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科夫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1943年）

格列科夫是斯大林格勒“6-1”号楼房据点的守军头头儿。政治指导员索什金夜里带人给楼房送弹药回来,向团长别廖兹金报告说,这个据点一切都跟别处不一样:大家怕他,却又跟他称兄道弟、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称他“你”、喊他的小名,“那不是一个排的军人,是一群乌合之众”^{[2 处]}。他佩一支缴获的黑色手枪,心里转着的念头是“在这儿谁说了算,谁在这儿闹得德国佬晕头转向”^{[2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1943年）

报话员卡佳·文格罗娃夜里进楼,清早来见他。他半晌不回她的问话,凝视着她慌乱、胆怯又带嘲笑神气的眼睛,心里闪过“很漂亮……腿也很好看……她还怕呢”的念头,末了却只留她守着报话机:“咱们有办法。”他让手下人对姑娘说话规矩点儿,把骂脏话的白头发迫击炮手唤作“老爹”,目光却始终在打量卡佳^{[7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1943年）

他这套游击作风被政治机关逐级上报:师部把它当作严肃的政治思想问题,师长吩咐团政委皮沃瓦罗夫写详细报告并“扭转格列科夫的思想”,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又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发出紧急报告^{[3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年秋）

德军向楼房侧翼推进、切断通往苏军阵地的道路和团部电话线后,他下令从地下室炸出一条通道,通向离楼房不远的地道;蹲守期间德国人几次派人来谈,说要把被围的人放出去,他命令所有火器一齐开火作为回答^{[2 处]}。他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德军正准备突击、方向据判断是拖拉机工厂,却没有报告——据他判断,他手下的楼房正是德军突击目标的中心^[出处]。口述报告时,他望着卡佳的脖子、嘴唇和耷拉着的睫毛,活灵活现地想象这细细的脖子断了、颈脊骨从皮肤里露出来,生出怜悯和欲望,想趁两人都还活着抱住她^{[2 处]}。司令部命令每天十九时正详细汇报,他打了一下卡佳的手、把她的手掌从开关上拨下来,说一块炮弹皮落在报话机上,“什么时候格列科夫需要,再把报话机修好”,随后抓住她的手说“请原谅,亲爱的卡佳”^{[4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年）

在谢廖沙眼里,他战前的生活毫不出奇:矿业中学上完十年级,当过建筑技术员,后来是驻扎明斯克附近一支部队的步兵大尉,在野外和军营里指导操练,进过明斯克的训练班,晚上看书、喝酒、看电影、打牌,和吃醋的妻子吵嘴——她的醋意完全有根据,因为他跟当地许多女人有来往。他的谈吐却让谢廖沙吃惊:他谈战前军队里的清洗、授军衔的情形、分配住房怎样走后门,说起一九三七年有人写了几十次秘密报告、揭发臆造的人民敌人从而得到将军官衔;他说“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连列宁那样聪明也不懂得这一点,又说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谢廖沙从来没听过有人这样大胆地指责内务部的人一九三七年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也没听过有人带着这样沉痛的心情谈集体化时期农民所受的痛苦;楼里谈论这类问题的主要发言人就是他。他的力量,有时在于狮子般的勇猛——从墙豁口跳出去、喊着骂着拿手榴弹朝攻上来的德国佬扔去,有时又在于他的纯朴随和、跟大楼里人的友谊^{[8 处]}。谢廖沙觉得,他一旦下了决心,什么也拦不住他——就是佛祖,甚至崔可夫,都拿他没办法^[出处]。

1942年11月中旬

德军连日炮轰楼房的秋夜过后,他把迫击炮手谢廖沙和报话员卡佳写在同一张调派信上送回团部——"报话机已经打成碎片,她在这儿无事可干";谢廖沙看见他一双透着亲切、精明而忧伤的眼睛^{[3 处]}。送走他们一天后,营政委克雷莫夫奉方面军政治部之命进楼"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秩序",必要时解除他的职务;他懒洋洋地回答克雷莫夫的询问,自称在这块地段被截断后打退过三十次进攻、烧毁八辆坦克,"没有什么人领导我",又冷笑说"我看出来,这儿有惩戒营的气味了"^{[3 处]}。克雷莫夫问他楼里的女报话员哪儿去了,他咬着嘴唇答:"那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发展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后来我又把她枪杀了。您是要我这样回答吗?"^[出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具体日期原文未注明)

克雷莫夫进楼后的夜谈里，格列科夫拒绝单独面谈，坚持全楼一块儿说话。克雷莫夫说“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一名士兵懒洋洋的一声“是嘛”把这话顶了回去；楼里人问集体农庄战后要不要取消，他顺着说“实际上，没人喜欢集体农庄吧”。他当着克雷莫夫的面说“我想要自由，我就是为自由作战”，又说政委们“要自由干什么？你们只要能打败德国佬就行了”；被问是不是想改变历史进程，他冷笑反问克雷莫夫是不是想把一切拉回老轨道上去，说“就是一切。全面的强制劳动”。随即他又懒洋洋地退一步，说自己只是随便说说、逗逗政委，和政委一样是苏联人。他忽然说克雷莫夫“眼睛很深沉，您很苦恼”，又说自己也有苦恼，不过是“个人的事，在报告里也不值得写”。夜里克雷莫夫被流弹打伤头部，他吩咐准备担架，黎明前把克雷莫夫送出楼房、抬到地道口，说“政委同志，您真不走运”；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猜疑是不是他夜里开的枪^{[11 处]}

1942年秋(九月末之后)的某个黎明

德军对拖拉机厂地区发动决定性突击的那天，轰炸与炮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6-1”号楼房。侦察员克里莫夫从地道返回时，看见大楼已被炸平，楼里的人全部牺牲——格列科夫也在其中^{[3 处]}。

1942年10月底至11月初(十月革命节前)

克雷莫夫在后方政治部写报告时,把格列科夫写成从政治上瓦解战斗排、向党代表和政委开枪的暗杀者,料想托谢耶夫会把报告交给特别科,传他作证、与被捕的格列科夫对质^[出处]。两天后克雷莫夫从宣传鼓动科科长奥基巴洛夫处得知:第六十二集团军政治处报告,格列科夫在德国人进攻拖拉机厂时与手下弟兄一起牺牲,集团军司令提请追认他为苏联英雄,上面决定把这事压下来^{[2 处]};特别科科长则怀疑他可能还活着、可能投到敌人那边去了^[出处]。克雷莫夫回家看到一张叫他去特别科的纸条,决定等出差回来再谈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