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是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负责人、薇拉的父亲。妻子玛露霞是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女儿,已经去世;他的岳母是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柳德米拉、叶尼娅都是他的妻妹。战时他带着薇拉住在发电站的掩蔽所里,女儿的床用布幔遮着,天天有工作人员和卫队挤进挤出、又嚷嚷又抽烟,发电站收不到什么信,岳母、叶尼娅、柳德米拉都断了消息,托里亚、谢廖沙在哪儿也无人知道^{[4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

德军重炮几乎每天轰击发电站,他渐渐失去积蓄起来的精神力量,有时累得想躺倒,有时想渡河逃到左岸草原上去,宁愿蒙受当逃兵的羞耻;通过附近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高频电话与莫斯科通话时,副人民委员说“向您领导的英雄集体致敬”,他感到很难为情,心想哪儿谈得上英雄^{[3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

他实心实意劝怀孕的薇拉渡河撤到左岸——昨天来的集团军军委委员也为此责备他——薇拉却坚决不走,说“我因为你才留在这儿,没有我,你会变成酒鬼”^{[3 处]}。同事们在炮火下同样绷到极限:总工程师来诉说“好像有什么妖魔鬼怪跟着我”,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来要酒喝,说离了这种防弹剂就睡不着觉;他一面斟酒一面感叹该学一门能轻易转移设备的技术^{[4 处]}。

1942年11月7日夜至次日（发电站线）；此后一周多（集中营线）

克雷莫夫在庆祝大会散场的夜里来到发电站看他。两人在瓦砾堆中相认,他一把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鼻子酸了;克雷莫夫从他的信任和高兴中感觉出自己与叶尼娅一家的亲近,又在这亲近中重新掂量内心的痛苦。他对克雷莫夫说,妻子玛露霞死了,薇拉几天前终于离开发电站渡河去了左岸,薇拉的歼击机飞行员丈夫大概早已不在人世;又说叶尼娅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他带克雷莫夫到自己地下指挥所——他现在没有别的家了,就这儿是家——给满屋子的人斟酒精,端起酒杯在空中画一个“8”字,只说“祝大家节日快乐”。他完全了解安德列耶夫的情形,在克雷莫夫笑问那老头儿是不是孟什维克时,怕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听到,便打断歌声喊“巴维尔·安德列耶维奇,离题太远啦”。夜里他留克雷莫夫睡下,给他铺床,醉醺醺地抚摩他的头^{[9 处]}。

1942年11月（十月革命节后至十一月十八日）

十月革命节过后不久,德国空军十八架轰炸机又对发电站进行了一次密集轰炸,电站的工作完全停止了;他的两只手从此剧烈地哆嗦起来,端起茶杯常常把茶泼洒,有时觉得手指端不住茶杯,只有喝过酒才停住哆嗦^{[3 处]}。他害怕打仗,一想到空袭就胆怯,轰炸时吓得直发呆,却还在一件一件地干着站上的活儿,工作因此尤其艰苦、尤其可贵^[出处]。领导者开始放工人走,工人们渡伏尔加河和图马克河进入草原,去阿赫图巴中游和列宁斯克;发电站领导向莫斯科请求准许撤离,莫斯科迟迟不作回答,党中央却通知召见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便乘飞机上了莫斯科^{[2 处]}。

1942年11月（十月革命节后至十一月十八日）

他一直为薇拉担心:她渡过伏尔加到左岸后身体很不好,不能上列宁斯克去了,熟识的工人把她搀到一条冻在冰上、已经变成宿舍的驳船上;薇拉托快艇技师捎来一封叫他放心的信,说舱里有个舒服的角落、挂着布幔,疏散的人中间有别克托夫门诊所的护士和一位年老的助产士,四公里外有一所野战医院,粮食由州党委供应,自从打仗以来这条驳船一次也没有挨过炸——信上每一句话却都只引起他更深的担心^{[4 处]}。他本想和克雷莫夫谈谈自己的事情,十月革命节以后克雷莫夫却再没有上发电站来^[出处]。他和卡梅绍夫在瓦砾堆中走来走去,互相劝说该离开了,决定等到十一月十七日就走;德军还在不时炮轰电站,焦急的卡梅绍夫说德国人执拗得像老牛,会照准一块空地方一个劲儿地猛轰^{[3 处]}。十一月十八日——苏军开始进攻的前一天——他始终没有等到莫斯科的正式准许,告别保卫人员、吻了吻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最后扫视一遍发电站的瓦砾堆,便离开了^{[2 处]}。就是他没有捱过去的这一天,在许多人的眼睛里把他的勤恳、艰苦的工作一笔勾销:原先准备称他英雄的人,如今管他叫胆小鬼和逃兵;他心中很久都保留着痛苦的感情,常想起自己一面走一面回头挥手,而孤单的老头子站在炸毁的大门口望着他^{[2 处]}。

