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穆尔丹

1793年(正文作“九三年”);叙述兼回望热月政变(1794年)之后的巴黎

西穆尔丹(Cimourdain)是《九三年》中的人物,公安委员会派驻旺代前线的特命全权专员,与郭万、朗德纳克侯爵并列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叙述者描绘 1793 年巴黎街景时,在众多街头名流中把他单独挑出,称他是“一个端方正直但注定不幸的人”^[出处]。

1793年

他出身农民家庭,被父母送去当教士,当过乡村本堂神甫,又在贵族家庭任家庭教师,后来得到一小笔遗产,脱离教士的底层生涯。革命前他早已倾向共和;1789 年革命爆发后,他“合乎逻辑”地投身其中,加入巴黎激进团体主教会,成为这个庞杂团体中最令人敬畏的道德权威,连埃贝尔也怕他。雨果把他写成道德与逻辑的化身:品德无瑕、性格忧郁,行事好走极端,主张“用恐怖来回应魔鬼们的恐怖”。他对穷苦人怀有极端的怜悯,曾在主宫医院用嘴为垂死的病人吸出喉部毒瘤的脓液;对旧制度的敌人又毫不留情,八月十日起义后两天率众推倒历代国王的雕像,把路易十五铜像幸存的右臂送给被国王关押三十七年的拉蒂德。叙述者说他“一往直前，注定会有不幸”^{[6 处]}。

1793年

他年轻时在贵族家庭任家庭教师时,学生是年幼的孤儿子爵——父母双亡,由瞎眼祖母和叔祖照管。他亲眼看着这个孩子出生;孩子重病垂危时,他日以继夜守护,医生治病、他救下性命。祖母去世后,叔祖——既是一家之长,又是军人和大领主——得到宫廷差使,离开家族古老的塔楼住到凡尔赛,后来又上军队去了,把孤儿独自撇在冷落荒凉的城堡里;家庭教师因此成了实实在在的主人。他把自己的思想、信仰与理想灌输给这个学生,视他为精神上的儿子;这个学生就是日后的共和军指挥官郭万,那位抛下孤儿的叔祖即朗德纳克侯爵。教育完成后,西穆尔丹被支付酬金打发走,重返下层社会;年轻贵族一进军队就当上尉,他则回到教会低级教士的默默无闻的底层,两人从此失去联系。革命爆发后,对学生的回忆被纷繁的公众事务掩盖却没有消失——叙述者说,这个学生是他唯一爱着的人^{[5 处]}。

共和二年（1793 年 6 月 28 日）

1793年6月28日,他出现在孔雀街咖啡店后屋的密会上。这场聚会本在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三人之间进行,他从小门悄然走进,以主教会代表的身份劝停三人的争吵：“你很有用，但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却是必不可少的”，“团结，团结，公民们！民众希望我们团结”。话题随即转向旺代:他断言“如果革命失败，那一定是由于旺代的缘故”，“一个旺代比十个德国还要可怕”，主张“必须用恐怖来还击恐怖”;他曾在朗德纳克侯爵的家乡当过教士,认得这位侯爵。会议就此决定任命他为公安委员会特命全权专员,派驻远征纵队指挥官郭万处;委派令由罗伯斯庇尔执笔,丹东、马拉依次签名,落款为“共和二年”与1793年6月28日。罗伯斯庇尔授他无限权力：“你可以把郭万提拔为将军，也可以把他送上断头台”;他当场申明，若那位共和党首领犯了过错，不出二十四小时就将他处死。他当时住在商业法院,与丹东为邻,定于次日四点动身^{[8 处]}。

1793年7月

动身后他独自骑马西行,乘驿车到阿朗松再换马,经栋夫龙、莫尔坦、阿夫朗什一路赶来。1793年7月一个炎热的黄昏,他到达蓬托尔松镇口的克鲁瓦-布朗沙尔小客店,身披宽大斗篷,帽上别着三色帽徽——在这个到处是树篱、随时有人放冷枪的地方,一个三色帽徽就是一个靶子^{[2 处]}。店主一眼看出他像教士,告诉他多尔正在打仗:朗德纳克与郭万这两个同一家族的叔祖和侄孙正互相扑击,并指给他看两人互相贴在门上的布告,各自宣告拿获对方就立即枪决。他低声说：“这不仅是国家内部的战争，也是家庭内部的战争”，随即拒绝了店主绕道海岸、避开多尔的忠告，在交叉路口策马朝多尔方向驰去^{[5 处]}。

