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莫夫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利耶维奇·克雷莫夫)是苏联红军营政委,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先在方面军司令部派驻罗季姆采夫师作政工特派员,后被撤去战斗部队政委职务,调任政治部宣讲员,巡回各部队作报告。妻子叶尼娅已离家,他在前线反复咀嚼这一丧失,觉得“他还在,但等于死了”^[出处]。

1942年夏秋之交，斯大林格勒战役临近

他的背景另有一条线:莫斯科人,早年曾在共产国际工作,战争开始前不久在基辅的中央演讲团做过国际形势报告。格特马诺夫赴任坦克军政委前在乌法的送别席上,连襟萨盖塔克称他是“过激分子”,保安机关干部马舒克说他政治面貌不清、很久以前就跟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牵连,“恐怕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格特马诺夫又说起,自己那支坦克军的军长诺维科夫准备跟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结婚^{[4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他来到崔可夫设在伏尔加河堤岸脚下的第六十二集团军新指挥所时,工兵正在紧张地掘交通壕、挖地道,把司令部各机关联成一体^[出处]。他受集团军政治部委托,去罗季姆采夫师解决步兵团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纠纷;动身前先向师部军官作报告。师政委告诉他纠纷已自行了断——一颗一吨重的炸弹落在步兵团指挥所上,炸死十八人,团长与政委同归于尽^{[3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克雷莫夫与队列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相处融洽,却跟自己的同行政工人员“往往感到很不痛快,常常不能以诚相见”。罗季姆采夫师部的人以年轻将军为荣,师政委才上前方几天便自居老战士,两人互相看不顺眼;当师参谋长别尔斯基问起同盟国何时开辟第二战场、师政委转而反问“我们的指挥部准备怎样行动”时,克雷莫夫毫不客气地把问题顶了回去^{[3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德军突击队当夜直扑管道里的师部,罗季姆采夫率全师部投入反击,克雷莫夫在冲沟边的黑暗中开枪参战。夜战里他失去对时间和战局的判断,却透彻地感到自己与身旁匍匐爬行的人们休戚相关,感到罗季姆采夫就在附近,是一种欣慰^{[3 处]}。天快亮时德国人被打退,他靠着管道石壁打盹,听师部理发员鲁宾契克拉小提琴,忽然想明白:时间像一方透明的境地,人进入、活动、又消失,“我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而最艰难的是做时间的弃儿^{[4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他对叶尼娅的思念是这段战地思绪的底色:看见理发员的小提琴,他想起叶尼娅离开了他,想起自己的孤独,又想起年轻哥萨克姑娘那一双黑眼睛,想起“人生还是美好的”^{[2 处]}。这场战地经历中,格罗斯曼借他之身写出关于夜战心理与战斗时间的整段议论,也把他放在“与政工同行的隔膜”这一位置上。

卫国战争期间,疏散至古比雪夫之后(具体日期原文未明)

叶尼娅在古比雪夫从邻居沙尔戈罗茨基的谈吐里重新打量这个丈夫:克雷莫夫虽是俄罗斯人,却对俄罗斯的风光、民间故事和费特、丘特切夫的诗毫无兴趣——在他看来,马克思高于一切俄罗斯天才,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毫无疑问胜过俄罗斯音乐,杜勃罗留波夫与拉萨尔、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恩格斯之间没有区别,也许只有涅克拉索夫是例外^{[2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围城阶段,约 1942 年秋至 1943 年初)

他被撤去战斗部队政委的职务,由政治部调任宣讲员。他不久前还在伏尔加河对岸兴致勃勃地准备作报告,觉得政治部这个安排很自然,可是心里时常泛起难堪、受辱的感觉,自问为什么撤他的职——他干得不比别人差,比很多人都强^{[2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围城阶段,约 1942 年秋至 1943 年初)

在斯大林格勒,他感到这里的人待他比战前好,不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弃儿:历史书仿佛走进了现实,天空、云彩与水上的阳光都鲜明得出奇,人与人在洒满鲜血的黄土坡上处处显出平等与人的尊严,他几乎不再感到当代生活的错误与荒谬,觉得“在列宁时期,就是这个样子的”^{[5 处]}。他身边的人们普遍相信善良终将战胜,不吝惜鲜血的正直者一定能建成美好的、公道的社会;几乎人人都关心战后的集体农庄体制与人民和政府将来的关系^{[2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防御阶段)

