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是苏联核物理学家,战争爆发后随研究所疏散到喀山,妻子柳德米拉是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女儿,前夫所生的儿子托里亚在前线炮兵部队服役;他的母亲安娜·谢苗诺夫娜留在乌克兰,已落入德军占领区、进了犹太人隔离区^[出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在喀山的家里,他早晨坐下来喝茶、吃早点,眼睛不离书本,随口请妻子倒热茶。妻子熟悉他的一切习惯:挠头、撅嘴、歪着脸剔牙是他在琢磨论文,临睡前爱读儿童书刊,穿礼服做中子辐射报告时声音响亮而微颤。他心里正为实验室里彼此矛盾的试验结果发愁,一心想弄明白^{[3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他与柳德米拉的关系表面如常,实际上变了:他不再跟她谈自己的论文和心事——那原是只对她一个人倾吐的东西^{[2 处]}。苦闷中他越来越多地指责柳德米拉对母亲太冷淡,而柳德米拉则数着他对待托里亚种种不公的地方^{[2 处]}。战争让他第一次想到自己和母亲是犹太人:他从未想过要告诉女儿娜佳,她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犹太人^{[2 处]}。

苏德战争期间,约一九四二年

在喀山,他结识了新的朋友、鞑靼翻译家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卡里莫夫。两人还没认识就彼此了解,直到在图书馆前厅撞了个满怀、同时笑起来,才开口说起话来^[出处]。他向来在有些人面前连说话都吃力、声音发僵,在多年的相识面前反而感到特别孤独,倒是在途中邂逅的旅伴、邻铺而眠的宿友或偶然争论的参与者面前愿意敞开心扉,卡里莫夫正是这样能让他不再孤独的谈话者^{[3 处]}。此后他们几乎每天晚上在索科洛夫家小房间的饭桌上聚会;维克托心想,自己可以向卡里莫夫说些对妻子和女儿都不能说的话,而且能一连几个钟头不回想自己的研究——以前不论在电车上、吃饭、听音乐或早晨洗脸时,他都时时想着研究,也许正是因为他钻进的死胡同太气闷了,才下意识地要摆脱这些念头^{[3 处]}。他和许多在斯文的知识分子环境中长大的人一样,言谈间喜欢说粗话,常把爱争吵的学者夫人叫做“冤鬼”“女魔”^[出处]。在索科洛夫家的政治争论中,他的态度连自己也不明白:马季亚罗夫一批评国家他就同他争,索科洛夫一反驳马季亚罗夫他又批评索科洛夫,尽管他心底觉得马季亚罗夫说得都对^{[2 处]}。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他渴望坦率地说话、说真话,却一生都在言语的恐惧里反复。大学高年级时他当着同学的面把一张《真理报》扔到地上,说“全是甜言蜜语,千篇一律”,刚说完就害怕起来,捡起报纸抖去灰尘,非常可怜地笑了笑;过了几天又递上同一份报纸说社论“写得真棒”,同学怜惜地说“可怜的维克托胆子太小啦。你以为我会去汇报吗?”他于是发誓:要么沉默,不说危险的话,要么说出来就不怕——却一直没有守住,常常一冲动就“乱说一气”,说过又失去勇气,想方设法扑灭自己烧起的火星^{[2 处]}。一九三八年布哈林事件后,他对克雷莫夫说自己了解布哈林,他聪明过人、和蔼可亲、纯洁而有魅力,看见克雷莫夫忧郁的目光又马上改口说“间谍,暗探……简直是卑鄙”;克雷莫夫却带着同样的忧郁说,因为咱们是亲戚,他可以告诉他:说布哈林是暗探,他永远无法理解^{[2 处]}。夜里他躺在床上听大街上的汽车声,柳德米拉光着脚走到窗前等一阵,第二天早晨问他睡得好不好,又叮嘱“你的话万一有一句传到那地方,你就完啦,我和孩子们也完啦”,“咱们生活在可怕的时代,你什么也算不上……什么都别说,对谁都不要说”^{[3 处]}。他曾在助手面前开玩笑说斯大林在牛顿之前很久就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助手爽快地说“您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没听见”;他自问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这就像随便乱敲硝化甘油瓶^{[2 处]}。

