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别祖霍夫

核心人物 · 登场 105 章最后更新 2026-08-06

皮埃尔·别祖霍夫

别名Пьер Безухов俄国人别祖霍夫别祖霍夫别祖霍夫伯爵基里尔先生彼得·基里洛维奇

皮埃尔·别祖霍夫(彼得·基里洛维奇·别祖霍夫):叶卡捷琳娜时代显赫大官基里尔·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全书主人公之一。一八〇五年自国外归来、继承巨额家产后,历经与海伦·库拉金娜的失败婚姻、与多洛霍夫决斗、加入共济会求索人生意义、田庄改革受骗、莫斯科大火中被俘、目睹处决、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点化而获得内心平静,最终与娜塔莎·罗斯托娃结为夫妇,一八二〇年代成为一个倾向立宪、反对亚历山大一世晚期神秘主义与阿拉克切耶夫专制的秘密士绅会社的主要创办人。

出场分布105 / 361

卷1卷2卷3卷4卷5卷6卷7卷8卷9卷10卷11卷12卷13卷14卷15卷16卷17

命运线

编年全传 · 158

约1805年

皮埃尔(彼得·基里洛维奇·别祖霍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显赫大官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的私生子,全书主要人物之一,其精神求索贯穿全书始终。他自幼在国外受教育,一八〇五年七月回到俄国,其时父亲已在莫斯科病危垂死,他本人尚未在任何地方供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的晚会是他初次涉足彼得堡社交界。[出处]

约1805年

他体格魁伟,戴眼镜,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时髦浅色裤子、高硬折角领与咖啡色礼服,比客厅里其他男人都高大。安娜·帕夫洛夫娜见到他时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与其说因为他的体形,不如说因为他那既聪明又羞怯、既敏锐又自若、与客厅中其他人格格不入的眼神。[出处]

约1805年

他在晚会上举止笨拙、不合礼数:向老姑母行礼时没等她讲完便离开,随后又缠住急于脱身的安娜·帕夫洛夫娜,坚持申辩自己认为莫里约神甫的永久和平计划是空中楼阁。他兴致勃勃、目不暇给地打量满座宾客,唯恐漏掉一句精辟的谈话,安娜·帕夫洛夫娜整晚都对他放心不下。[3 处]

1805年前后(俄国备战第三次反法同盟期间)

晚会上他与神甫谈起欧洲均势问题,神甫主张唯有俄国这样的强国出面领导谋求均势的联盟,欧洲才有救;两人越谈越投入、声音渐高,安娜·帕夫洛夫娜再次出面打断,将二人分别归入人多的一组以便监视。他与老友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相熟,是全场唯一能让安德烈卸下厌倦、报以笑容的人,曾提出要去他家吃晚饭,被安德烈婉拒。[4 处]

1805年前后(俄国备战第三次反法同盟期间)

此时他已在瓦西里·库拉金家中借住一个月,这场晚会是他初次露面社交场合。瓦西里公爵告辞时戏称他为“熊”,托付安娜·帕夫洛夫娜代为调教。海伦·库拉金娜起身离席、从他身旁经过时,他几乎带着惊奇与狂喜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美人。[3 处]

1805年(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前)

瓦西里公爵与海伦离席后,谈话转向拿破仑与昂吉安公爵之死,皮埃尔公然为处死昂吉安公爵辩护,认为拿破仑不怕独自承担责任,正是其精神伟大之处,此语令安娜·帕夫洛夫娜等人震惊。他进一步申辩:波旁王朝逃避革命致使人民陷于无政府状态,唯有拿破仑理解并战胜了革命,站在革命之上、扬弃其弊端而保留公民平等、言论出版自由等成果,因此才配拥有政权;革命本身是伟大的事业。这番不顾体面、越讲越激动的言论令满座宾客围攻,安娜·帕夫洛夫娜几次想将他支开都未能奏效,最终是老友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出面调解——主张评价政治家须区分其私人行为与统帅、皇帝身份下的行为——才为他解围。他的失言并未招人厌恶:法国来客莫特马尔子爵看出,这个“雅各宾党人”其实并不像言辞那样可怕;皮埃尔本人事后仍带着孩子气、近乎讨饶的憨笑收场。[8 处]

1805年(第三次反法同盟对法开战前后)

晚会散场后他到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家中,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径直走进书房,躺上沙发翻读凯撒的《高卢战纪》。十岁时他由一名充任家庭教师的神甫带往国外,在国外一直待到二十岁;回莫斯科后父亲辞退了那神甫,命他去彼得堡自行择业,交给他一封给瓦西里公爵的引荐信与一笔钱。他择业三个月毫无结果,在骑卫兵与外交官之间举棋不定。安德烈追问他的打算,他仍避而不答,只谈起在晚会上遇到的那位神甫,猜测他是共济会会员。对于俄国参与反拿破仑的战争,他表示若是为自由而战他愿首先从军,但反对为帮助英、奥而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为敌,这番天真的政治见解令安德烈只是耸肩以对。[5 处]

1805年6月

留下吃晚饭时,他目睹安德烈与怀孕的丽莎·博尔孔斯卡娅之间的口角,出言劝解未果;饭桌上又听安德烈吐露对婚姻的悔恨与劝诫,被安德烈要求发誓不再出入瓦西里·库拉金家、不与其子阿纳托利·库拉金厮混饮酒,当即应允。此时他已寓居瓦西里公爵家中,为促成阿纳托利改邪归正以便与博尔孔斯基家小姐成婚,常与阿纳托利厮混过着放荡生活。[5 处]

1805年6月

当夜他仍破誓前往阿纳托利家:想起自己也曾先向阿纳托利许下诺言,又以人生无常为由为自己开脱,便乘车赴会。到场时赌局已近尾声,阿纳托利与谢苗诺夫团军官多洛霍夫正与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打赌,多洛霍夫要坐在三楼窗台外一口气喝完一瓶罗姆酒。皮埃尔应邀参与揭窗框、灌酒助兴,多洛霍夫赌赢后,已醉的皮埃尔当场要照样再赌一次,被众人死死拉住,最终由阿纳托利假意应承改日再赌才将他哄住;他又抱起阿纳托利养的小熊,在房间里与熊跳起舞来。[7 处]

1805年8月至9月初

当夜他与阿纳托利、多洛霍夫三人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只狗熊,装上马车去看女戏子,途中赶来干涉的警察分局局长被三人捆绑在狗熊背上扔进莫伊卡河,此事成为莫斯科社交界的话柄。多洛霍夫因此被降为士兵,阿纳托利被父亲设法私了后逐出彼得堡,皮埃尔本人则被送往莫斯科。[2 处]

1805年秋

回到莫斯科后仍住在父亲家里。父亲身边几位向来对他不怀好意的堂表姊妹待他如死人一般,冷面相向;瓦西里公爵也警告他若在莫斯科重蹈彼得堡的胡闹,不会有好结果,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去见病重的父亲。此后再无人理会他,他独自一人整日待在楼上房中,闭门不出。[3 处]

1805年秋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登门造访时,皮埃尔已完全认不出这个当年分别时才十四岁的少年,误以为他是罗斯托夫家的长子,闹了个笑话。鲍里斯代罗斯托夫家转达晚宴的邀请,并主动挑明:外界都在议论皮埃尔父亲的财产将留给谁,自己与母亲家境虽贫,却绝不会以此打他父亲财产的主意。皮埃尔起初窘迫不安,随后被鲍里斯的坦率与自尊打动,对这个新结识的年轻人生出说不出的好感,许愿要与他交朋友,并应允赴罗斯托夫家晚宴。[6 处]

1805年

赴宴时姗姗来迟,坐姿笨拙、目光四顾寻人,对伯爵夫人的问话只作简短回答,令满座宾客拘束不安而他本人浑然不觉。众多客人早已听闻他与狗熊的丑闻,好奇地打量这个身材高大、举止老实的年轻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到场后当众叫他上前,历数他把警察分局局长绑在熊背上扔进河里之事,斥他不知羞耻,劝他从军打仗,他只是天真地望着她。入席后他与鲍里斯并肩而坐,很少说话,却毫不挑剔地尝遍每一道菜、每一种酒,兴致越来越高地打量周围宾客。[4 处]

命名日当天晚宴后的傍晚至夜间

晚宴后,他在客厅中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申申拉住谈论政治,觉得枯燥乏味;娜塔莎·罗斯托娃受母亲之命邀他跳舞,他自称怕弄乱舞步、请她做自己的老师,随即与她共舞,成为她命名日当天引以为豪的一件事。[3 处]

当晚父亲第六次中风、病危垂死,父亲曾派人去召他来见,直指着他的肖像坚持要见到他。[出处]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随即带他连夜赶往别祖霍夫伯爵宅邸,马车不走前门而走后门,宅内仆役进出忙乱、皆对他和引路人视而不见;他不明所以,却断定这一切必是理所应当,遂放弃自己的判断、一味听凭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摆布。途经内室时,他撞见瓦西里·库拉金与侄女卡季什正在密谈,侄女见有人经过竟发疯般用力把门摔上——这与她平日的娴静判若两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领他走进伯爵的客厅,满座之人此前的窃窃私语顿时止住,众人以从未有过的殷勤相待:一位素不相识的太太起身让座,副官替他拾起手套,医生们纷纷让路。他隐约觉出自己此刻是众人期待去完成某种仪式的人,便顺从地接受众人效劳,坐得像埃及雕像一样呆板,打定主意今晚务必完全听命于人、不按自己的心意行事。瓦西里公爵进来后第一次握住他的手,按了按,仿佛试探是否结实,告诉他病人吩咐把他叫来、又发作了一次,嘱他鼓起勇气;他一时竟把“发作”听成了挨打,愣了片刻才明白是指病情发作。终敷礼随后开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出来招呼他进去。[9 处]

1805年秋冬

终敷礼中他站在人群里旁观,认定今晚所见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因而对瓦西里公爵与卡季什中途离场又赶回等异常情况也不甚在意;礼成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领他到病榻前,示意他吻父亲的手、在床旁的圈椅坐下,他像埃及雕像般端正、竭力把自己笨拙的身躯缩小,与父亲对视两分钟,觉得如同过了一小时。父亲脸上筋肉忽然颤动、嘴歪斜、发出嘶哑含混的声音,他这才明白父亲已经临近死亡。仆人为父亲翻身时,他见父亲那只失去知觉、软弱无力垂下的手,脸上露出恐惧,父亲看了看自己那只手、又看了看他的表情,浮出一丝自嘲的苦笑,他心中一阵颤栗,鼻酸落泪。父亲被翻转面墙侧卧、叹息昏迷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带他退出房间。[5 处]

夜间至次日清晨

退出后他撞见瓦西里·库拉金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为争夺一份装有遗嘱与信件的公事包激烈拉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出面阻拦;卡季什当众斥他为“莫名其妙的人”、指责他跑到垂死者家中干涉家务。二公爵小姐冲出来喝止争执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抢得公事包冲入卧室,众人随之进去,父亲随即去世。卡季什出来时对他流露出不可遏止的愤恨,说他“正希望有这一天”;瓦西里公爵则失态哭诉自己一生骗过多少人、如今大限将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告知他父亲已经去世,领他到小客厅独处,他伏在那里沉沉睡去。[9 处]

夜间至次日清晨

次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告知遗嘱尚未拆封,但他即将成为一笔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并叮嘱他要拿出大丈夫的勇气;随后又提起伯爵临终前曾答应她照顾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希望他来完成这一心愿。皮埃尔茫然不解,只是腼腆地红着脸听着。此事最终确认:遗嘱将别祖霍夫伯爵的全部财产留给他,他成为俄国最大的财产继承人之一。[3 处]

1805年初冬至1806年

继承财产后,皮埃尔终日忙于签署文件、接见素不相识却对他毕恭毕敬的实业家与亲戚,只有睡觉时才得片刻自在;周围人异口同声地称颂他仁慈聪明,使他渐渐相信自己确实如此。此前对他最凶的堂表姊妹(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在丧礼后向他请求原谅、请求继续住在别祖霍夫宅中,皮埃尔深受触动、当场应允,此后她待他日渐和善;瓦西里·库拉金又借机让他在一张对这位公爵小姐有利的凭据上签字,将一笔三万卢布的期票扔给她,以堵住她声张自己曾参与争夺公事包一事。[3 处]

1805年初冬至1806年

此后一段时期,瓦西里公爵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支配着皮埃尔的事务:摆出被琐事拖累、却出于对老友之子的同情而不忍撒手的姿态,指点他该做什么,并以既成事实的口吻宣布安排。他为皮埃尔在莫斯科谋得相当于五等文官的宫内侍从职位,随后又通过一位大臣的举荐,为他在彼得堡外交使团补了一个宫内侍从的缺,声称就此为他打开了外交前程,坚持带他同赴彼得堡、并让他住进自己家中;席间又顺带提及从梁赞寄来的一笔代役租金已被他自己扣下,以“账未清”为由搪塞。[5 处]

1805年初冬至1806年

在彼得堡,皮埃尔挂名担任瓦西里公爵安排的职务、实际无需任事,社交、应酬与公益活动却应接不暇。旧日狐朋狗友大多不在:近卫军已出征,多洛霍夫被降为士兵,阿纳托利·库拉金在外省军队,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在国外,他因而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瓦西里公爵家中,与公爵夫人及美人海伦·库拉金娜相处。[2 处]

1805年初冬至1806年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与整个社交界一样,对他的态度随其身价陡变:从前他一开口便显得笨拙失当,如今说什么都被视为妙语。一八〇五年初冬起,他不断收到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请柬,附言必提“美丽的海伦也要来”,这让他意识到外界已默认他与海伦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晚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有意将他与海伦、姑母安排在一处,当众夸赞海伦举止得体、谁娶她谁便有福,又叮嘱他不要搬出瓦西里公爵家,“如果您要结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姑母递鼻烟壶时,海伦俯身向他靠近,皮埃尔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她身体的魅力,那一刻他确信海伦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成为他的妻子。此后他辗转难眠,一面想起坊间传言——海伦与胞兄阿纳托利曾彼此爱恋、闹得满城风雨,才促使阿纳托利被打发出京——因而觉得这桩婚事有说不出的丑恶和不正当,一面又不由自主地幻想她将成为自己的妻子,无法摆脱这个念头。[9 处]

1805年11月—1806年初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尽管皮埃尔在安娜·帕夫洛夫娜晚会后一度打定主意与海伦断绝关系、远走他方,此后一个半月里却始终未能搬出瓦西里公爵家:公爵家中晚会不断,他不愿扫兴,也无法摆脱众人已将他与海伦视为一对的既定期待,只能一再自问她究竟是怎样的人、自我说服她并不愚蠢也不是坏女人。在海伦命名日的家宴上,全场宾客的注意力实际都集中在并肩而坐、含笑不语的皮埃尔与海伦身上,皮埃尔觉得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既感荣幸又觉得难以承受这份期待,却始终想不清这段关系是从何时、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瓦西里公爵佯装偶然,反复追问他何时收到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从奥尔米茨寄来的信,实为借故拖延、等待时机。送客后,瓦西里公爵先是佯装因皮埃尔迟迟不表态而愠怒离去,随即又突然折返,抢先向公爵夫人和皮埃尔宣布“老伴全告诉我了”,以既成事实的姿态一手促成两人当场订婚。皮埃尔明知这并非自己真心决断的结果,却认定“事已至此,不可能有另外的样子”,摘下眼镜任由海伦吻他,勉强说出“我爱您”三字。一个半月后,二人举行婚礼,迁入重新修整的彼得堡别祖霍夫伯爵大公馆,皮埃尔从此被视为拥有美妻与百万家产的幸运儿。[10 处]

