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沙科夫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沙科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傲慢的资深物理学权威。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眼中,他是格列布·乌斯宾斯基那句“金字塔形水牛”的化身:肉乎乎的方脸、傲慢的厚嘴唇、指甲泛着油光的胖手指、密密实实的银灰色平头^{[2 处]}。施特鲁姆每次遇到他都害怕,像“小镇上的犹太人见了骑兵上校”,又气恼又高兴;索科洛夫很少说别人坏话,唯独对他总是忍不住骂——“谁都知道,他都不知道摄影图像出现时的正电子。每一个研究生都知道,希沙科夫院士却不知道”^{[3 处]}。在科学院会议上,他把斯大林格勒之战的胜利归结为“我们战略的光辉和我们人民的坚强”的官方说法^[出处]。施特鲁姆当众把伏尔加河的胜利与爱因斯坦的不屈不挠联系起来,他以“无法理解的神气”报以冷笑,那种不屑一顾的蔑视也推广到爱因斯坦身上^{[2 处]}。他见了新调来中央委员会科学处的黑发年轻人马上鞠躬,见到院士波斯托耶夫则绽开满脸的肉高兴地问候,两人大谈身体健康、老婆、孩子、别墅^{[3 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契贝任被迫离开研究所后,他接任所长,同时接掌契贝任原任的学术领导职务^{[2 处]}。施特鲁姆百思不解:契贝任在学术会议上说,施特鲁姆最近的论文是苏联物理理论界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那是“把正电子握住了”的证据,年轻的萨沃斯季扬诺夫也会明白的——可希沙科夫却撅起嘴,把显示电子痕迹往右偏转的照片推到一边,认为照片有毛病^[出处]。马尔科夫说他是日丹诺夫同志家里的座上客^[出处];萨沃斯季扬诺夫提醒大家,他出了名的错误都是知道的,不过总的说来他这人也不坏——“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愿的”^[出处]。他上任之初几乎不在所里露面——大家说新领导“上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可是只来过一次,只呆过半小时”,下属反而因此更尊敬他,因为这说明他正在高级领导层中攀登新的阶梯;日常所务由副所长科甫琴科一手操办,科甫琴科被称作“希沙科夫的准确无误的底片”^{[3 处]}。他责成科甫琴科组织选聘高级科研人员,填补真空实验室主任和低温度实验室主任两个空缺^[出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晚至会后第三天

施特鲁姆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听别人发言只不时点头——也许表示赞成,也许那意思是“等着瞧吧”;他极力推荐年轻教授莫洛堪诺夫论述钢的伦琴射线分析的著作为备选项目——那著作实用范围很小,只对生产优质钢的某些工厂有意义——散会后走到唯一反对的加甫罗诺夫跟前同他谈起来^{[3 处]}。会议后第三天,施特鲁姆往他家打电话,想请他给艾米里·平胡索维奇·兰杰斯曼安排工作、把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调回来,接电话的女人问明姓名后,让他“明天上午十点钟往研究所打电话”^{[2 处]}。

1942年(卫国战争期间)

他在家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晚宴,请了索科洛夫、科甫琴科和党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巴季因等十来个人,喝真正的古尔贾尼葡萄酒,独独没有请施特鲁姆——施特鲁姆在他高朋满座时打来电话,事后为此懊恼不已^{[3 处]}。

1942年秋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施特鲁姆随后主动找上门来,提出把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调回、不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正式批准兰杰斯曼的学位,并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姓犹太姓的人产生的”;他从和气转向进攻,警告施特鲁姆论文“毫无疑问是有争议的”,“昨天有关方同我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说其论断“与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主张他重新考虑、自己出面谈这个问题,还说这会“引起科学工作人员思想混乱”^{[4 处]}。施特鲁姆威胁“立即离开研究所”、随即和缓成“很难工作下去”,他看出对方失去勇气,便强硬起来:“咱们没有必要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继续谈下去了”^{[3 处]}。施特鲁姆在他那镇定而自信的目光里看见“国家制度的威力像巨石一般耸立着”——他仗恃着国家和科学院的权力^[出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转入攻势期间

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施特鲁姆之后,他的态度骤然翻转:登门造访,恭恭敬敬,一再问候健康,用亲热的口吻表示希望把过去的一切忘记^[出处]。施特鲁姆这才发现他不只是傲慢的权威,还是热情好客的美食家、版画收藏家,而且一直是自己理论的崇拜者——只是从前谁也不敢称赞它^[出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不久后他召施特鲁姆到办公室,与巴季因、科甫琴科一起,要他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信谴责英美舆论就苏联迫害科学家、作家发难,重申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毒害高尔基罪名成立。他称此举是苏联知识界对“卑鄙诽谤”的“应有的回击”,对施特鲁姆确认切特韦里科夫确已被捕一事只答“如果他确实被捕了,那显然是因为他犯了罪”^{[4 处]}。施特鲁姆在他与巴季因、科甫琴科的注视下签了字,他眼看着这个素来最不随和的人变得如此顺从,惊愕得发了呆^[出处]。这是他在全书中的最后一次出场:他此前对施特鲁姆理论态度的骤变,已随斯大林一个电话把学术评判权重新交还给国家机器本身；到公开信一幕,他不再是评判者,而只是这部机器派来收取签名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