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文中未明

战前就开始的试验得不到理论所预测的结果——他研究的是重金属有机盐在强辐射下受到的影响,而这理论出自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有德国和英国实验室几十年积累的试验资料、有战前剑桥的试验作证,可无论怎样安排试验条件、校正计量器,都得不到明确结果。他觉得那种盐粒像个戴着耷拉小圆帽、脸上搽着红粉的小矮子,冲着理论的严肃面孔做鬼脸、做轻蔑的手势。他起初怪仪器不完善、怪实验室的人不上心,后来明白问题并不在天天弄酒票的萨沃斯季扬诺夫、议论院士们供应的马尔科夫和唠叨女房东的安娜·纳乌莫芙娜——他们各有各的勤勉与聪明^{[4 处]}。柳德米拉去萨拉托夫前不久,他想到扩大理论探索范围,这需要两种任意的假设和大大加强的数学计算;他求助于精于此道的索科洛夫,索科洛夫很快算出新方程式,试验数据一时不再与理论矛盾,可扩展的理论一经“织补”就失去内部的协调,马尔科夫的新试验再次与之矛盾,只好又添一种任意的假设,用火柴和碎木片去支持理论。他对自己说“瞎折腾”,明白自己的做法很不对头^{[5 处]}。他收到工程师克雷莫夫的信:订制的仪器因工厂忙于军工生产,浇铸和磨光要推迟一个半到两个月;他却不怎么难过了——已不再急切地等新仪器,不相信它会改变试验结果^{[2 处]}。

1942年10月(信中回忆1941年7月起占领区情形)

深夜思考论文时,他沉入物理学本身的冥想: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理论把牛顿—亥姆霍兹式的稳定世界从根上摇动,“空间与时间的稳定,不是科学的可靠基础,而是禁锢科学的牢狱”^[出处]。他感到世界上没有比科学家更幸福的人,又感到法西斯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有一种可怕的相似——法西斯没有“人”的概念,只讲概率和总体,他随即又断言法西斯必亡,因为它把适用于原子与砂石的规律用到人类身上^{[3 处]}。他想起今年夏天同契贝任争论“发面桶”的说法,那时他还不赞同契贝任,如今重读母亲的信,仿佛一把冰冷的尖刀戳进咽喉^{[2 处]}。得知研究所筹划迁回莫斯科,他参与编制表单;收到托里亚受伤的军邮信后,他对柳德米拉一遍遍说:“没法子呀,天啊,没法子。”^{[2 处]}。柳德米拉从萨拉托夫回来后,他注意到她夜里打开箱子、在墙角沙发上低声说话,问她是在跟谁说话,她只说是做梦;他不再问,却对岳母说,她白天跟他、跟娜佳、跟岳母在一起如在梦里,夜里说话才有了战前的精神,他担心她病了、渐渐变成另一个人^{[3 处]}。

战争期间,具体年月文中未明

研究的不顺利与个人的伤心事交织在一起,灰沉的情绪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他变得容易生气,过问起柴米油盐,对柳德米拉的花销惊讶不解,又关心起她与房东太太关于柴棚租金的争执^{[2 处]}。他不再考虑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要思考这些,必须自觉是主人、是强者,而这些天他只觉得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受雇的徒工;他把自己同二十一岁死去的伽罗华、二十六岁发表《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爱因斯坦、不满四十岁去世的赫兹相比,觉得自己青年时代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终生回忆的事^{[2 处]}。他想暂停试验,索科洛夫却劝他等新仪器来了再说^[出处]。他看出妻子知道他研究不顺却从不跟他谈研究,以为她对一切都还有兴趣、只是对他的研究没了兴趣;他没看出她像走惯路的行路人一样,绕开坑洼、跨过水沟,却已不再觉察坑洼和水沟^{[3 处]}。柳德米拉同母亲说起托里亚脸上出粉刺、求她找美容师治药膏,维克托却一味笑话他——这确是事实,托里亚回家问好,他常把他仔细打量一番,摇头说:“伙计,你脸上好像出星星啦。”^{[3 处]}。晚上他坐不住,有时去波斯托耶夫家下棋、听波斯托耶夫的妻子弹钢琴,有时去找喀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多半还是去索科洛夫家,喜欢他家小小的房间和玛利亚亲切的笑容;可一走到家门口,暂时忘却的苦闷又袭上心头^{[2 处]}。他回想这段时间里家里死了两个妇女和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青年,想起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念的曼德尔施塔姆诗句:“捕狼犬的时代向我扑来,但我不是狼,生来就不是……”——不过这时代就是他的时代,他和这时代生活在一起,死后仍然联系在一起^{[3 处]}。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在索科洛夫家的茶会上听了马季亚罗夫那番大胆的话之后,他同卡里莫夫一道走回家,一路感叹外国的知识分子小说里人物边谈话边喝酒,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重要谈话都是喝茶时进行的——民意派、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许多事都靠一杯清茶谈成,只有斯大林喜欢白兰地^[出处]。卡里莫夫提醒他,马季亚罗夫一九三七年被捕后竟被放出来,“那时候可没有放过任何人。无缘无故是不会放的”,说不定是“拿话来引话”;维克托嘴上说明白,心里却只想“真希望像人一样说说话儿,不害怕,什么都谈,痛痛快快地谈”^{[2 处]}。走到黑沉沉、空荡荡的大街上,一个念头忽然冒出来:他找到了对一些似乎不能解释的核现象的全新解释,“天堑忽然变成通途”——偏偏是在他根本没想科学上的事、在他很感兴趣的关于人生的争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的争论的时候^{[2 处]}。他还想起,又忘记对索科洛夫说他收到乌拉尔来信的事了^[出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