1793年6月(朗德纳克登陆之夜)

婚后不久,一八〇六年初,莫斯科社交界盛传海伦与他昔日的旧友多洛霍夫——他曾出手相助、留其住在彼得堡自家宅中——有染,令他名誉扫地、伤透了心;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转述此事时表面同情他,语气间却流露出对多洛霍夫的偏袒。[出处]

1806年3月3日

三月三日,他遵照妻子的吩咐留起长发、摘下眼镜,穿着入时的服装出席英国俱乐部为巴格拉季翁公爵举办的庆功宴,神情却忧郁颓丧,在大厅里独自游走;一群仰慕其财富的人一如既往地围着他,他仍以惯常的高傲冷漠对待。按年龄他本该与年轻人为伍,论财产地位却属于受尊重的老辈客人,因而在两群人之间来回走动。[2 处]

1806年初,莫斯科

宴席上他与多洛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同席,因害怕面对多洛霍夫而整场沉默阴郁:此前一位公爵小姐已向他暗示妻子与多洛霍夫关系密切,当天早晨又收到一封匿名信直陈此事。他不愿相信,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妻子如何不满多洛霍夫寄住家中、又如何听凭多洛霍夫留连不去。多洛霍夫从侍者手中夺过应属于他的库图佐夫合唱歌词并当众拒还,皮埃尔积压多日的情绪骤然爆发,起身斥其为“流氓”,向他提出决斗。散席后涅斯维茨基受托担任他的副手,与多洛霍夫一方谈妥条件。[5 处]

1806年初,莫斯科

次日清晨,他与涅斯维茨基驱车赶到莫斯科郊外的索科尔尼克森林。一夜未眠,他已认定妻子确曾不忠,却也想到自己若处在多洛霍夫的位置未必不会如此行事,因而觉得这场决斗毫无意义;涅斯维茨基临场劝他道歉了结,他也附和“太荒唐了”,却仍执意进行下去。他生平从未使过手枪,问明持枪方法后佯装早已知晓,以异乎寻常的镇定站上决斗位置。[4 处]

冬季,具体年份原文未明示

口令喊出后他快步离开踩出的小道走入没有踩过的雪地,伸出握枪的手却几乎不敢瞄准,扣动扳机后被自己枪声之响吓了一跳。这一枪击中多洛霍夫,对方倒地后仍要求继续,他几乎哭出声跑向对方,被喝令退回界线;轮到多洛霍夫还击时,他毫无防御地叉开双腿、张开双臂站立,望着对方,对方一枪未能命中。他抱着头转身蹚雪走入林中,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荒唐……荒唐!死……谎言……”,随后被涅斯维茨基拦住送回家中。[5 处]

1806年初(决斗次日至一周后)

决斗后当夜,他没有回卧室,独自待在父亲去世的那间书房里,反复回想新婚之初的种种细节,第一次得出结论:自己从未爱过妻子,当初对她说“我爱您”是一句谎言,娶她的过错在于自己而非她。他想起海伦对阿纳托利借钱、任其调情的种种默许,也想起自己一直用回避取代认清她“不过是个荡妇”这一事实。夜里他曾吩咐仆人收拾行装、准备只身赴彼得堡并留信与妻子永远分手,但次日清晨伯爵夫人主动闯入书房质问决斗之事,指责他的行为使自己沦为“全莫斯科的笑料”,且拒不承认与多洛霍夫有私情。皮埃尔要求分居,海伦以索取财产相要挟,皮埃尔盛怒之下抄起一块大理石板扑向她,喝令她滚出去,全宅仆役都被这声怒吼惊动;海伦仓皇逃出房间。一星期后,皮埃尔将占家产大半的全部大俄罗斯田产的管理权交给妻子,只身前往彼得堡。[11 处]

1793年(正文作“九三年”);叙述兼回望热月政变(1794年)之后的巴黎

赴彼得堡途中,在托尔若克驿站因换马受阻而滞留,决斗前后的失眠与自省至此发展成一场关于善恶、生死、灵魂归宿的持续追问:他反复自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为何而活,主宰世界的是什么力量,却始终得不到解答,只有“死了,一切都完了”这一句非解之解,而死本身也令他恐惧。驿站长安排一名素不相识的老年旅客与他同室,此人衣着朴素、目光洞察一切,手指上戴着雕有骷髅头的铁戒指,随身携带一本宗教书。皮埃尔在这种混乱厌恶又带着刺激性乐趣的心境中,感到有必要与这位旅客攀谈。[7 处]

1793年

这位旅客是诺维科夫时代著名的共济会员与马丁主义者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皮埃尔向他坦言不信上帝,巴兹杰耶夫不以为忤,逐层论辩真理须经世代合力求得、认识上帝不能仅凭理智而要靠内心的自我修养,并直指皮埃尔终日荒淫、坐享奴仆劳动、未能引导妻子走上正道、以决斗对付冒犯者,正是这一切致使他不幸。皮埃尔全心折服,恳求对方教导自己,巴兹杰耶夫写下字条命他到彼得堡后交给维拉尔斯基伯爵,并叮嘱他深居简出、检查自己。皮埃尔事后从驿站登记簿得知了对方的姓名,独自在驿站房中回想自己不道德的过去,想象唾手可得的德行未来,从此坚信人们可以通过共济会以互助为目的团结一致、走向道德。[7 处]

1793年

到彼得堡后他闭门不出,整日诵读一本人所赠的托马斯·肯庇斯的书,反复体会巴兹杰耶夫向他启示的通向完美与人际友爱之可能。一星期后,维拉尔斯基受托登门,确认他仍愿信仰上帝、愿意入会,随即领他前往分会会所接受蒙眼入会仪式:训导师斯莫利亚尼诺夫追问他来此的目的,他答“要新生”;解开手绢后见密室中骷髅、《福音书》与盛骨的棺材,未觉惊异,反倒觉得符合所料。训导师向他宣讲本会保存人类秘密、修炼会员、改善人类三项宗旨与七条美德,其中“服从”一条令他格外感到轻松——他庆幸自己终于能把意志交给通晓真理的人。仪式最后,他依次交出随身财物、脱去衣服、坦白自己“女人”这一最难克服的嗜好,随后再次被蒙上双眼,内心涌起一种全新的幸福感。[9 处]

蒙眼状态下,他仍由保证人维拉尔斯基引路,被剑指着裸露的胸膛穿行于会所的走廊,反复被问及姓名、住址与生日,以求道者、受难者、请愿者等不同称谓被寓言式地告知巡礼的艰辛与友谊、创世主之意;行至一处,人们低声争执要不要令他走过一块毯子,随后取他右手按在某物上、左手持圆规抵住左胸,命他复述效忠会章的誓词。烛火吹灭、酒精点燃之际,手绢摘下,他见几名会员围裙上手持利剑对准自己,其中一人衬衫染血,便挺胸迎剑而上;剑随即避开,他又被蒙眼,被告知“已看见小光”。烛光再度点亮,众人齐声宣告“尘世的荣华就这样逝去”,他这才见到十二名会员环坐黑布长桌,其中几位是他在彼得堡社交界的旧识,主席是一名戴特制十字架的陌生青年。两名会员将他引至祭坛前的地毯,命他仰卧,象征进入圣殿之门;他一度怀疑自己身处荒唐境地、担心日后追忆会感羞愧,但只犹疑片刻便压下疑虑,如仪照办。起身后,他被授予白围裙(象征坚贞与纯洁)、一把铲子(用以清除心中恶念、抚慰邻人)与三副手套,其中第三副女用手套依会规须转赠他将来选定的“最尊重的女人”,会长告诫这份礼物不可落入不洁之手,令他窘迫落泪。随后有会员为他讲解地毯图案(日月、槌子、铅锤、铲子、方石、柱子等)、传授会中标志与暗语,会长诵读会章,其中“除善恶外不承认任何等级”“不让差别破坏平等”“宽恕敌人、只施善行”等条文令他记在心里,会毕会长起身拥抱亲吻他。他含泪环顾四周,把在场所有人都当作会友,急欲与之共事;会员依例募捐时,他因怕显得炫富,只写下与旁人相同的数额。会议结束回家后,他觉得自己好似经历了几十年远行方归,此前的生活方式与习惯自此摒弃。[12 处]

入会次日,他坐在家中钻研会中传授的四方形寓意,四边分别象征上帝、精神、肉体及三者之混合,同时构思重新生活的计划:他打算南下自己的田庄,为农奴做些实事。此前他与多洛霍夫的决斗已惊动御前,会中友人告知他及早离开彼得堡为宜。瓦西里公爵登门责问他为何与海伦闹翻,转述皇太后对此事的关切,威逼他即刻写信求和;皮埃尔起初碍于共济会“殷勤和蔼”的会规、又习惯了屈从这位岳父,几次欲言又止,终因对方戏言此事而勃然变色,喝令他离开,将其逐出房门。一星期后,他向新结交的共济会友人辞行、留下一笔捐款,携他们写给基辅与敖德萨两地共济会分会的引荐信,动身前往自己的田庄。[7 处]

1806年末

与多洛霍夫的决斗与其后的夫妻决裂虽未招致官方处分,却使他在社交界的身价一落千丈:从前人们因他是私生子而宽厚待他,其后因他一度是最理想的未婚夫而争相亲近,如今待字闺中的女儿与母亲对他已无所求,社交界转而将这场风波完全归咎于他,说他吃醋无理取闹,甚至断言他继承了父亲的“残忍狂”。[出处]

约1806年末至1807年春

入会后不久,他携带在田庄应办事项的详细守则前往基辅省视察自己继承的大部分农奴,向各处主管宣布要立即着手将农奴从依附地位解放出来,减轻劳役、禁止体罚、在各田庄兴办医院、养老院、孤儿院与学校。主管们的反应不一:有的以为是在含蓄指责自己贪污,有的觉得少爷的新名词怪有趣,总管等精明者则从中摸清了应付主人的门道。别祖霍夫的田产名义年收入五十万卢布,但各项开支(住宅与三位公爵小姐生活费、伯爵夫人年支十五万卢布、债务利息约七万卢布等)几乎耗尽收入,他本人对账目茫然,每年仍须借债;总管以出售森林、田地手续繁复为由,一再拖延解放农奴,皮埃尔无力深究,只得听任总管敷衍。[5 处]

约1806年末至1807年春

一八〇七年春他启程返回彼得堡,途中巡视各田庄以检验自己规定的改革成效。总管深知他厌恶铺张仪式,却在暗地里安排了各种感恩迎接场面:农奴代表献面包与盐、献圣像,妇女们抱着婴儿前来致谢,神甫率学童持十字架相迎,沿途皆可见按统一图样兴建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皮埃尔对眼前的爱戴与成果深信不疑,心满意足,致信共济会师友大谈行善之易。他始终不知道:献圣像、建祭坛的正是村中富裕农奴,村中十之九的农奴仍一贫如洗;免役的哺乳妇女实际仍在自家份地上做最重的活;那位持十字架相迎的神甫向农奴课以重税,向被迫送子入学的父母敛财放人;统一图样的房屋出自农奴的额外劳役;账簿上代役租减少三分之一的同时,实际徭役租增加了近一半。总管拿他当玩物耍弄,深信不必也不会有人来追查这一切。[6 处]

约1806–1807年

返程途中,他顺道前往博古恰罗沃探望两年未见的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见对方明显苍老、眼神暗淡,起初谈兴不投,皮埃尔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新近皈依共济会、因这趟田庄之行而更受鼓舞的信念,怕显得幼稚。谈话间,皮埃尔在安德烈面前为自己在田庄所行的善事(兴办医院养老院、减轻农奴劳役、传授来世信仰以慰藉农奴的苦难)逐一辩护,坚称行善的乐趣是生活中唯一可靠的幸福,反对安德烈“只为个人而活、不做坏事即是幸福”的主张,认为仅仅不作恶远远不够,人应当为他人、至少是努力为他人而活。面对安德烈“医药救不了人”“解放农奴对农奴本身并无益处”等尖锐驳斥,皮埃尔以“太可怕了”回应,称自己也曾一度陷入这类否定一切、连脸都不愿洗的厌世心境,如今已经走出。两人辩论毫无结果,皮埃尔坚持“不对,一千个不对”,不为所动。[7 处]

1807年春(推断,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

同往童山途中,皮埃尔向安德烈讲解共济会教义,称其救了自己,并非崇尚繁文缛节的教派,而是人类永恒优秀品质的最好表现;渡河等待时,他借赫尔德式的宇宙阶梯说申辩灵魂不灭:现世若是生命的终结便只剩虚伪与罪恶,但从永恒着眼,人是通向上帝的这架阶梯上的一环,理应无限延伸下去。安德烈未加反驳、神情专注,皮埃尔从中看出自己没有白说;上岸时安德烈望向他所指的天空,脸上闪现出孩子般柔和的光芒,皮埃尔见状既兴高采烈又在这位智力上素来令他自觉不如的朋友面前感到羞怯。[6 处]

约1806年

在童山逗留的两天里,皮埃尔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己与安德烈的友谊不仅系于安德烈本人,更延及其全家:严厉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与温和胆怯的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都待他如老友,周岁的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也向他微笑、伸臂讨抱。玛丽亚公爵小姐私下向他吐露对安德烈的担忧:安德烈去年春天旧伤复发,性情又不像女人能痛哭宣泄,只把痛苦闷在心里;她请皮埃尔劝安德烈出国走动,认为这种平静的乡居生活会毁掉他。晚饭前,老公爵与皮埃尔就战争是否会终结一事展开辩论,皮埃尔坚称无战事的日子终将到来,老公爵以讽刺口吻反驳却毫不动怒,事后拍着他的肩膀对安德烈直言喜欢这个敢于同自己争辩的年轻人。皮埃尔离开后,博尔孔斯基一家难得地异口同声称赞他。[8 处]

1808年至1809年夏

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八年间,皮埃尔身不由己地成为彼得堡共济会的首领:安排会友的宴会与丧礼、征收新会员、联络各支会,几乎独自出资维持共济会开办的一所贫民院;同时仍过着单身汉社会纵情声色的生活,明知有失体面却无力自拔。一年下来,他越想在共济会中站稳脚跟,越觉得脚下的地基往下陷:他所熟悉的会友大多是他平日相识的彼得堡社交界人物,很难被他单纯当作会友看待;募捐账目上常年拖欠,拖欠者多是与他一样的富人,令他想起入会时人人许诺献出全部财产的誓言,心生疑虑。他把会友分作四类——专注神秘教义、不问俗务者;如他本人一样仍在寻求明确道路者;把共济会只当作形式与仪式者(人数最多,维拉尔斯基与主要支会的教头均属此类);别无信仰或志愿、只为结交显贵与富人而入会的新近会员。由此他怀疑俄国共济会背离了原来的教义,一八〇八年底出国领受共济会的高级秘诀。[9 处]

1808年至1809年夏

一八〇九年夏,他回到彼得堡,会友间盛传他在国外获得高级人员信任、领受许多秘密、被提升到更高一级,纷纷登门巴结,都觉得他隐藏着什么、又在准备着什么。二级支会为此召开庄严大会,他起身演说:共济会不应止于关起门来奉行秘诀,必须行动——破除偏见,教育青年,与最智慧的人联合,用德行战胜罪恶而非诉诸暴力革命,建立一种不破坏世俗制度、却拥有普遍权威的统治形式,把人类导向德行。演说在支会引起强烈反应,多数会员认为其中带有光明教倾向,会众分成拥护与反对两派激烈争论,皮埃尔第一次意识到即便立场相近的人,对同一真理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支会教头以皮埃尔急躁、争强好胜而非真心爱德行为由否决其提议,皮埃尔不再辩驳,径自退出支会回家。[5 处]

