莫蒂埃”）师团，这是俄军退却以来的第一次胜利，缴获旗帜、大炮与两名法军将领。他随即派安德烈·博尔孔斯基作为信使，赶赴迁往布吕恩的奥地利宫廷报告战果。^{[2 处]}

1805年11月中旬

维也纳失陷、法军夺占塔博尔桥后，大本营继续向茨奈姆方向撤退，途中一片混乱。库图佐夫在路旁一处村庄的农舍设临时指挥所，身边有巴格拉季翁与接替阵亡施米特的奥地利将军魏罗特尔；他神情焦虑，正口授作战命令，安德烈公爵进见时竟一时未能认出他来。命令拟定后，他走到门廊为即将率部出发的巴格拉季翁送行，含泪用右手为他画十字、以左手将他拉近，嘱咐“基督保佑你，祝你建立奇功”，巴格拉季翁向他的脖颈吻别。他随即邀安德烈同车，闻其请求转投巴格拉季翁部下，以“好军官我自己也需要”为由拒绝、将他留在身边。车行途中他预言巴格拉季翁的部队明日能回来十分之一便已谢天谢地；片刻后神情转为轻松，向安德烈问起觐见奥地利皇帝的细节与相熟的几位女子，仿佛适才的焦虑已一扫而空。安德烈就近看到他额角上伊兹梅尔战役弹痕与失明的独眼。^{[9 处]}

1805年11月上旬

十一月一日，他判断法军已抢在俄军之前扑向茨奈姆、切断退路，遂当夜派巴格拉季翁率前卫翻山抢占维也纳-茨奈姆大道，自己率辎重与重装备直趋茨奈姆。巴格拉季翁部在霍拉布伦与缪拉率领的法军相遇，缪拉误判其为俄军主力而提出停战三天；接到巴格拉季翁转呈的建议后，库图佐夫看出这是拖延时间、掩护辎重转移的唯一机会，遂派侍从武官长温岑格罗德前往接受停战，并主动提出投降条件以进一步迷惑对方，同时急令辎重加速通过；巴格拉季翁部则原地与七倍于己的敌军对峙，掩护全军转移。^{[4 处]}

1805年11月中下旬（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

十一月十五日，奥尔米茨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与会全体军事参议院成员及两位皇帝出席；库图佐夫与奥地利将领施瓦岑贝格皆主张暂缓进攻，但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立即进攻拿破仑，主战的少壮派（以多尔戈鲁科夫为代表）为此得意振奋。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带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往皇宫求见多尔戈鲁科夫时，正值会议刚刚结束。^[出处]

1805年11月17日至20日(俄历)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即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夕，他来到皇帝大本营，与沙皇短暂相见后，前去拜访内务大臣托尔斯泰伯爵。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随侍其身边，觉察他心神不安、对某事不满，大本营的人对他也颇有微词。当晚回营途中，他向安德烈直言对次日战役的预感：“我看要吃败仗”，并说自己已把这话告诉托尔斯泰伯爵、请其转达皇上，得到的回答却是“我是管大米和肉丸子的，军事要由您来管”。^{[5 处]}

1805年11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俄历,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夜)

十一月十九日夜，他在奥斯特利茨附近的驻地主持战前军事会议，敞着制服坐在安乐椅里，对魏罗特尔宣读作战部署显出昏昏欲睡、不情愿主持会议的神态；魏罗特尔的单调朗读持续一个多小时，他中途真的睡着，鼻息声可闻，直到朗热隆出言质疑部署才惊醒，听后只流露出“你们还在说废话”的神情又重新阖眼。会议结束时已过午夜，他婉拒就部署本身表态，只说部署已不能再改，此刻“再没有比睡一个好觉更重要的了”，随即散会。^{[6 处]}

1805年12月2日凌晨至上午九时许

十二月二日会战当日拂晓，联军左翼各纵队按部署下山攻击法军右翼时，他所在的第四纵队停驻普拉茨高地未动；拿破仑正是据此判断普拉茨一带联军兵力空虚，才发起总攻。^[出处]

1805年12月2日（儒略历11月20日）清晨

当日清晨他率第四纵队进抵普拉茨村，神情疲倦易怒，因队伍未奉命自行停顿而斥责一名将军拖延整队、贻误战机；面对来问是否已投入战斗的奥地利副官，他不予理会，只命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查明第三师去向、命其原地待命，又追问是否已布置狙击兵线——安德烈复命后证实各纵队之前竟未布置狙击兵。一位将军请示左翼纵队已下山、是否该前进，他打着哈欠答“还来得及”。亚历山大皇帝与弗朗茨皇帝率侍从策马前来，他闻致敬声即整肃军容、毕恭毕敬地上前敬礼，前线老军人的姿态荡然无存。皇上追问他为何按兵不动，他两次以“我在等待”作答，被皇上以此非阅兵场、团队未到齐不能拖延为由责难；他分辩称正因为此地不是阅兵场，才没有开始，此语令侍从们侧目。皇上沉默审视片刻后，他改口以驯服的口吻说“如果您下命令，陛下”，随即下令米洛拉多维奇所部进攻。^{[12 处]}

1805年12月2日前后（奥斯特利茨战役期间）

法军突破普拉茨高地当面阵地、逼近阿普舍龙团时，他腮帮中弹负伤，用手帕按住伤口，喝令溃退的士兵“站住”，但已无法阻挡人流，几次被拥来的溃兵裹挟着后退，侍从减至四人。他望着溃散的队伍，向身旁的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低声道“这是怎么回事”，随即安德烈跳下马夺过摇晃的军旗、率领一营士兵反冲锋，将法军逐出己方炮兵连所在阵地。^{[5 处]}