那夜大街上的想法成了新理论的基础。他几个星期推导出的方程式没有扩展传统理论、成为它的补充,反而把似乎包罗万象的传统理论作为局部现象包了进去;实验室的试验起初完全不符合理论的推断,他先费尽心力修补旧理论,继而明白新理论不是来自试验,而是来自头脑——试验只是外部的推动力,能促使脑子思考,却不能决定思考的内容^{[5 处]}。他暂时不再上研究所,实验室的工作由索科洛夫主持,自己几乎不出门,傍晚才到车站附近的偏僻街道散步以免碰上熟人;他在家里依然吃饭说笑、看报听广播、逗娜佳、向岳母问工厂的情形,柳德米拉却觉得他像上了发条的钟,做什么都出于习惯^{[2 处]}。他头一回不怀疑自己的成果,把那页写得满满的纸指给柳德米拉看,说这是研究核能量性质的新观点、新原理,是开启许多关闭的大门的钥匙,自己现在不怕死了,哪怕马上死也不怕;她连声说“我太高兴啦”,他却看出她在想自己的心思,她也没有把他的话告诉母亲和娜佳^{[5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

他不愿同柳德米拉谈研究——从前凡使他动心、不安的事,他都先说给她听,如今这份默契断了,他说不清是她不再爱他,还是他不再爱她^{[2 处]}。晚间他上索科洛夫家去,索科洛夫是第一个知道他想法的人,含着泪称赞“太妙了,太带劲儿”;随后索科洛夫提起洛伦兹式的遗憾——不是他而是爱因斯坦完成了洛伦兹的方程式——又立即改口说是玩笑,维克托知道这正是他的心思,觉得他“一作假,马上就露了馅儿”^{[6 处]}。他问星期六的聚会还办不办,索科洛夫说自己已经不喜欢这种茶余闲谈,还同主要发言人马季亚罗夫吵了一架;维克托嘴上替马季亚罗夫辩护,说“我很喜欢他”,心里却赞同索科洛夫,也害怕这些聚会^{[5 处]}。走出大门,玛利亚在路灯下叫住他,冒雨穿着旧大衣、裹着毛头巾,一眼看出他眼里的苦闷不见了;他对她说,自己完成了一生的大事,科学是面包,是精神面包,她低声说“我要是能够把痛苦赶出你们的家门有多好呀”,他心里一下子宁静下来^{[5 处]}。走回昏暗的大街,他忽然想:难道母亲永远、永远不会知道儿子今天的事了吗^[出处]。

1943年前后

新理论经受住了考验。他召集实验室的同事们——物理学家马尔科夫、萨沃斯季扬诺夫、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机械师诺兹德林,电工佩列佩里津——对他们说,怀疑仪器不完善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测量特别精确,所以不论试验条件怎样改变,得出的结果都一样^[出处]。试验工作由马尔科夫领导并证实了他的理论;他在会上说,以前大家一块儿操心、一块儿发愁,现在可以一块儿高兴了,"马尔科夫教授进行试验是没有话说的",这里面也有机械小组和试验员们大量观察、几百几千次计算的功劳^{[2 处]}。年轻的所长皮敏诺夫打电话祝贺,随后飞往莫斯科,做研究所几乎全部部门回迁的最后准备^{[2 处]}。他听马尔科夫打趣实验室的"金字塔",看见萨沃斯季扬诺夫像教徒看待圣徒那样看他,想起不久前与索科洛夫的谈话和索科洛夫同萨沃斯季扬诺夫的争论,在心里说:"也许,我在核能量方面能想出点儿什么,可是在人的方面一窍不通。"^{[4 处]}。