1793年

赶到多尔时战斗已近尾声。他纵马进城，看见一名旺代军人举枪挥刀扑向郭万，立即冲到两人中间挡住攻击：坐骑中弹被打死，他脸上挨了一刀，血流满面地倒下、昏迷不醒；军医检查后说伤在脸上，可以缝合，一个星期就能痊愈^{[4 处]}。他披斗篷、系三色腰带，带着两支手枪和一把军刀；郭万从他皮夹里翻出公安委员会签发的委派令，认出这个第二次救他性命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跪在担架前唤道“我的老师”，他答道“你的父亲”——师生在战场上重逢^{[5 处]}。

1793年

多尔之战后，他被抬进市政厅临时设立的野战医院，伤口缝合后睡不安稳——发烧，一半因为伤口，一半因为快乐。多年未见的郭万让他确信自己梦想成真：郭万是革命在旺代的柱石，而造就这根柱石的正是他。他在病床的遐想中梦见郭万成为伟大的统帅——在海洋上驱逐英国人，在莱茵河上惩罚北方各国的国王，在比利牛斯山击退西班牙人，在阿尔卑斯山号召罗马人起来反抗；他只消一句话，共和政府就会把一个军交给郭万指挥。他自认的理想人物是铁面无情的人，便以为郭万正是如此，要郭万做“毁灭一切的天使”，因为“现在的确不是软心肠的时候”。隔着半开的门，他听见郭万审问一名趁乱爬进地窖、向他开过枪的旺代士兵——郭万吩咐把那人放在床上包扎治伤，又说“你得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而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西穆尔丹的脑门上掠过一片阴影，嘟哝道：“他果然是一个软心肠的人。”^{[8 处]}

1793年

他握有的威权来自三样东西：巴黎公社给桑泰尔的那些营的命令——“决不宽大，决不饶恕！”；国民公会的法令——“凡放走被俘的叛军将领或使其逃跑者，一律判处死刑”；以及由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签署、公安委员会授予他的全部权力，命令所有官兵都要服从他^[出处]。叙述者称他是被称为“凶汉”的那一个，同时也是最富博爱精神的人：包扎士兵的伤口，照料病人，日日夜夜在野战医院和普通医院里度过，把一切都给穷人；他迎着枪林弹雨，却从不拔出军刀、也不摸手枪^[出处]。多尔之战后，他与郭万当面争执：他主张把朗德纳克侯爵送上断头台，而不是按军法处决；他逐条质问郭万的宽大——释放圣马克-勒布朗修道院的修女、放过卢维涅的老教士、想放走圣殿塔里的王太子，并断言“必须和女人打仗，如果这个女人名叫玛丽-安托瓦内特；必须和老年人打仗，如果这个老年人名叫教皇庇护六世；必须和孩子打仗，如果这个孩子名叫路易·卡佩”^{[4 处]}。他为恐怖辩护，把革命比作外科手术：“革命在为世界开刀。所以才有这流血的九三年”；他说革命信赖铁石心肠的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马拉这几个名字“会使欧洲发抖”；最后警告郭万：“在现在这种时候，怜悯可能成为叛逆的一种形式。”^{[3 处]}

1793年

1793年夏，他在这个因内战而流血的地区出了名，恶名令人胆寒。当地流传“巴黎有马拉，里昂有沙利耶，旺代有西穆尔丹”的说法；人们从前对他这位神甫的敬意完全消失了，叙述者说这是教士转变立场的结果。保王党人对他的诅咒，和共和党人对朗德纳克侯爵的谩骂一样刻毒，两边都把对方阵营里的这个人看成恶魔：马恩省的普里厄在格朗维尔悬赏捉拿朗德纳克，夏雷特则在努瓦尔穆捷悬赏捉拿他^[出处]。叙述者说，侯爵和教士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内战青铜面具的两个侧面，朗德纳克朝向过去，他朝向未来，两者同样可悲^[出处]。

