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沙波什尼科夫家的老辈,常被称作弗拉基米罗芙娜)是柳德米拉的母亲,疏散到喀山后在一家肥皂厂的化验室当化验员。她清早第一个出门,爱说厂里工人传的笑话:“六点上班的是主人,九点上班的是职工。”^[出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她对新环境保持着兴致:娜佳嫌弃喀山偏僻,她便数出一串在这里住过或做过事的名人——杰尔查文、阿克萨科夫、托尔斯泰、列宁、济宁、罗巴切夫斯基,高尔基还在喀山的面包店干过活^[出处]。女儿一面赞赏母亲的精神力量,一面又觉得在这种苦难的时候还关心脂肪氢化作用和博物馆未免奇怪;外孙女娜佳干脆说她“是民粹派”,说民粹派都是好人、但不非常聪明^{[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她在一旁冷眼看出女儿那个莫斯科知识分子圈的毛病——“不是一个圈子,而是圈子套圈子”,朋友都是在一个地方盖了别墅的人,凭“连布洛克的诗都不懂”“连毕加索的画都不喜欢”这样微小的特点判别彼此;她看出女儿越来越容易向她发火,母女关系里积压着说不出的不痛快,于是说定:等能够回莫斯科那一天,她不去女儿家,要留在喀山或上古比雪夫去找叶尼娅^{[3 处]}。夜里她想得最多的是孙子谢廖沙——她那个不幸的儿子的孩子,她想象他穿起军装、人瘦了、眼睛变大的样子;她安慰女儿说自己也担心托里亚,可其实并不怎样担心^{[2 处]}。她有时想哭,有时想收拾收拾上斯大林格勒去找谢廖沙、薇拉和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出处]。柳德米拉从萨拉托夫回来后,维克托悄悄告诉她,妻子几乎每夜打开箱子、在墙角沙发上低声说话,白天跟家人在一起倒像在梦里,他觉着妻子病了、渐渐变成另一个人;她答道:“我们都在受苦。都一样,又各有不同。”^{[2 处]}。她从工厂开完大会回来,维克托替她脱大衣;她对他说,天气又干又冷,他妈妈会说“像葡萄酒”,他答道妈妈还说酸白菜像葡萄——丈母与女婿共享着对安娜·谢苗诺夫娜那些打趣话的记忆^{[3 处]}。

1942年11月中旬

1942年秋,她从车间实验室一位同事家的来客——一位刚从劳改营获释的报社校对员——那里得到儿子米佳的确切消息:米佳还活着,在远东一个对外严格保密的湖泊区劳改营系统里,害坏血病、心脏不好,在厨房干活,不相信自己能获释^{[3 处]}。她把这件事带回喀山的家,引起一场关于斯大林是否知道劳改营恐怖的争吵;她坐在桌旁用手按着额头,软弱无力,娜佳跪下把额头贴到她的腿上^{[2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天(战争第二个冬天)

一家人回莫斯科时,她不愿意中断厂里的化验工作,留在喀山;维克托已在奔走,设法把她安置到卡尔波夫研究院^[出处]。

苏德战争期间(约1942年)

柳德米拉一家走后,她一个人留在喀山,房东太太在柳德米拉走后表现出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她给女儿写信,只字不提自己的身体和房间是否暖和——怕女儿知道了难过;信里告诉她,谢廖沙、薇拉和斯皮里多诺夫还是没有音信,叶尼娅在信里暗示自己生活中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不得不上莫斯科去,这让她十分担心^{[3 处]}。她的房子已被烧毁,如今一个人生活,见不到儿子,也不知道孙儿们的下落^[出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前后

一天里她收到三封信,都请她去:柳德米拉请她上莫斯科,叶尼娅请她上古比雪夫,薇拉请她上列宁斯克——她从字迹就看出信里没有好消息。薇拉写父亲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因古比雪夫人民委员部的事被折腾得筋疲力尽,问题没有解决就被打发回列宁斯克恢复发电站的工作,能否留任还未定;她准备和父亲带小外孙一起搬去斯大林格勒的发电站住所,又在信末空白处突然写道:“外婆,发电站的房子很大,够咱们住的。我恳求您:来吧。”柳德米拉的信只有寥寥几句:“我看不出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托里亚不在了,维克托和娜佳不需要我,他们没有我也能活下去”,又说维克托一直很不愉快、娜佳心思深了不再跟母亲说话;弗拉基米罗芙娜由此看出女儿和丈夫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叶尼娅的信含糊其辞,暗示有很大的麻烦,一面请母亲上古比雪夫,一面又说自己有急事要上莫斯科,还提到里蒙诺夫已经上撒马尔罕去了——种种说法互相矛盾,只有一点清楚:“我的孩子是很不幸的”^{[7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前后

她的境况本身也很艰难:房东夫妇每月收她二百卢布房租,占去工资三分之一还多;女儿一家走后她失去了科学院的定量供应,常年半饥饿,没有糖、没有油、没有钱买木柴,喝白开水,吃食堂的清汤;房东太太尼娜曾当着她的面吃烙饼,让她饿着肚子在旁边看着。房东谢苗·伊凡诺维奇和尼娜是不坏的、勤劳诚实的人,却满脑子只有吃的用的东西,从不谈战争、不谈斯大林格勒的战报,对一九二一年伏尔加饥荒、医院里的伤兵、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都漠不关心;弗拉基米罗芙娜与他们截然相反,普遍集体化、一九三七年、因丈夫获罪进劳改营的妇女、失去父母的孩子、德国人杀害战俘的消息都能让她像家里出了事一样痛苦——她认定这种性情既非来自读过的书,也非来自生活或丈夫的教导,而是出身民意党人家庭的传统与她本人的天性^{[7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前后