十一月中旬至下旬(具体年份未标明)

演说受挫后,皮埃尔一连三天闭门谢客、卧于沙发。其间他收到分居的妻子海伦·库拉金娜来信,信中恳求相见、说想念他并愿献出一生,并告知她数日内即将从国外回到彼得堡;随后一名素为他所不齿的会友登门,以违反共济会“宽恕悔过之人”的首要戒律为由规劝他与妻子和好;岳母又派人相请,声称有要事商议。皮埃尔看出有人在暗中撮合他与妻子团圆,但此时心情抑郁,对自己的自由与惩罚妻子的执念都已提不起劲,认定“谁都没有错”。他既未答复妻子也未答复岳母,径自连夜赴莫斯科探望恩师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7 处]

十一月中旬至下旬(具体年份未标明)

一八〇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与恩师的这次会面:巴兹杰耶夫认可皮埃尔在彼得堡支会所受的冷遇,指明共济会三项宗旨中“自我完善与自我净化”才是首要目的,若因骄傲舍本逐末去钻研秘密或从事社会活动(他借此点出光明教之弊),便会名不副实;皮埃尔的演说与全部彼得堡活动均属此病。谈及婚姻,恩师告诫他不应逃避尘世纷扰,唯有身处纷扰才能达成自知、通过斗争自我完善、并习得“爱死亡”这一主要德行,因为人生无常方能揭示其虚妄、催人向死而向新生。恩师劝他不要脱离彼得堡会友,只任次等职务、引导会友戒除骄傲,并赠他一本笔记本记录日后一切行为。[2 处]

十一月中旬至下旬(具体年份未标明)

六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三日,他记下自己已与海伦重归于好:岳母含泪来见,称海伦是无辜的,皮埃尔的遗弃使她痛苦;皮埃尔自知一旦见到妻子便无力拒绝,又从恩师的教诲中得出结论——不应拒绝求助之人,应对至亲之人伸出援手、背负十字架,遂决意与妻子复合,但认定这结合应只具精神目的。他告诉海伦请她忘记过去、他并无需宽恕她之处,随后迁居别祖霍夫大宅楼上,与海伦同住。[2 处]

约1808年秋至此后

复合后,他在上流社会眼中仍是有名的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的盲目而可笑的丈夫、聪明的怪物、无所作为却对谁都无害的老好人;他自己第一次进入他不感兴趣的妻子的社交场,兴趣却完全集中在抽象问题的研究上,对其余一切由衷蔑视,因而养成一种不带矫揉造作的漠不关心、随随便便与宽厚待人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仕途得意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自埃尔富特以来成为别祖霍夫家最亲密的常客,皮埃尔见其神色恭谨而抑郁,感到不安;三年前妻子给他的侮辱曾使他极度痛苦,如今他刻意不承认自己是妻子的丈夫、也不允许自己猜疑,以此避免重蹈覆辙,但每逢鲍里斯在场,他仍不由自主地感到手脚被束缚、行动不自然。[5 处]

约1809-1810年冬

遵恩师之嘱,他按日记本记录自己的言行以自省。听从恩师劝告,他已在一个政府委员会中任职;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会所例会上,他作为介绍人与训导师主持了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的入会礼。与鲍里斯单独相对于黑暗的圣堂中时,他察觉自己对这个青年怀有一种莫名的仇恨,虽极力以共济会教诲克服,终不能去;日记中他记下自己怀疑鲍里斯入会只为结交会中人物、博取赏识,并非出于真诚,为此深感不安,向“造物主”祈求指引脱离这种猜疑。同一时期的日记中,他反省自己因鲍里斯的一次冒犯而勃然动怒、恶语相向,事后自责为骄傲自大所致;又记下几次梦境:一次梦见被群狗围咬、经恩师引领攀过围墙望见通向圣殿的花园;另几次梦见已故恩师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容颜变得年轻,在梦中质问他“主要的癖好”,他答以懒惰,又坦白自己虽遵嘱与妻子同居,却并未真正尽丈夫的义务,因羞于履行而搁置,此事与恩师此前来信中提及夫妻之义相印证;末一梦中他翻阅一册描绘灵魂与所爱恋人的画册,明知不妥却移不开目光,梦醒后向上帝祈求:若他自甘堕落,情愿领受惩戒。[6 处]

1809年除夕(约合公历1810年1月初)

一八〇九年除夕舞会上,他见娜塔莎·罗斯托娃与母亲、索尼娅一起被冷落在无人邀舞的女宾中,便走到老友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跟前,请他邀这位“我的保护人”跳舞;安德烈应声而去,为她跳了当晚的第一支华尔兹。[3 处]

冬季,具体年月未标明

舞会上他第一次为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在上层社会所处的地位感到屈辱,闷闷不乐、心不在焉,倚窗独立,透过眼镜视而不见地向前望着。娜塔莎赴晚餐途中见他神情阴郁而吃惊,上前搭话问是否快乐;他漫不经心地微笑,显然没有听懂对方的话,只敷衍答了一句“是啊,我很高兴”。[5 处]

未知

阿尔方斯·卡尔洛维奇·贝格夫妇的晚会上,他隔着牌桌注意到娜塔莎神情的异常变化,又看见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走近她时脸上焕发出的青春活力,断定二人之间必定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为此激动得又欢喜又痛苦、无心继续打牌。[4 处]

未知

此后不久,他自觉快要染上疑心病,拼命与之抗争: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与一位亲王过从甚密后,他突然被擢升为宫廷侍从,此后在交际场中总觉低人一等、抬不起头,从前那种人生虚幻的灰暗念头愈发频繁地涌上心头。察觉受他监护的娜塔莎·罗斯托娃与安德烈公爵之间的感情后,将自己的境况与好友对比,更加重了这种灰暗心境;他刻意回避细想妻子、娜塔莎与安德烈的事,日夜埋头抄写共济会记录,以此驱散心魔。当晚,安德烈公爵到访,向他倾诉对娜塔莎的爱情、拿定主意与她成婚;皮埃尔起初仍带着淡漠不满的神情,一听内容便由衷为友人高兴,肯定娜塔莎爱他、力劝他不要迟疑、及早成婚,然而安德烈的命运在他心中愈显光明,自己的命运便愈显暗淡。[7 处]

1805年之后数年(具体年份文中未明确说明)

安德烈公爵启程出国前夕,将他带到罗斯托夫家,当面把娜塔莎·罗斯托娃托付给他:叮嘱娜塔莎,自己离开期间不论发生何事都只找皮埃尔讨主意和帮助,称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此时的皮埃尔在娜塔莎母亲眼中仍是个心神不定、举止手足无措、常闹出可笑笑话的人,却因这份托付被正式确立为娜塔莎在安德烈缺席期间的依靠。[4 处]

1792—1800年(旺代战争时期)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与娜塔莎订婚、恩师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去世的消息几乎同时传来后,皮埃尔忽然觉得无法再继续先前的生活:共济会式的内心修养不再能给他带来喜悦,眼前的生活只剩空壳——受某个显要人物恩遇的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彼得堡的社交圈、乏味的公务。他停止记日记,疏远会中友人,重新出入俱乐部、酗酒、与从前的单身汉朋友厮混,直到海伦认为必须与他严肃谈一次话;为不使妻子名声受损,他动身前往莫斯科。[出处]

1792—1800年(旺代战争时期)

到莫斯科后,他觉得自己回到了避风港:故居、克里姆林、旧识、莫斯科老人、太太小姐、芭蕾舞与英国俱乐部都让他感到熟悉安适。整个莫斯科社交界视他为一个和善、聪明、慷慨的“怪人”,一个不拘小节、待人真诚的老式俄国贵族;他的钱袋对任何请托——义演、劣画、雕像、慈善团体、茨冈人、学校、募捐宴、共济会、教会——都是敞开的,若非两名借过他钱的朋友出面监护,几乎要被挥霍一空。没有一场宴会晚会缺他不可,英国俱乐部或共济会的聚餐若无他在场便显得死气沉沉;单身汉的聚会、缺舞伴的舞会,他有求必应;年轻太太们都喜欢他,因为他对谁都殷勤却不钟情于谁,人称他“中性动物”。[4 处]

1793年

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随后追至莫斯科,与他同城而居;一八一一年一月,他仍照旧出入社交场合,星期三曾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家中赴宴。[出处]

1792—1800年(旺代战争时期)

皮埃尔自忖,七年前刚从国外归来时,若有人告诉他将来会安于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他绝不会相信——当年他曾想在俄国实现共和、想当拿破仑、想做战胜拿破仑的战略家,也曾开办学校医院、解放农奴。如今他却成了不忠妻子的有钱丈夫、爱吃喝抱怨政府的退休侍从、英国俱乐部会员,在莫斯科交际场上到处受欢迎的红人——他很久不能接受自己已沦为七年前所鄙视的那类莫斯科退休侍从。他一度以此不过是暂时的自我安慰,但也害怕像许多同类人一样,齿发俱全地进入这种生活,走出来时已齿发全无;渐渐地,他不再鄙视处境相似的同龄人,而是像怜悯自己一样怜悯他们。[4 处]

1792—1800年(旺代战争时期)

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绝望厌世,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从未停止,只是转入内心,靠读书、赴俱乐部、闲聊来回避。他看透社交场与共济会内部种种普遍而无人挑破的虚伪:受人崇拜的海伦其实空洞无物;拿破仑失势后弗朗茨皇帝反将女儿嫁给他为情妇;交战双方各自借同一个上帝为自己的胜利感恩;共济会兄弟们以血宣誓为邻人牺牲一切,却不肯为济贫捐一个卢布,为一张苏格兰地毯和一份谁也读不懂的会章争吵不休,阿斯特列亚支会与寻找吗哪派彼此倾轧;教会日日宣讲恕罪与爱邻人,一名逃兵却被鞭笞至死,行刑前一名老神甫让他吻十字架。皮埃尔认定这种虚伪与混乱人人心知肚明,却都尽量视而不见,自己既无力挑明,也失去了认真生活的勇气,只得在娱乐——出入交际场、酗酒、收购绘画、大兴土木,尤其是读书——中逃避。夜里读书直至就寝,靠酒精获得片刻对生活难题的漠然与虚假的从容,总以“以后”搪塞,而这个“以后”从未到来;只有清醒的清晨,那些问题重新变得无解而可怖。他想起士兵在枪林弹雨下靠找事做来减轻对危险的恐惧,认为世人——追逐功名者、赌徒、编纂法律者、渔色者、玩物丧志者、猎人、政客、酒徒、从事国务活动者——莫不如此,都只是在想方设法逃避生活本身。[5 处]

朱安党叛乱期间(1793—1795),文中最晚确指时间为共和三年穑月七日,即 1795 年 8 月下旬

一次登门老公爵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家的命名日宴,他是最后一位告辞的客人,独留客厅与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博尔孔斯卡娅闲谈,饭后心情畅快,带着日记中常自责的那种善意嘲笑的兴致,向她打趣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常告假来莫斯科是为寻访有钱的待嫁小姐,眼下正拿不定主意该追求她还是朱莉·卡拉金娜,随口问她愿不愿嫁给鲍里斯,不料触及公爵小姐的心事,令她突然含泪倾诉自己的不幸;他的愉快心情随之消失,关切追问却被她请求忘掉这些话。为安德烈的婚事,公爵小姐向他打听她未来嫂嫂娜塔莎·罗斯托娃的为人,他一时语塞、不知为何脸红,只答“她不聪明,可是又很聪明……她实在富有魅力,如此而已”,未能说清自己对这个姑娘的感觉从何而来。[9 处]

鲍里斯即将成婚、娜塔莎与安德烈已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具体年份文中未明说)

一八一一年一月,在莫斯科歌剧院,他神色忧郁、比先前更显发胖,对满场其他人皆漠然不顾,唯独一眼望见娜塔莎便兴致陡起,穿过座席赶到罗斯托夫家包厢,倚着包厢边沿与她攀谈许久。[出处]

其后,他因妻子来莫斯科而急于回避,又因见到娜塔莎而心绪难平,动身前往特韦尔看望已故恩师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的遗孀,取回她早已答应交给他的亡夫遗稿。返回莫斯科后,他收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的信,请他就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与其未婚妻的一件要事前去商谈。他一路揣测何事、又想到若安德烈公爵能早日归来与娜塔莎完婚就好了,却未料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他发誓保密后告知的真相:娜塔莎背着父母回绝了安德烈公爵,是他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从中撮合,让娜塔莎爱上了已经秘密结婚的阿纳托利·库拉金,并打算私奔。皮埃尔简直不能相信,痛惜安德烈公爵自尊心受损,又因“她们都是一个样”的念头而想起自己的妻子,对刚才在大厅中神情冷若冰霜地从他面前走过的娜塔莎生出轻蔑甚至厌恶,却不知她那份冷酷神情实为失望、羞愧与屈辱所致,并非她的过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担心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或安德烈公爵知情后与库拉金决斗,请皮埃尔以她的名义命令阿纳托利离开莫斯科、不准再在她面前露面,皮埃尔应允;随后又受命向仍不相信传闻的娜塔莎当面证实阿纳托利确已结婚多年,并对她发誓确认。[9 处]

冬季某日至次日(年份未明)

离开阿赫罗西莫娃家后,他驱车走遍莫斯科寻找阿纳托利——茨冈人聚居处、俱乐部——均无所获,途中一名俱乐部熟人向他打听库拉金拐走罗斯托娃一事是否属实,他矢口否认,为友人辩解此事纯属胡说。当夜他回到自家宅邸,撞见阿纳托利正在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的客厅中做客。他不顾妻子招呼,径直上前当众斥责她“您到哪儿,哪儿就出现伤风败俗和罪恶”,随即拽着阿纳托利的胳膊将他拖入书房。[5 处]

冬季某日至次日(年份未明)

书房中,他逼问阿纳托利是否答应过娶娜塔莎、是否企图拐走她;阿纳托利以“这种腔调的审问不必回答”搪塞,他狂怒之下揪住其制服领子连声摇晃,撕落了领扣。他索回娜塔莎写给阿纳托利的信,命令阿纳托利次日必须离开莫斯科、永远不许再提及娜塔莎一字;盛怒之中他举起一个沉重的吸墨器欲砸对方脑袋,随即又放下。阿纳托利趁他语气渐缓,反过来要求他为“流氓”“无赖”等辱骂之词道歉,他先是嘲笑,终究收回了话,又提出如阿纳托利需要盘缠可以给钱;见对方报以怯懦谄媚的笑容,他心头再度被激起憎恶,斥其“下贱,没有心肝,满门孬种”,转身离去。次日,阿纳托利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11 处]

约1812年春

次日,他登门告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阿纳托利已被逐出莫斯科,得知娜塔莎当夜服下偷偷弄到的砒霜自尽未遂,及时施救已脱离危险,但仍虚弱得无法送回乡下;他只见到惊惶失措的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与泪痕满面的索尼娅,未能见到娜塔莎本人。当天他在英国俱乐部用餐,四处听人议论有人企图抢劫罗斯托娃的传闻,一律矢口否认,只承认阿纳托利曾向她求婚遭拒,以此隐瞒真相、维护娜塔莎的名誉。此后他每日到访老公爵家中打听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归来的消息,心怀忐忑地等待。[3 处]

