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尔丘克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

阿巴尔丘克是柳德米拉的前夫、托里亚的生父，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库兹巴斯工地任职时掌有把被告交付法庭的权力：曾把想家不安心的莫斯科工程技术人员交付法庭，把四十名离开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判了刑，还与钻营的市侩父亲断绝了关系，一切都希望像斯大林^{[2 处]}。他怀疑妻子不能把儿子教育成坚定的战士，便同柳德米拉离婚，也不让托里亚姓他的姓^{[2 处]}。

苏德战争期间（1941 年之后）

一九三七年，他在肃反中被捕，走过卢比扬卡内部监狱那条灯光明亮、从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审讯持续了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其间他受过三天咸菜、不给水喝和拷打；当年高尔察克手下一名军官朝他开枪时他连眼睛也不眨一眨，这一次却被迫写下供词，栽诬自己曾与德国间谍机关的头目在亚乌斯克林荫道接头、图谋杀害斯大林。多年后克雷莫夫在同一座内部监狱里回想起他，认定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列宁主义的老战士，什么罪也没有，却被逼写了假供词^{[3 处]}。他看出当局要的不是招供，而是让他怀疑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他把营里见到的残酷与背信归为“资本主义遗毒”，相信“抓人是不会冤枉的”，信仰始终不可动摇^{[3 处]}。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

卫国战争期间他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一座劳改营，在工具库当保管员，助手是刑事犯巴尔哈多夫——此人把仓库里的锉刀、钉子偷出去换吃的和财物，阿巴尔丘克怕他，又不敢告发，怕丢掉差事被派下矿井或去伐木^{[3 处]}。他是邻铺涅乌莫里莫夫的好友，也常与医士阿布拉姆·鲁宾争论党员的荣辱与告发的界限。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

在营里他思念儿子，幻想读到报纸上“中尉托里亚·阿巴尔丘克”的名字、与儿子重逢，也想过柳德米拉^{[2 处]}。柳德米拉始终惦记着他：原谅他把她和吃奶的孩子扔掉、不准托里亚姓他的姓，想找他大姐来看托里亚像父亲的眼睛和弯弯的大指头^[出处]；在托里亚重伤、生死未卜的日子里，她仍反复想起这第一个丈夫，不知他身在何处、能否寻访他罗斯托夫的姐姐^[出处]；托里亚死后，她在坟前先拿定主意把死讯通知他这个生父，随即又打消了念头^{[2 处]}。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

阿巴尔丘克在营里盘算在共产党员中间建立地下组织，推举老同志马加尔当书记^{[2 处]}。夜里鲁宾被人用大钉子钉进耳朵杀死，阿巴尔丘克在侦缉员米沙宁大尉面前作证：钉子由巴尔哈多夫从库里偷出，杀人者是科尔卡·乌加罗夫^{[2 处]}。他自称作证是党员的责任，米沙宁却告诉他不能称人“同志”、只配称“首长”；他由此觉着自己“恢复了自己的本色”，重新有了行使法庭权力的感觉^{[3 处]}。三天后马加尔仍无消息，阿巴尔丘克上矿务局查不到他的姓名；夜里卫生员特留菲列夫来传话，说卫生所一名犯人请他去^{[2 处]}。

20 世纪 40 年代初(卫国战争期间)

他在卫生所隔离室见到马加尔——木板墙小屋，两张铁床几乎挨在一起，邻床躺着一具死去两个多钟头的尸体：一个临死还唤着“娜斯佳”、想离开营地的富农分子^{[3 处]}。他没问自己最想问的——马加尔是因布勃诺夫还是索科尔尼科夫案件被捕、判了几年、有没有自己签字^[出处]。马加尔已病得成了垂死的老头子，却仍用他熟悉的激动语调作了最后的忏悔：说他们错了，该请求那死者原谅；说他们压制了自由，而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说在劳改营里几十年不敢改变不是坚强而是保全自身，铁丝网内外是“一个铜板的两面”^{[2 处]}。阿巴尔丘克认定他垮了，斥之为胡说八道，说要给他“修复头脑”、自己做他的老师；第二天早晨特留菲列夫却告诉他，马加尔夜里上吊死了^{[3 处]}。这一夜成了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躺着咬紧牙、睁着眼，在心里呼唤那个不让他姓自己姓的儿子——“我在人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了”，发誓自己“没有屈从，没有动摇”^{[2 处]}。全书未再交代他后来的下落，他的信仰是否终究像马加尔一样崩解，也始终没有答案。

他被关押的苏联劳改营与纳粹的集中营在书中构成两种极权相互映照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