1793年6月（朗德纳克登陆之夜）

奥斯特利茨战败后，莫斯科舆论将战败归咎于奥地利人背信弃义、军粮不济、波兰人普热贝舍夫斯基与法国人朗热隆的背叛，以及他本人的无能；相形之下，士兵、军官、将军都被推举为英雄，尤以巴格拉季翁公爵为最。莫斯科人私下低声骂他是宫廷里的轻浮家伙和老色鬼，一八〇六年三月英国俱乐部为庆祝巴格拉季翁而设的盛宴，也被视为对他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2 处]}

一八一二年

俄土战争期间他于一八一一年出任摩尔达维亚部队（多瑙河军团）总司令，率军在布加勒斯特与奥斯曼帝国议和；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的消息传来时，他已在当地住了两个月，日夜与一个瓦拉几亚女人厮混。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在彼得堡与他重逢后随赴土耳其，在总司令部供职，勤恳令库图佐夫吃惊；安德烈请求调往西线方面军时，他厌其勤勉反衬自己的懒散，乐得打发他走，派他到巴克莱·德·托利处执行任务。^{[3 处]}

1812 年 7—8 月(俄历)

一八一二年八月，斯摩棱斯克失守后，彼得堡宫廷与沙龙围绕是否起用他出任总司令议论纷纷。七月间他当选彼得堡民军首领、主持新兵登记事宜，瓦西里·库拉金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的沙龙里讥其年老昏聩、连马都不能骑、开会打瞌睡，骂他两眼失明的“瞎眼将军”，还提到他在布加勒斯特“自我暴露”；七月二十九日他获授公爵称号。八月八日，由萨尔特科夫元帅、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维亚济米季诺夫、洛普欣与维克托·科丘别伊组成的委员会认定战事失利系指挥不统一所致，不顾皇上对他的好恶，一致建议任命他为总司令；同一天他被委任统帅全军和各军区的全权总司令（见库图佐夫出任总司令）。受命时他提出条件：皇太子不得留在军队里，皇帝本人也不得到军队去。^{[4 处]}

1812年8月下旬

任命的消息随即传到法军军中：八月间，拿破仑一世率军向莫斯科推进途中，从一名被俘的哥萨克（拉夫鲁什卡）口中得知他已被任命为总司令。^[出处]

1812年8月（俄历），斯摩棱斯克失守之后、波罗金诺会战之前

八月间他抵达察列沃－扎伊米希接掌全军，到达当天即在村外田野检阅部队，士兵与军官夹道高呼“乌拉”。检阅时他骑枣红小马，沉重的身体在马背上摇晃，穿军服、戴白色近卫重骑兵帽（带红箍、无遮檐），面皮松弛浮肿；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奉召到总部报到，在村口等候，多年后再见他只觉他更胖了，那只失明白眼、额角弹痕与满脸倦容依然如故。检阅结束后他在门廊坐下，认出安德烈，问起其父，安德烈答说昨日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摘下制帽画十字，含泪将安德烈搂到肥厚的胸脯上久久不放。骠骑兵中校瓦西卡·杰尼索夫不顾副官阻拦、响着马刺走上门廊，陈述切断斯摩棱斯克与维亚济马之间法军交通线的游击作战计划，以俄国军官的誓言担保能切断拿破仑的交通线；他不置可否，只问明对方是军需总监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杰尼索夫的侄儿、自认与其叔是老朋友后，命杰尼索夫留在总部、明日再谈。听值勤将军报告对察列沃－扎伊米希阵地的意见时，他一只耳朵塞着一小段海船缆索，脸上只有烦闷与好奇；叙述者借安德烈的观察点明，他蔑视聪明才智、甚至蔑视杰尼索夫的爱国热忱，信的是年高老迈、富于生活经验所给的东西。值勤将军呈上因士兵割青燕麦、地主要求各军长官追偿的文件请他签署，他命扔进火里，说庄稼让他们尽管割、木材让他们尽管烧，自己不能赔偿——“既然劈木头，难免木片飞”。^{[8 处]}

1812 年 8 月

检阅后他在村中神父宅设下总司令部，签署最后一批公文时赏了神父太太几枚金币，闲暇时手里总拿着《天鹅骑士》——让利斯夫人的小说。他召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共进早餐并私下长谈，向安德烈致哀，称自己是他的“第二个父亲”；听安德烈讲述其父临终与童山的情形时声音激动，连连说“弄成什么样子”“假我以时日”。他邀安德烈留在身边供职，安德烈以习惯团队生活、舍不得军官们为由辞谢，他应允放行，说“我在奥斯特利茨就记得你……记得你举着军旗”，含泪吻他的脸，称其前路“是一条光荣的路”。谈话间他就俄土战争与布加勒斯特和约自辩：“对善于等待的人，一切都来得恰当其时”；他称卡缅斯基用三万人突击鲁修克要塞，自己却只派去“忍耐和时间”两样东西，比卡缅斯基拿下更多要塞、逼得土耳其人吃马肉，并断言法国人也要落此下场。面对安德烈“总该打一仗吧”的追问，他答“打一仗是可以的，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把自己的信条概括为“如果你犹豫不决，那你就先别干”。临别他拥抱安德烈，说“我不是你的勋座，不是公爵，也不是总司令，我是你的父亲”。^{[9 处]}

