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赫麦尔科夫

一九四一年七月之后

安东·赫麦尔科夫是纳粹集中营毒气室设施里的战俘劳工,与茹琴科同住监督队的宿舍、干同一类把人群送进毒气室的活计。战前他是刻赤市的一名理发师,不论亲戚、同院的邻居、同行,还是一起喝酒、吃熏鱼、打牌的朋友,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不好^[出处]。

一九四一年七月之后

一九四一年七月他被俘:德国人用枪托子劈头盖脸地打他,他害痢疾,穿着破靴子被赶着在雪地里走,喝黄黄的漂着机油的水,用手指头撕死马身上发黑发臭的肉,吃臭大头菜和烂土豆皮。他所选择的只有一点——活下去,他再也不想别的;他躲过了十来次死亡,没有饿死、冻死,不想死于痢疾,不想头上带着九克重的弹头倒下去,不想害浮肿、让水肿从脚下一直攻入心脏^[出处]。正是为了活命,他在这座杀人设施里干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七月之后

他有时从心底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害怕:晚上躺在床上,听着茹琴科的笑声,感到发冷、难受、心慌^[出处]。监督队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一条狭窄的通道进脱衣室去挑选女人,他有时也挑一个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带到无人的棚屋隔间里,过半个钟头再带回去交给押解人员;但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酒,不是为了华达呢马裤和细皮的军官靴^[出处]。

一九四一年七月之后

他自认与茹琴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却有时觉得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干的反正都是一样的事情,至于怀着什么心情去干,一个高兴、一个不高兴,又有什么要紧?格罗斯曼点明他的不安另有根源:茹琴科使他惶惶不安,不是因为茹琴科的罪恶最大,而是因为茹琴科天生的、可怕的变态在为他的行为辩护;赫麦尔科夫却不是变态人,他是正常人。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时期,对于一个还想做人的人来说,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就是死^{[3 处]}。他由此与拒绝为毒气工厂干活的伊康尼科夫(“我可以说‘不干’!”)构成对照,成为集中营叙事中“正常人被灭绝机器裹挟”这一主题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