在巴秋克师的掩蔽所里,他参加了狙击手会议。狙击手们报出的战果令他震惊:布拉托夫说他一天打死七十八个、还拿政委签过字的证明作证,托卡廖夫说儿子在莫扎伊城外被杀,索洛德基说自己是乌曼的集体农庄庄员、为复仇改行做狙击手。他本想插话说,被打死的德国人里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又想到这种思想“不能武装军队,倒是会瓦解武装”,便把话咽了回去^{[4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防御阶段)

这段经历把他在政工身份与内心信念之间的裂隙推到台前。他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包括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集体化时富农遭殃就唉声叹气,也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可听狙击手们说话,他还是感到可怕;他自问对白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歹徒和富农从不手软,却觉得消灭法西斯时把许多德国工人打死不值得高兴,这话他始终没有说出口。他有时觉得自己进入一块非党的天地,有时又恰恰相反,觉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气^{[4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防御阶段)

夜里他同巴秋克长谈。他坦白说,自己是个还算不错的党的报告员,常到工人大会上作报告,在这里却觉得“是别人在开导我,不是我开导别人”;政治部要报告员使士兵们认识到红军是复仇的军队,他却想从无产阶级立场谈什么国际主义——“主要的是鼓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敌人嘛”。他说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不讲客气,随即又补一句,他指的不是毫无根据就把人枪毙那样的事,“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杀自己的事,这些事是我们的不幸”。巴秋克没有应声——他已经睡着了^{[5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1943），具体日期未说明

在“红十月”工厂,他钻进设在一座炼钢炉里的步兵团指挥所,手触到耐火砖里数月未散的余热,忽然感到胆怯,觉得“伟大的抗战的秘密”就要向他打开^{[2 处]}。他想起叶尼娅:他永远不会对她说,钻进炼钢炉之后他是怎样想起她的;以前他一直想摆脱她、忘掉她,现在若她寸步不离地照料他,他也由她了。他又自问“谁需要时代的弃儿”——他几乎成了残废,成了废物,成了吃退休金的人,在这里他也没有驰骋沙场做点真正的事情^{[2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1943），具体日期未说明

当晚他在车间作过报告后与古里耶夫将军聊天,对将军那句“骂娘算什么”的回答只报以一个“是啊”,意思是人的尊严在斯大林格勒这块土坡上并不经常被看重^[出处]。古里耶夫说托尔斯泰因为“亲自参加,亲自战斗过”才写得出《战争与和平》,克雷莫夫纠正说,跟拿破仑打仗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出生;两人激烈争论起来,克雷莫夫怎么也不能把对方说服——这是他在此地作报告以来发生的第一次争论^{[4 处]}。

1942年秋

他来到“街垒”工厂古尔季耶夫师的师部掩蔽所作国际形势报告,炮声猛烈到他只得一直大声叫喊。他越来越怀疑报告有没有用:觉得大家听报告完全出于礼貌,自己也成了“舞文弄墨、游手好闲妨碍别人战斗的军队政工人员之一”——真正称职的,是那些不询问、不解释、不做冗长汇报、不进行宣传,而是参加战斗的政工人员^{[2 处]}。师长古尔季耶夫穿着毡靴、披着士兵短大衣,他在掩蔽所门口迎面碰上竟没认出来;师政委斯维林把报告会办成全师的活动,请测绘员、战士、电话员和通讯员都来听^{[2 处]}。与参谋长萨夫拉索夫的长谈挑起了他的心结:他自问为什么罗季姆采夫师的政委是瓦维洛夫而不是他,为什么党对斯维林比对他更信任;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垮了、日暮途穷,已经被打入另册,叶尼娅不爱他了——“不走运的人、垮台的人是不会有人爱的”^{[2 处]}。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他与维克托·施特鲁姆家沾着亲:一九三八年布哈林事件后,施特鲁姆曾对他说自己了解布哈林,觉得他聪明过人、和蔼可亲、纯洁而有魅力,见克雷莫夫目光忧郁又马上改口说布哈林是间谍;克雷莫夫却带着同样的忧郁说,因为咱们是亲戚,他可以告诉施特鲁姆:说布哈林是暗探,他永远无法理解^{[2 处]}。施特鲁姆随后愤恨起自己,大声追问“为什么他们要承认,为什么要承认呀”,克雷莫夫却不再说了——他觉得已经说多了^{[2 处]}。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叶尼娅与诺维科夫结合后仍放不下他。她在古比雪夫对诺维科夫说,如果克雷莫夫受重伤或进监狱,她还要回到他身边去;她怜悯他:他连可以通通信的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人需要他去看望,只有无法排遣的苦恼与孤独。她把他早年搞过共产国际、托洛茨基看过他一篇文章后说“真精彩”的秘密只告诉诺维科夫一个人,心想如果当时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克雷莫夫在一九三七年未必能逃脱^{[4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