1812 年 8 月 24—26 日（俄历）

八月二十四日俄军在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接战失守后，二十六日他在波罗金诺应战（见波罗金诺战役）。会战前一日（二十五日），他的总司令部设于塔塔里诺沃附近大道左侧一所地主宅邸，皮埃尔·别祖霍夫前来求见时他不在，参谋人员都做礼拜去了；他这时正在波罗金诺山脚下向随军抬来的斯摩棱斯克圣母像祈祷——视察阵地后回塔塔里诺沃途中，庞大肥胖的身躯鞠躬触地，跪下吻圣像后因身体笨重和衰弱半天站不起来，终于站起后重又鞠躬触地，随行的有贝尼格森，将军、军官、士兵与民军随后依次爬行着去吻圣像。叙述者称，以理智计他本不应应战：俄军兵力与法军约五比六（十万对十二万），应战即有失掉莫斯科之虞，会战后更降至一比二；他仍应战，因为统帅不过是“历史的工具”。会战后他在盛怒中写就的报告中称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为阵地的左翼，与事后为替“不犯错误的总司令”辩护而捏造的“前哨”说相抵牾（见舍瓦尔金诺战役）。^{[2 处]}

1812年8月下旬（俄历8月26日波罗金诺战役前夜）

圣像行列前行至戈尔基时，他在村中农舍前的长凳上坐下，一大群装束辉煌的侍从围着这位总司令。此时军队上层分作库图佐夫派与参谋长贝尼格森派两个壁垒分明的派别：他已把参谋部多余的人都遣散，贝尼格森仍留任参谋长，据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私下对皮埃尔·别祖霍夫说，贝尼格森本打算在另一座山岗设防、与他的部署相左。他听民军士兵多洛霍夫毛遂自荐，只连声应“是的”；听鲍里斯说民军穿上白衬衫准备明天赴死，闭眼摇头叹道“英勇卓绝、无与伦比的人民”。他唤皮埃尔近前，自称皮埃尔夫人的崇拜者、愿把自己的住处供他使用，随即精神恍惚地转开，命副官派西·谢尔盖伊奇·凯萨罗夫的弟弟背诵马林咏格拉科夫的诗句，含笑随节拍点头。^{[7 处]}

1812年9月7日（俄历8月26日）清晨

会战当日（八月二十六日）清晨，他登上戈尔基村旁的土岗，戴着红箍白帽，用望远镜瞭望前面的斯摩棱斯克大道；皮埃尔·别祖霍夫赶到时，他正把一名将军派往渡口，嘱咐道“去吧，亲爱的朋友，去吧，愿基督与你同在”。^{[2 处]}

1812年8月26日（俄历）／9月7日（公历）昼间，波罗金诺战役当日

整个会战日他守在戈尔基高地上，几乎不发命令，只对部下的建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多年的战争经验使他相信，决定战斗命运的既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也不是地形、大炮和杀伤人数，而是一种所谓士气的不可捉摸的力量，他正是在注视并尽可能指导这种力量。上午十一时，他接报被法军占领的凸角堡又夺回来了、巴格拉季翁公爵受伤，惊叹一声摇了摇头，派副官去探问，随即请符腾堡公爵指挥第一军；公爵离去不久其副官便回请增援，他皱起眉头改命多赫图罗夫指挥第一军、请公爵返回大本营。参谋人员因缪拉被俘的传闻向他祝贺，他微笑着说仗是打赢了、俘获缪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等一等再高兴吧，仍派副官把这个消息通告全军。谢尔比宁从左翼驰来报告法军占领凸角堡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他猜出消息不好，把谢尔比宁领到一边，派叶尔莫洛夫去看看有什么困难。下午两点多法军进攻停止，他对出乎意料的成功感到满意，但体力不济，屡屡垂头打盹，人们给他摆上了饭。^{[9 处]}

1812年8月26日（俄历）／9月7日（公历）昼间，波罗金诺战役当日

晚饭时，巴克莱·德·托利派沃尔佐根来报告左翼失守、士兵逃跑，说军队完全乱了；他霍地站起来怒斥沃尔佐根“您怎么敢”，称敌人左翼被打退、右翼被打败，命沃尔佐根回去通知巴克莱：自己明天一定要进攻，随后画着十字说要把敌人赶出俄国神圣领土，忽然老泪横流、声音哽咽。拉耶夫斯基随后登岗报告全军坚守阵地、法军不敢再攻，他用法语问对方是否也认为应当撤退，拉耶夫斯基答“在胜负未定的战斗中，谁更顽强，胜利就属于谁”，他遂叫副官派西·谢尔盖伊奇·凯萨罗夫坐下写明天进攻的命令，又派另一名副官到前线宣布。沃尔佐根从巴克莱处回来，报告巴克莱希望能拿到命令的明文，他不看沃尔佐根，命人照写——前总司令要书面命令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叙述者称，他所说的话与第二天进攻的命令沿着被称为士气的链条传遍全军，传到最后一环时措辞已完全不同，但含意传到各处，因为那并非出于狡诈的计谋，而是表达了总司令和每个俄国人心灵中的感情。^{[9 处]}

