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

1942年夏秋之交，斯大林格勒战役临近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是乌克兰敌占区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被任命为在乌拉尔组建的坦克军的政委;在乌克兰党中央做过中央委员^{[2 处]}。他出身沃罗涅日州的里夫内,多年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在基辅有许多在党政机关任要职的亲戚^[出处]。赴任前他乘飞机到乌法,与疏散在那里的家小过了五天^[出处]。

1942年夏秋之交，斯大林格勒战役临近

他这一生的经历在格罗斯曼笔下是党的机关干部的典型:未参加过国内战争,也不曾被沙皇法庭发配;本想进工学院,却被调到保安机关给区委书记当贴身警卫员,进党校后转入党的机关,从区委组织部、中央人事局干到领导干部处指导员,1937年以后当上州党委书记,成了一州之主^[出处]。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剧院演出的命运^[出处]。格罗斯曼以他为对象展开关于党的信任的议论:党的领导者不需要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其权力高于二者,成百上千有才能的人要如饥似渴地听取他的指示^[出处]。

1942年夏秋之交，斯大林格勒战役临近

格特马诺夫身材不高,肢体部件都很大——斑白蓬松的大脑袋、宽阔的额头、肥厚的鼻子、粗壮的手和脖子;一双细小的眼睛从肥厚眼皮底下露出来,极其敏锐而有洞察力^[出处]。

1942年夏秋之交，斯大林格勒战役临近

他对被任命为坦克军政委感到不安和懊丧,自比“把州委第一书记调为区委书记”,通过担任中央组织部委员的朋友打听上面是否对他不满,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2 处]}。他自我安慰:坦克部队决定战争的命运、都在主攻方向作战,派往坦克军的人必是党信任的^[出处]。令他恼火的是那支坦克军的军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还没见过此人,打听到的一切都不合他的意;该军参谋长是伊拉里翁·英诺肯季耶维奇·涅乌多布诺夫将军^{[2 处]}。席间又得知,诺维科夫准备娶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出处]。

1942年夏秋之交，斯大林格勒战役临近

乌法送别之夜,亲戚们谈到新任命,也谈到斯大林对叶廖缅科的信任、前往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可能,以及调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去的前景^{[2 处]}。他五岁的小儿子用红蓝铅笔涂污了斯大林像,加林娜慌乱地辩解,萨盖塔克先说“这是小孩子淘气”,马舒克又说“孩子才五岁,还是应该考虑年龄的”;格特马诺夫却认定这是故意捣蛋——这幅像让他和马舒克同时想起多年前一桩旧案:一位工学院学生用汽枪射击斯大林肖像,最终被办成“富农的孽子”在法庭上供认^{[4 处]}。他的父亲1915年出发去打仗,干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他记得黎明时分父亲最后一次在饭桌边坐了一阵,给水缸挑满水、劈了不少木柴^[出处]。临别他说,当兵的人什么都能习惯,唯独不能习惯跟孩子们分离^[出处]。

1942年8月以后（基斯洛沃斯克陷落后）

出发前夜,他穿着军装坐在写字台边给妻子写一叠委托信:给区卫生局长的信供加林娜需要专门治疗、出外就诊时用,领取限额物品则嘱她找州委办公室主任普济琴柯^{[2 处]}。妻子提起两年前他也在天亮前写好一叠委托信飞去基斯洛沃斯克,他说如今基斯洛沃斯克已被德国人占了^{[2 处]}。他在幽暗中倾听熟睡的一儿二女的呼吸,感到一股如利剑穿心的强烈柔情;他并不害怕新职务——他常常调动,很容易找到正确路线,而正确路线也就是总路线,他相信自己到了坦克军里也能奉行这条路线^{[2 处]}。可他也自问,钢铁的严厉、坚定,跟毫无规律可循的儿女情,这两者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出处]。深夜州党委的汽车来接,最后一次吻别之际,他感到他们那似乎成为一体的生活忽然分开了^{[2 处]}。

1942年八九月

到军中后,他没有上过前线,各旅里却都说“我们的政委很有战斗经验”;他喜欢召开红军官兵大会,讲话随便、风趣,有时还说粗话,大家爱听他讲话。他走路有些蹒跚,常常拄着手杖,若有坦克兵忘记向他行礼,他就在对方面前站下来,摘下帽子,像乡下佬那样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3 处]}。他爱发火,不喜欢听反对意见,有一次抡起拳头照着重坦克团参谋长古宾科夫轻轻打了一拳——古宾科夫很固执,同志们说他“原则性强得可怕”^[出处]。他对经历过战争初期艰难日子的人毫无敬意,谈起诺维科夫器重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说“我要打掉他一九四一年那一套”^[出处]。战前他领导一个州,常就耐火砖生产、面包工厂质量、地方丛刊小说《蔚蓝色的火》的谬误、货栈仓储和鸡瘟作报告;到了军中,他又很有把握地谈燃料质量、发动机损耗率、坦克战战术、战场救护和坦克手的作战心理^{[2 处]}。