1793年

1793年8月拉图尔格之围中，他在围军一方。他以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身份签署通告，把被围的十九名守军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由公差在各村庄宣读；村民记得他"以前帕里涅的本堂神甫"，又把他与守军中的蒂尔莫神甫并提——"一个白教士和一个蓝教士"^{[4 处]}。经他征调，围军增至四千五百人，十二门大炮对准堡垒，还在城堡脚下掘沟爆破、炸开一个缺口^[出处]；他想把郭万提升为参将来指挥这支军队，郭万不肯，说“等抓到朗德纳克再说吧”^[出处]。城头古热-勒布吕昂喊话，提出归还三个孩子、放守军自由出城的条件，一个干脆而严厉的声音回答“我们拒绝”，随后另一个不太生硬却坚定的声音限守军二十四小时内无条件投降；严厉的声音补充说，届时“绝不饶恕”^{[4 处]}。朗德纳克侯爵在城头俯身认出那个严厉的声音就是他，喊道“哟，原来是你，教士！”，他回骂“不错，是我，卖国贼！”^{[3 处]}。

1793年

围城的部署也暴露了他对拉图尔格的私人感情。他听凭郭万从城堡一侧进攻，放过了桥上的图书室，心里又责备自己不该如此：他性格粗暴，对建筑物跟对人一样都不愿手下留情，却不得不气恼地承认，重见拉图尔格时心里很激动。他从前是邻近的帕里涅村的本堂神甫，曾在桥上那座小堡的顶楼住过，在那个图书室里把幼年的郭万放在膝间教他认字母；这些墙垣充满了他对学生的祝福，他因而不忍焚毁它们，只让郭万在城堡一侧炸开缺口——叙述者说，拉图尔格有野蛮的一边（城堡），也有文明的一边（图书室）；他放过了这些墙垣，心里却不是没有内疚^{[2 处]}。攻打前夜，他与郭万分担围困任务：郭万把森林这边留给自己，把高地那边交给他，约定郭万从缺口发起进攻时，他在高地点着所有大炮的药线、监视桥和山沟^[出处]。

1793年

进攻在即，他把朗德纳克侯爵看作已被牢牢握住的人，决意就地正法——在当地、在侯爵家里、在他的领地上、也可以说在他的宅子里把侯爵斩首，让这座封建堡垒亲眼看见这个封建领主的脑袋落地，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例子；他为此派人上富热尔去取断头台^{[3 处]}。叙述者说，杀死朗德纳克就是杀死旺代，杀死旺代法兰西就得救了；他毫不迟疑，在履行冷酷无情的职责时十分从容自在^[出处]。他担心的只有郭万：郭万有士兵的习性，爱投身恶战，说不定会亲自冲锋陷阵；郭万是他的孩子、他在世上唯一亲爱的人，他想到好运也有厌倦的时候，便禁不住战栗。他的命运实在奇特，竟使他夹在两个郭万之间，他希望其中的一个死去，却希望另一个活着^[出处]。

日落时分

进攻发起的那天，郭万作最后的指示，把防守高地、不参加进攻的任务交给他，自己留下指挥进攻缺口的任务——这使他心里很不安^[出处]。

1793年(文中未言明具体日期)

进攻发起前的黄昏，他既没有去高地岗位，也没有参加进攻，而是独自走向城堡谈判。他先让号手向城堡吹号，与城头的号角互答两轮，随即挥动白手帕走到城堡脚下，高喊“城堡里的人，你们认得我吗”，城头回答他的是古热-勒布吕昂（伊马吕斯）的声音。两人一问一答：对方叫他“帕里涅以前的本堂神甫”“叛教的人”“魔鬼”，他自称共和国的特使、公安委员会的代表、革命的特派员，最后说“我是西穆尔丹”^{[3 处]}。他当众讲了一番博爱与上帝引导革命的道理，称自己作为公民与守军打仗、作为教士向他们恳求，提出只死两个人的建议：守军把朗德纳克侯爵交给共和军送上断头台，把他抓去随便处置——守军扬言要拿他“用小火慢慢烧死”，他答“我同意”^{[3 处]}。伊马吕斯骂他“不仅是坏蛋，还是疯子”，叫他“滚吧”，他警告打起来场面会很惨。伊马吕斯随后向围军提出交还三个孩子、放守军安全自由出城的条件，他答应“所有的人，可以”，唯独“除了一个人”——朗德纳克；守军拒绝交出爵爷，他回答“那么开始进攻吧”，谈判破裂^{[3 处]}。

