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斯基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达林斯基是方面军司令部的中校军官,1942年奉命出长差,前往左翼边缘一支集团军。这支部队孤悬在里海与卡尔梅克草原之间的沙漠里,被德国人赶到了天边,驻地缺水、供应差、路又难走,方面军司令部不了解其实际处境,把许多任务一并交给他^[出处]。

11月—12月（年份未明）

赴任途中他乘车穿过卡尔梅克草原。草原单调而辽阔,羽茅草、骆驼草和刺蓬丛生,天与地相望太久而分不出彼此;他下车招呼一位骑马的老卡尔梅克人,递过烟盒^{[4 处]}。老人两个儿子都在骑兵师,大儿子已经牺牲,小儿子是机枪手、得过三枚勋章;老人问他家里还有没有人,他说母亲还活着,父亲已经死了,老人听了实心实意地为他难过^{[4 处]}。草原“总是首先对人说着自由”“让失去自由的人想起自由”;达林斯基望着草原,觉得太阳穴里有话要向外冲——“自由……自由……自由……”,心里充满了对那位老人的羡慕^{[3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他沿途看见士兵和指挥员无精打采地在草原灰尘中移动,炮兵营与炮兵连灰心丧气,自己渐渐染上此地的寂寞与烦闷^{[2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在集团军司令部,司令员与军委委员都到右翼去了、傍晚才回来,留下军委会食堂炊事员沃洛佳和两个穿军装的女人在打牌。达林斯基留下来玩牌,看出蓝眼睛的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有权势的人——集团军司令员的合法妻子;另一个年轻些、在司令部医疗站工作的克拉芙季娅是军委委员的战时情侣。阿拉以“合法”自居、对克拉芙季娅带着傲慢与宽容,克拉芙季娅则以“忠实”自持,两个女人暗中较劲。他当夜留在集团军指挥所,次日清晨见过寡言少语的参谋长、在委派书上签了字,决定下连队去^{[3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离开之后他两手空空、无精打采,连思念一向热爱和尊敬的母亲也变得乏味;想起在一部小说里读到的话,说爱情像煤炭,烧起来热得灼人,冷下来的时候可以把人弄脏,甚至想哭、想对什么人诉诉苦衷,说是命运让他这个可怜的中校这样对待爱情。醒来后他忽然想:如果没被打死,回来的路上一定还要去找阿拉·谢尔盖耶芙娜^{[3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

诺维科夫在军列上回想,自己本想安排达林斯基,费奥多连科一皱眉头他就改了主意;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提起时,他们又反问干吗要用受过处分的人^[出处]—可见达林斯基是受过处分、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的军官,诺维科夫曾想把他安排进坦克军却未能坚持。

1942年11月中旬

在沙漠驻防期间,他从集团军司令部来到斯大林格勒战线东南翼、里海附近缺水的炮兵阵地,转了一整天,晚上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留他过夜^{[2 处]}。两人喝着酒谈起乌克兰和库班的女子,鲍瓦喝醉睡去,半夜醒来,两人躺在小屋的地上作了一场推心置腹的夜谈:鲍瓦自述是工人家庭出身、战前却因批评领导日子过得太阔气而受压抑,达林斯基则说出自己战前五年妻子因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而离开他、他因父母出身不好总找不到工作、从劳改营出来以后"索性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行了"^{[3 处]}。他谈到官僚制度时说:"我们的官僚制度很可怕,因为这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两人都感到"人与人真诚地谈了起来",他说这一生不论今后出现什么情况,都不懊悔这次夜里的长谈^{[3 处]}。在炮兵司令部工作的这几个月,他如饥似渴地要求工作的心愿已经满足,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对他的看法比过去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对诺维科夫的看法还要好些^{[2 处]}。