1942年八九月

第二旅代理参谋长的人选上,他否决了诺维科夫提名的卡尔梅克人巴桑戈夫少校——军里已有两个卡尔梅克人当参谋长——并愤然说,为了各民族友谊“咱们总是拿俄罗斯人当牺牲品”,少数民族的人“只要能认识几个字母”就能当人民委员,“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倒变成了小民族”,最终换上了俄罗斯人萨佐诺夫^{[3 处]}。他对诺维科夫坦率谈起一九三七年的肃反,说“我们杀自己人,消灭大量干部,我们的厄运就是这些事造成的”,同时盛赞当年执行肃反的涅乌多布诺夫“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说枪毙就枪毙,不次于乌尔里赫”,又说贝利亚很器重他^{[3 处]}。他引用斯大林“我们不要别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让”的名言,反问“我们的土地不是已经让德国人占了吗”,涅乌多布诺夫耸耸肩膀,就好像侵占着伏尔加河的德国人跟这句话毫不相干似的^[出处]。他与涅乌多布诺夫见解上正相对立,却因某种永远一致的地方团结得很好^[出处]。

1942年秋

出发那天,他读了妻子的家信,对诺维科夫说“我老婆可怜咱们呢”,因为他在信里向妻子描述了军中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条件艰苦,诺维科夫却觉得军里的日子很阔气、过起来有愧^{[3 处]}。傍晚他自作主张打开一瓶白兰地,提议临走打牌,诺维科夫却想一个人出去走走^{[2 处]}。

1942年秋(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

军列停在古比雪夫时,他一个人上市里去,临开车才回来,满脸通红,十分快活,不吃晚饭,只吩咐人打开他喜欢的橘子水^[出处]。他以从未有过的信任语气向诺维科夫转述莫斯科高层传闻:斯大林怎样在高频电话里臭骂赫鲁晓夫,除莫洛托夫外只有贝利亚能对斯大林称“你”,马林科夫有很大的实权;诺维科夫觉得自己“也进入上层的圈子了”^{[3 处]}。他又谈起与涅乌多布诺夫的一场争论:叶尼娅的哥哥一九三七年被打倒,涅乌多布诺夫认为军长不该跟“社会政治关系不清的人”结合;他却不以为然,说“这都是一九三七年遗留的问题”,还搬出罗科索夫斯基、戈尔巴托夫、普尔杜斯、别洛夫等坐过牢的将领,说战争教给党许多新东西^{[2 处]}。诺维科夫第一次对他吼出”这跟我有屁关系”,他反而从沙发床上跳起来拥抱诺维科夫,说”你是真正的男子汉”,又朝过道喊副官拿白兰地来,要跟军长喝交谊酒^{[3 处]}。

1942年秋

坦克军开进加尔梅克草原后,格特马诺夫补上战地生活的一课。军部村庄遭空袭,他脸色灰白却兴奋快活,拍着裤子上的土自夸“裤子还没有湿,咱们的将军甚至连动都没有动呢”,又承认“你遇到上千次轰炸,我这是头一回呀”^{[2 处]}。他一面记挂着疏散在乌法的妻儿——随身带着很厚一摞家人的照片,两次派人上乌法送东西——一面爱上了卫生所凶巴巴的黑发女医生塔玛拉·巴甫洛芙娜,不隐瞒这段关系,对诺维科夫坦言“我这个老糊涂蛋爱上她啦”,又自嘲“布尔什维克又不是和尚”^{[3 处]}。他问起“那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吧”,诺维科夫答,克雷莫夫当年是被围困,并没有被俘^{[2 处]}。巡视各旅时,他称赞第一旅为坦克大炮挖掩蔽所的认真态度;到第二旅,他当面称赞旅长别洛夫“真是当今的苏沃洛夫,真正的大将之材”,随即冷下脸追究他和护士的关系,训斥他“别忘了您是党员,在上级首长和您说话的时候要好好地站着”^{[3 处]}。借他之身,格罗斯曼补叙出战前州党委书记的作风:在州党委会议上,他用商量、点名、让人念决议的办法使一个个区委书记就范,人人觉得整个会议进程事先已由他的毅力、智慧和意志安排定了;他要求完成计划、削减农庄劳动日可怜报酬、降低工资、提高零售价格时,都能显得真诚自然^{[2 处]}。