1943年前后

就在这个愉快的日子,安娜·纳乌莫芙娜来告诉他,新来的人事处长把她从第一批复员名单里划掉了——"从名单里划掉的只是一些犹太人",在乌法的乌克兰科学院名单里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去掉、只留下科学院院士^{[2 处]}。他惘然失措,随即哈哈大笑,说"我们谢天谢地,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国",叫她赶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糊涂想法"扔远^{[2 处]}。胜利之日的欢欣,让他把这件事实当作疯话推开了。

战时疏散时期

卡里莫夫从集体农庄作报告归来,到家里看他,说起一位受伤回乡的鞑靼中尉:中尉在刻赤附近被俘后逃出,亲眼看见德国人把一家犹太人——一个老奶奶、两个姑娘——拉去枪毙,又说波兰有集中营把犹太人赶进去杀掉、把尸体分割开"就像屠宰场里那样",还说起德国人往吃奶孩子嘴上抹一种无色药剂,孩子马上就死。这些话让他想起留在占领区的母亲:他看出卡里莫夫的同情,也看出他的高兴和兴奋——中尉的话增强了他同妻女相会的希望,而维克托知道自己战后永远再见不到母亲了^[出处]。他对卡里莫夫说,当你想到今天还在杀害婴儿的时候,一切文化建树都似乎毫无意义,"哼,歌德和巴赫教人的是什么?杀起婴儿来了";又说苏联科学家都是幸福的人,而一个犹太物理学家,亲人被像宰杀疯狗一样杀害,自己却幸存、在继续创造发明,发明违反他的心意在为法西斯增强军事实力,实在可怕^{[2 处]}。送走卡里莫夫后,马季亚罗夫在街上拦住他,说卡里莫夫"是有任务的"——他的朋友都已化成灰土、唯独他青云直上当上院士;维克托答道:"胡扯,我永远不会相信!"^{[2 处]}

1942年11月中旬

岳母从获释囚犯那里带回儿子米佳在远东劳改营里的消息,娜佳说"他们是斯大林下命令杀的呀",他勃然大怒,朝她吼道别忘了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法西斯";娜佳针锋相对说"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谁",又点出他内心隐秘的弱点——现在他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样的成就,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国人挡住了^{[4 处]}。柳德米拉却无动于衷,说娜佳的话都是听他和卡里莫夫、马季亚罗夫说的,他自己在家里也说了不少^[出处]。他看见娜佳用痛恨的眼神看他,吃了一惊;那片刻间父亲、母亲、女儿之间只剩不了解、怀疑、气恼和责难^{[2 处]}。随后他走到岳母跟前抓起她的手吻起来,又俯身抚摩娜佳的头,那几分钟里一家人痛苦的心充满一种神奇的温暖^{[3 处]}。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冬天(战争第二个冬天)

疏散的人开始回莫斯科的时候,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动身回莫斯科,岳母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留在喀山继续厂里的化验工作^[出处]。回程的火车上他动不动发火:生柳德米拉一路上睡觉打呼噜、不看她儿子保卫过的土地的气,生娜佳挑最好的饼子吃、又学会用戏弄的腔调跟他说话的气^{[2 处]}。在穆罗姆车站,两个穿羊羔皮领子大衣的年轻人讥讽他“大英雄疏散回来啦”;在卡纳什车站,火车与一列押运犯人的军车并排停下,犯人们把苍白的脸贴在装了铁栏杆的窗户上叫喊“抽烟”^{[3 处]}。他是带着胜利者的心情回莫斯科的:很多人已经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他想象着古列维奇、契贝任会怎么说;可他也知道,马尔科夫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到,他不来工作还不能开始,而他和索科洛夫都只能动脑子、不能动手^{[2 处]}。回到自家的公寓,他想起夏天来莫斯科时一起喝酒的俊俏的尼娜,心慌起来,担心那只找不着的发卡会出现在地板上^{[2 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他参加了科学院的一次科学家会议^[出处]。契贝任在会场吻他的额头,称赞他的论文“很有意义,很重要,比一般认识到的还要重要”,其重要性将超过现在所能想象到的^{[2 处]}。契贝任已经知道托里亚牺牲,请他代向柳德米拉表示敬意;他也从老朋友的眼里看出悲哀、痛苦的思绪和暮年的疲惫^{[3 处]}。他原指望自己成为大会注意的中心,却因一个刚调到中央委员会科学处的黑发年轻人而落空:他当众说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不屈不挠精神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不屈不挠精神,伏尔加河上的胜利标志着爱因斯坦思想的胜利,年轻人回敬“只有所谓相对论才能帮助找出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与爱因斯坦之间的联系”,院士希沙科夫也对他不屑一顾^{[3 处]}。他激动地辩护:法西斯赶走了爱因斯坦,他们的物理学就成了“猢狲的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离开爱因斯坦也是“猢狲的物理学”;对方则指责他用“唯心主义理论冒充最高的科学成就”^{[3 处]}。会后索科洛夫把那年轻人的姓氏凑到他耳边说出来,他拉长声音说“怪……不……得……呢”,索科洛夫又打趣他,说他在科学处和科学院领导层为自己“建立起良好关系”,就像马克·吐温小说里那个在税务检查官面前夸耀收入的人物^{[4 处]}。他当晚在想象里慷慨激昂地反驳欺侮自己的人——他有时就是这样,柳德米拉对娜佳说“你爸爸又发表高论了”^[出处]。大会发言称赞党中央和斯大林对科学的关心;物理学家们却吃惊地听说发言人对研究所的科研计划不满——过分注重纯理论问题,大厅里小声传着苏斯拉科夫的话“研究所脱离实际”^{[2 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所疏散至喀山时期)