1942年秋,格特马诺夫在军列上向诺维科夫证实,克雷莫夫“得到保全,真可以说是奇迹”,如今在中央宣讲团里,人还在军队里、还是党员^{[2 处]}。

1942年秋末

叶尼娅与他结合多年后,在古比雪夫完成了对这段婚姻的清算。她恨他站在自己和诺维科夫中间、毁着她的生活^[出处]认定他“残酷、狭隘”,是“顽固的狂热分子”,永远看不惯他对受难遭殃的人那种冷漠态度^[出处];她想起他说过的话——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在可怕的饥馑里死去成千上万妇女儿童的时候,他说“富农不值得怜惜”,亚戈达和叶若夫的时代他说“没有罪的人是不会被抓的”,母亲讲起一九一八年在卡梅申用大船溺死商人、房产主和他们的家小,他激烈反问“拿甜饼喂他们吗”^[出处]。她也知道这些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恨,心底明白克雷莫夫并不那么残酷^[出处]。她在那个鄙俗的内心声音里,还刻薄地想他“连党内都待不稳”^[出处]。

1942年11月中旬

方面军政治部把他从残废队的宣讲岗位调出来,命令他进入被围的"6-1"号楼房"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秩序",必要时解除格列科夫的职务、自己担任指挥^{[2 处]}。突然收到的密码电报让他觉得"克雷莫夫又是克雷莫夫了"——不是残废队的残废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作战政委;他在明亮的黄昏穿过拖拉机厂的院子,看到被打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时,不由哆嗦起来^{[2 处]}。进楼路上他想着离他而去的妻子叶尼娅,觉得她并没有永远失去,她会回到他身边^{[2 处]}。进了楼房,他大声说"咱们'6-1'号楼撑住了,没有向法西斯屈服",却与格列科夫话不投机:格列科夫自认打退三十次进攻、"没有什么人领导我",反问他楼里是不是有惩戒营的气味;克雷莫夫在沉默中"战胜了自己要在精神上制服被困大楼里的人的心情"^{[4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具体日期原文未注明)

进楼后他与格列科夫的交锋持续了一整天。格列科夫以“我们这儿打仗都是大家一块儿”回绝单独面谈；克雷莫夫随口说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的爱国套话，被一名士兵懒洋洋的一声“是嘛”顶得发疼。他一向厌恶政工人员颂扬俄罗斯古代将领，对《红星报》社论摘引德拉戈米罗夫的话十分反感，认为革命队伍只需要红旗，无须以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和赫梅利尼茨基的名义设立勋章，可偏偏在重又呼吸到列宁主义革命空气的今天，这种感触涌了上来。他再一次感到斯大林格勒人之间那种真正的平等，可这回，这种他素来赞赏的感觉竟引起他的气愤，他要把它压下去、打下去。楼里的人——烙饼的老头子问共产主义社会“各取所需”拿喝个不停的醉鬼怎么办，缠着血绷带的工兵问战后要不要取消集体农庄——惹得他气红了脸；他自问这是偶然的情绪还是造反，随即拿定主意：格列科夫的敌对与异己思想不能靠劝说消除，要用“手术刀”，解除格列科夫的指挥职务^{[9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具体日期原文未注明)