收信后第三天,卡里莫夫来看她,神色不安地问起莫斯科来信走了多久——足足九天,似乎信件被检查一事对他有特别的意义。他告诉她,自己最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叫去,询问维克托、他和索科洛夫等人在喀山聚会闲谈的情形,问过是否谈过言论自由,还专门问他是否认识“姓克雷莫夫的”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丈夫、维克托是否单独跟他谈过犹太人的地位问题——对方特意点出“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与此同时马季亚罗夫上古比雪夫师范学院已经十天没有回来,系里打电报去也没有回音。弗拉基米罗芙娜听完只说:“不过,很奇怪,这跟叶尼娅有什么关系?”——她和卡里莫夫都无法解释,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为何要打听远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和她已经离婚、在前方的丈夫克雷莫夫。她不打算给维克托写信示警,知道那只会让他更加提心吊胆,也不去猜是谁把话传了出去^{[8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前后

第二天在厂门口,厂长秘书叫她中午去一趟;她以为是自己请求调去化验室的事有了回音,却在厂院里忽然改了主意,当即脱口说出:“在喀山住够了,我回家去,上斯大林格勒去。”^{[3 处]}

1943年4月

她从喀山赶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与薇拉、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外孙米佳同住在残破的住宅里。女婿因在保卫战最后阶段擅自离岗去看女儿分娩,受到州党委严重警告处分,即将被调往乌拉尔一座小发电站;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他心里苦闷,却问不出州党委那边的确切消息。她一到发电站就病倒,起初仍硬撑着帮薇拉生炉子、洗尿片、搬石灰、提水,病情却越来越重,忽冷忽热;有一天早晨去厨房抱柴时昏倒在地,跌破了头。苏醒后她告诉薇拉,自己在喀山柳德米拉家过的日子还不如在这儿,来这里既是为了薇拉,也是为了自己^{[6 处]}。

1943年4月

安德列耶夫的儿媳妇娜塔莉亚从列宁斯克赶来后,她很快就与这个爱说粗野话、泼辣好动的年轻女子要好起来,心里想着这是“一位没学过哲学的哲学家”——一种任何艰难生活都无可奈何的刚健之美,和薇拉那种被劳累压垮、不修边幅的样子恰成对照。安德列耶夫从拖拉机厂工人村回来,带回工厂里人心涣散、厂长自顾自享福的消息时,她想起斯大林在战前说过的“兄弟姐妹们”,感叹“这种状况是不大好”,又叹一句始终没有音信的谢廖沙。得知女婿确定要被调去乌拉尔后,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这把年纪还想多活几年,又提议让娜塔莉亚跟他们一起去乌拉尔照应家务^{[6 处]}。

1943年3月前后

一九四三年春,她决定和女婿、薇拉一道离开斯大林格勒,但只到古比雪夫为止,打算在叶尼娅那里住一段时间,不随他们去乌拉尔。临走前一天,她向新站长借了一部汽车进城看自家的老屋。城市废墟里同时露出战前、战时与正在恢复的和平三层生活的痕迹:堵死的窗洞上凿出小洞,战时是机枪眼,如今用来卖面包;罗马尼亚战俘在瓦砾堆里清理尸体、搬运碎砖;新运到的木板、水泥堆在路边,柏油马路重新浇灌。她认出自家朝街的墙上褪了色的蓝绿两色涂料,几个房间已没有地板、天花板和楼梯,无法上楼;望着断墙,回想起几个女儿、不幸的儿子米佳、孙子谢廖沙,想到自己孤单单的白头,又想到房子已经被人看过、要修给新站长住^{[5 处]}。

1943年3月前后

站在废墟前,她一一想过亲人们难以预料的命运:柳德米拉一家的不和睦,谢廖沙是否还活着,维克托过得多么不容易,薇拉会不会被独身、穷困和生活的重担压垮,斯捷潘能不能重新安家,娜佳今后会怎样,叶尼娅是不是跟着克雷莫夫上西伯利亚,自己会不会进劳改营、会不会像米佳那样死去,国家会不会饶恕父母已死在劳改营的谢廖沙。她记起已死或下落不明的人的音容笑貌:米佳曾对她说“在这劳改营里也有一些好人”;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年轻、快活、爱朗诵诗;安娜·施特鲁姆总是忧郁又爱嘲笑人;托里亚吃相不斯文;别廖兹金家的小孩子斯拉瓦和老奶奶瓦尔瓦拉一起沉到了伏尔加河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的下落也无人能解释。她认定,正是在这种对亲人命运的困惑、迷惘与痛苦中,藏着理解与希望——世界的命运可以让人得福或招祸、获得荣誉或沦落,却不能改变那些可以称为人的人;不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誉,还是冷落、穷困、集中营和死亡,他们都会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死去^{[4 处]}。

1943年3月前后

薇拉觉得她身体还未痊愈,劝她别走,她说“没什么,我能行”——新站长已经派人来看过房子,要修给他住,不能再拖。启程当天的晚饭上,女婿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因被撤职、失去荣誉与心爱的工作而懊丧,当众提议让娜塔莉亚带上孩子一起去乌拉尔投奔他们,又劝安德列耶夫同行,安德列耶夫以“没有多少劲头儿活了”推辞。弗拉基米罗芙娜吻了吻这个她始终疼爱、如今已与女儿关系破裂的女婿的头,对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孩子,生活还在前头。”随后动身,先到古比雪夫暂住^{[8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