他以为战争时期不常听到政治性逮捕、这种可怕的事永远不会再有了,可过了几天,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就因种种传闻中的罪名被捕;他想起一九三七年夜里被捕的人、想起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名字——瓦维洛夫院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梅耶霍德、科尔叔诺夫、兹拉托戈罗夫、普列特尼奥夫、列文——自问“难道这一切又要开始了”,又后悔“我们在喀山真不该那样乱说啊”^{[4 处]}。接着契贝任声明离开物理研究所,由希沙科夫接任所长;他不明白:契贝任在学术会议上说过,他最近的论文是苏联物理理论界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可希沙科夫却把显示电子痕迹往右偏转的照片推到一边、说照片有毛病^{[2 处]}。他打电话到契贝任家,只听说契贝任遵医嘱同夫人上外地去了^[出处]。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他问同事们赞成契贝任离职吗,萨沃斯季扬诺夫只耸耸肩说“人老了,不中用了”;他说“那么,阿拉克切耶夫呢?”又为契贝任辩护,说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发言权超过日丹诺夫同志、超过中央科学处处长,在座的人都以为他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他一看大家的眼神,就把手一挥说“算啦,咱们上实验大厅里去吧”^{[4 处]}。他对索科洛夫说“可见,您和我不是大多数”,索科洛夫却回答,在这样的时期个人主义和执拗是不容许的;他用“还有你吗,布鲁特斯?”这句挖苦话掩盖慌乱^{[3 处]}。当晚实验室里只剩两人,索科洛夫劝他别像公鸡一样直蹦直跳,说他半小时内破坏了同新所长、同科学处年轻大人物的关系,玛利亚吓得夜里睡不好觉;他回敬说“连气都不能喘啦”。这场短暂的争执没有被忘记——作者写道,人们之间一旦出现内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这种分歧,偶然的一句话也会变成一把尖刀,对友谊是致命的^{[3 处]}。

1943年冬(推断),莫斯科

回到研究所,他的论文以打字稿在各所传阅:马尔科夫告诉他,不只本所,数学研究所和力学研究所的人都把他的论文打出来互相传阅,娜佳把它比作“传阅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大学高年级学生也请他去作专题报告,波斯托耶夫家的阿尔珈对娜佳说“你爸爸成了天才啦”^{[4 处]}。与此同时他陷入研究所等级供应的屈辱:鸡蛋分配名单上他与索科洛夫各十五个,科研上毫无建树的党委委员斯维琴却领到二十个,科学院汽车库主任与院士泽林斯基一样是二十五个;他明白斯维琴的优势“在党国方面”,并不为此生气,却为同索科洛夫并列而难受,因为那涉及科研能力与科学成就的评价,他自嘲这种计较“又可笑又可怜”^{[5 处]}。他向柳德米拉抱怨,战前那种“为每一句话提心吊胆”“没有一点儿正气”的气氛又回来了,为契贝任在研究所受的委屈只有门房老头同情而愤懑,把索科洛夫骂作“奴才”;他自问为何回到莫斯科后“老了,没有劲头”,关心起生活琐事、庸俗的问题和官场上的事,而在喀山时精神生活更深、更有意义、更纯洁^{[2 处]}。夜里他睡不着,把要对柳德米拉说的话对着想象中的玛利亚又重复了一遍:”你理解我吗?嗯,玛利亚?”^{[2 处]}。