夜里他被一颗流弹打伤头部，子弹擦过头骨，伤势不重却头晕呕吐。格列科夫吩咐准备担架，黎明前把他抬出楼房，一直送到地道口，说“政委同志，您真不走运”；躺在担架上，他猜疑是不是格列科夫夜里朝他开的枪。他在师部卫生营躺了两天，后被转送到左岸，住进集团军野战医院^{[5 处]}。

1942年10月底至11月初(十月革命节前)

伤愈出院后,克雷莫夫没有回驻地,径直去见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托谢耶夫将军,报告自己因负伤没有完成“6-1”号楼的任务、现在可以再进楼;托谢耶夫阴沉着脸,不问话也不置可否,只让他写一份详细报告^{[2 处]}。后方政治部总务处对他从斯大林格勒带回来的负伤与见闻毫无兴趣;住惯了斯大林格勒用防雨布做门的土室和潮润的掩蔽所,他反倒觉得阿赫图巴河边这安静的小屋、白枕套和挑花窗帘冷清得难受^{[3 处]}。夜里写报告,最难的正是“6-1”号楼一节:他认定是格列科夫朝他开的枪,想起格列科夫那句“你很苦恼”,自问“这不是告密吗?尽管不是捏造,但总是告密”,又以“你是党员嘛……那就尽党员的责任吧”说服自己^{[2 处]}。他在报告里写格列科夫从政治上瓦解了一个战斗排、向党代表和政委开枪,说从不怀疑党有权使用专政之剑,却承认“杀自己人是可怕的”^{[3 处]}。两天后,宣传鼓动科科长奥基巴洛夫召见他:第六十二集团军政治处报告,格列科夫在德国人进攻拖拉机厂时与手下弟兄一起牺牲,集团军司令提请追认他为苏联英雄、上面决定压下来,特别科科长还怀疑他可能活着、投到敌人那边去了^{[2 处]}。奥基巴洛夫派他过河去右岸舒米洛夫的六十四集团军政治处,收集供办公室统计数字用的书面材料;他回家见到一张叫他去特别科的纸条,决定等出差回来再去——反正人已经死了^{[2 处]}。

1942年11月6日(庆祝会在当夜举行)

1942年11月初,他过河到右岸舒米洛夫的六十四集团军政治处。十一月六日当晚,他随集团军代表出席州党委在别克托夫镇造船厂举行的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庆祝会,激动得喘不过气,凭一个老练群众宣传员的直觉觉得自己不准备也能作报告: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战斗里,他重又呼吸到革命初期的空气、列宁精神,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拉季谢夫的命运、马克思宣言的威力、列宁在芬兰车站装甲车上的号召在他心里是同一件事^{[3 处]}。州委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在会场问他认不认识格特马诺夫,他答自己在乌克兰党中央做过中央委员;普里亚欣随即冷落他——不请他坐自己的汽车,两次迎面碰上又像不认识,目光又冷又淡漠^{[3 处]}。他想起斯大林格勒的人们——巴秋克、被围的“6-1”号楼里的士兵,想起死在楼房瓦砾中的格列科夫、格列科夫说的那些难听话和朝他开的那一枪;听着普里亚欣那套本州完成国家任务的报告,他觉得在斯大林格勒鏖战的日子里,这位老同志不该这样作报告^{[3 处]}。

1942年11月7日夜至次日（发电站线）；此后一周多（集中营线）

庆祝大会散场后的当天夜里,他搭顺路汽车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白天他先上六十四集团军指挥所,隔着胶合板听见军委委员向友邻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口述“好战士,好朋友”的祝贺信,边口述边抽搭着哭,便知道不必急着见他。夜里他请门卫把站长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叫出地下指挥所,两人在瓦砾堆中相认拥抱;斯皮里多诺夫说妻子玛露霞已死,薇拉几天前渡河去了左岸,薇拉的歼击机飞行员丈夫大概早已不在人世,又说叶尼娅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这一夜他留在发电站的地下指挥所饮酒,听更夫唱古老的歌儿,听安德列耶夫无腔无调地唱“我们要打倒旧世界”,笑问这老头儿大概以前是孟什维克;斯皮里多诺夫明白安德列耶夫的情形,怕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听到,忙把歌声打断^{[7 处]}。