1793年（年末）

进攻打响后，他放下高地岗位走进底层大厅，留在郭万身边：郭万惊呼“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答“我来呆在你的身边”，郭万说“这儿需要我，不需要你”，他坚持“既然你在这儿，我就也得在这儿”，郭万唤他“老师”，他唤郭万“孩子”^{[6 处]}。他在射击间歇提起嗓门向守军劝降——“想想看，我们是四千五百个人对付你们十九个人，也就是说两百多人对付一个。投降吧”——朗德纳克侯爵在退守屏障后答道“别让他这么花言巧语”，二十发子弹随即射向他^{[3 处]}。

1793年12月

拉杜曹长从二层枪眼潜入、夺取武器库并逼守军逃上三层后，他与郭万在二层大厅商议结束战斗的办法：两人都料定朗德纳克已成“网中之鱼”，只是不了解守军弹药已尽，担心楼梯上埋着爆炸物，于是暂停进攻、筹划对守军退守的三层（镜子室）发动最后的攻击，尽量少死人^{[4 处]}。

1793年

拉杜曹长独自冲上三层后，郭万担心楼梯埋着爆炸物，撤下士兵与他商议，他随即随郭万进入三层铁门室，目睹旋转石头的秘道洞口与守军逃走的证据。他神情严肃地听着郭万与盖尚议论追击无望、一切得从头做起，一语不发；郭万问起那架救护梯子时，盖尚回答梯子没有运到，他接过话头点明那辆卫兵护送的马车运来的东西——断头台^{[6 处]}。

1793年（具体月日不详）

桥楼起火、三个孩子困在图书室里时，他站在山沟底下与盖尚一道束手无策，和上面的郭万一样无能为力^[出处]。朗德纳克侯爵从火海里救出三个孩子、走下梯子刚踏到地面时，他一把抓住侯爵的衣领说“我逮捕你”，侯爵回过头答道“我允许你这么做”——他多年要捉拿的旺代领袖就此落到他手里^{[3 处]}。

1793年，夜里十一时

抓到朗德纳克后，他立刻让拉图尔格底层的地牢在自己的严厉目光下打开，在牢房里放了一盏灯、一罐水和一块士兵吃的面包，还扔了一捆稻草——教士抓到侯爵后还不到一刻钟，地牢的门就在侯爵身后关上了^[出处]。他随后去找郭万，远处的帕里涅教堂刚敲响晚上十一点的钟声；他宣布召开军事法庭，以亲属关系为由禁止郭万参加——“你是郭万家族的人，朗德纳克也是郭万家族的人”，并自称“我是反对平等去审判卡佩的”（卡佩即路易十六）。军事法庭由三名审判官组成：盖尚上尉、拉杜曹长，他自己担任庭长；按国民公会的法令办事，只消验明前贵族德·朗德纳克侯爵的正身——“明天审判，后天上断头台。旺代完了”^{[2 处]}。他随即离开郭万去确定处决的时间和地点；叙述者说他像勒基尼奥在格朗维尔、塔利安在波尔多、沙利耶在里昂、圣茹斯特在斯特拉斯堡那样，习惯于亲临处决现场——审判官亲眼看刽子手行刑，是恐怖时代的九三年从法国最高法院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学来的习惯^[出处]。他还下令把缺口前的岗哨增加一倍——那道岗哨看守的正是关押侯爵的地牢^[出处]。审判前的那一夜，叙述者说摆在他面前的责任是阴惨而简单的，对郭万却是可怕而多样、曲折的^{[2 处]}。

1793 年

审判当日（1793年8月），他把军事法庭设在这座底层曾设防的大厅里——那里已改作警卫室——坚持“把一切缩短，从牢房到法庭，从法庭到断头台，距离越短越好”^[出处]。他坐在中间那张正对地牢门的椅子上，右侧是第一审判官盖尚上尉，左侧是第二审判官拉杜曹长；他头戴插三色羽翎的帽子，腰挂军刀、腰带上插两把手枪，脸上的鲜红伤疤使他更显凶相^{[2 处]}。正午开庭前，他先写信给公安委员会：“朗德纳克已被擒获，将于明天处决”^{[2 处]}。地牢的门打开、犯人押出时他全身一震——来人不是朗德纳克，而是郭万；郭万承认在地牢里把自己的司令官斗篷披在朗德纳克身上、放侯爵冒充他走出去，自己留在牢里。他起初以为侯爵是凭暗道逃走，得知真相后脸色惨白得像个被砍下的人头，命令卫兵拔出军刀——这是被告可能被处极刑时的习惯方式——并改口以“被告”称呼郭万；叙述者说，他不再用亲切的口气称呼郭万了^{[8 处]}。