约1812年春

安德烈公爵归来次日,他登门探望,见对方正就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被流放一事与父亲、梅谢尔斯基公爵激烈争论,看出安德烈这份亢奋意在压抑内心的沉重思绪。单独相见时,安德烈向他证实退婚与令兄求婚的传言,将娜塔莎的信件与肖像交给他转交,并托他转告娜塔莎“过去和现在都完全自由”。皮埃尔重提二人先前在彼得堡关于“宽恕堕落的女人”的旧话,试探是否还有回旋余地,被安德烈决然打断、拒绝再提及此事。[8 处]

1811年秋冬

当晚他依约到罗斯托夫家将安德烈的信件转交索尼娅,随后应召去见娜塔莎·罗斯托娃。她消瘦苍白、神情严峻,全无他所预料的羞愧之态,请他转告安德烈自己求他宽恕。皮埃尔本欲责备她,此刻却只剩怜悯;他追问她是否爱过阿纳托利·库拉金,她答不知道,泣不成声。他劝她不要再谈下去,请她把自己当作朋友、日后需要帮助或倾诉时便来找他,吻了吻她的手;见她自认“生活道路全都完了”,他脱口说出:如果自己不是自己、而是世上最漂亮最聪明最好的人、并且是自由的,此刻就要跪下向她求婚求爱。娜塔莎含泪离去。皮埃尔驱车回家途中,比起这份感动与她最后含泪的一瞥,觉得赴俱乐部或访友都索然无味;仰望星空时,他望见那颗低垂地面、拖着长尾、被认为预示灾异的一八一二年彗星,却不觉恐惧,反倒觉得它与自己此刻软化、振奋、走向新生的心灵完全吻合。[10 处]

1812 年夏,俄历六月底七月初,圣彼得斋戒刚过之后

娜塔莎服毒获救后的养病期间,他常到罗斯托夫家探望,是病后消沉的娜塔莎唯一欢喜接待的来客;他待她温存、小心而严肃,唯恐谈话触及令她难堪的回忆,却不再向她表露自己的感情。娜塔莎只把这份温存看作他禀性善良、对谁都一视同仁,并不领情。[出处]

1812年夏(7月)

一八一二年七月,自那天从罗斯托夫家出来、望着彗星回味娜塔莎感激的目光起,那个长年折磨他的“为了什么”的问题从他心中消失了——他不再问万事有何目的,只反复想起她的模样,一想起她便置身于一个没有是非、唯有美与爱的光明境界。[2 处]他照旧出入交际场、大量饮酒,却觉得眼下的景况不能持久,一场势必改变他全部生活的惨剧将要临头,他急不可耐地寻找这惨剧的预兆。[出处]

1812年夏(7月)

共济会道友向他转述《启示录》的预言:第十三章称有一头兽“说夸大亵渎话”,有权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皮埃尔按法文字母与希伯来数字对应的算法推算,“拿破仑皇帝”一名与“四十二”之和皆为六百六十六,遂断定拿破仑就是《启示录》所预言的那头兽,其权限将于一八一二年届满(是年他年满四十二岁);他又试算自己的名字,去掉“L'empereur”前被省略的“e”后,“俄国人别祖霍夫”也得六百六十六,为此兴奋不已,深信自己与这桩预言中的伟大事件有关联。[4 处]

1812年夏(7月)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早晨,他依前一日之约到老相识拉斯托普钦伯爵家取《告俄国民众书》与军队的最新消息,遇见一名刚从军队回来的信使,受托把一口袋家信带回城分发——其中一封是尼古拉·罗斯托夫致父亲的信。拉斯托普钦把刚印好的皇帝《告莫斯科民众书》、发给军队的命令与最新告示交给他;命令中载明尼古拉因奥斯特罗夫纳一役获四级圣乔治十字勋章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被任命为猎骑兵团团长。他把命令与信打发人先送罗斯托夫家,其余文告留待赴宴时亲自带去。[4 处]

1812年夏(7月)

他早就想服兵役却始终未成,原因有二:他是共济会会员,受誓言约束,而共济会宣传永久和平、消灭战争;再者满城穿军服宣传爱国主义的人使他觉得羞于照样做。更主要的是他怀着一种朦胧的信念——“俄国人别祖霍夫”带着兽的数目六百六十六的意义,注定由他来结束那头兽的权限,因此他什么都不必做,只需等待那必然要发生的事情。[2 处]

1812 年 7 月(俄历),莫斯科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傍晚他来到罗斯托夫家——近一年来他发胖了许多,若非身材高大、四肢粗壮,几乎要显得丑陋;车夫已用不着问他是否等候,知道他不到十二点不会离开罗斯托夫家。[2 处]他未进门便听见娜塔莎·罗斯托娃在大厅练习视唱——自她病后未曾唱过歌,这歌声使他又惊又喜。娜塔莎告诉他哥哥尼古拉·罗斯托夫圣乔治十字勋章的消息(命令正是他送来的),随即急切地问起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他在俄国又服役了——是否有一天会原谅她;皮埃尔想起自己曾对她说,若他是世上最好的人、又是自由之身,会跪下向她求婚,怜悯、柔情与爱慕重新充满心胸,几乎又要说出同样的话,却被她打断。她称他是世上最善良、最宽厚的人,说当时若没有他、现在若没有他,不知自己会怎样,随即含泪转身继续唱歌。[5 处]

1812 年 7 月(俄历),莫斯科

他向老伯爵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交出《一八一二年告民众书》,报告军队已撤到斯摩棱斯克、皇帝次日将到莫斯科,又应彼得·罗斯托夫之请答应去打听骠骑兵的征募。整顿饭他若有所思,被问及民兵招募时答以“我对军事毫无兴趣,但是在目前,谁对自己都不能负责了”;饭后索尼娅朗读告民众书,娜塔莎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他,他极力不回头看她。临别时娜塔莎追问他为何心神不安,他想说“因为我爱你”却未说出口,只答“因为我最好还是少到您这儿来”,默默吻了吻她的手便走了出去,暗自决定再也不到罗斯托夫家来。[11 处]

1812年7月15日(俄历)

两天后,七月十五日早晨,他身着使他行动笨拙的窄瘦贵族制服来到斯洛博达宫,参加皇帝召集的莫斯科贵族与商人非常会议,心情激动:这次有贵族也有商人参加的、近似三级会议的集会,引起他久已搁置的关于民约论与法国大革命的联想;他在《告民众书》中读到皇上返回首都是为了同民众共商国事,越发认定期待已久的重要事件就要到来。他在人群中听退役海军军官讥讽民团、枢密官主张恭候圣裁,随即挤上前发言,主张贵族除表同情与喜悦外还应当商讨拯救祖国的大计、恭请皇上告知军队与作战部队的实况,却被枢密官、老相识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与一名捶胸顿足的爱国贵族先后呵斥打断。他愈要申辩愈说不出话——不是他的话无人赞同,而是人群为了鼓舞自己必须有可以感觉到的爱与恨的对象,他成了那个恨的对象,被人群推开、避开,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6 处]

1812年7月

皇帝到场致辞、又步入商人大厅含泪出来后,皮埃尔此刻只想着要表示自己什么都不在乎、一切皆可牺牲,为先前那番宪政演说感到惭愧,一心想找机会改正;得知马莫诺夫伯爵献出一团人,他立即向拉斯托普钦伯爵声明愿出一千人连带给养。[2 处]

1812年8月(法军逼近莫斯科、波罗金诺会战之前)

按这声承诺,他出资组建民军团,为士兵花费比马莫诺夫伯爵的团队更多;最令莫斯科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亲自穿上军装、骑马走在团队前头,对来看的人一律免费。到九月法军逼近莫斯科时,他对自己掏钱办的团已十分厌烦,自嘲会成为法国人绝好的靶子、怕爬不上马去。[3 处]

1812年8月(法军逼近莫斯科、波罗金诺会战之前)

这个月莫斯科社交界盛传他是娜塔莎·罗斯托娃的“骑士”,朱莉·卡拉金娜的告别晚会上当众以此打趣他,说“全莫斯科都知道”;他涨红了脸断然否认自己担任过罗斯托娃小姐的骑士,称已近一个月没到罗斯托夫家去,不懂这种残酷的闲话。同场他告诉朱莉,罗斯托夫家彼得·罗斯托夫参加了费佳·奥博连斯基的哥萨克部队、在白采尔科维整编后调到他的团,伯爵夫人见不到儿子不肯离城。[5 处]

1812年8月下旬(俄历8月24至25日)

九月间法军逼近莫斯科,皮埃尔从仆人取回的两张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上第一次清楚地看出法国人一定要到莫斯科:第一张辟谣说拉斯托普钦伯爵并不禁止人们离开莫斯科,反而欢迎太太小姐们和商人的妻子离开,“可以少点恐惧,也就少点传闻”,并以生命担保“那个恶棍决到不了莫斯科”;第二张说俄军大本营已设在维亚济马,维特根施泰因伯爵打败了法国人,军火库备有军刀、手枪、长枪,将廉价卖给愿意武装起来的居民。他摆牌阵占卜该不该去从军,牌阵虽摆通了,他还是没到军队里去,留在莫斯科这座空城里,时时刻刻在惊慌、犹疑、恐惧中,同时又怀着喜悦期待着什么可怕的事情。[4 处]

1812年8月下旬(俄历8月24至25日)

住在城里的长姊堂姊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来找他,责备大家都在搬走、老百姓在闹事,只求他吩咐人把她送到彼得堡去,自称“决不做您的拿破仑的顺民”,又痛骂拉斯托普钦是亲自撺掇老百姓闹事的伪君子、坏蛋,说一位相识的太太因当众说了一句法国话,老百姓差一点没把她打死;皮埃尔依旧用惯常的玩笑口吻答“我办,我办”——他充当她的恩人这个角色总觉得过意不去,所以习惯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次日傍晚公爵小姐走了,他的总管来通知说,不卖掉一处庄子就筹不出装备一个团所需的费用、建团的主意一定使他破产,他忍不住要笑出来,答道“那您就卖了吧,我现在不能打退堂鼓”。一切情况变得越糟——特别是他的家业——他反而越高兴,觉得所期待的灾难临近也就越明显;城里几乎没有他的熟人了,朱莉·卡拉金娜走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走了,亲近的熟人里只有罗斯托夫家没走,他却也不常去。[7 处]

1812年8月下旬(俄历8月24至25日)

一天他出门散心,到沃罗佐沃村去看德裔机械师列比赫为消灭敌人制造的大气球——一只遵照皇上的意愿制造的实验气球,次日就要升空,当时尚未做好;叙述者引录了亚历山大一世为此写给拉斯托普钦的信,命列比赫准备就绪后组织可靠的人作吊篮乘员、派信使知会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并叮嘱注意第一次降落的地点、不要误落敌人手里。回城途中经过沼泽广场的行刑台,他看见一名被指控为奸细的法国厨子当众受鞭刑,旁边还有一个面色苍白的瘦削法国人也要受刑,围观人群的冷酷与受刑者的眼泪令他深受震动,一路哼哧着鼻子、自言自语、浑身打战,回家后便下了最后的决心:再也不能留在莫斯科,当天就要去参军。他吩咐车夫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当夜动身前往莫扎伊斯克,因鞍马不及安排,行期推迟到次日。[7 处]

1812年8月下旬(俄历8月24至25日)

八月二十四日,阴雨过后天放了晴,午饭后他离开莫斯科。当夜在佩尔胡什科夫换马时,他听说那天傍晚打了一场大仗,地面都被炮声震得打颤,问谁打胜了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是二十四日的舍瓦尔金诺战役。次日黎明他到达莫扎伊斯克,全城房屋都驻了兵,城里城外到处是哥萨克、步兵、骑兵、大车、炮弹箱和大炮;他离莫斯科越远、越深入这士兵的海洋,就越感到焦急不安,又有一种还没有体验过的新鲜的喜悦,一种类似当初在斯洛博达宫见皇帝驾临时所体验的、必须做点什么和牺牲点什么的感情。生活的舒适、财富甚至生命,在他看来都成了可以抛弃的虚妄;他并不清楚自己为之牺牲的是什么,但牺牲本身对于他是一种新鲜的快乐。[3 处]

1812年8月25日(俄历)清晨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他离开莫扎伊斯克。出城后是陡峭弯曲的山路,一个骑兵团队唱着歌下山迎面而来,路旁停着装载昨日(二十四日)战斗中伤兵的大车;伤兵们包着破布、面色苍白。一个站在车后的士兵带着苦笑对他说,这个年头“不仅看见了士兵,也看见了庄稼汉”,庄稼汉也被赶上战场,“现在什么都不分了……要老百姓都一齐冲上去,一句话——莫斯科。他们要拼到底”。他虽听不很清楚,却点头赞同。[2 处]

1812年8月25日(俄历)清晨

途中他遇见第一个熟人——一名坐着篷车赶路的军医官,身边带着一个青年医生。军医劝他直接去见勋座(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说在开战的时候何必到这谁也不知道、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又告诉他明天就要打一场大仗:一支十万人的军队至少要有两万伤员,可担架、病床、医士、医生还不够六千人用的,只好自己看着办。皮埃尔由此想到:在那成千上万活生生的、怀着愉快的好奇心看他帽子的人们中间,有两万人注定要受伤和死亡,而他们此刻并不去想那等待自己的命运,只对他的帽子感到惊讶——多么奇怪。[4 处]

1812年8月25日(俄历)清晨

他继续向塔塔里诺沃行进。大道左侧一所停着马车、设有勤务兵与哨兵的地主宅邸是勋座的住处,但库图佐夫不在,参谋人员都做礼拜去了;他遂向戈尔基进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农民民军(一八一二年民团):头戴缀十字架的帽子、身穿白衬衫的农民在两名军官指挥下挖土筑垒,大声谈笑、兴致勃勃。他想起莫扎伊斯克山路上那些伤兵,开始明白士兵那句“要老百姓都一齐冲上去”的意思;这些在战场上干活儿的大胡子农民,那古怪笨重的靴子、冒着汗的脖子、敞开衬衫领口下晒黑的锁骨——这一切比皮埃尔过去所见所闻更强有力地使他感到此时此刻的严肃性和重要性。[3 处]

1812年9月6日(俄历8月25日)上午十一时

随后他登上军医官所指的那座可以望见阵地的土岗。时近上午十一时,阳光透过清洁稀薄的空气,明晃晃地照着他面前像圆形剧场一般隆起的广阔战场:斯摩棱斯克大路穿过坡下那座有白色教堂的波罗金诺村,跨桥起伏伸向六俄里外可以望见的瓦卢耶瓦村——一名军官告诉他,拿破仑此刻就驻扎在那里;右方沿科洛恰河与莫斯科河是峡谷纵横的山地,左方平坦的田野上有一座被烧掉、仍在冒烟的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他既找不到想象中的“战场”,也分不清敌我队伍,便向那名修筑过全部工事的军官打听阵地:军官告诉他,俄军中央在波罗金诺,右翼在莫斯科河沿岸有三座坚固的多面堡,昨日还在舍瓦尔金诺的左翼已后撤到谢苗诺夫斯科耶,又指着拉耶夫斯基土岗说,不管在哪儿打,“我们的人明天都要大大地减员”,一名年长中士随即上前打断了他。[3 处]

