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反犹主义

苏联反犹主义指苏联国家体制中以行政、政治手段排斥犹太人的现象。战时它尚未成为公开的国家方针:卫国战争期间,官方宣传把纳粹屠杀的受害者一律称作"苏联公民",回避其犹太人身份;1942年成立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也只是用作对外宣传的工具。历史上,疏散、任命、授奖等行政环节中的排犹现象在战时时有发生;小说把这种苗头写成一场具体的清洗——1943年机构从疏散地陆续回迁时,施特鲁姆实验室的安娜·纳乌莫芙娜发现,复员名单里"划掉的只是一些犹太人",在乌法的乌克兰科学院名单中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去掉、只留下科学院院士^[出处]。施特鲁姆惘然失措,随即笑着说"我们谢天谢地,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国",把这些称为"狭隘的怪毛病"^{[2 处]}—格罗斯曼以此显示:苏联体制在胜利的曙光里已经收紧了对待犹太人的螺丝,而多数人拒绝看见。

战后排犹成为系统性的国家政策:1947至1949年知识界掀起"反世界主义"运动,1948年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被杀、该委员会被解散,1952年委员会成员被处决,1953年"医生案件"达到顶点。《生活与命运》写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把战后才充分展开的国家反犹主义映照回1943年的战时后方:小说让读者在胜利时刻就看见体制收紧的迹象,而历史上这些迹象当时多半仍在官方话语之下——这是小说与历史记录的差异,也是全书“两种极权殊途同归”命题在苏联一侧的支点。

小说中的排犹并不止于名单。施特鲁姆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后,加甫罗诺夫在领导面前冷笑说论文“有犹太教精神”,古列维奇称赞它是经典性的“只因为您是犹太人”^[出处];索科洛夫告诫施特鲁姆,所领导可能借“维护科研党性的运动”选定他做替罪羊^[出处]。同一场收紧落在具体人事上: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洛沙科娃被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为由解职;副所长科甫琴科不批准录用艾米里·平胡索维奇·兰杰斯曼,只含糊承认是“履历问题——亲属在国外”;留在喀山的安娜·纳乌莫芙娜被拖着不许调回^{[4 处]}。施特鲁姆在恐惧中看见体制收紧,也看见周围人的沉默^[出处]。这场收紧在他与所长希沙科夫的当面冲突中摊开:他直说人事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姓犹太姓的人产生的”,希沙科夫只答“我从来不知道洛沙科娃是犹太姓”;连妻子柳德米拉也劝他让兰杰斯曼上前线,免得坐实“犹太人就想把犹太人安排在国防部门的研究所”^{[3 处]}。

排挤还落到履历表与下一代的门槛上。施特鲁姆夜里填写那份订成一厚本的履历表,在“民族”一项用粗体字写下犹太族;头天晚上艾米里·平胡索维奇·兰杰斯曼打电话说安排工作仍没有头绪——“是我的姓有问题”,娜佳也告诉他,玛伊卡的爸爸说,明年国际关系学院再不招收犹太学生^{[4 处]}。叙述者在此处点明施特鲁姆所不知道的事:“民族”这一项很快将意味着什么——对加尔梅克族、巴尔卡尔族、车臣族、克里木鞑靼族,那是1943—1944年的成族强制迁徙;对犹太族,则是战后排犹的系统化^{[2 处]}。施特鲁姆在填表中自己看清了一件事:苏联按“社会出身”查询人与德国人按民族属性查询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两种分类逻辑在把个人归入“异己”时重合^[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