1812年俄历八月—十月

会战当晚他确信波罗金诺打赢了，写给皇帝的报告也这样说；然而次日传来军队伤亡半数的消息，新战斗在实力上成为不可能，军队只能一天天后退，九月一日退到莫斯科时，虽然士气高涨到极点，客观形势却要求退到莫斯科以东，于是全军又退了最后一天路程，把莫斯科让给敌人。叙述者随后以一整章的篇幅为他的退却与弃城辩护：一个总司令永远不会处在某一事件开头的那些条件里，而总是处在不断运动的事件之中，被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思考、从属关系、权力、计划、意见、恫吓和欺骗包围，必须随时回答无数互相矛盾的问题——正如有人建议他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大路时，米洛拉多维奇的副官驰来问他现在该向法国人开火还是撤走，军需官问粮食运到哪儿，军医官问伤员运到哪儿，彼得堡的信使带来皇帝不准放弃莫斯科的信，政敌又提出相反的方案，而他本人的体力还需要睡眠和食物。叙述者断言，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在九月一日已不存在，它早在德里萨、斯摩棱斯克、舍瓦尔金诺、波罗金诺以及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途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钟就已决定了。^{[4 处]}

1812年9月初(俄历9月1日,公历9月13日)前后

俄军撤到菲利附近驻下后，叶尔莫洛夫去视察阵地归来，向他报告“在这样的阵地作战简直不可能”，他惊讶地叫对方再说一遍，随即握住对方的手腕号脉，说“你不舒服，亲爱的，好好想一想你说的什么话”。^{[2 处]}他在离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波克隆山下车，坐在路边条凳上，一大群将军聚在四周，分作几组谈论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计划与莫斯科的情形，人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军事会议，虽然并未召集；他只听而不参加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从所有这些谈话中他只看出一点：保卫莫斯科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所有高级将领不仅认为阵地不能守，而且只讨论必然放弃阵地之后的情况；若哪个总司令发疯硬要打一仗，只会造成混乱而仗仍打不起来。^[出处]

1812年9月初(俄历9月1日,公历9月13日)前后

他对参谋长贝尼格森的算盘看得一清二楚：贝尼格森选定阵地、极力显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精神、坚决主张保卫莫斯科，若保卫战失败便可把罪责推给不战就退到麻雀山的库图佐夫，若成功则归功于己，若意见被否决，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也与他无关。但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得不到答案的问题：“难道是我让拿破仑到莫斯科来的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他自问这道命令究竟是在昨天命令普拉托夫撤退时、还是前天晚上打盹吩咐贝尼格森发布命令时决定的。他不但爱权力、掌握惯了权力——在土耳其时艳羡上级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所受到的尊敬——而且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拯救俄国，全世界只有他一人对常胜的拿破仑一世无所畏惧；一想到必须发出放弃莫斯科的命令、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便不寒而栗。他终以“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自励，把职位较高的一些将军叫来，骑马前往菲利——他的马车停在那里。^{[2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一日（俄历）下午至深夜

在菲利军事会议上，他坐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家正屋炕炉后黑暗的角落里，深深陷进折叠扶手椅，不断咳咳呛呛地清嗓子、抻军大衣衣领；副官派西·谢尔盖伊奇·凯萨罗夫要拉开窗帘，被他气愤地摆手制止——他不愿让人看见自己的脸。等贝尼格森吃完午饭姗姗来迟，他把椅子向桌边移近，却仍不让烛光照到脸上。贝尼格森以“是不战就放弃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呢”发问，他愤怒地重复“俄罗斯神圣的古都”，指出这句话的虚伪：对俄国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真正要讨论的是军事问题——打一仗而冒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风险，还是不战就放弃莫斯科。听贝尼格森主张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次日进攻法军右翼，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拉耶夫斯基附议，他以弗里德兰战役为例——暗指贝尼格森指挥的弗里德兰之败——断言在离敌人太近的地方调动军队总是危险，随即站起来说“打破瓶瓶罐罐，得由我来赔偿了”，以“皇帝和祖国授给我权力”为由下令退却。将军们默默散去，如送葬一般；他独坐很久，反复自问“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深夜对进门的副官施奈德连说三遍“我没料到这个”，又捶桌断言法国人也会像土耳其人一样落得吃马肉的下场——与他此前在察列沃－扎伊米希向安德烈公爵所说“逼得土耳其人吃马肉、法国人也要落此下场”相呼应。^{[11 处]}

1812年9月1日夜至9月2日凌晨（俄历）

九月一日夜他下令全军经由莫斯科向梁赞大路撤退，并派人送便函给莫斯科总督拉斯托普钦，通报军队将经城向梁赞大路开拔、请伯爵派警官给过城的军队引路，便函于半夜送达，令伯爵又惊又气。^[出处]九月二日晨，大军从多罗戈米洛夫桥过河穿城而过，库图佐夫坐车从后面的街道绕到莫斯科的另一边；到当日上午近十时，宽阔的多罗戈米洛夫郊区只余后卫部队，俄军向梁赞方向退去，把莫斯科让给法军。^{[3 处]}同日军队过城时，他坐在雅乌兹桥头一条长凳上玩弄沙土，拉斯托普钦伯爵乘车赶来，责备他不战就放弃莫斯科；他只用探究的目光望着对方，轻轻答道“不打一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拉斯托普钦无言以对，急忙离去。^{[3 处]}

1812年秋（9—10月）

俄军沿梁赞大路撤出莫斯科两天后急转向南，经波多尔斯克、红帕赫拉走上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于俄历九月二十一日（公历十月三日）抵达塔鲁丁诺，在纳拉河畔扎营，由退却转入反攻（见塔鲁丁诺侧翼进军）。叙述者断言这次侧翼进军不能归功于任何个人的深谋远虑，也没有人事先看清它的全貌，它与放弃莫斯科的决定一样是无数条件逐步作用的产物；史家对机动的设计者与库图佐夫的预定目的地素有争议。^[出处]