1812年9月6日(俄历8月25日)上午十一时

随后一营光头的步兵与穿法衣的神甫、唱诗班抬着一幅巨大的、金光闪闪的黑脸圣像来到波罗金诺山脚下——这是从斯摩棱斯克运出、从此跟随军队的斯摩棱斯克圣母像。士兵、军官与民军抛下铁锹,成群跑向行列;祈祷开始后,站在农民中间的皮埃尔被周围人脸上那意识到“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的严肃神情吸引住,连官员中几位熟人也不去看。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祈祷时到场,庞大肥胖的身躯鞠躬触地,跪下吻圣像后因身体笨重和衰弱半天站不起来,重又鞠躬触地;将军、军官、士兵与民军随后依次拥向前去吻圣像。[3 处]

1812年8月下旬(俄历8月26日波罗金诺战役前夜)

圣像行列前行至戈尔基时,他遇见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鲍里斯邀他随贝尼格森一行巡视左翼、到自己住处过夜凑一局牌。他到库图佐夫面前鞠躬,库图佐夫以长辈口吻称是自己夫人的崇拜者、愿把住处供他使用;随即旧日与他决斗的多洛霍夫当众走近,为两人当年的误会请求原谅,含泪拥抱吻他,他茫然不知说什么,一味咧嘴微笑。半小时后,他随贝尼格森一行出发视察战线。[5 处]

1812年8月25日(俄历),即波罗金诺会战前一日

贝尼格森一行巡视战线途中,他驰过桥、进入波罗金诺,经过士兵正在挖土的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叙述者在此写道,他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多面堡,不知道这个地方比起波罗金诺战场任何地方,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值得纪念的地方。经过谢苗诺夫斯科耶、来到正在构筑的凸角堡前,他听到军官们议论舍瓦尔金诺多面堡那边几个骑马的人中有拿破仑一世,便极力猜测哪个影影绰绰的人影是拿破仑。贝尼格森向他讲解全军形势,他费尽心思想弄清却一点也没听懂;贝尼格森问他“您大概不感兴趣吧”,他答“非常有趣”,说了违心的话。行至极左翼图奇科夫兵团驻地,贝尼格森斥军队不据守制高点、自作主张下令移上高地,皮埃尔听得明白、也赞成其意见,却不能理解布署者为何犯下这样明显的错误——他不知道那些军队是隐蔽待伏的,贝尼格森这一调动正破坏了伏击。[5 处]

1812年8月25日(俄历),波罗金诺会战前夜;公历1812年9月6日

八月二十五日傍晚,他离开贝尼格森一行,到克尼亚兹科沃村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猎骑兵团驻地,说想看看战斗——这一天他已多次无意识地重复“有趣”这个字眼。安德烈对他报以冷淡甚至敌视的目光,使他记起前次莫斯科之行的痛苦时刻,又以“共济会员们对战争有什么意见?怎样才能防止战争啊!”相讥。皮埃尔随即告诉他,安德烈的妹妹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儿子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已到莫斯科、又去了莫斯科近郊的庄园(消息是朱莉·德鲁别茨卡娅告知的)。[5 处]

1812年9月6日夜(俄历8月25日),波罗金诺战役前夜

安德烈挽留众军官喝茶时,皮埃尔讲起莫斯科的情形与巡视所见,众人问他对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任命与巴克莱·德·托利的看法;当安德烈说到要不收容俘虏、法国人全是罪犯应当处死时,他眼睛闪着亮光,连声说“我完全、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从莫扎伊斯克山下来折磨他一整天的那个问题,此刻在他心中已十分清楚、完全解决:他懂得了这场战争与当前战役的全部意义与重要性,懂得了物理学上所说的“潜在的热”——他在人们脸上看到那种潜在的爱国热,这使他明白那些人为什么那样从容地、仿佛满不在乎地去死。他看不清夜色中安德烈脸上的表情是凶恶还是温柔,在心里自问自答“他不愿意我再进去”,认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深深叹口气,骑马回戈尔基去了。[3 处]

1812年9月7日(俄历8月26日)清晨

八月二十六日拂晓,皮埃尔在戈尔基鲍里斯让给他的房间角落里醒来,屋里已空无一人,马夫推醒他时炮声阵阵传来。他赶到昨日观战的土岗,晨曦中波罗金诺村、科洛恰河与沃伊纳河汇流处、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军队都沐浴在带金红色彩的晨光里,第一轮炮击的浓烟开始成团升起、与融散的晨雾混成一片;他觉得眼前这满是硝烟、刺刀、大炮与声响的景象生机勃勃、庄严壮丽,周围人们脸上都带着那种他昨日已完全理解的感情潜热。他转而望向戴红箍白帽、用望远镜瞭望大路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听他对一名将军说“去吧,亲爱的朋友,去吧,愿基督与你同在”;随即跨上一匹马,追着那奉命前往渡口的将军驰下土岗,把站在山岗上望着他的参谋人员都逗乐了。[6 处]

1812年9月7日(俄历8月26日)上午约十时前后

会战当日,他追随那将军驰下山去,将军陡然向左转、从视野中消失,皮埃尔独自闯入步兵行列,驰到戈尔基与波罗金诺之间的科洛恰河桥头,遇见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副官,随他登上战场中央的土岗炮垒,这才第一次看见伤员、看见一个孤独横卧在草地上的士兵。[4 处]炮垒上他以戴白帽的非军人装束出现,士兵们起初不以为然地侧目,随后见他安详谦和、像在林荫道上似的在弹雨中散步,便把他纳入“自己的家庭”,善意地称他“我们的老爷”。[出处]他观察炮垒里如家庭般的气氛:士兵们对飞来的炮弹打趣说笑,伤亡愈重反而愈活跃,人人脸上都闪出那潜在的烈火,他觉得自己的灵魂里也燃烧着同样的火。[3 处]快到十点钟,指挥两尊大炮的青年军官中弹倒地;炮垒火药告罄,他自告奋勇跑去取弹药箱,途中弹药箱被炮弹击中爆炸,他被气浪掀翻在地,清醒时只见弹药箱已化作焦黑的碎木片与破布,一匹拖着散了架车辕的马从身边飞跑而过。[4 处]当日领他登上炮垒的那名副官,他很久以后才知道当天失去了一只胳膊。[出处]

1812年9月7日(俄历8月26日)上午,波罗金诺战役进行中

皮埃尔逃回炮垒的这趟经历以恐怖收场:炮垒里已听不见炮声,老上校背朝下趴在胸墙上死去,一个喊“弟兄们!”的士兵正被俘走,另一个士兵被刺刀捅进后背;一名又瘦又黄、满脸流汗的法国军官持军刀向他冲来,两人撞作一团,皮埃尔本能地抓住对方肩头、掐住他的喉咙,那军官丢了军刀,两人互以惊惶的目光对视,都不知道究竟是谁俘虏了谁,直到一颗炮弹低低地从头顶飞过才松开。迎面一大群密集的俄军呐喊着冲上炮垒——叙述者称之为叶尔莫洛夫邀功的一次冲锋,据称他为了激励士气把衣袋里所有圣乔治勋章都扔到土岗上让士兵去拿——一度占领炮垒的法军随即逃跑,俄军高喊“乌拉”追出老远、无法叫回。他从土岗上下来,看见成群的俄国和法国伤员走着、爬着、被担架抬着,其中一名受伤的将军被军官们围住;他重登那个待过一个多小时的土岗时,那个接纳过他的“家庭小圈子”已没有一个人留下,只认出青年军官仍弯腰坐在胸墙边一摊血泊里、红脸士兵还在抽搐却无人来抬。他跑下土岗,心想“现在他们该住手了,现在他们该为他们做过的事感到恐惧了”,随即朝撤离战场的担架队走去;被浓烟遮住的太阳升得更高,前方特别是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左方的枪炮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像人声嘶力竭的喊叫一样越来越强。[7 处]

1812年夏(俄历七至八月);信于俄历八月初发出,送达时值波罗金诺会战前后

八月初,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写来一信,通知他自己已信了唯一真正的宗教、打算嫁给一位亲王,请他履行离婚所必要的一切手续;信送到他家里时,他正在波罗金诺战场上,浑然不知。[2 处]

俄历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夜至八月二十七日黎明

波罗金诺会战临近结束时分,皮埃尔从拉耶夫斯基炮垒跑下来,混进一群沿山谷向克尼亚济科沃村走去的伤兵中间;经过救护站,他看见血、听到喊叫与呻吟,便又混进士兵群里继续往前走,一心只想逃开这一天的可怕印象、回到日常生活的环境,但那样的环境到处都找不到。沿莫扎伊斯克大道走了约三俄里,他在路边坐下。半夜,三个士兵在近旁点起火、煮面糊糊,问他是什么人;他为了跟士兵接近、为士兵所了解,主动压低自己的身份,自称是民兵军官,来参战却与自己的人失掉了联络。士兵请他一起尝面糊糊,他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他报出自己名叫“彼得·基里洛维奇”,便随三个士兵摸黑向莫扎伊斯克走去。天将亮时,进城的马夫在半山腰凭黑暗中发白的帽子认出他;他与士兵们道别,本想给他们一点钱,随即又觉得不必。客栈已没有空房,他蒙头睡在自己的马车里。[12 处]

1812年9月,波罗金诺战役(9月7日)后数日

这一夜他在客栈院中的马车里做了一场日后反复回想的梦:枪炮、血腥与死亡的幻觉过后,他望见“他们”——炮垒上战斗的、给他饭吃的、向圣像祈祷的士兵——与死去的恩师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一面渴望“当一名士兵,一个地地道道的士兵”,把整个身心投入他们那种共同的生活,抛掉自己身上一切多余可恶的负担;一面听一个声音宣讲:战争是人类自由对上帝法律的、最艰难的服从,朴实是对上帝的顺从,人怕死就得不到任何东西,谁不怕死一切都属于他,不经历一番忧患人就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梦中的答案是“善于在自己的灵魂中把一切事物的意义联合起来”——不是把思想连接起来,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他反复念叨“得结合起来”,觉得这句话表达出他所要表达的一切、解决了他的一切烦恼。[3 处]天亮后他被车夫唤醒,梦中的启示顿时泯灭;车夫、马夫与店东告诉他,法国人快到莫扎伊斯克了,俄军正在撤退。军队已经开拔,留下上万伤员,各家院子里、窗口里和大街上都挤满了伤员;他徒步穿过城市,让一名相识的受伤将军搭上他的马车,一同回莫斯科,路上得知内兄阿纳托利·库拉金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死讯。[3 处]

1812年8月30日(俄历)

八月三十日,他回到莫斯科。快到城门口时,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迎上来,说伯爵一定要见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没有回家,雇马车径直赶到总督府。总督府的前厅与接待室挤满了奉召前来请示对策的文武官员:瓦西里奇科夫与普拉托夫已向拉斯托普钦报告莫斯科守不住、即将放弃,消息虽瞒着居民,各机关首长却都已知道,纷纷来向总督推卸责任。等候期间他读到一张拉斯托普钦的新传单,宣称总司令已越过莫扎伊斯克建立坚固阵地、将保卫莫斯科到最后一滴血甚至进行巷战,号召市民备好斧头、猎熊矛与三股叉(“一个法国佬并不比一束黑麦重”),并宣布次日把伊韦尔圣母像抬到叶卡捷琳娜医院为伤兵治病;副官解释传单里“本来一只眼有病、现在两眼雪亮”一句,不过是伯爵生过针眼。副官又告诉他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要到国外去的传闻,他漠不关心地答“可能”。他认出等候的老商人韦列夏金,副官讲述了韦列夏金之子写布告入狱的案子;他当场点破拉斯托普钦是要那青年供出克柳恰廖夫[5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莫斯科弃守前夕

同日在总督府一场谈话的中间,皮埃尔被请去见拉斯托普钦。伯爵以“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试探他是否共济会员,随即称斯佩兰斯基与马格尼茨基已被流放、对克柳恰廖夫“也要这样办”,把这类“假借建设所罗门圣殿而却极力破坏自己祖国圣殿”的人一概斥为共济会员;又责备他把马车借给已被放逐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替他保存文件,以长辈口吻命令他与“克柳恰廖夫之流”断绝往来、尽快离开莫斯科。皮埃尔问克柳恰廖夫何罪、提起韦列夏金案没有证据,伯爵勃然打断,说韦列夏金是“叛徒和内奸,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末了又问传闻中伯爵夫人陷入耶稣会神父们的魔掌是否属实。皮埃尔怒得前所未有,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5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莫斯科弃守前夕

当晚他回到家中,营里的上校、账房、管家与各色请愿者共八人候他解决事务,他既不懂也不感兴趣,只为摆脱这些人而一一敷衍;只剩一个人时拆开妻子的信(海伦要他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封)读了一遍。信的内容与他脑中的思绪混成一片——炮垒上的士兵、安德烈公爵的死讯、“服从上帝就是淳朴”、“一切事物的意义在于结合起来”——他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次日清晨管家禀报,拉斯托普钦专门派警官来打听他走了没有;他匆匆穿好衣服,不去见客厅里等候的十来个来客,从屋后的门廊溜出大门。从这时起到莫斯科大破坏结束,别祖霍夫家里的人到处寻找,再也没看见他,也不知他的下落。[5 处]

1812年9月

溜出宅邸后,他雇车赶到主教塘大街巴兹杰耶夫的宅子——遗孀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已派人请他去接管亡夫的图书、自己带着孩子下乡去了托尔若克,家中只余老仆格拉西姆与恩师半疯的兄弟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认定眼下最要紧的是清理恩师的图书文件,便进入恩师生前那间尘封的书房,取出附有恩师注释的《苏格兰教律》真本,在书桌前沉思了两个小时;随后他抓住格拉西姆的衣扣,求他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是谁,索要一件农民的衣服和一支手枪。当夜他睡在书房里,格拉西姆替他弄来农民的长衫与帽子,应许次日再弄手枪。[8 处]

1812年9月1日前后(俄历),莫斯科弃城之日

他换上一身车夫的长褂子,在莫斯科街头行走。九月一日罗斯托夫家撤离莫斯科、车队绕过苏哈列夫塔楼时,娜塔莎认出正穿过塔楼拱门的皮埃尔:他低着头、神色严肃,身旁跟着一个黄脸无须、穿粗呢外衣、好似仆人的小老头。皮埃尔看见探出车窗的娜塔莎,起初向她走去,走了十来步又停住;经娜塔莎唤他“彼得·基里雷奇,来啊!我们认出您了!”,他抓住她伸出的手、一边走一边笨拙地吻了吻。伯爵夫人问他“您怎么样,打算留在莫斯科吗”,他答“是的,留在莫斯科。再见吧”,又说自己上过前线、明天又有战斗,随即让过马车、走上人行道,连声说“可怕的时代”。[6 处]

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俄历)下午至夜间

九月二日,法军进占莫斯科,皮埃尔已在巴兹杰耶夫书房中度过两天孤独而不寻常的生活,陷入接近疯狂的状态。他借清理亡师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的图书文件留在宅中,实为逃避满脑子乱麻似的人生要求,从追忆波罗金诺战役与亡师那种永恒、宁静、庄严的精神境界中寻求慰藉;他叫格拉西姆弄来农民外衣和手枪,决意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他记起兽的数目的推算,相信“俄国人别祖霍夫”注定要结束那头兽——拿破仑——的权力,也记得一八〇九年弗里德里希·施塔普斯在维也纳行刺拿破仑、被枪毙的详细经过,行刺计划因而更添悲壮。第二天他随人群到三山门口,回去后明白莫斯科不会保卫,便把刺杀拿破仑当作必行之事:要么自己灭亡,要么结束这场他认定由拿破仑一人造成的全欧灾难。驱使他的是两种感情——在普遍不幸中牺牲受苦的必要,以及那种蔑视一切虚伪、不自然之物的俄国式感情,后者他第一次在斯洛博达宫体验到。这些天的粗食、伏特加、脏内衣和在硬沙发上度过的两个不眠之夜,使他的身体与精神同处近乎疯狂的激动状态。当天下午一点多钟法国人已经进城,他正在房中想象自己的牺牲,半疯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醉醺醺闯进来抓起手枪,被格拉西姆与看门人夺下;随即一名厨娘尖叫着跑进过厅,说“他们来了,四个人骑着马”,走廊里响起敲门声。[11 处]

