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托耶夫

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文中未明

波斯托耶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物理学界人物,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的同行。研究所疏散到喀山期间,施特鲁姆常到他家下棋、听他妻子弹钢琴^[出处];施特鲁姆的女儿娜佳学她父亲的口气骂过他“骗子,饭桶,滑头”,惹得施特鲁姆斥责她一个没出校门的中学生竟敢这样议论一位院士^[出处]。施特鲁姆研究不顺、感到孤独时,也曾想到波斯托耶夫会把“科学是时代的同伴”这类想法看作奇怪而没意思的东西^[出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天(战争第二个冬天)

波斯托耶夫为人圆滑、惯说场面话。施特鲁姆的新理论获得承认后,他当着索科洛夫的面称赞维克托的发现“真正能震动世界”,随即把索科洛夫一抱,补上一句“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咱们是苏联人”——这句官方腔调的赞许后来一直留在施特鲁姆心里^[出处]。研究所迁回莫斯科后,他与院士希沙科夫一样是“又高又粗的魁梧汉子”,在科学院的场合大谈身体健康、老婆、孩子、别墅^[出处];施特鲁姆问起一个调到中央委员会科学处的黑发年轻人是谁,他低声作答^{[2 处]}。有人指责施特鲁姆为爱因斯坦辩护“颂扬太过分”时,他随口附和“总的来说,可以说是有些过分”^{[2 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契贝任受排挤被迫离职后,施特鲁姆一再想起波斯托耶夫这句“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苏联人”,把它当作官腔的样本:他原以为全研究所会为契贝任的遭遇一齐鸣不平,结果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子表示同情^{[3 处]}。波斯托耶夫在小说中始终只以这类场面话和世故姿态出现,不曾表露立场,是施特鲁姆用以丈量科学界犬儒气氛的一个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