1942年11月7日夜至次日（发电站线）；此后一周多（集中营线）

夜里他躺在发电站的地下室里,回忆起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的葬礼:农民的雪橇把列宁的遗体从哥尔克运往火车站,布哈林、雷科夫、加米涅夫跟在雪橇后面,带着嘲笑和容忍打量那个黑脸膛有麻子的高加索人——斯大林;他料想这些人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将把他们统统打翻,“列宁的事业会成为斯大林的事业”。他又想起一九三七年工会大厦里那些垂下的头,想起他们在听维辛斯基那冷酷响亮的声音时,也许会想起当年守在列宁棺材旁的情景。他清算自己:布哈林被指为破坏者、凶手、奸细时,他没有胆量说“我不相信”,表决时还举了手,以后又签名、作报告、写文章,还觉得自己的义愤是发自内心的,于是问自己一个人是不是有两种意识。他把格列科夫看作说出许多人心里话的敌人,认定必要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枪毙;普里亚欣却用官腔官调代表国家谈计划百分比、粮食交售和各种任务,说话的人官气十足、毫无热诚,可他们是他的上级同志,他仍愿为这事业的荣誉献出生命。他想起哭着讲农村苦难的新闻训练班学员科洛斯科夫,不久就在墙报上写文章说富农把粮食埋进地里;想起莫斯托夫斯科伊从不为自己的朋友说话,而敢往劳改营送东西、收养被捕者孤儿的,偏偏是不怕的老妇人、家庭女工和没有文化的保姆。他断定有一种千千万万人都战胜不了的恐怖——国家恐怖,又觉得恐怖本身不能起这样大的作用,而是革命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替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辩解^{[9 处]}。

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前几天,约1942年11月中旬

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前几天,他应阿勃拉莫夫之召来到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地下指挥所,阿勃拉莫夫却改口不见他,副官只传出一句“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3 处]}。他顺着干沟朝伏尔加河岸边军队报纸编辑部走去,听着库波罗斯山沟那边传来的零乱的、懒洋洋的炮声,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召唤、为自己见到别人吃饼子就眼馋而懊恼^{[2 处]}。看见一位穿军大衣的姑娘,他的心又习惯地抽紧,想起叶尼娅、哥萨克小镇那一夜和年轻的哥萨克女子,又想起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他当然不是斯宾诺莎”^{[3 处]}。一名军大衣上戴绿色大尉领章的司令部工作人员把他叫进一间板墙上钉着斯大林肖像的小屋,他以为对方要托他把报告带给左岸的托谢耶夫,大尉却命令他交出武器和身份证^{[4 处]}。他慌乱地要求先看对方的身份证,最后说了成千上万人在类似情况下说过的话——“这真荒唐,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懂,莫名其妙”;这已经不是自由的人说的话了^{[3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约1942年秋冬)

随后他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方面军司令部特别科受到审讯:侦讯员自命不凡、嘴唇灰白,一个粗野的中校当着他的面一拳打在他脸上,把他打得只剩麻木与发僵;当着红军哨兵的面,他觉得共产党员挨打是一种耻辱^{[3 处]}。他被押进原木搭成的囚室,头一个念头是德国人的炸弹会把这小囚室炸毁。他想起自己当年的身份:是他喊叫着向飞机奔去,迎接好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他抬过蔡特金同志的棺材;是他把许多人从重围中带出来,他们都叫他“政委同志”。他幻想去找谢尔巴科夫、党中央,还可以去找莫洛托夫,喊“就打电话给克拉辛吧”,想起斯大林同志有一次问日丹诺夫同志“这是哪一个克雷莫夫,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克雷莫夫吗”——随即感到脚下是又黑又黏的无底泥潭,失声呼唤叶尼娅^{[4 处]}。他最后看清,打他的人身上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那个当年看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激动得流泪的孩子^[出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的一个冬夜至次日黎明(具体日期不详)