1812年9月

法军进宅后,皮埃尔隐在走廊门后,打定主意既不出示身份、也不让人知道他会法语;进来的法国人是第十三轻骑兵团上尉朗巴与一名勤务兵。眼见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握着枪从厨房门探出头来、正瞄准朗巴,皮埃尔扑上去夺枪,枪声却已响起,弹丸打在墙上,法国军官险些送命。他顿时忘掉隐藏会法语的决定,用法语询问朗巴是否受伤,并再三为醉汉求情,说他是“不幸的疯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朗巴认定“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尽管皮埃尔声明自己是俄国人,仍把他当作同胞与救命恩人,当场赦免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挽着他的胳膊一同走进屋里;勤务兵随即从厨房端来菜汤、烤羊肉与葡萄酒。[11 处]

1812年9月13日夜(俄历9月1日夜)前后

当晚朗巴邀他共进晚餐,他本想起身离开,却被一种奇怪的软弱感觉钉在椅子上。几杯酒下肚,同这个快活而和蔼的法国人交谈,几天来靠郁闷心情维持的刺杀计划被彻底瓦解:手枪、匕首与农民服装都已备好,拿破仑一世次日就要进城,他却预感到自己不会去执行了——先前那种复仇、杀人、自我牺牲的郁闷情绪,一接触第一个法国人便烟消云散。[出处]

1812年9月13日夜(俄历9月1日夜)前后

朗巴向他讲述自己的身世与种种恋爱故事时,他出神地回想起自己对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爱情,尤其想起上次在苏哈列夫塔楼旁与她的相遇——那次见面当时对他毫无影响,此刻回想却含有一种动人的、诗意的东西。他借酒劲向朗巴倾诉自己的一生:年轻时爱过一个永远不会属于他的女人,却因自己是没名望的私生子而不敢想望;有了名望和财产之后,又因太爱她、把她看得太高而不敢想望。在朗巴的追问下,他又讲出自己的婚姻、娜塔莎与他最好的朋友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爱情与她的背信弃义,以至他的社会地位,甚至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4 处]

1812年9月13日夜(俄历9月1日夜)前后

他们走到街上时已是深夜:宅子左边彼得罗夫卡大街火光烛天,那是莫斯科第一批大火;夜空高悬一钩新月,对面有一颗皮埃尔把它与自己的爱情连系在一起的彗星。他望着火光、星空、月亮与彗星,感到赏心悦目的欢愉,随即想起自己的计划,一时头晕目眩;他没有与朗巴告别,便回房倒在沙发上,立刻睡着了。[3 处]

1812年9月3日(俄历,合公历9月15日)

九月三日清晨,皮埃尔醒来,头痛,和衣而卧,模糊觉得昨晚同朗巴的长谈是一件可耻的事——正是那场谈话瓦解了他的刺杀决心。他重又拿起在苏哈列夫塔楼跟手枪一起买来的那把不快、缺口、带绿鞘的匕首,藏在背心下面;手枪已经放过、来不及装弹,他也一再认定一八〇九年那个大学生(弗里德里希·施塔普斯)想用匕首刺死拿破仑一世的主要错误正在于用匕首。他心里明白,自己此刻的主要目的已不是实行计划,而是向自己表明没有放弃它;他压低帽檐避开朗巴走出宅门,沿小巷赶往阿尔巴特街的圣尼古拉教堂——那是他早已选定的举事地点。他注定到不了那里:四小时前拿破仑已从多罗戈米洛夫郊区经阿尔巴特街进了克里姆林宫,坐在沙皇书房里心情极端恶劣地下令扑灭火灾、严禁抢劫、安抚居民,而皮埃尔浑然不知。途中他在一处火场被一名哭号的妇女拦住:小路边堆着鸭绒被、茶炊、神像和箱子,逃出来的妇女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扑到他脚下,哭诉女儿卡捷奇卡在火里不见了。皮埃尔随她的女仆阿尼斯卡赶到正在燃烧的厢房,又同一名脸上有黑痣、只穿衬衫的法国兵从屋后花园的长凳下抱出一个穿粉红衣裳的三岁女孩——那孩子生着瘰疬病、相貌像母亲,一见生人便尖叫,用小手掰他的手指、咬他的手。他怀着惊惧与憎恶强抱住孩子,跑过花园另寻出路。[7 处]

1812年9月(俄历8月),法军占领莫斯科、城中大火期间

皮埃尔抱着女孩跑回波瓦尔大街拐角格鲁津斯基花园时,那儿已聚满从火里抢救出财物的人家与形形色色的士兵。他寻找女孩的母亲未果,却看见两个法国兵欺辱一家人:一个穿灰外套、赤脚的小个子从老人脚上扒靴子,一个穿厚呢女外衣、驼背精瘦的高个子扯下一位亚美尼亚年轻女人脖子上的项链。皮埃尔怒不可遏,扔下女孩扑上去,抓住那高个士兵的肩把他扔了出去,又撂倒拔短剑扑来的小个子,围观众人一片喝彩。正在这时一队骑马枪骑兵巡逻队赶到,将他围住逮捕。他身上被搜出匕首,军官问他可会法语,并召来一个穿俄国平民衣服的翻译——皮埃尔认出他是莫斯科一家商店的法国店员;翻译打量后说他“不像普通老百姓”,军官遂断定他像放火的人。皮埃尔拒绝说明身份,用法语回答“我是你们的俘虏,把我带走吧”。当他抱回的女孩无人认领、麻脸女人问他孩子往哪儿放时,他一时冲动,谎称那女孩是他的女儿。这支巡逻队是奉迪罗涅尔之命派往各街制止抢劫、捉拿纵火犯的许多巡逻队之一,当天已抓了五名俄国嫌疑犯和几名抢劫犯,而在所有嫌疑犯中皮埃尔最可疑。他被带到祖波夫土围子的拘留所,在严密看守下被单独监禁。[9 处]

1812年9月上旬(俄历;九月八日第二次受审之前)

被押进祖波夫土围子拘留所的第一夜,逮捕他的军官与士兵对他既怀敌意又怀敬意:敌视是因为他们刚同他打过一架,疑心则因猜不透这个会说流利法语、身穿农民衣服的大胖子究竟是什么人。[出处]次日换班后,新来的看守已不把他看作那个同抢劫的士兵拼搏过、讲过拯救儿童的豪言壮语的人,只当作一名奉命拘留的俄国囚犯;因他原来住的单间被一名军官占去,皮埃尔遂与其余嫌疑犯关在一起。同押的俄国人都是最下层的人,看出他是贵族、又嫌他会说法语,都疏远他,他听见他们嘲笑自己,心里十分郁闷。[2 处]第二天晚上,他听说所有被拘留的人——他大约也在内——都以放火罪论处。[出处]

1812年9月上旬(俄历;九月八日第二次受审之前)

第三天,他与其他被告被带到一名白胡子将军、两名上校与几个系肩带的法国军官面前受审。审讯的问题都是撇开事情实质、预先掘好的一道沟渠,只求把被告的答话引向可以定罪的方向,任何回答都能成为罪状:他说把从火里救出的小女孩交给她的父母,被拦住;说保护受辱的女人是每个人的责任,又被拦住;说在着火的院子里是出来看看莫斯科的情况,仍被拦住。将军在笔录上批道“记下来,这个不好,很不好”。[3 处]

1812年9月上旬(俄历;九月八日第二次受审之前)

被拘第四天,祖博夫斯基土城起火,皮埃尔与另外十三名囚犯被解到克里米亚浅滩一家商人的车棚里,又关了四天。街上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四面都在着火,他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的意义,只恐惧地望着烛天的大火;从法国士兵的谈话中他听说所有被拘留的人都在等候元帅的决定,而究竟是哪个元帅,他打听不出来——在士兵心目中,元帅代表着一种最高、有几分神秘的权力。九月八日第二次受审之前的那些天,他觉得最难过。[4 处]

1812年9月8日(俄历,公历9月20日)

九月八日,皮埃尔与另外十三名囚犯被解往圣母广场,在广场边谢尔巴托夫公爵宅——法军元帅达乌驻节之处——受第二次审讯。点名时他仍被称作“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一个他自己觉得可怕的称号。审讯中他起初说不出话:说出第一次受审时的话他不敢,说出姓名与地位又既危险又可耻;达乌先以“我认识这个人”相吓、随即向另一名将军宣称“这是一个俄国间谍”,他这才以恳求的喊声自称是未随莫斯科撤退的民兵军官,报出姓氏别祖霍夫。达乌追问谁能证明他说的是真话,两人相对注视了几秒钟——皮埃尔感到,在这注视里一切战争和法庭的条件都消失了,两人之间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他随即想起朗巴,说出他的团队、姓名与所住街道作证。副官进来报告打断了审讯,达乌听了报告便面有喜色、扣上纽扣,把他完全忘在脑后,经副官提醒才皱眉点头命人将他带走——究竟是押回棚屋还是押往圣母广场旁同伴指给他看过的行刑场,他无从知晓。他由此想通:判决他死刑的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也不是那个以人情目光看过他的达乌,而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是制度在杀害他,剥夺他的生命。[10 处]

1812年秋(拿破仑大军占领莫斯科期间)

离开谢尔巴托夫公爵府第后,这批囚犯被押过圣母广场,带到圣母修道院左边的菜园行刑场——一根柱子后挖着带新鲜泥土的大坑,柱子两旁站着两排穿蓝制服、戴高筒帽的法国兵。皮埃尔被排在第六名,他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只是被带来陪绑的,前五名才是被处决的人。五个犯人中两个剃光头——一个又高又瘦,一个面黑、多毛、筋肉发达——另有一个四十五岁左右、保养得很好的家奴和一个蓄浅褐色大胡子的俊秀农民,第五个是个又瘦又黄、十八九岁的工人。法国人按“一次两个”的办法行刑:最先两个犯人被蒙上眼睛、捆在柱前,十二名步兵在八步外齐射,接着又是两个。皮埃尔前几轮都转过脸去,到第五个——那个穿工作衫的工人——他再也移不开眼睛。工人起初吓得跳到一旁、抓住皮埃尔求助,被皮埃尔打了个寒噤挣脱;走到柱前他忽然不喊了,自己整了整脑后勒得太紧的布结,靠上血渍斑斑的柱子,把两脚摆齐站稳。皮埃尔后来怎么回忆也记不起枪声,只看见那工人突然在绳子上坠下来、身上两处出血,绳子被坠得松散。他跑到柱子跟前,没有人拦他,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把尸首拖进坑里填平。他环顾四周,在所有俄国人和法国兵脸上都看见和自己心里一样的惊悸与恐怖,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闪过:这事究竟是谁干的?他们和我一样感到痛苦,究竟是谁?行刑后,一个年轻士兵被这场面吓得脸色死白、像喝醉了似的踉跄,被一名年老军士拖回连队;一个法国兵想说“这就是他们放火得到的教训”来自我安慰,却话没说完便挥挥手走开了。[14 处]

1812年秋(法军占领莫斯科期间)

行刑结束后,皮埃尔被隔离开来,单独关进一座破烂、肮脏的小教堂。傍晚,看守的军士带着两名士兵进来,宣布他获赦免,领他去战俘营;他机械地跟着走,听不懂人们说的任何话,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和身子。目睹那场不愿做那种事的人执行的屠杀后,他心中那根赖以支持一切、一切靠它才有生气的弹簧被突然扭断:对美好的世界、对人类和自己的灵魂、对上帝的信仰全部破灭。先前这类怀疑来自他本人的罪过,他还能觉得摆脱它须求诸自我;此刻他却觉得整个世界垮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废墟,再也无力恢复对人生的信仰。[3 处]

1812年秋(法军占领莫斯科期间)

战俘棚里有二十来个囚犯。黑暗中,一个脱靴子时动作麻利、浑身汗味的小个子坐到皮埃尔身边——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阿普舍龙团的兵,因打摆子病倒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被法军俘获。他劝皮埃尔“别难过,朋友:忍受一时,长命百岁”,剥出烧土豆撒上盐给他吃,皮埃尔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卡拉塔耶夫自称在部队里被叫作“雏鹰”,讲自己本是富足的庄稼汉,到别人林子里砍柴被看林人捉住、受审后被送去当兵,顶替了有五个孩子的弟弟米哈伊洛——“劫数难逃”,他说,“幸福好比网里水:你拉拉网——鼓鼓囊囊的,可是拖上来一看,啥也没有”。他临睡前画十字念祷词,念到马神弗洛拉和拉夫拉时说对牲畜也要怜悯。皮埃尔听着他均匀的鼾声,觉得原先那个被破坏的世界,又以新的美、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自己的灵魂中活动起来。[7 处]皮埃尔与卡拉塔耶夫同棚蹲了四个星期,棚里关着二十三名被俘士兵、三名军官和两名文官,众人在他印象中都模糊了,唯独卡拉塔耶夫作为一切俄罗斯的、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永远铭记在他心中。[2 处]

一八一二年十月六日(俄历)清晨

到俄历十月上旬,皮埃尔已在棚里与卡拉塔耶夫同关了约一个月,外表起了很大变化:只剩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衫、一条按卡拉塔耶夫的主意用绳子扎住裤脚的士兵裤子,人瘦了许多,脸下半部长满胡子,生满虱子的长发像帽子一样盘在头上,赤着双脚;目光却变得坚定、平静、生气勃勃,从前那种松懈散漫的眼神换上了随时准备行动和反抗的奋发精神。他一看见自己光着的脚便露出兴奋得意的微笑,因为这双脚使他想起这阵子所感受和理解的一切。[2 处]

一八一二年十月六日(俄历)清晨

十月六日清晨,田野里驶过大批车辆和骑马的人,法军部队都已出发,皮埃尔从一名法军班长口中听说当天该有处理俘虏的命令;棚里有个叫索科洛夫的士兵病势垂危,他托班长照管。法国人都叫他“基里尔先生”,把他看作落魄的俄国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物:常与他长谈的那位上尉多方照顾他,班长的同伴托马斯曾断言“基里尔是个有教养的人,他会说法语……但他是个人物”;几天前俘虏与法国人打架,正是皮埃尔使同伴平息下来。[6 处]

一八一二年十月中旬

被俘进入第四周,法国人提出把他从士兵棚转到军官棚,他仍留在第一天进的棚子。在被焚毁的莫斯科,皮埃尔经历了极端困苦,却不仅轻松度过而且对自己的处境很高兴:他一生从慈善事业、共济会、上流社会的悠闲生活、酒、自我牺牲的英雄业绩、对娜塔莎·罗斯托娃的浪漫爱情与思索中反复寻求而不得的宁静与内心和谐,只有通过死的恐怖、艰难困苦和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的东西才得到。行刑时刻之后,俄国、战争、政治、拿破仑这些昔日重要的思想都从他心中消失;他想起自己刺杀拿破仑的计划、兽的数目的推算与对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的怨恨,只觉得莫名其妙而可笑。他又想起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幸福总是其自身的否定”的话,却去掉了其中的苦涩与讥讽,认定没有痛苦、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由此而来的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才是人无可争议的至高无上的幸福。[3 处]

