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廖沙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谢廖沙(谢尔盖)是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孙子辈:父亲是祖母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那个不幸早逝的儿子——不是被枪毙,便是死在劳改营里;母亲也死于流放中。他由祖母带大,是祖母在世界上最挂心的人之一。战争爆发后他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祖母夜里想他最多,想象他穿起军装、人瘦了、腮帮瘪下去、眼睛显得更大的样子,有时想收拾收拾上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去找他^{[2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年秋）

他是被围的“6-1”号楼房守军中的一员。楼里打通与工厂水泥地道相接的地下通道、进入拖拉机厂车间后,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要找一个楼里出来的人来查问情形,值班参谋挑中了他,由联络官领着他深夜穿过岸边的掩蔽所群走到指挥所;去见将军的路上他对联络官说,自己只是想摸清地道好把伤员抬出来。他睡在门道里,被副官叫醒去见将军——副官喊的是他的姓:沙波什尼科夫^{[5 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1942年）

见过将军之后,他没能回楼,在司令部警卫队的掩蔽所里过了两个昼夜。他几次要求警卫队长放他走,队长不敢违抗、又怕放走他,劝他“这儿又暖和”“干吗要急着回去叫人家打死”;将军只问了他两个问题便接电话去了。楼外的生活他过不惯,觉得离开“6-1”号楼的每一分钟都长得难受。他心想,若是格列科夫、科洛密采夫、安齐费罗夫这些人闯进他战前的日常生活,会十分荒诞;反过来,姑姑们、表妹和姑父维克托闯入他今天的生活,也同样可笑——战争已把他的两重世界隔开^[出处]。夜里想起奶奶灰白的头和姑姑叶尼娅带笑的眼睛,也想起楼里的报话员姑娘卡佳·文格罗娃——他还没吻过姑娘,想到她无精打采地坐在楼里等待厄运,心里喊着“我要杀人”。他认定楼里的人头脑并不简单,推翻了奶奶“干活儿的人头脑都简单”的老话。他终于不向任何人请示,自己站起来走出掩蔽所;就在他出门那一刻,有人打电话到司令部值班参谋处:按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的指示,从被困楼房里出来的战士要立即去见政委^{[10 处]}。

1942年11月中旬

他是楼里的迫击炮手。德军的炮火封住楼房的日子里,他与楼里的报话员姑娘卡佳·文格罗娃走到了一起。格列科夫派他第二天跟步兵一起去把旁边小屋的德国佬打出去，他对卡佳说“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被打死”；夜里两人在爆炸的火光里互相握住手，他平生第一次把姑娘的手握在自己手里，说“一生一世，永不变心”，两人在军大衣上相拥睡去^{[5 处]}。黎明时分格列科夫开了一张把两人写在一起的调派信,让他把报话机被打碎的卡佳送回团部^{[2 处]}。回团部后，团长把他和卡佳送过伏尔加河——克里莫夫听说他们已经不在团里，大概已在阿赫图巴的户口登记处登记^[出处]。此后德军对拖拉机厂区发动决定性突击，“6-1”号楼房被炸平，格列科夫和守楼的人几乎全部牺牲，只剩一名侦察兵和一个民兵老头子；他因已随卡佳撤过河而不在楼里^{[2 处]}。

苏德战争期间(约1942年)

此后他再没有音信。祖母从喀山给柳德米拉写信时，家里人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受了重伤躺在哪里的军医院里^{[2 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祖母随女婿斯皮里多诺夫、外孙女薇拉撤离前，她一度确信安德烈耶夫这次会带回他的消息，结果落空，只能对薇拉和斯皮里多诺夫说“谢廖沙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4 处]}。临行前一天，祖母乘车去看自己在市内被毁的住宅，想起当年带他去二楼体育用品部买冰鞋，也想起这个下落不明的孙子^{[2 处]}。薇拉仍记得当年他身旁坐着的托林中尉，盼着有人说他还活着、仍在打仗——这个愿望没有人能替她证实，他的下落自始至终没有交代^{[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