他被收押在监狱里:先与逃兵、叛徒、趁火打劫的人、强奸犯挤在大囚室,谁也没注意这位袖子上还带红星的政委;随后被押进空出来的单人囚室,里面只有一只饭盒和上一名犯人用面包瓤捏成的小兔子^{[3 处]}。夜里警备队长因一起“重大事故”把他叫到警卫室:一名为躲开上前线而故意自伤、开枪透过大面包打伤自己右胳膊的弟兄被拉去枪毙,草草埋进冻土,半夜却活了过来、又爬回监狱;看守的士兵讲完这桩荒唐事,说自己战前在国营农场养蜂^{[6 处]}。黎明他被押回囚室,那只面包小兔已经硬了^[出处]。随后一辆吨半汽车沿着冻实的阿赫图巴河边,把他颠向列宁斯克的机场;司务长把提箱交还给他,他呼吸着潮湿的冷气,满怀信心和希望,觉得可怕的噩梦似乎已经结束了^{[2 处]}。

1942年秋冬季（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

他被押解到莫斯科,关进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入狱手续里他先脱光衣服,在探照灯似的灯光下任穿白大褂的人检查身体,又敞着领口照正面与侧面的相、按手印,裤子上的纽扣被剪掉、腰带被拿走;乘电梯上楼,顺着铺了地毯的长长走廊走过一扇扇带圆孔的门,他感到这里像一所“诊断社会病的X光研究所”。想到“点的轨迹”,他明白自己已经失去本来面目——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克雷莫夫同志,他的实质、尊严和自由全消失了^{[4 处]}。他被推进一间铺镶木地板、灯光彻夜不熄的囚室,同室的三人各是一种人:早年审讯过他许多朋友的肃反干部、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卡茨涅林鲍肯,瘦老头、旧孟什维克德列林格,近视的、会写诗的鲍戈列耶夫。他们问起斯大林格勒,他说德国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狱友失去自由在他看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自己住进这囚室却是荒唐的、毫无道理的,他忍不住说“我老婆离开我了,没有人给我送东西”^{[5 处]}。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人提审他。他听鲍戈列耶夫与德列林格为诗歌争吵——涅克拉索夫、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赫列布尼科夫——心里明知自己一生反对象征派和颓废派、只爱涅克拉索夫,却宁愿在争论中支持鲍戈列耶夫;他暗下决心,若老头子说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的坏话,他也要信心十足地代为辩护,认定枪毙布哈林是正确的、妻子不揭发丈夫被流放也是正确的。他在囚室里清算自己:战前他多次参与办理此类案件,心安理得地看着朋友被传讯、交代;当政委时他把红军士兵里亚鲍什坦、高尔杰耶夫、马尔凯维奇送进惩戒连、惩戒排,或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又向方面军政治部汇报过格列科夫——若不是德国炸弹先炸死了格列科夫,他会当着许多军官的面被枪毙。他想起自己给斯大林写信时愤怒、冲动、浑身打颤,想起一九三七年那几万个像他一样的党员:“摩尔人已经把事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夜里德列林格擂门喊医生,说犯人心脏病发作,他也跳下床帮着擂门,看见卡茨涅林鲍肯昏迷过去^{[4 处]}。

苏德战争期间（1941 年之后）

他在囚室里回想战前从卢比扬卡经过时对这幢楼房的猜想:被捕的人在这里蹲八个月、一年、一年半进行侦讯,有人从劳改营里来信说身体很好、很暖和,请寄些大葱大蒜去治坏血病,而更多进了内部监狱的人永远没有消息,家属只得到“被判剥夺通信权十年”的通知——这显然指的是枪决^{[3 处]}。如今这一切落到他身上:牙齿、耳朵、鼻子、光身子的腹股沟都成了搜查的对象,他提着剪掉扣子的裤子和衬裤在走廊里走,近视者的眼镜被没收,进了囚室便成了实验室里的老鼠,说话、起居、大小便、睡觉、做梦都时刻处在观察之下^[出处]。他想起米佳当年腋下夹着妻子收拾的白色小包袱走进这座楼房,想起阿巴尔丘克在这条灯光明亮、从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里被逼写下假供词;他当年一直拿自己还没有被关过来安慰自己,如今再也无法自我安慰——“现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关进来了”,他第一次明白,在卢比扬卡干的事情这样可怕^{[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妻子叶尼娅在莫斯科受讯时得知他被起诉的罪名:又是托洛茨基分子,又是与盖世太保有秘密关系^[出处]。叶尼娅打听到他被关在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起初几次送东西都被拒收;她上他原来的住处,女邻居告诉她两个多月前有两名军人同房屋管理员来过,取走大批文件和书籍,把房门贴上火漆封条,又悄声说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呀,他是自愿上前方的”^{[2 处]}。此后送去的东西终于被收下,姐姐柳德米拉认为这意味着侦讯有了转机,称之为“死者要复活了”^{[2 处]}。