一八一二年十月中旬

被俘头一天清晨,他迎着朝霞走出棚子,望见新圣母修道院的圆屋顶与十字架、落满寒露的草、麻雀山的丘陵与蜿蜒隐没在淡紫色远方的河岸,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的生活喜悦;这种感情随处境困难增多而愈加强烈。他在棚里享有极高声誉:通晓语言、法国人对他的尊敬、每星期三卢布的军官津贴、把钉子捅进棚墙的气力、待人和蔼与沉思静坐的本领,使他在士兵眼中成为一个颇为神秘的超级人物,他也自觉应当不辜负这种看法。[3 处]

1812年10月6日夜—7日晨(俄历)

十月六日夜,法军开始撤离莫斯科:拆毁厨房与棚屋,装好车辆,部队与辎重连夜出发。次日晨七时,押送队来到棚前清点俘虏人数,棚里的人整装待发;患赤痢、病势垂危的士兵索科洛夫面色苍白、眼圈乌青,坐在原地低声呻吟——使他呻吟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怕被一个人留下。皮埃尔穿着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用茶叶箱皮子替他做的鞋(那块皮子原是一名法国兵拿来补靴底的),上前安慰他,说他们并不全走、这儿有医院;随即站起来要到门口去替病人央求。[4 处]

1812年10月6日夜—7日晨(俄历)

他刚走到棚门口,昨天给他烟抽的那名班长带着两个士兵奉长官之命来关门,要在放出俘虏之前清点人数;他刚开口提病人,两侧忽然响起咚咚的鼓声,班长变了脸色、骂了一句,砰地把门关上。棚子里顿时昏暗,鼓声震耳欲聋。皮埃尔从班长变了的表情、从越来越紧的鼓声中,认出那股他在行刑时见识过的、迫使人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屠杀同类的无情的神秘力量又发生作用了——哀求、规劝都无用,只得等待和忍耐;他不再到病人跟前去,也不再看他。[4 处]

1812年10月6日夜—7日晨(俄历)

门开后俘虏像羊群似的挤出去,皮埃尔挤到前面,走到那位班长说过什么都愿为他做的上尉跟前——上尉也是行军装束,冰冷的脸上同样露出那股力量的影子。他替索科洛夫求情,上尉连声喝令“快走,快走”,说“他也得走,妈的”,不容分说。皮埃尔明白那股力量已完全控制这些人,说什么都白搭。军官俘虏随即与士兵分开:军官三十来人(皮埃尔在其中),士兵三百人左右。[6 处]

1812年10月6日夜—7日晨(俄历)

从别的棚子放出来的被俘军官都是陌生人,穿得比他好得多,带着怀疑和疏远的神情打量他和他的鞋。同行者中有一个穿喀山长袍、腰系毛巾的肥胖少校,焦黄浮肿的脸上带着怒气,受被俘同伴普遍尊敬;他气喘吁吁、对谁都发脾气,觉得人人都在挤他。另一个又小又瘦的军官不停找人说话,推测要把他们带到哪儿、今天能走多少路;一个穿毡靴和后勤制服的军官跑来跑去观看大火后的莫斯科,大声讲述哪一区烧毁了、什么地方还可认出是莫斯科某某地区,一名波兰口音的军官跟他斗嘴,证明他认错了莫斯科的街道。少校呵斥他们:尼古拉也好、弗拉斯也好,反正都一样,全烧光了就算完啦。[4 处]

1812年10月6日夜—7日晨(俄历)

队伍穿过哈莫夫尼克区(莫斯科少数未烧毁的区之一)时,一所教堂的垣墙边立着一具脸涂煤烟的尸体,俘虏们纷纷闪到一旁、发出惊恐和憎恶的喊声;押送兵拔出短剑、骂骂咧咧地把他们赶走。[4 处]

1812年10月(法军撤离莫斯科之初)

队伍穿过哈莫夫尼克区后,在粮店一带卷入庞大拥挤的炮兵队与满载私物的私人车队。俘虏过了克里米亚浅滩,在桥与卡卢日斯卡雅大路之间滞留数小时:右方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经涅斯库奇内转弯处伸展向远方,先头部队博加尔涅兵团在前,内伊的部队经卡缅内桥过河,俘虏所在的达乌部队从克里米亚浅滩渡河、部分已进入卡卢日斯卡雅大街,车队拉得望不见尽头。皮埃尔看见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被同一种无形的力量驱赶着的人流与车流,人人脸上都带着那种他在晨鼓声中班长脸上见过的勇往直前、冷酷无情的表情;涂黑了脸的尸体、奔忙的妇女与莫斯科的火场都不能再使他惊异,他的灵魂正为一件艰巨的事准备着。傍晚队伍在田野里停下过夜,押送队头一次发给俘虏马肉吃;点名时发现一个俄国兵装病逃跑,法国军官申斥下级军官、扬言掉队者一律枪毙,押送队对俘虏的态度由友善转为仇视。皮埃尔觉得行刑时使他惊慌失措的那股命运力量又掌握住他的生存,却随着这股压力的增大,感到自己灵魂里那不受命运约束的生命力愈发增长巩固。[7 处]

1812年10月(法军撤离莫斯科之初)

这夜皮埃尔就着马肉喝了黑麦汤,同新同伴避开当下处境、只谈各自的经历与行军途中的可笑场面;随后独自走到一辆卸套的马车旁,盘腿坐在车轮边冰冷的地上沉思了一个多钟头,忽然放声大笑,出声自语:“那个士兵不让我过去。抓住我,把我关起来。把我当作俘虏。他们俘虏了谁,我吗?俘虏我,就是俘虏我不朽的灵魂!”他望着满月下朗澈的星空,自念“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在我心里,这一切就是我”——他们抓住的、关进板棚的只是他的躯壳,不是他。[5 处]

1812年10月22日(俄历)

此后三个星期的行军中,法军自维亚济马分出的三个纵队已经乱成一团,皮埃尔所在的俘虏队与一支骑兵车队、朱诺元帅的庞大车队(由威斯特法利亚人护送)混作一处,沿途到处是死马和掉队的士兵。出莫斯科时三百三十名俘虏,这时已不足一百人;掉队者一律被枪毙,一路上已有百余人这样被消灭。在多罗戈希日(多罗戈布日),押送兵把俘虏锁进马棚、自己出去抢仓库,有几个俘虏挖通墙脚逃走,被捉回枪毙。军官与士兵分押的规定早已废弃,凡是能走动的都混在一起;离开莫斯科第三天,皮埃尔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以及那条认卡拉塔耶夫为主人的雪青色短腿狗又会合了。[5 处]

1812年10月22日(俄历)

行军中皮埃尔又懂得了一条新的、令人欣慰的真理:世上没有哪个环境是人在其中完全幸福和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完全不幸福和不自由的;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且这两个界限非常接近。他从前为锦绣被褥折了一个角而苦恼,正如今日睡在光秃秃的湿地上、半边身子冷半边身子热而苦恼;从前为穿紧脚舞鞋而痛苦,如今光着脚用布满伤口的双脚走路也感到同样的痛苦。他曾以为出于自愿同妻子结婚,并不比夜里被关在马棚里更自由。他几乎感觉不到别的一切痛苦,唯独那双赤裸、磨破、伤痕累累的脚最叫他难受。他体会到人身上那种转移注意力的自救力量,像锅炉上的安全阀门,蒸气密度超过限度就把多余的蒸气放出去;从此他不再去看、去听掉队俘虏被枪毙的事,也不再想日渐衰弱的卡拉塔耶夫。[4 处]

二十二日(1812年秋)

十月二十二日正午,他光着脚沿泥泞打滑的道路爬坡行军,边走边数着步子,向雨念叨“下吧,再下吧,再加一把劲”。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灵魂深处却想着一件重要的、令人欣慰的东西——那是他从昨天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谈话中得来的最奥秘的精神收获。前一夜他坐在篝火旁,听病中的卡拉塔耶夫讲老商人的故事,模模糊糊地、欢快地充满他灵魂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这故事的神秘意义,是卡拉塔耶夫讲故事时脸上焕发出的那种极大的欢喜和这欢喜的神秘意义。[3 处]

1812 年秋(法军撤离莫斯科、向斯摩棱斯克退却途中)

同日下午队伍行进时,押送队响起“各就各位”的口令,一片喜洋洋的混乱,一队服装华美、坐骑优良的骑兵绕过俘虏队,接着驶过一辆几匹灰马纵列驾着的马车——里面是一位神态安详、仪表秀美、白胖、头戴三角帽的法国元帅。元帅的目光投向皮埃尔那引人注目的庞大体躯,皮埃尔觉得从元帅皱紧眉头、转过脸去的表情里,感到一种同情和有意把同情掩饰起来。元帅走过时,皮埃尔看见了那天早晨还没见到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穿着瘦小的军大衣靠着一棵白桦树坐在地上,脸上带着恬静、庄严的神情,用那双和善的、蒙着泪水的圆圆的眼睛望着皮埃尔,显然有话要说。皮埃尔怕感受过于可怕的情景,装作没有看见他的目光,赶快走开。[4 处]

1812 年秋(法军撤离莫斯科、向斯摩棱斯克退却途中)

俘虏队再启程时,皮埃尔回头望了望,看见卡拉塔耶夫仍坐在路边的桦树旁、两个法国人站在他身旁说话,便不再回头看,一拐一拐地向山岗爬去。从卡拉塔耶夫坐的地方响起枪声,皮埃尔清晰地听见了,却在这时记起自己还没有算出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多少站——那是在元帅走过来之前就开始计算的——于是开始计算。那两个法国兵从皮埃尔面前跑过,其中一个提着一支冒烟的枪,脸色苍白,胆怯地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有点像他曾见过的那个行刑的年轻士兵的表情;皮埃尔想起三天前这个士兵在篝火堆上烘衬衫、把衬衫烧掉、被大家嘲笑的事。那条狗在后面——卡拉塔耶夫坐过的地方——哀嚎,“大傻瓜,它吠什么?”皮埃尔想。与他并排走的同伴们也像他一样不回头看,但人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严峻的。[4 处]

1812 年秋

袭击前夜,押着俘虏的法军车队宿营于沙姆舍沃村,皮埃尔与士兵们围坐在篝火旁,吃了烤马肉,背朝着火躺下便沉沉睡着。他做了一场日后成为其思想结晶的梦:梦里那个在瑞士教过他地理的仁慈老教师给他看一个活动的、摇晃的圆球——地球仪——球面由密密麻麻、彼此紧挨着的点子组成,每个点子都在极力扩张、占据最大的空间,又被别的点子排挤、吞并或合而为一;老教师说,这就是生命,上帝在那中间,每个点子都在扩大,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上帝。皮埃尔在梦中明白了“生命是一切,生命是上帝”,爱生命、爱上帝,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幸福的是在苦难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他想起卡拉塔耶夫——那个点子扩散开来,又消失了。[3 处]醒来后,他认出篝火旁那只一直跟着卡拉塔耶夫的雪青色小狗,树下的目光、那声枪响、冒烟的枪和从此消失的卡拉塔耶夫在想象中交替涌现;他正要弄清卡拉塔耶夫已经被打死,就被沉入水中的幻觉淹没。[2 处]

一八一二年秋末(法军撤离莫斯科后的游击战阶段)

十月二十三日日出之前,他睡在沙姆舍沃村宿营地的篝火旁,被巨大而稠密的枪声和呐喊声惊醒,法国人喊着“哥萨克”从他身旁跑过去。一分钟后,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杰尼索夫多洛霍夫的两支游击队占领营地,法军战败投降,俄国俘虏获救,皮埃尔即在获救之列。他半天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只听见同伴们欢喜的哭泣;老年士兵抱着哥萨克和骠骑兵又哭又喊,人们慌忙给俘虏送衣服、靴子和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失声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抱着第一个走到他跟前的士兵,一面哭一面吻他。[4 处]

一八一二年末至一八一三年初(皮埃尔获释后于奥廖尔卧病三个月)

获救后皮埃尔来到奥廖尔。到后第三天,他打算去基辅,却病了,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据医生说,他的病是胆热引起的,尽管给他治疗、放血、吃药,他仍然康复了。[出处]

一八一二年末至一八一三年初(皮埃尔获释后于奥廖尔卧病三个月)

自得救到得病这段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在他心中几乎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灰暗的天气、内心的忧郁、腿和腰部的疼痛,以及失去思索和感觉的能力。得救那天,他看见了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也就是那天,他得知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在波罗金诺战役后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在雅罗斯拉夫尔死去,又听杰尼索夫在谈话中提到海伦的死,杰尼索夫以为他早就知道了。他从病中清醒过来后,看见两个从莫斯科来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还有大公爵小姐——她一向住在叶利茨他名下的庄园里,听说他得救和患病,赶来侍候他。[出处]康复期间他才逐渐弄明白这些消息:安德烈公爵的死、妻子的死、法国人的溃败。[出处]

一八一二年末至一八一三年初(皮埃尔获释后于奥廖尔卧病三个月)

摆脱俘虏生活后,一种完全的、不可分离的自由感觉充满他的灵魂:没有人向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人打发他到什么地方去;从前永远折磨着他的对妻子的思虑也没有了,因为她已不在人世。[2 处]先前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找的人生目的,如今对他不存在了,他也不能有目的,因为他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章制度、言论或思想,而是信仰活生生的、经常可以感觉到的上帝。他在被俘期间认识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2 处]

一八一二年末至一八一三年初(皮埃尔获释后于奥廖尔卧病三个月)

他过去一直装备一副想象的望远镜,越过人们的头顶向远方瞭望,觉得隐藏在云雾中的渺小而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而无限,只是因为看不清楚——他心目中的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是这样的;如今他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永恒和无限,自然抛弃了那副望远镜,欢喜地观察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人生。先前毁掉他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他已不存在,他心中经常准备好一个简单的答案,引《福音书》的话:“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出处]

一八一二年秋至一八一三年正月

在奥廖尔康复期间,他的外表几乎没有改变,仍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神态却由皱紧眉头、极力想看清远处东西的专注,变为嘴角挂着几乎看不出的嘲讽微笑、眼睛闪着对人同情的亮光的安详;有他在场,人们都感到愉快。他不再像先前那样滔滔不绝、激昂慷慨,而善于听人家说话,因而人家乐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诉他。[2 处]卡捷琳娜公爵小姐本不喜欢他,自老伯爵去世后因受他恩惠而对他怀有敌意,来奥廖尔本是为表明即使受他“忘恩负义”相待、仍认为照管他是自己的义务,却很快发觉自己喜欢他;皮埃尔并不去讨她欢心,只是怀着好奇观察她,在她身上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她心里承认“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2 处]仆人们捷连季和瓦西卡从各自的角度发觉他随和多了:捷连季常借服侍他脱衣道晚安之机迟迟不走,皮埃尔看出他想聊天便多半留住他,听他讲莫斯科的破坏与已故的老伯爵;给皮埃尔治病的医生也常在他处一坐数小时。医生带来一名被俘的意大利青年军官,后者常来他处,向他倾诉身世与对法国人、对拿破仑的愤懑,说“同您这样的人民打仗,简直是罪过”;皮埃尔赢得他的热情,只因在他身上唤醒了灵魂中优秀的品质。[6 处]

