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谢苗诺夫娜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安娜·谢苗诺夫娜是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的母亲,一位犹太女医生,战前在乌克兰一座城市行医二十年,一生未再婚,长年独居。她与儿媳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关系冷淡,溺爱孙女娜佳、待继外孙托里亚不好,这一点是维克托与柳德米拉夫妻龃龉的一处根源^{[2 处]}。德军1941年7月7日进城后,她同全城犹太人一起被赶进圈着铁蒺藜的旧城隔离区,在那里给儿子维佳写下一封她自知儿子永远无法回复的绝笔信^{[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她记下占领初日如何重新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市公园里还广播着最新消息,坦克忽然开进城,门房的老婆站在她窗前说“这一下犹太佬完啦”,一位六岁女儿叫阿列娜的女邻居砸开她的门、把她的东西扔进没有窗户没有炉子的小贮藏室^{[3 处]}。她和另一位犹太医生被诊所解职,新所长叫她“在苏维埃政权下干的,让斯大林付给您工资吧”;许多熟悉的人转过身去,一位退休老教师到警备司令部的会上说“空气清洁了,没有大蒜气味了”,但也有护士玛露霞搂住她哭,印刷厂工人舒金帮她提行李、给她三百卢布、答应每星期送面包^{[3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通告勒令所有犹太人在1941年7月15日下午六时前迁往老城区,只准带十五公斤东西。她带着枕头、几件衣服、儿子送的碗和调羹、几样医疗器械、信与照片、普希金选集和几本书走进隔离区^{[2 处]}。在隔离区里她反而觉得轻快:大家都是落难的人,不用再在街上遭人侧目。她同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家合住土坯房,教施佩林的小儿子尤拉法语,又为病人看眼睛、缝补衣服,在传闻与恐惧中过日子^{[3 处]}。她看清隔离区里有像艾普什津那样替德国人搜家、审讯、讨酒钱的坏人,也看到穷手艺人的慷慨与善良;她说自己在灾难的日子里第一次生出对犹太民族的母爱,“这种爱就像我对你的爱”^{[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她不信那些“我军反攻”“用犹太人换战俘”的传闻,明白把人集中在这里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便于宰杀;农民带来消息,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在离城四俄里、靠近飞机场、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她把这个地点告诉儿子,让他将来去那里找合葬的坟^{[2 处]}。她坦言自己软弱、怕疼、怕孤独、怕打仗,常想到自杀,只有对儿子永恒的爱支撑她写完这最后一封信:“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信写于她已确知隔离区居民不日将被押往那些深坑处决之后,是她与维克托诀别的最后文字,书中没有再正面写她的死;信本身连同它揭示的坑穴地点,成为维克托此后反复重读、并借以理解自己犹太血统与法西斯本质的唯一遗物^{[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