1812年9月上旬（俄历八月末至九月初）

波罗金诺战斗当日发出的报告次日抵达彼得堡，正值宫中为皇帝诞辰举行祈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被叫出教堂接报。报告称俄军不曾后退一步、法军的损失大得多，彼得堡遂举城欢庆一场“特大的胜利”，有人甚至谈论俘虏拿破仑本人、另选法国元首；他在报告中举出的损失名单里，库泰索夫之死成了彼得堡唯一被痛惜的事。此后一连数日没有军队的消息，皇帝与朝臣俱感不安，朝臣把库图佐夫当作皇帝不安的原因加以指责。莫斯科失守的消息由拉斯托普钦的奏报正式传到彼得堡后，舆论又骂他是叛徒，皇帝更于九月初派侍从将军沃尔孔斯基公爵送来诏书：责问自八月二十九日以来没有他的任何报告，称其沉默加深了皇帝的惊异，命他说明军队的情况和使他采取“如此可悲的决定”的理由。^{[6 处]}

一八一二年十月

俄军进驻塔鲁丁诺后，他在那里接到皇帝近乎申斥的信：皇帝责备他走梁赞大路，指定他占领卡卢加对面的阵地，其实他接到信时已率军在那个阵地上了。^[出处]叙述者称，他的功绩不在于所谓天才的战略转移，而在于只有他一人懂得所发生事件的意义，只有他一人当时就懂得法国军队无所事事的意义，只有他一人始终认为波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也只有他一人——以他处在总司令的地位、本该倾向于进攻——竭尽全力阻止俄军去作无益的战斗。^[出处]十月间，拿破仑一世派洛里斯顿携亲笔信到营地求和，他答以“如果把我看作干任何和谈勾当的主谋，我就会受到咒骂：我国人民的意志就是这样”，却仍不遗余力地制止军队进攻。^[出处]

一八一二年十月上旬（俄历），塔鲁丁诺战役前后

十月间俄军在塔鲁丁诺驻扎期间，彼得堡早已拟定详细的全面作战计划，作为作战方针送给他，又不断发出新指示、派出监视和报告其行动的新人员；他回信说，远方的作战指令总是很难执行的。俄军参谋部同时全部改组，以补阵亡的巴格拉季翁与拂袖而去的巴克莱·德·托利的遗缺；由于他与参谋长贝尼格森互相敌视、皇帝的心腹又在场，参谋部里钩心斗角、派系斗争比平时更加激烈——叙述者称，所有这些人都想指导军事，但军事总是不以他们为转移、顺应群众的实在态度自然演变。^{[3 处]}

一八一二年十月上旬（俄历），塔鲁丁诺战役前后

皇帝十月二日来函责备他：莫斯科九月二日落入敌手，他二十日的报告之后仍在后退，谢尔普霍夫已被占领、图拉及其著名的兵工厂面临危机，据温岑格罗德的报告敌人一支万人兵团正向彼得堡移动，另有三路法军分向德米特罗夫、弗拉基米尔大路和鲁查—莫扎伊斯克之间推进，拿破仑本人截至二十五日仍驻莫斯科；皇帝断言敌人既已分兵，他正可进攻较弱之敌、消灭或迫其退却，收复失地，使图拉等内地城市脱离危险，并提醒他须为莫斯科的失守对受辱的祖国负责。^[出处]但信还在路上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制止所部发动进攻：十月二日，哥萨克沙波瓦洛夫在侦察途中射死一只野兔、又为追逐另一只打伤的野兔深入树林，撞见毫无警戒的缪拉左翼部队，消息经逐级上报，加上叶尔莫洛夫数日前已去求参谋长贝尼格森利用影响劝他进攻、派出的侦察兵又证实了哥萨克的报告，“绷紧的发条”终于松开。叙述者称，他虽然有徒有虚名的权力、聪明才智、丰富的经验和对人的识别能力，也不得不注意到贝尼格森亲自呈递皇帝的报告、全体将军的一致愿望和他揣测到的皇帝旨意，无法再制止这不可避免的行动，只得下令干他认为有损无益的事——认可了既成的事实。^{[4 处]}十月四日晨，他在冯·托尔拟就的作战命令上签了字，定于十月五日进攻。次日晨他怀着必须指挥一场自己不赞成的战争的沉重心情，从列塔舍夫卡（离塔鲁丁诺五俄里）乘车赴各纵队集合地点，一路谛听右方有无枪声，途中却见骑兵牵马饮水、步兵架枪、士兵只穿衬裤盛粥抱柴——没有一个纵队接到进攻命令。他气得脸发紫、浑身发抖，向总参谋部军官艾兴和偶然闯来的布罗津上尉大发雷霆，挥舞双手喊叫“枪毙恶棍”，用最粗野的话骂人；叙述者写他作为拥有“俄国从未有人拥有的权力”的总司令，竟在全军面前闹了个大笑话，他自己痛感“白白忙活为今天祷告上帝，白白通宵不眠，白白伤脑筋考虑各种事情”，觉得当小军官时也无人敢这样耍笑他，怒火泄尽后自觉说了许多难听的话，默默上车回去。怒气发泄过后，他无精打采地眨着眼听取辩解与袒护的话（叶尔莫洛夫本人第二天才来见他），经贝尼格森、科诺夫尼岑、冯·托尔坚决要求，只得同意把行动延至次日。^{[5 处]}