一八一二年秋至一八一三年正月

老会友维拉尔斯基伯爵——当年介绍他加入共济会支部的那个人——也来奥廖尔看他。维拉尔斯基已娶一位在奥廖尔省拥有几座大庄园的富有的俄国女人为妻,在本城军用粮站谋得一个临时职务,因乡居寂寞而把重逢的故人视作沙漠中相遇的友人,每日来访;他私下认为皮埃尔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陷入淡漠和自私,当面说他“太消沉了”,皮埃尔却看他为妻子的田产、公务与家务奔忙、视这一切为可鄙的人生障碍,觉得奇怪而难以置信——自己不久前也正是这个样子。皮埃尔如今待人接物有一种新特点:承认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观点思想、感觉和观察事物,承认不能用语言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人们彼此观点与生活的不同,从前使他激动恼怒,如今却使他高兴、引起他温和的讥笑。[6 处]

一八一二年秋至一八一三年正月

在现实事务上,皮埃尔第一次有了主心骨:心中仿佛有个按他所不知的法则决定该做什么的审判官。他毫不费力、也不紧张地回绝了一名被俘法国上校要四千法郎寄给妻儿的要求,同时决定离开奥廖尔时设法让那个显然需要钱的意大利军官收下他一些钱。他的总管到奥廖尔与他合计已变化的收入,估计莫斯科大火使他损失约二百万卢布,劝他拒绝偿还妻子的债务——他本无偿还的义务——也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与近郊别墅,这样收入非但不减反增;皮埃尔快活地赞同:“由于破产我更富有了。”但正月里萨韦利伊奇从莫斯科来,讲了莫斯科的情形与建筑师为修复住宅和别墅所做的预算,讲得像早已决定了的事,皮埃尔又接到瓦西里·库拉金等人从彼得堡的来信提及妻子的债务,遂推翻总管的计划:决定去彼得堡了结妻子的债务、到莫斯科修建房屋,为此收入减少四分之三——他不知为何应当如此,但确切知道应该这样。[7 处]

一八一二年秋至一八一三年正月

维拉尔斯基要去莫斯科,二人约定一道走。整个旅途中皮埃尔感到小学生度假般的喜悦,觉得驿站车夫、驿站长、路上和村中的农民都有了新的意义;维拉尔斯基一路上抱怨俄国的贫穷、愚昧、落后于欧洲,皮埃尔却在这辽阔大地上看到支持着整个民族生命的强大力量,不反驳他,只含着快乐的微笑听他说话。[2 处]

1813 年 1 月底

一月底他抵达莫斯科,在一处未被烧掉的厢房住下,造访拉斯托普钦伯爵与几个回城的熟人,打算第三天去彼得堡。人人都在庆祝胜利,劫后复苏的首都生机勃勃;他却对所有人都存有戒心、怕受牵连,无论被问什么都只答“是的,也许,我想”之类含混的话。他听说罗斯托夫家全家在科斯特罗马,很少想到娜塔莎·罗斯托娃,自觉不仅摆脱了日常俗务,也摆脱了那种他以为是自作多情的情调。[2 处]

1813 年 1 月底

到莫斯科第三天,他在德鲁别茨科伊家听说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在莫斯科,安德烈公爵之死、他的痛苦与临终的日子重新占满他的心,当天便去弗兹德维仁卡的博尔孔斯基宅邸拜访。老仆以“公爵小姐每逢星期日才接见客人”的旧家规相拒,经德萨尔传话后他被引上楼。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诉他,安德烈临终时常常提到他;她又让他认出那个始终坐在一旁的黑衣女伴——娜塔莎。他起先没有认出她,因为她瘦削苍白、眼中那乐观的笑意已然消失,只剩专注、善良、悲哀而有所问讯的目光;当她露出笑容时,他不再怀疑这就是娜塔莎,意识到自己爱她,并且不由自主地——比任何语言都更为明显——向她、向公爵小姐、也向自己泄露了这个秘密。[5 处]

1812 年秋末冬初

这场谈话中,话题转向安德烈临终的日子。皮埃尔对娜塔莎提起,自己得救那天看见了她弟弟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说“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又向玛丽亚公爵小姐接连追问安德烈临终的情形,得知他最后平静了、变得柔顺,认定这个用全副心力寻求做一个尽美尽善、不怕死的人的朋友并未虚度。他感到自己先前的自由感消失了——如今有一个法官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法官的裁判比世上任何人的裁判都更可贵,他无论说什么都从娜塔莎的观点来评判自己。娜塔莎第一次向人讲述从莫斯科出来、在雅罗斯拉夫尔三个星期与安德烈相处的经过,皮埃尔张着嘴、满含泪水地听她讲完,在听的过程中既没想到安德烈、也没想到死,只怜惜她讲述时所感受的痛苦;尼古卢什卡进来道晚安时她哭着跑出房间,皮埃尔望着那扇门,忽然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尼古卢什卡与父亲酷似的面容使心肠变软的他深受感动,他吻了吻孩子,被玛丽亚公爵小姐留住吃晚饭。[9 处]

1812 年冬(约十二月前后)

那顿晚饭从皮埃尔讲自己的事开始。他如今习惯带着温和的讥讽自嘲,说自己成了个“有趣的人”——人们都请他,向他打听他遇到的“奇迹”。他回答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追问:莫斯科大火使他损失约两百万卢布,但妻子的债务一并了结,家产反而增至三倍;他如今是自由的,妻子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已死,他在奥廖尔才得知噩耗,虽然他们不是模范夫妻,这个消息仍使他十分震惊,惋惜她死时没有朋友、没有安慰。[5 处]

1812 年冬(约十二月前后)

晚饭后,经娜塔莎与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提问引导,他详细讲起被俘的经历:他并非如人们所传是拿破仑的座上客,而是一直与一群境遇不佳的伙伴在一起;他为保护妇女和孩子而被捕,目睹过行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差不多就在他面前被打死。娜塔莎说,他们在苏哈列夫塔楼相遇时她就猜到他留在莫斯科是要行刺拿破仑,皮埃尔承认确有其事。他带着那种对人、对自己都有的温和讥讽开讲,随后越讲越入神,自觉这段经历如今有了新的意义——他从卡拉塔耶夫这个“没受过教育的、憨厚的粗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7 处]

1812 年冬(约十二月前后)

这场谈话一直延续到凌晨三点。他对娜塔莎说:人们总以为被抛出走熟的路就一切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的东西才刚开始,只要有生活,就有幸福,前面还有很多东西等着他们。娜塔莎含泪说自己什么都不希望、只希望重新把一切再经历一遍,随即哭起来。听了一整晚的玛丽亚公爵小姐看出,皮埃尔与娜塔莎之间有爱情和幸福的可能。[5 处]

1812—1813年之交的冬天(法军撤离莫斯科、皮埃尔病愈返回之后)

这一夜皮埃尔久久不能入睡,反复想安德烈、娜塔莎与他们的爱情,时而嫉妒他们的过去,时而为此责备自己,时而原谅自己;天亮时他拿定主意——不管这幸福多么不可能,为了和她结为夫妻,他要做到一切。[3 处]他原定星期五去彼得堡,星期四醒来却只问“什么彼得堡?谁在彼得堡”,随即一拖再拖;他向老仆萨韦利伊奇试探结婚的可能,问他为何不要求自由,萨韦利伊奇答以孩子们跟着这样的主人可以活下去,听他说“我突然结婚了”,只道“这是好事,大人”,他却在心里想对方不知道这事多么可怕、多么危险。[6 处]玛丽亚公爵小姐家吃饭时,他望着两旁被烧毁的房屋的街道,对这些使人想起莱茵河和罗马大剧场遗迹的废墟叹赏不已。[2 处]

1812—1813年之交的冬天(法军撤离莫斯科、皮埃尔病愈返回之后)

第二天傍晚他留到最晚,娜塔莎离开后,他单独向玛丽亚公爵小姐剖白: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娜塔莎的,但一生只爱她一个人,没有她想象不出怎样活下去,求她帮助、问自己能否有希望。[3 处]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诉他,最近三天娜塔莎突然变了,皮埃尔若表示爱情,她不仅不会感到屈辱、而且正希望这个,随即应允成全,说“她爱……她会爱您的”,嘱他给娜塔莎的父母写信、把话托付自己,劝他到彼得堡去。[4 处]次日他来辞行,娜塔莎握别他的手时低声说“我一定等着您”;这句普通的话连同说这话时的眼神与表情,成为他此后两个月无尽的回忆、释念和神往幸福的材料。[4 处]

1813 年初(莫斯科,皮埃尔与娜塔莎成婚前)

告别娜塔莎后,皮埃尔陷入一种他后来称之为“幸福的疯狂”的心境,这与他和海伦订婚时的心境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喜悦的、意外的疯狂——他原以为不会有的——支配着他:他不再作任何计划,只反复回味娜塔莎的一颦一笑与说过的每句话,把生活与整个世界的全部意义都系于自己的爱情、系于她能不能爱他;唯一的疑云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在做梦、玛丽亚公爵小姐会不会弄错——万一玛丽亚公爵小姐告诉了她,她只是微微一笑,心想“他准是误会了”、自己这个普通人怎么配得上她。他如今爱所有人:从前他须先在人们身上发现可称优秀的品质才爱他们,如今他内心充满爱,无缘无故地爱人们,总能找到值得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遇见谁都能立刻看出对方身上优秀的、值得喜爱的东西;他以为人人都和他一样高兴,只是假装忙着别的事情。[5 处]

1813 年初(莫斯科,皮埃尔与娜塔莎成婚前)

人们劝他出来供职、或讨论公共、国家事务与战争时,他只带着温和同情的微笑听着,发表怪论使谈话的人吃惊。处理亡妻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的事务和文件时,他毫无怀念之情,只惋惜她不知道他现在体验的幸福;瓦西里·库拉金新谋得一个差事、得了几枚勋章,正特别得意,在他眼中却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和善的、可怜的老头子。皮埃尔后来每当内心发生怀疑和矛盾,总求助于这段疯狂时期形成的对人和环境的见解,且总能证明它们正确;他自辩说,当时自己虽显得古怪可笑,却比任何时候都聪明、更能洞察一切,“因为当时我是幸福的”。[4 处]

一八一三年

一八一三年,他与娜塔莎·罗斯托娃结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婚后夫妇住在彼得堡。同年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去世,长子尼古拉·罗斯托夫接受遗产、承担了比家产大一倍的债务;尼古拉接受了他这个妹夫借给的三万卢布,用以偿还借出现款的真正债务,此后仍瞒着窘境向他借钱,他与娜塔莎住在彼得堡,对尼古拉的处境并不十分清楚。[3 处]婚后数年,尼古拉在童山把财务整顿就绪,连向他所借的债务也一并偿还了。[出处]

1820年

与娜塔莎成婚后,皮埃尔对妻子言听计从,人人都说别祖霍夫伯爵怕老婆,事情也确实如此:他不敢向别的女人献殷勤,不敢去俱乐部消磨时间,不敢随意花钱,不敢长时间外出。娜塔莎把他做学问也算作正经事,他在家中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处理自己的事务与家务;他读书写字时全家都踮着脚尖走路,生活方式、居住地点、社交与孩子们的教养都照娜塔莎从他言谈中揣摩出来的意图安排。新婚妻子一过门就提出他生活中的每一刻都要属于她与家庭,皮埃尔对这要求大吃一惊,随即颇为得意地接受了。结婚七年之后,他坚信自己不是坏人,这不是出于逻辑的推演,而是因为他从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娜塔莎只反映出他真正好的一面,不好的东西都被扬弃了。[3 处]

1820年12月5日(圣尼古拉节前夜)

一八二〇年秋,他陪娜塔莎与孩子们住在内兄尼古拉·罗斯托夫童山家中。他收到费奥多尔公爵来信,召他去彼得堡商议当地一个协会的成员们正在研讨的重要问题——他是这个协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娜塔莎看完信主动劝他去,说定三个星期便回,他却滞留了七个星期。假期满后的两星期里,独子佩佳·别祖霍夫被母亲奶喂过头弄病;十二月五日圣尼古拉节前夜他回到童山,娜塔莎先喜后怒、因他姗姗来迟而埋怨不休,随后问他与费奥多尔公爵谈妥没有。尼古拉·罗斯托夫夫妇来访时,他正在育儿室抱着刚睡醒的儿子,说自己的胳膊天生就是给孩子坐的。[9 处]

1820年

皮埃尔的归来是童山全家的盛事:童山的庄园像每个真正的家庭一样同时存在几个不同圈子,仆人们凭主人的行动和生活方式判断,只要他在家伯爵便不会每天去察看田庄、心绪脾气也会好些,还能得到节日的礼物;孩子们与女教师指望他弹那支唯一的苏格兰舞曲、带他们参加社交活动;老太太们喜欢他的礼物,更高兴他使娜塔莎重新活跃起来。他意识到不同的人对他持有不同看法,便竭力一一满足。这个素来漫不经心、没有记性的人如今按妻子开的单子把礼物一件不落地买齐——岳母与内兄的嘱托、送给别洛娃的衣料、侄儿侄女的玩具——从给全家人买礼物中体会到一种意外的、孩子似的乐趣。一大家子的开销比从前减少了一半,被前妻的债务搅乱的家业开始好转;他认定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已经永远确定下来,自己也无权变更。[4 处]

一八二〇年秋末(谢苗诺夫团兵变之后)

全家围着茶炊喝茶时,他避开老太太听不懂的话题,被杰尼索夫再三怂恿才谈起彼得堡的情形:称圣经会“如今成了政府了”,阿拉克切耶夫戈利岑现在当权、却认为到处是阴谋、草木皆兵;老伯爵夫人听不懂,发了一通脾气走开。随后他到孩子们屋里,玩起安娜·玛卡罗夫娜织袜子、从一只袜子里抽出另一只袜子的把戏,说孩子们的笑声是他最爱听的“音乐”。[6 处]

1820 年

当晚孩子们道过晚安后,尼古拉·罗斯托夫、杰尼索夫与他转到书房,他借此机会把在彼得堡与费奥多尔公爵那帮人商议的主张和盘托出:皇帝完全沉溺于神秘主义、只图清静,身边只剩下马格尼茨基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丧尽天良的酷吏;法庭上都是盗窃案,军队里只有鞭笞、出操、屯垦,人民遭殃,教育遭到扼杀,弦已绷得太紧、肯定要绷断。他主张在变革到来之前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携起手来,成立一个不反对政府、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士绅会社,口号不是道德而是独立和行动,目的是防止普加乔夫式的暴乱重演、防止自己被送往屯垦区。尼古拉斥秘密会社有害、声明拥护政府,杰尼索夫却答以“暴动就是了,到时候我就是你的人了”。他事后才发觉这场谈话被躲进书房的尼古连卡·博尔孔斯基听了去,孩子问他亡父若在世会不会赞成他的话,他勉强答”我想会的”。[8 处]

未注明(小说尾声时期)

与妻子娜塔莎单独相处时,他道出自己创办会社的信念:他自觉负有向全俄和全世界指明新方向的使命,凡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总是很简单——坏人既然能集合起来成为一种势力,好人也应当同样携起手来,旗号是”积极行善”。他认定尼古拉·罗斯托夫把思考和推理看作消遣,而其余的一切(彼得堡的晚会、宴会与太太小姐们)对自己才是消遣;没有他,人人都坚持各人自己的一套,而他能把大家拢到一起。谈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时,他沉吟后说,卡拉塔耶夫不会理解这主张,但想必会赞成;继而又说,卡拉塔耶夫会赞成他们的家庭生活——他指望事事井井有条、顺遂、宁静。[7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