1942年秋

1942年秋军部驻镇上,他不在军部——上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出处]。诺维科夫路过他住的房子,看见护窗还关着,闪过一个念头:他怎么能责备别洛夫行为不端呢,他自己就和塔玛拉有事嘛;诺维科夫随即又觉得这想法没有根据^[出处]。

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召见坦克军领导人时,格特马诺夫插话说“我们当然不会和斯大林的空军发生什么争执”,这是回应军长报告一三七坦克旅遭本军强击航空部队轰炸一事。叶廖缅科问起他是否见过赫鲁晓夫,他答赫鲁晓夫同志吩咐他明天去;又问是不是在基辅认识的,他说自己和赫鲁晓夫同志一起工作差不多有两年^{[5 处]}。

1942年11月6日(庆祝会在当夜举行)

同年11月,斯大林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普里亚欣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大会上向克雷莫夫问起格特马诺夫,克雷莫夫答认识他、他在乌克兰党中央做过中央委员;普里亚欣随即没有下文^{[2 处]}。

1942年11月20日拂晓

1942年11月19日反攻日的清晨,他来到军部说“该动身了,诺维科夫同志,茶喝过了,该去打德国佬了”,又叮嘱副官“别忘了带上可可”^{[2 处]}。坦克发动起来时,他用会意的目光看了看军长,说:“诺维科夫同志,你可知道,正是在今天,我很想对你说说:我真喜欢你,你要明白,我相信你。”——两人在军中长期互相抵触、彼此试探的关系,在这一刻达成和解^[出处]。

1942年11月19日至24日

冲锋前的寂静里,他催诺维科夫“到时候啦!别考虑太多!”,拿托尔布欣会责怪他来施压,还看了看表;诺维科夫两次拖延各四分钟才下令出击,他先是不解、催促,坦克军毫无损失地进入突破口后又出自内心地赞叹“嘿,我们的头儿真行!”^{[4 处]}。会师当天,他当众两次拥抱、亲吻诺维科夫,以俄罗斯人、苏联人、共产党员的名义向他致谢^{[2 处]}。但深夜他单独找到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说自己已写了一封信,说明军长“擅自推迟八分钟,才开始这场具有伟大意义的关键性战役”,请参谋长过目——当面的感激和背后留档告状,是他对同一件事的两种记录^{[2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苏军反攻阶段

追击战中军部转移频繁,格特马诺夫在简陋的餐桌前接待达林斯基,打趣要在乌克兰土地上为诺维科夫和叶尼娅登记结婚、请达林斯基做证婚人,又举杯为诺维科夫的“俄国心”干杯^{[2 处]}。他谈起收复地区所见的加尔梅克人,称许多人为德国人唱赞歌是“狼贪恋草原”,又向诺维科夫提起自己此前对巴桑戈夫的提醒“果然没有错”,断言民族特征在战争实践中显出决定性意义,“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老师是实践”;对达林斯基则坦言部队“有些地方做得很不对头,但是人民会原谅我们的”^{[3 处]}。

1943年苏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向乌克兰、顿巴斯方向推进的攻势期间

坦克军推进到乌克兰边境后,他与涅乌多布诺夫把空军留驻、后勤跟进的事捅到方面军军委,向诺维科夫报功;诺维科夫却提出让疲惫五昼夜的部队休息十个小时,他先是附和“好,明白了,清楚了”,得知军长坚持后突然发作,斥之为“制度性的毛病”,叫嚷“你领导的不是托儿所”、要向方面军军委汇报,并第一次当面把话挑明:“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担心的是,你这个纯正的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一直在受着异己分子的影响。”诺维科夫顶回去,让他尽管写报告告到斯大林那里;他随即转发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撤销了休息一夜的决定^{[6 处]}。这次冲突与此前深夜写给涅乌多布诺夫的告状信一脉相承:对诺维科夫的私人情感与对他的政治疑虑,在他身上始终并行不悖。

约1943年秋（顿巴斯解放前后）

三个星期后,坦克军调为方面军后备军,党中央决定在近期内把他调离部队,派他去已经解放的顿巴斯一个州担任州党委书记,党中央认为这项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在诺维科夫被召去莫斯科、去留未定之际,格特马诺夫写信给最高层领导,反对撤销诺维科夫的军长职务,称他是出色的指挥员、军事才能非同一般,在政治和道德方面也无可指责——这与他此前私下写给涅乌多布诺夫、指控军长“擅自推迟八分钟出击”的告状信并存^{[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