1812年10月6日（俄历）

十月六日战斗当日，本应从正面进攻法军的那个纵队里有他本人；他明知这场违反他意志的战斗只会弄得混乱不堪，便就自己权力所及尽可能控制军队，骑一匹浅灰色的马，懒洋洋地回答请战。对请求进军的米洛拉多维奇他说“您老是把进攻挂在嘴上，而没有看见我们不会打复杂的运动战”，对另一些人则答“今天早晨没能把缪拉捉住，没能按时到达阵地：现在毫无办法”。得报法军后方原先十分空虚、现已有两营波兰兵后，他乜斜着眼看了看叶尔莫洛夫（两人自昨天起没说过一句话），数落道“您瞧，他们还要请战呢，提出种种作战方案，可是刚要交手，就什么都没准备好，而警觉的敌人却采取了措施”；叶尔莫洛夫听出这只是轻描淡写，碰了碰身旁拉耶夫斯基的膝盖悄声说“他这是拿我开心呢”，随即上前报告“现在为时还未晚，敌人还没走。您是不是下令进攻？不然近卫军连硝烟都没瞧见”。他仍不答话，直到得报缪拉的军队在撤退才下进攻令，却每前进一百步就停三刻钟。叙述者称整个战役只有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的哥萨克做了那点事情，其余军队白白损失了几百人。战役之后，他因这次战役得到一枚钻石勋章，参谋部再度作了调整。^{[8 处]}

1812年10月上旬（俄历）；核心事件在10月10—11日

十月初，又有一个军使带着拿破仑一世建议和谈的信来见他，诡称信是从莫斯科发出的——此时拿破仑已经到了离他不远的旧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他对这封信的答复和对洛里斯顿带来的第一封信的答复一样：和谈根本谈不上。此后不久，多洛霍夫游击队送来报告，说福明斯克出现布鲁西埃师的部队，与其他部队失掉联系、容易歼灭；参谋部的将军们因塔鲁丁诺战役的轻易胜利而要求行动，他仍认为发动任何进攻都没有必要，最终采取折中办法：派一支不大的部队到福明斯克去袭击布鲁西埃。^{[2 处]}

1812 年俄历十一月十一日夜(公历十一月二十三日)

俄历十月十一日夜，他躺在列塔舍夫卡住处一夜未眠。贝尼格森自与皇帝通信以来成为总部最有势力的人物，总是躲着他，他反倒觉得清静，因为不再有人逼他和军队发动无益的进攻。叙述者写出他长期的盘算：他相信发动进攻只有失败，“忍耐和时间，是我的无敌勇士”；他把法军比作受伤的野兽，波罗金诺一役是否已给它致命一击悬在他心里整整一个月，洛里斯顿与别尔捷列米送来的情报、多洛霍夫关于布鲁西埃师的报告和游击队的消息都印证法军已经溃败、准备逃跑，他仍不许自己相信，因为六十年的经验告诉他，抱有愿望的人总找得到证实愿望的消息而忽略相反的消息。他想过拿破仑军队的一切动向——进军彼得堡、向他进攻、包抄他、留在莫斯科等待他，甚至退回梅德内与尤赫诺夫——却未能预见那件已成事实的事：拿破仑离开莫斯科后疯狂地、抽风似地、不停歇地逃窜。当夜冯·托尔、科诺夫尼岑与博尔霍维季诺夫送来报告，证实拿破仑已弃城而逃；他眯起那只好眼睛端详信使，连声追问“拿破仑从莫斯科逃跑了？是真的吗？”，听完便转向被神像遮暗的角落合掌哭道：“主啊，我的造物主啊！你实现了我们所祈祷的……俄国得救了。主啊，谢谢你！”^{[5 处]}

1812年10月下旬

此后直到战役结束，他的全部活动仍限于运用权力、诡计和劝告，阻止自己的军队去打无益的进攻、打运动战、与行将灭亡的敌人冲突。多赫图罗夫率部到小雅罗斯拉维茨去，他却统率全军按兵不动，并下令撤离卡卢加，觉得退出卡卢加是可行的；他到处退却，但敌人不等他退却就向相反的方向逃跑了。^{[2 处]}

一八一二年秋,俄历十月十一日前后

法军沿斯摩棱斯克旧道西逃后，全军将领都想切断、截击、歼灭敌人，只有他一人全力反对进攻；他向将领们讲“网开三面”，遭到讥笑与中伤。维亚济马附近，叶尔莫洛夫、米洛拉多维奇、普拉托夫等按捺不住要切断两个法国兵团，给他送去的信里装的不是报告而是一张白纸；他虽竭力约束，俄军仍发动进攻，奏着乐敲着鼓杀死几千人、自己也损失几千人，却没有切断和歼灭任何人（见维亚济马之战）。^{[6 处]}

