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良诺夫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转入攻势期间

巴格良诺夫是克雷莫夫的老同志,原任军事检察院侦讯长,一九三七年被捕,一九三九年贝利亚(书中此处译作“别里耶夫”)接掌内务人民委员部后短暂的自由化时期从劳改营获释、回到莫斯科^[出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转入攻势期间

获释当夜他穿着破衬衣、破裤子,口袋里揣着劳改营释放证,径直从车站来到克雷莫夫家,说了不少热爱自由的话,同情所有劳改营里的人,说往后要做养蜂人和园林工作者^[出处]。但他的生活渐渐恢复原来的样子,腔调也一步一步跟着变了:军装先发还给他,这时他的想法还合乎自由主义,不过已不再像丹东那样义正词严地揭露残酷的事;劳改营释放证换成莫斯科居民身份证后,他开始说有些判刑的人确实犯了叛国罪;后来住房、勋章相继发还,党籍和党龄也得到恢复^{[3 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转入攻势期间

克雷莫夫在党内遭遇不快时,巴格良诺夫不再给他打电话。此后克雷莫夫在外面偶然碰见他:他从停在苏联检察院门前的汽车里走出来,军装领子上已添了两个菱形领章——距那个揣着释放证、说许多人无辜被判刑的夜晚,只过了八个月。克雷莫夫后来提起此事只冷笑一句:“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话,还以为他永远不再进检察院的大门了呢。”^{[2 处]}

施特鲁姆在自己因斯大林一个电话而由弃儿变为幸运儿之后,想起这个故事讲给妻女听:体制既能在一夜之间把人打入深渊,也能在一夜之间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秩序,而被这秩序重新接纳的人,往往会转身成为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