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他带着行李来到薇拉所在的驳船上,人已不像发电站站长的样子:提着箱子,背着包袱,胡子拉碴,竖着大衣领子,鼻子和两腮被冷风吹得通红^[出处]。薇拉产后第三天,他先看了看她身边的小外孙,背过身去哭——哭的是妈妈再也不会知道这个外孙;他吻薇拉的额头,用冻哑的声音说“好啊,因为你,我做外公啦”,又告诉她十月革命节那天克雷莫夫上发电站来过,还不知道她妈妈已经不在了,一个劲儿问叶尼娅的情况^{[5 处]}。他决定留在驳船上,等薇拉身子硬朗了带她上列宁斯克去——自己要去古比雪夫接受新任务,列宁斯克正好顺路;见船上伙食太差,便去找附近森林里的州党委指挥所,指望通过朋友弄些猪油和糖来^[出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到古比雪夫后,他成了调查小组审查的对象,问题查清之前不给他安排新的工作,处境又可爱又可怜;薇拉带着孩子住在列宁斯克,他一提起小外孙就哭^[出处]。

1943年4月

一九四三年四月,苏联电力委员部通知撤换他的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站长职务,调他去乌拉尔一座用泥炭发电的小发电站当站长;州党委随后以他“在艰难的日子里擅离职守”为由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他认为处分不公——州委的人都清楚他坚持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是在苏军已开始进攻的十一月十八日那天上左岸去看分娩的女儿的——本想在会上申辩,却被普里亚欣用一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认为处分太宽容”的话堵了回去,吓得他不敢真去上诉:什基里亚托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以严酷著称。他隐约觉出普里亚欣的冷脸不只关乎发电站的事,而是因为他与坐牢的克雷莫夫、与叶尼娅沾亲带故——岳母此时正住在他家里,叶尼娅也常来信,还寄来过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底稿。散会后在小卖部,州保安局局长沃罗宁拿他“刚受处分就办家务”打趣、又问他“是不是准备办移交”,话里带着看透一切的得意;他心里想的却是“幸亏把我赶到乌拉尔去,要不然在这儿就完了”^{[6 处]}。

1943年4月

这些日子他和薇拉、小外孙米佳、赶来同住的岳母弗拉基米罗芙娜挤在发电站残破的住宅里,窗子钉着胶合板,墙皮大片脱落,水要从楼下提上三层。他本可以修屋顶、砌炉子,却不愿意张罗这些事——残破的家宅反倒让人不必去想那个回不来的战前生活。得知正式处分决定的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一面把消息告诉家人,一面生平第一次唤岳母“妈妈”,眼里含着泪,说要接她一起去乌拉尔,给她单独一间房。他懊恼的与其说是处分,不如说是自己终究得不到一枚“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安德列耶夫从拖拉机厂工人村带回工厂里人们忍饥挨饿、厂长却先修好自己房子的消息时,他只顺口感慨了一句“他是很不痛快呀”式的话便扯开去。安德列耶夫的儿媳妇娜塔莉亚从列宁斯克赶来帮薇拉操持家务后,弗拉基米罗芙娜半开玩笑地提议她跟着一起去乌拉尔——理由是到了那儿谁给他补袜子;娜塔莉亚一口应下,满座人都笑了,笑声里却透出难为情和紧张^{[12 处]}。

1943年3月前后

离开发电站那天,他从早晨起就喝酒,神经质地反复收拾行李,总说要赶不上开往乌拉尔的火车了;他打电话给州委第一书记想道别,普里亚欣的副手巴鲁林却说“普里亚欣同志没时间和您说话,正忙着呢”便把电话打发了。告别宴上,他一遍遍称自己是“逃兵和胆小鬼”,说该由斯大林格勒的战士来处分他,自己在他们面前有愧;又说,战斗高峰时坚守右岸的企业负责人中他是唯一一个,如今换来的却是处分和这样的羞辱^{[4 处]}。饭桌上他当着岳母、薇拉和安德列耶夫的面,郑重地对娜塔莉亚说:“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干,还是回列宁斯克把孩子带上,上乌拉尔我们那儿去。咱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要好过些。”又邀安德列耶夫同去,被老人以“没有多少劲头儿活了”婉拒^{[3 处]}。看着薇拉抱着孩子在一旁流泪,他因被撤职、失去荣誉与工作而积压的懊恼与耻辱一时消失了意义;岳母弗拉基米罗芙娜吻了吻他的头,说:“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孩子,生活还在前头。”^{[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