1812年10月中旬—11月中旬（公历；俄历9月末—11月初）

塔鲁丁诺与维亚济马之后，他的整个活动仍是促进自取灭亡的法国人的行动、同时减慢自己军队的行进：法军逃得那么快，俄军怎么也追不上，骑兵和炮兵的马都累得停下来，俄军一昼夜走四十俄里，人人都精疲力竭；从塔鲁丁诺出发的十万人到克拉斯诺耶只剩下五万，减员几乎全因行动过速而非战斗。叙述者写他“不是靠智力或者科学、而是靠他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全部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每个俄国士兵所感觉到的东西”——敌人战败了、正在逃走，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也和士兵一样感到以那样的速度和在那样的时节行军的全部艰难。将军们，特别是俄军中的外籍将军，一心想要出风头、为某种目的去俘虏某个公爵或者国王，接二连三送来作战计划，他只是耸耸肩：要执行这些计划，就要使用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皮衣、饿得半死、不经战斗就减少一半的士兵。^{[6 处]}

1812年10月中旬—11月中旬（公历；俄历9月末—11月初）

在克拉斯诺耶，俄军碰上了带领一万六千人的拿破仑本人；虽然库图佐夫千方百计避免那次毁灭性的遭遇战以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疲惫不堪的俄军仍一连三天屠杀筋疲力尽、溃不成军的法国人（见克拉斯诺耶战役），捉到两万六千名俘虏、几百门大炮和一根据称是“元帅杖”的棍子。将领们为没有捉到拿破仑而互相责备，特别是责备他；那些狂热的人们“不过是最可悲的必然规律的盲目执行者”，却自以为英雄，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只知满足私欲、不愿从亚麻布厂迈出一步，说他得知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就惊慌失措，甚至怀疑他与拿破仑有阴谋、被收买了。叙述者借尾声的议论写道：不仅当时那些人那样说，“而且后代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狡猾、好色，是个软弱无能的宫廷老官僚，俄国人说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家伙、一个傀儡，有点用处也不过凭他有个俄国人的姓名而已。^{[4 处]}

一八一二至一八一三年(所论史事)

尾声中，叙述者以整章篇幅为库图佐夫作出全书最完整的辩护（见历史的微分）。他先引述一八一二年与一八一三年舆论及奉上谕撰写的史书对库图佐夫的指责：皇帝对他不满，史书把他写成老奸巨猾、怕拿破仑的宫廷骗子，说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河的错误使俄军失去全歼法军的荣光。叙述者认为，这是那种领悟上帝旨意、使个人意志服从于它的人的命运——这种人总被群众用憎恨和蔑视惩罚；拿破仑这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傀儡”在俄国史家看来“伟大”，库图佐夫反倒成了难以捉摸的可怜虫。^{[3 处]}

一八一二至一八一三年(所论史事)

他随即为库图佐夫辩白：此人给女儿们和斯塔埃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和漂亮女人交际、与将军兵士开玩笑，从不谈自己、不装腔作势，想什么就说什么，因为他相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的动力；拉斯托普钦在雅乌兹桥头追究弃城之责，他答“不经战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放弃；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从皇帝处来传旨要任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他应声说自己也正这么说，虽然一分钟前还说过相反的话。叙述者断言，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全部活动中没说一句与唯一目的相悖的话：自波罗金诺起他就说那是胜利，只有他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国，对洛里斯顿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说法军退却时一切机动都不必要、对敌人要网开三面，塔鲁丁诺、维亚济马、克拉斯诺耶等战都不必要，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干；在维尔纳他还说打出国外有害无益，因此惹得皇帝不悦。他的行动始终朝着一个目标——竭尽全力打法国人、打败他们、把他们赶出俄国，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这个以“忍耐和时间”为座右铭、专门反对打硬仗的慢性子人，以无与伦比的严肃态度准备并发动了波罗金诺战役，到死都断言那是胜利。^{[6 处]}

一八一二至一八一三年(所论史事)

叙述者把这种洞察的源泉归于他“十分纯洁和强烈的人民感情”：正因人民承认这种感情，才违背沙皇的意愿、通过奇特的方式把这个不得宠的老头子推举为人民战争的代表，把他抬到人间最高的地位，而他把全副精力用在拯救和怜悯人，而不是屠杀和迫害人。这个朴实、谦虚因而真正伟大的形象，不能归入历史虚构的“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那种伪造的模式——“在奴仆心目中不可能有那种伟大的人物，因为奴仆有奴仆对伟大这个概念的理解。”^{[4 处]}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

十一月五日是所谓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傍晚，带错路的将军们互相争吵、一批批副官带着互相矛盾的命令四下奔忙之后，已经弄清楚敌人四散逃跑、不可能有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库图佐夫离开克拉斯诺耶，去总司令部当天已经迁往的多布罗耶。他骑一匹膘肥体壮的小白马缓缓前行，身后跟着一大群心怀不满、一路上窃窃私语的将军；沿途都是当天俘获的七千名法国俘虏，一堆堆聚在篝火旁取暖。他眯起眼睛，专注地盯视那些冻坏了鼻子和腮帮、眼睛红肿糜烂的俘虏；看见两个法国士兵（其中一个满脸生疮）用手撕一块生肉，又看见一个俄国士兵笑着拍一个法国人的肩膀、很和气地和他说话，他都带着同样的神情若有所思地摇摇头。^{[5 处]}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列前，面对缴获的法国军旗和几千双期待的眼睛，他以总司令的身份开口：“感谢大家！为了艰苦、忠诚的服务，感谢你们大家。我们完全胜利了，俄国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命手持法国鹰旗的士兵把旗杆头放得更低，带头喊“乌拉”；欢呼声平息后，他的声音和神情突然变了，不再是总司令，而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在说话：“是这样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够辛苦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等我们送走了客人，就可以休息了……他们也是人嘛。对不对，小伙子们？”他在士兵们投来的执著、恭敬而惊疑的目光中看出同情，嘴角和眼角皱起老年人温和的微笑，随即却突然抬起头说：“话说回来，是谁叫他们来我们这儿的？这些猪狗们，活该……”他把鞭子一挥，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疾驰，离开那些乱了队列、高兴得哈哈大笑、吼着“乌拉”的士兵们。叙述者称，士兵们未必懂得他说的话，谁也复述不出那番开头庄严、结尾朴实的话，但其中对敌人的怜悯和对自身事业正义性的认识深藏在每个士兵心里，用兴高采烈、经久不息的欢呼表达出来；过后一个将军问他是否要车，他回答时出人意外地抽泣起来。^{[8 处]}

