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索科洛娃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索科洛娃是物理学家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索科洛夫的妻子、柳德米拉的知心好友。她腼腆、温和,读书不多却常能感觉出书里说的事,是柳德米拉唯一可以随便谈起托里亚的人:柳德米拉不喜欢同教授夫人们往来,听到她们谈丈夫的学术成就和保姆就来气,唯独跟玛利亚谈过之后心里会轻松些、安宁些^{[2 处]}。丈夫家的聚会上她“既不能躺一躺,又不能坐一坐,而且挨够了烟熏”^[出处]。柳德米拉得知托里亚重伤、赶往研究所时曾顺步去索科洛夫家找她,窗帘没拉开——她不在家;柳德米拉想,要是玛利亚在,看到她的脸一下子就会明白出了什么事^{[2 处]}。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她是喀山这批疏散知识分子聚会的女主人,索科洛夫家的茶会由她张罗^[出处]。她最爱读契诃夫,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的争论里替契诃夫说话^[出处]。她对丈夫的崇拜与照顾近乎献身:晚上常常为他誊写论文、保存手稿、把他随便写的字用硬纸裱糊起来,觉得他是伟人,又觉得他是无用的孩子^[出处];他回家像个老爷一样任性,她替他刷鞋、擦汗、用小树枝赶蚊子^[出处]。只有她知道他一九三七年被抓、受严厉审讯后在精神病院住过四个月,知道他痛恨肃反与集体化的残暴、心灵纯洁,也知道他的思想被束缚得多么厉害、对政府多么顺从^{[2 处]}。她跟马季亚罗夫熟到直呼其名“列昂尼德”,替丈夫的冷淡向他解释,也替他留客过夜^{[2 处]}。马季亚罗夫喜欢维克托·施特鲁姆,她则认定施特鲁姆“憨厚,最没有城府”^{[2 处]}。柳德米拉却看透:她把维克托看成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一个高尚而英明的人,是她天性需要一个崇拜对象而为自己臆造出来的形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维克托;她喜欢音乐,有时听到弹钢琴激动得脸都白了,维克托有时也应她的请求弹弹钢琴^[出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

施特鲁姆闭门完成新理论后到索科洛夫家去,她不在家;他走出大门时,她冒雨站在路灯下,穿着旧大衣、裹着毛头巾,这位科学院士和教授的夫人简直成了战争疏散时期贫困的化身^{[2 处]}。她次日一早要去施特鲁姆家看柳德米拉,施特鲁姆说她已经成了柳德米拉的守护天使^{[2 处]}。她一眼看出施特鲁姆今天眼里的苦闷没有了,听他说自己完成了一生的大事、科学是精神面包,低声说“我要是能够把痛苦赶出你们的家门有多好呀”;施特鲁姆心里一下子宁静下来^{[5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天(战争第二个冬天)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她忙着把丈夫安顿在下铺、自己睡上铺,对维克托的问话答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柳德米拉身体好不好都没有问;维克托记得她从前在喀山政治议论里那双亲切动情的眼睛,如今觉得她“漠然”“疏远”,在心里骂她“就像是一只红鼻子母兔”^{[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学术委员会开会批判施特鲁姆那天早晨,她一早就到施特鲁姆家,在浴室、外室进出,先见到的是柳德米拉的妹妹叶尼娅——两人是初次见面。施特鲁姆事后察觉,自己方才心神不宁、一再朝门张望,原来是在等她;她一到,那份萦绕已久的孤单感便消失了。她穿一件肘部打了补丁的针织衫,梳着人民教师式的整齐头发,不提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只问起娜佳、向柳德米拉借托马斯·曼的《魔山》、向叶尼娅打听薇拉母子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近况——以此表明,再强大的国家也闯不进一家人自己的圈子,他们有权只谈内部实有的情形。这份体贴征服了叶尼娅,也让施特鲁姆当着家人的面说出了自己对她的感情^{[7 处]}。回到莫斯科后,她在电话里对维克托说“我觉得太幸福啦,一个劲儿想哭呢”,却以要收拾屋子为由,没有应他的邀请上门^{[2 处]}。施特鲁姆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那晚,她接过话筒道贺:“恭喜您,请代我向柳德米拉表示祝贺。我为您、为她感到非常高兴。”^{[2 处]}。

1943年早春

施特鲁姆与希沙科夫冲突后,她穿上一件他没见过的大衣,特意到卡卢加街上去等他、先把他叫住。她把丈夫不肯告诉他的话说了出来:行政领导和党组织结成一伙儿反对他,索科洛夫听到巴季因说“这不是一般的歇斯底里。这是政治上反苏的歇斯底里”;她为丈夫辩解,说他害怕、认为施特鲁姆原则上不对,“他是一个好人,他受的折腾太多了”^{[4 处]}。她又告诉他,他们寄给马季亚罗夫的挂号信被退了回来^[出处]。两人在空旷的逍遥公园走了很久,她对他说,他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别人可能,您不可能”^[出处]。临分手她说“咱们分手差不多都是在咱们会面的地方”,他开玩笑引用古人的“始终如一”,她说不懂,心里却明白^{[3 处]}。他望着她的背影,觉得那是一个不高的、瘦小的女子,像这样的女子,迎面相遇的男子是从来不会回头看的^[出处]。

一天傍晚她与施特鲁姆在逍遥公园附近的街心花园坐下,含无比幸福又无比绝望的神情看着他,两人相对无言,彼此的心意却已不言自明^{[2 处]}。她随即向他告别:丈夫索科洛夫要她保证今后不再和施特鲁姆见面,她已经应承下来——她担心索科洛夫的病、担心他的性命,也提到柳德米拉已经够苦了,这样的事不可能。她握住施特鲁姆的手说完便起身走了,没有回头^{[4 处]}。

苏德战争期间,具体年份不详

学术委员会通过决议后,她始终没有来电话或登门——是索科洛夫不许她再联系施特鲁姆。斯大林打电话给施特鲁姆的当夜,她还是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我不能听不到您的声音”,并告诉他,自己已对索科洛夫坦白说爱他,也已向索科洛夫发誓永远不再与他见面^{[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胜利之后

此后她与柳德米拉恢复了来往:两人先在电话里长谈,又见面拥抱,各自检讨此前的猜疑与不信任^[出处]。她与施特鲁姆则很少再见面,偶尔通电话;一次她打电话到施特鲁姆家,柳德米拉转述时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事,大概与科甫琴科往索科洛夫家打过电话有关——她仍像从前一样惦记施特鲁姆的处境,怕他又惹出什么事^{[2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施特鲁姆被要求在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公开信上签名的当天,她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电话——丈夫身体好些了,她时间多了些,约他次日仍到街心公园见面;她告诉他,有人拿着这封信上过她家,她替他担心:“您性格那样倔强,有时候别人会碰一个疙瘩,您就会碰得粉身碎骨。”这通电话让施特鲁姆看清,当天折磨他的不是敌人,而是身边人用无比信任做成的刑具^{[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