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里亚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

托里亚(阿纳托里)是柳德米拉与前夫阿巴尔丘克所生的儿子,战前随继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一家生活。生父阿巴尔丘克怀疑柳德米拉不能把儿子教育成坚定的战士,离婚时不让托里亚用他的名字做父称、也不准他姓阿巴尔丘克,托里亚便随了母家的姓沙波什尼科夫^{[2 处]}。战争爆发后他在炮兵部队服役,是母亲的全部牵挂:柳德米拉觉得母亲、丈夫和女儿对托里亚的挂念和爱都不深,“对她来说,整个世界就是托里亚”^{[2 处]}。战报和报纸经常提到炮兵,而托里亚没有信来^[出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继父维克托待他不公:把托里亚看得那样坏、那样不肯原谅他的缺点,而娜佳的暴躁懒散却都被原谅。婆婆安娜·谢苗诺夫娜也待他不好,从信到访都让柳德米拉受不了,连托里亚拿叉子的姿势不像维克托都成了话头^{[2 处]}。柳德米拉后来同母亲说起,托里亚脸上出粉刺、难过得要她找美容师治药膏,维克托却一味笑话他——这确是事实,托里亚回家问好,维克托常把他仔细打量一番,摇头说:“伙计,你脸上好像出星星啦。”^{[4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柳德米拉终于收到一封军邮信:托里亚胸部和腰侧重伤,流了很多血,身体十分虚弱,不能自己写信,四个星期来一直发烧;柳德米拉先以为他还活着,再看明白这是临别前写来的信。信是从萨拉托夫寄出的,她随即动身去萨拉托夫找他^{[3 处]}。他是炮兵中尉,重伤后躺在萨拉托夫军医院里,柳德米拉在去萨拉托夫的船上对人说起儿子也是炮兵中尉、受了重伤,正在那所军医院^[出处]。军医院设在一座三层学校楼里^[出处]。柳德米拉抵达后找到挂着“病历室”牌子的房间,管理员从病历卡匣里抽出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卡,念出“阿纳托里……中尉”;柳德米拉却像站在上帝面前等候宣判是死是活,一时弄不清儿子是死了还是活着^{[2 处]}。

二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托里亚没有活下来。他在萨拉托夫军医院接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手术:主刀的是二级军医麦捷尔,手术从上午十一点做到下午四点多,五个多小时全身麻醉、两次静脉注射安眠朋钠;萨拉托夫的军医和医科大学临床医生没人做过类似手术,只在美国一份军事医学杂志一九四一年的记载里见过。会诊意见不一致,老医师罗季奥诺夫反对这次手术,托里亚在X光室听完麦捷尔的坦率说明后表示同意^{[2 处]}。手术做得很漂亮,术后他一度醒来要过水、说背部和腰侧已不怎么疼痛,随后却死于心脏麻痹;三级军医鲍尔德廖夫的病理解剖结论是这种突然的变化医生无法预测、也无法排除^{[3 处]}。医护人员普遍喜爱他——又自觉、又文雅、又有礼貌,总不好意思提要求、怕麻烦别人^[出处]。柳德米拉抵达萨拉托夫时,距第三次手术已过了一个星期,她是从军医院政委希曼斯基那里得知儿子死讯的^{[2 处]}。

卫国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未注明）

得知死讯的夜里,柳德米拉在大街上走到天明;第二天上午,护士捷连季耶娃来见她,带她上楼看了托里亚进手术室经过的走廊和一间空出来的单间病房,麦捷尔随后把罗季奥诺夫为什么反对手术、手术前同托里亚谈过的话和手术的全过程一五一十讲给她听,自认“能做的事,我全做了;但结果是,我的手加快了他的死亡,而没有战胜死亡”^{[4 处]}。中尉托里亚安葬在萨拉托夫的坟地:棺木是薄薄的废木板钉成的,死者只穿内衣入殓,普通士兵的棺材排得十分拥挤,成为合葬的坟墓^[出处]。他的遗物已由医院收拾好,柳德米拉从坟地回来后带走^[出处]。柳德米拉独自到坟地,在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灰坟包间找到了他的坟——坟头插着一根木杆,顶上钉着写有他姓名和军衔的胶合板。她在坟前守了一夜,同他说话,到天亮才离开^{[4 处]}。柳德米拉数着他的年龄:到第二天他正好十九岁零七个月^[出处]。他的死讯由外祖母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喀山写信传到古比雪夫,姨妈叶尼娅读着开头几行便惊慌地唤出他的名字^{[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