一次审讯后他被打得皮开肉绽,腰部剧痛,疑心肾脏被打坏,七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在人生毁灭的痛苦里,他第一次懂得妻子爱情的分量,想象叶尼娅为他洗脚、梳头,跟在囚车后面跑,在劳改营铁丝网外等候送水果糖和大蒜；随即又生出对她的怨毒,想写信说她凭“耗子般的本能”离开了下沉的船。半睡半醒间,他忽然疑心是叶尼娅告的密——多年前他曾在夜里私下告诉她,托洛茨基看过他那篇《革命与改良——中国与印度》后说“十分精彩”,除她之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如今侦讯员却知道这件事。他一度确信自己完了、是叶尼娅把他弄死的,爬起来擂门要求提审、招供,只求当局“说明是她告密的”；值班班长让他等提审时再招认。回到床边,精神痛楚到了极点时,他忽然明白叶尼娅不可能告密,咳嗽哆嗦着在心里向她道歉:“我没有福气跟你在一起，这怪我，不怪你”^{[10 处]}。醒来后,狱友卡茨涅林鲍肯坐在对面看他,认定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现;卡茨涅林鲍肯告诉他,德列林格又被特别会议加判十年、一共三十年,鲍戈列耶夫已转去别的囚室。克雷莫夫说起自己的一个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新的“克格勃”会专门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好话,把它们归入档案,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摧毁人的信心,他相信自己“第一块基石是我砌的”,告密和谎言没有把他制服。卡茨涅林鲍肯只淡淡补了一句: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还是会把他弄到这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5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正式审讯持续了一天一夜。侦讯员打开系着白色小带子的档案夹,里面几十年间用各种笔迹、墨水搜集的材料超出他的想象:老朋友康斯坦丁之妻穆丝卡·格林贝格的一段艳史、庆生祝酒词、开会时递的条子、电话里三分钟的闲谈都被存档;侦讯员由此断定,连克雷莫夫自己也说不清哪些是大节、哪些是小节。审讯从共产国际同事弗里茨·加肯切入——一九三八年克雷莫夫曾就他写过一份证明材料,措辞含糊、留有余地,如今这份材料被当面出示;侦讯员据此指控加肯是法西斯间谍,克雷莫夫是被他吸收的谍报人员^{[5 处]}。克雷莫夫想起自己认识的一长串老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同事——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洛莫夫、留京、扬·加马尔尼克、里亚萨诺夫、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乃至托洛茨基——自忖幸亏侦讯员没有提起与托洛茨基的旧日关系;侦讯员随后仍亮出这张牌:托洛茨基曾称赞他的文章“十分精彩”^{[2 处]}。他明白,填满档案的告密材料多半出自朋友、秘书、推心置腹的谈话对象,而他自己当年也以同样的“忠诚”把加肯送进监狱^{[2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审讯中途换上一名年轻大尉,以侮辱和不许睡觉消磨他的意志;克雷莫夫扯住侦讯员的领带、拍桌质问对方在斯大林格勒和布良斯克森林时身在何处之后,被两名年轻人殴打,一次没有打在脸上,却打得他从肺部深处咳出血来,军医验看后示意可以继续^{[5 处]}。侦讯员随后提出新的指控:克雷莫夫在被围的“6-1”号楼房里瓦解战士的政治觉悟,煽动格列科夫背叛祖国投敌,自己实为敌方间谍,辜负了司令部和党的信任^[出处]。他一度在筋疲力尽中对侦讯员生出同病相怜之感,觉得桌子已经不能把两人分开;又想起那个枪决未死、浑身是血爬回特别科的人,自认“这也是我的命运,我也无处可去”^{[3 处]}。他始终没有在任何笔录上承认自己是间谍。