1793年

讯问由他主持。他问被告的姓名、身份、与逃走的朗德纳克的血亲关系，命他挑选辩护人；郭万拒绝辩护人、自认有罪，并要法庭处死他以作表率^{[3 处]}。充当检察官的军需官宣读文件后，他宣布表决以简单多数通过，审判官轮流当着被告的面大声表态——第一审判官盖尚主张死刑，第二审判官拉杜主张宣告无罪^{[3 处]}。他站起来，脱下帽子放在桌上，面如土色，用严肃、缓慢而坚定的声音宣告：“本军事法庭以共和国的名义，按两票对一票的多数……判处你死刑”，并定于次日太阳出来时执行^{[4 处]}。叙述者说，他脸上流露出阴惨的胜利所带来的痛苦神情，像雅各在黑暗中强迫被他打倒的天使为他祝福时那种吓人的微笑；这神情只闪现一下就消失了，他又变得毫无表情，重新戴上帽子^{[2 处]}。

1793年12月初

宣判后，他的四周充满了愤懑不平的气氛：占领拉图尔格的四千士兵反对他一个人。叙述者说，四千人是一大群人，他却是一个意志——在那种严酷的年代，一个人身后只要有公安委员会的影子就会令人畏惧，他只消皱一皱眉头就能使全军慑服。他以军事法庭审判官的身份作出的决定，只有他以特派员的身份才能撤销，也只有他可以赦免；他拥有全权，一个手势就能释放郭万，是生与死的主宰，断头台由他控制。叙述者说，在这个悲惨的时刻，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出处]。

1793年（原文未载明日期）

宣判后的深夜，处决定于次日日出时，他提灯穿过警卫室、叫卫兵打开地牢的门，去看望郭万。郭万正熟睡，他以目光端详他，跪下来轻轻拿起他的手，把嘴唇凑上去；郭万惊醒后唤他“老师”，说“我正梦见死神在吻我的手”^{[3 处]}。他带了一块黑面包和一罐水，两人在地牢里同吃这顿晚饭——郭万只顾着吃，他一个劲儿地喝^{[2 处]}。

1793年（原文未载明日期）

两人随即展开一场长篇的政见辩论。他主张“绝对的共和国”——权利与义务并存、比例与累进税制、义务兵役制，一切平均化，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直线般的法律；他坚持“男人在自己家里就是国王”，女人仍是男人的女仆，把郭万的平等主张看作幻想^{[4 处]}。他主张把乌托邦“抓住，强制它套上现实的轭”，让权利在法律里明文作出规定，劝郭万“回到地上来”^{[2 处]}。叙述者说，听郭万像先知一样陈述理想时，两人的地位颠倒了——学生反倒成了老师^[出处]。

1793年（原文未载明日期）

天亮前，地牢外传来军号声、哨兵换岗和搬动木板、锤打的声音——那是为次日行刑架设的断头台；他听着脸色煞白，郭万却什么都没听见。他问郭万在想什么，得到回答“未来”之后，慢慢退到牢房门口走了出去，地牢的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5 处]}。

1793年

次日黎明，他亲临处决现场监斩，把目睹行刑看作自己的职责。他像前一天一样穿特派员制服，头戴插三色羽翎的帽子，腰挂军刀、腰带上插着手枪，独自坐在搬上拉图尔格平台的法庭椅子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脸色苍白、神情冷漠。士兵们为郭万求情时，他喊出“执行法律”；铡刀落下、郭万的头颅滚进筐子的同一瞬间，他拔出腰带上的一把手枪，一枪打穿自己的心脏，一股鲜血从嘴里涌出，倒地死去——叙述者说，这两个灵魂如同一对悲惨的姐妹，一个灵魂的阴影和另一个灵魂的光华混合在一起，一起往上飞升^{[5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