1812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1 日（俄历）

别列济纳河战役之后，他的时代到了尽头。俄军将领们把彼得堡制定的别列济纳计划未获实现归咎于他，对他的不满、蔑视和讥笑越演越烈，只以恭敬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他无从质问；叙述者写他们认定他既老且蠢，而他们自己是不当权的天才统帅。只有一次他发了脾气：给单独向皇帝打报告的贝尼格森写了信——“由于贵恙复发，见信后请即去卡卢加，听候皇上的旨意和任命”，把这位参谋长打发走。接着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来到军队，通知他皇帝不满意战绩不佳、行动缓慢，打算日内亲到军中来；他立刻了解到自己的时代已经完结，他那虚假的权力也已不存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他进驻维尔纳——他称之为“亲爱的维尔纳”，曾两度做过该城总督；在这里他撇开军务政务，沉浸在旧日习惯的安静生活里，违反皇帝的意愿阻留大部分军队，等待皇帝到来。十二月七日皇帝率侍从离开彼得堡，十一日来到维尔纳；皇帝在城堡门前拥抱老将军，单独相处时对追击的迟缓、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所犯的错误表示不满，他毫不辩解，脸上是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聆听皇帝命令时那种顺从的、毫无意义的表情。他垂着头走出书房时，侍从中的托尔斯泰伯爵托着银盘叫住他，他俯身拿起盘中的一级圣乔治勋章。^{[13 处]}

1812年12月

次日，元帅举行宴会和舞会，皇帝亲临。库图佐夫荣获一级圣乔治十字勋章，皇帝给了他最高的荣誉，然而皇帝对他的不满尽人皆知——皇帝走进舞厅时，他遵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习惯，吩咐把缴获的军旗投掷在皇帝脚下，皇帝不愉快地皱了皱眉头，有人听见皇帝说他是“老滑稽演员”。^[出处]在维尔纳期间，皇帝对他的不满更加强烈，因为他显然不愿、也不能理解当前战役的意义；皇帝对召集到跟前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仅拯救了俄国；你们拯救了欧洲”，而只有他一人不愿理解这一点，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断言新的战争不仅不能改善俄国的处境、增加俄国的荣誉，反而会使处境恶化、降低他认为俄国现已取得的最高荣誉，并极力向皇帝证明征募新兵是不可能的，谈到人民的困苦和失败的可能。怀有这种心情的元帅，自然成为当前战争的绊脚石。^{[4 处]}

1812年12月

为避免与老头子发生冲突，皇帝采用了像奥斯特利茨对付他、这场战争开始时对付巴克莱·德·托利那样的办法：不惊动他、也不向他宣布，便逐渐改组司令部，把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全部实权剥夺、移交给皇帝本人；冯·托尔、科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等人另有任用。人们大谈元帅身体严重衰弱、因健康不佳而心灰意冷；为了把他的地位交给接替他的人，他就得健康欠佳，而他的健康也确实欠佳了。叙述者称，他从土耳其到彼得堡财政厅招募民兵、然后到军队里去，正因为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所以这样做是自然的、简单的、逐步的；如今他演完了自己的角色，有新的必要的人来取代他的地位，同样自然、简单、逐步。^{[4 处]}

1812年12月

一八一二年战争除俄国人所珍重的民族意义外，还有对欧洲的意义。既然有由西而东的民族迁徙，就会有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而这场新战争需要一个与库图佐夫品质、观点不同、动机相异的新的领导人；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和恢复各国的国界是那么必需，正如库图佐夫为了拯救俄国和俄国的光荣而必需一样。库图佐夫不能理解欧洲、均势以及拿破仑的意义。敌人已经消灭，俄国已经解放并达到光荣的顶峰，这个俄国人民的代表、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只有一死。于是他死了。^{[4 处]}

历史上的库图佐夫生于一七四五年，出身军人世家，早年在对土耳其、波兰的战事中屡立战功，两次头部中弹，右眼因此失明，曾师从苏沃洛夫。一八〇二年因失势退居乡间，一八〇五年俄国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对法开战后被重新起用，受命统率前往策应奥地利的俄国远征军，同年在克雷姆斯（迪伦施泰因）击退法军一部，随后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主张避免决战、遭亚历山大一世否决，俄奥联军终致惨败。一八〇六至一八一二年的俄土战争中，他于一八一一年出任多瑙河军团总司令，翌年五月缔结布加勒斯特和约，结束对土战争，把南线军队腾出来对付拿破仑；同年八月又受命出任对法作战的俄军总司令（此前于七月二十九日获封公爵称号），九月一日在菲利军事会议上决定不战放弃莫斯科、保存军队以待反攻，此后率军转入追击，直至一八一三年四月十六日（俄历；公历四月二十八日）在西里西亚的邦茨劳（今波兰博莱斯瓦维茨）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