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特卢夫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卡里特卢夫特是《生活与命运》中纳粹集中营“一号工程”(毒气室与焚尸炉)的工程主任兼监督队队长,总管把一列列运来的囚徒送进毒气室—焚尸炉的整个流程。他要求调度总站每天晚上把次日列车到达的时间报上来,预先向手下工作人员交代车厢总数与人数,并按火车所来自的国家调哪一国的战俘前来协助——有剃头的、有带路的、有卸人的^[出处]。士兵罗捷在毒气室观察窗口值班时,几次向他报告身兼两职的困难:有时候他在注视上面放毒气,就不能观察下面牙科医生找金牙,在将人推上输送带的地方,工人们就会偷懒^[出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工作认真,不喝酒,看到下属喝醉了也不生气;唯一一次被人看见高兴兴奋,是复活节那天他坐进汽车要回家,把党卫军上尉加恩叫到跟前,给他看女儿的相片——大脸盘、大眼睛,长得很像父亲^[出处]。晚饭后他不上俱乐部、不打牌、不看电影;圣诞夜监督队办枞树晚会、有业余合唱队演出,他只在俱乐部待了半小时,手指上带着新鲜的墨水痕迹,说明他过节还在工作^[出处]。他原本住在乡下父母的房子里,喜欢乡下的安静,打算振兴父亲的家业,一辈子住在那座舒适安静的房子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他上了前线,从此由农村小伙子成为士兵,从战壕进入司令部警卫队,又从办公室到副官处,从帝国保安总部到集中营管理处,最后在杀人营里担任监督队队长^[出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格罗斯曼把卡里特卢夫特写成刽子手最平常的面目。他若到天国受审,会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是命运把他推上刽子手的道路,他杀了五十九万人;面对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运动、不可违抗的党国的暴力,谁又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出处]。作者随即驳去这层辩护:从乡村到战壕、从党外的平民到自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这条路上到处有他意志的痕迹;命运带着人走什么路,一个人跟着走,是因为他愿意,他也可以不愿意,而他明知自己可以从中捞到便宜便去捞^[出处]。因此最有资格向他宣判的既不是天国审判官,也不是国家与社会,而是亲身体验过极权恐怖、自己已经弯下腰低三下四的有罪的人——“在可怕的世界上,罪人是有的!我就有罪!”^{[2 处]}。这一论说的展开,见罪犯对罪犯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