另一夜审讯之后,他躺在囚室的床上呻吟,与卡茨涅林鲍肯说话。布哈林、雷科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招供,此前在他看来不可思议,如今他觉得都可以想象了:新时期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把它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戴在自己身上,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一种人的;斯大林在他眼中成了“时代和环境的奴隶”,对着新时期恭恭敬敬地打开大门^{[3 处]}。他梳理出这套审讯借以摧毁一个人的步骤:先靠搜身、剪纽扣、拿走眼镜使人觉得身体不值钱,再让人感到自己参加革命、参加国内战争、自己的知识和工作统统不值一提;对于坚持做人的人便百般折磨,直到使人不再盼望正义、自由、安宁,只盼望结束这已使他痛恨的人生——审讯的取胜之道正在于击溃肉体防线,借此控制精神,迫使人无条件投降^{[3 处]}。他一向自信能让生活服从理性,理性告诉他,他与托洛茨基那次谈话只有叶尼娅知道,是她告了密;可他现在能撑住的支点,是相信叶尼娅不可能干这种事——尽管知道女人容易变心,尽管她已经离开了他,他还是相信^{[2 处]}。这一夜他没有把这层疑虑告诉卡茨涅林鲍肯,却听对方讲了一整夜劳改营的往事与理论;末了他当面指出对方“把保安机关看成了上帝”,劝他早该被撤换^{[2 处]}。

1943年1月底至2月初

第二次正式审讯持续了三个昼夜。审讯间隙他在半昏迷中挣扎、乱动,幻听到旁人低声说广播已播报红军击溃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国集团军群、保卢斯大概已被俘;幻觉中格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里朝他摇摇晃晃走来。医生给他打樟脑针,脉搏跳四下停一下;他对侦讯员说“没什么,继续进行吧……我反正不招认”,侦讯员则用工厂老技师那种和善自信的口吻说他会招认的,“有许多比您更硬的人都招认了”。审讯结束、他被押回囚室后,值班守卫交给他一个白布小包,清单上是熟悉的字迹——葱、蒜、糖、白面包干,末尾写着“你的叶尼娅”。他看着这份清单哭了^{[7 处]}。

苏德战争期间,具体年份不详

他的被捕在莫斯科的亲属圈里引起连锁反应。柳德米拉说家里“坐牢的人当中又增加了一个克雷莫夫”;维克托·施特鲁姆想起自己曾与他、与米佳、与马季亚罗夫议论过许多离经叛道的话,一时惶惶不安,又诧异于这个从不怀疑党、“坚定的、坚持思想原则”的共产党员偏偏被捕,而说话随便的自己反倒无事^{[3 处]}。叶尼娅为此离开了诺维科夫:她撕碎了诺维科夫留着的照片与信件的那一夜,正是她动身回到克雷莫夫身边的时刻——不是因为爱,诺维科夫认定,而是怜悯;此后她定期请柳德米拉去库兹涅茨桥送钱,又向斯大林递交申诉书的底稿^{[4 处]}。

1943年4月

在莫斯科,克雷莫夫始终没有在笔录上承认自己是间谍。审讯之外,他仍被作为“人民敌人”关押,亲戚因与他的关系而受牵连:普里亚欣因忌惮自己与这个“坐牢的克雷莫夫”多年的交往,拒绝出手帮助陷入困境的连襟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2 处]}。小说收尾时他的结局仍未落定: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站在斯大林格勒自家被炸毁的房子前,想到远方亲人的命运时,自问叶尼娅是不是要跟着克雷莫夫上西伯利亚去——书中没有交代审讯的最终结果,只留下这个悬而未决的猜想^[出处]。

另有同姓者——施特鲁姆订制仪器的工厂联系人克雷莫夫工程师,与此人并非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