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

1943年前后

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是施特鲁姆在疏散地研究所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实验室里爱说俏皮话的人管她叫"母鸡加公马"。她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和耐性,为了考察感光乳剂的变化,曾守着显微镜坐了十八个小时;疏散期间她住在寒冷而残破的过道小屋里,工作仍非常勤奋、踏实^{[2 处]}。她是个大社交家,消息灵通;施特鲁姆的试验终于成功后,她说,基层工会的生产会议上已经有人说他们"犯了死罪啦"^{[2 处]}。

1943年前后

研究所筹备迁回莫斯科时,新来的人事处长把她从第一批复员名单里划掉了。她找施特鲁姆申诉:同组里偏偏她一个人不是第一批,疏散的日子她过够了,每天夜里都梦见莫斯科,再说"到莫斯科安装仪器,没有我怎么行"。施特鲁姆起初说名单已经批过、难以更改,又忽然上了火,骂他们把闲人塞进名单,却偏忘了马上要用于安装的人;她含着泪说"不是把我忘了……比忘了更糟糕",胆怯地看了看半张着的门,说出人事处秘书莉玛的话:从名单里划掉的只是一些犹太人,在乌法,乌克兰科学院的名单中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去掉了,只留下一些科学院院士^{[6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晚至会后第三天

施特鲁姆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后,想请所长希沙科夫设法快一点把她从喀山调回莫斯科——研究所正在安装新设备,把有技术特长的工作人员留在喀山没有意义^[出处]。

1942年(卫国战争期间)

研究所迁回莫斯科后,她仍滞留喀山。副所长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科甫琴科在她和留在喀山的工作人员的调动申请上批示:“目前不宜调动,因为喀山大学的工作十分需要他们,这个问题放到学年结束时再研究。”施特鲁姆质问科甫琴科为何不让她从喀山回来——“顺便说一句,她是副博士”,科甫琴科以“我对干部负有责任”作答^{[3 处]}。

1942年秋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施特鲁姆再次与希沙科夫当面冲突时,仍把调回她一事列为必须办的事之首,说“她在核摄影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专家,却调不回来”;希沙科夫避而不答,只以研究所任务艰巨、施特鲁姆论文“有争议”相回敬。此后情节没有再交代她的下落,调动请求悬而未决^[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