1942年11月

这趟出差一连持续数星期。他给方面军领导打电报,说任务已经完成、在安然无事的左翼边区再待下去没有必要,方面军领导却固执地不把他召回^[出处]。沙漠的单调与匮乏掏空了他:白天数着到午饭还有多少时间,夜里冻得脊背、耳朵、脚和手指发木;大麦粉和渍番茄做的酸羹、大麦米饭,他一见就头痛,锁骨旁和腋下越来越痒,终于一天早晨在衬衣领缝里发现肥嘟嘟的虱子^{[4 处]}。他渐渐习惯了和营长、连长们谈大炮怎样过冬、谈锭子油、谈弹药供应,脑子里也塞满了吃饭、抽烟、洗衣服之类的生活操心^[出处]。他幻想上埃利斯塔附近的集团军司令部住一两天——不是为了见蓝眼睛的阿拉·谢尔盖耶芙娜,而是为洗澡、洗衣服、吃一碗菜汤白面条;在鲍瓦的小屋里过夜他觉得愉快,和鲍瓦谈的不是洗衣服也不是菜汤^{[2 处]}。睡在旁边的大尉一本正经地教他灭虱的土办法:把砖碾碎和鼻烟掺在一起撒在衬衣上,让虱子打喷嚏、撞到砖上撞碎头——几天后他就听到十来个这种题材的故事^{[2 处]}。日夜被吃饭、洗衣服、药粉和灭虱塞满的他,连女人也不想了,只想起劳改营里刑事犯人说的俗语:“有劲儿活,就没劲儿想老婆。”^[出处]

1942年11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

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夜,达林斯基在沙漠炮兵阵地上度过一天。营长是个年轻的哈萨克人,用纯正的俄语说"明年可以在这儿种瓜了";达林斯基却为他的快活而生气,只希望孤独。入夜,一轮老大老大的月亮升起来,黑色多于红色;他坐在弹药箱上,听两名战士盖着大衣躺在大炮旁说话——说起靴子、妻子的来信,以及战时男人和女人哪一个更苦这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4 处]}。

1942年11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

达林斯基右方忽然响起爆炸声,一〇三毫米的炮弹接二连三落下来,骆驼拖着扯断的套绳狂奔。在这炮弹横飞的时刻,他心中出现的不是愤怒、不是仇恨,而是对世上所有弱者和穷人的兄弟情感,想起在草原上遇到的那个加尔梅克人的黑糊糊的苍老的脸;他认定"这是注定了的",如果失败了也没有必要活在世上,便挺直身子,准备接过这支炮兵连的指挥。爆炸声随即停息——就在这一夜,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瓦图京、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三方面军的进攻开始了^{[5 处]}。集团军司令部有一通电报等待着他:调他去诺维科夫上校的坦克军,负责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坦克军的战斗行动^[出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苏军反攻阶段

苏军转入反攻后,达林斯基随追击部队西进,沿途看见被打垮的德军、罗马尼亚军和意大利军的尸体与俘虏,对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只有怜悯与鄙视,对德国人、匈牙利人、芬兰人却怀着仇恨,觉得这是报应^{[3 处]}。途中一名上校当众踢打一个爬行求饶的德国伤兵,他当众制止:“上校同志,俄罗斯人不打倒下的人。”“您是恶棍。”并报出自己的姓名职务——达林斯基中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监察员——表示愿在军事法庭上对质;事后他觉得那个俘虏的遭遇并没有使他一心向善,自己的善心好像已经消耗完了^{[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苏军反攻阶段

达林斯基赶到坦克军军部与诺维科夫重逢,两人一同看地图,又谈起私事:诺维科夫即将与叶尼娅结婚,并提议调他到本军担任副参谋长,做涅乌多布诺夫将军的副手。达林斯基掀起嘴唇,露出被打掉的两颗牙:“这是一九三七年涅乌多布诺夫审问我的时候打掉了我的两颗牙。”他拒绝了这项调动,说哪怕把牙全打掉也不会动摇他对俄罗斯的爱,但绝不给涅乌多布诺夫当副手^{[4 处]}。当晚两人喝了很多酒,这是达林斯基生平第一次喝这样多的酒;两人谈起撤退、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的旧事、朱可夫,以及侦讯官当年从他嘴里想得到什么,第一次以“你”相称^{[2 处]}。诺维科夫掏出叶尼娅的照片给他看,达林斯基看了很久,只说“太美了,真没有说的”;两人醉意渐深,又为称呼“你”合不合军事条令拌起嘴来。这是他在书中最后一次出场^{[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