1942年11月

回到莫斯科的研究所,他开始安装从乌拉尔运来的新装置。实验室里当家做主的是马尔科夫和诺兹德林,萨沃斯季扬诺夫在生产会议上说“除了马尔科夫教授和诺兹德林,这里没有上帝,也没有上帝的代表”;他赞赏马尔科夫思想大胆,“简直像一名外科医生”在纵横交错的血管与神经结中间操纵手术刀,从前觉得马尔科夫那种坚信自己的工作比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业更重要的自信心可笑,如今不再觉得可笑了^{[4 处]}。柳德米拉近来开始为他的手笨生气,骂他“你的手简直是泥巴做的,笨透啦!”^[出处]。他心里想,天天想着票证、限额,想着荣誉的分量、领导的照顾,都是有损心灵的^[出处]。

1942年11月

他想起喀山的那些晚上很美好,像革命前的大学生晚间集会;卡里莫夫怀疑马季亚罗夫,马季亚罗夫也怀疑卡里莫夫,他想两人都是十分清白的,又转念也许像海涅说的,“两个都臭”^[出处]。回到莫斯科后,他很难同索科洛夫推心置腹。索科洛夫不再同他争论,说自己想起喀山的谈话越来越不痛快——“咱们因为灰心丧气,就想把战争时期的暂时困难说成是苏维埃制度的所谓缺陷造成的。一切被看做苏维埃制度的缺陷的,恰恰是其优越性”;他反问“比如说,一九三七年也是优越性吗?”,索科洛夫只答“近来咱们不论谈什么,您都要使谈话变成争论”。他把原因归于自己脾气越来越坏(柳德米拉也这样说),心里想:“我多么孤单。在家里,在外面,都很孤单。”^{[6 处]}。他注意到各个实验室的人都来看安装设备,唯独希沙科夫一次也没来过^[出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晚至会后第三天

他的论文引起的反响超出了理论物理学界:近来打电话来的除熟识的物理学家外还有数学家和化学家,他在科学院做过两次报告,很多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都在争论他的研究,学生代表也请他去作报告^{[2 处]}。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他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他未出席,却整晚守着电话,先等到的是萨沃斯季扬诺夫的报喜——他一再说“这是胜利,了不起的胜利!”,转述普拉索洛夫院士的话:自从研究辐射压力的老朋友列别杰夫去世以后,物理研究所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有分量的论文;斯维琴教授说他的数学方法本身就有创新成分;最响亮的是古列维奇,说他的著作是经典性的,应当和原子物理奠基人普朗克、玻尔、费马的著作排在一起^{[5 处]}。随后索科洛夫也打来电话道贺。夜里马尔科夫又打来,换了更懂官场情形的语气:科甫琴科在一片笑声中说“连数学研究所里都敲起钟来……已经有人举起神幡”,马尔科夫觉出这笑话带恶意;他又注意到所长希沙科夫没有说出对论文的看法、只不时点头,却极力推荐年轻教授莫洛堪诺夫论述钢的伦琴射线分析的著作为备选项目,散会后走到唯一反对的加甫罗诺夫跟前同他谈起来^{[4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当晚至会后第三天

他把获奖的事告诉柳德米拉,说这些官方的赞许“都是狗屁不值”,又说起自己讨厌那种局面:上大厅开会,第一排座位常常空着,他不敢去坐,总坐最后一排,而希沙科夫、波斯托耶夫总是毫不犹豫地坐到主席团位子上去——他瞧不起那些交椅,心里却希望自己至少够格去坐^{[2 处]}。会议后第三天,他往希沙科夫家打电话,想请他给年轻物理学家艾米里·平胡索维奇·兰杰斯曼安排工作、设法把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调回来——研究所正在安装新设备,把有技术特长的工作人员留在喀山没有意义;接电话的女人问明姓名后,却让他“明天上午十点钟往研究所打电话”,他放下话筒浑身热辣辣的,骂那官腔“母狗”^{[4 处]}。夜里他同柳德米拉为斯维琴也被推荐为备选人争吵:她料定“他会得奖的,你得不到……这都怪你自己”,他反讥“上面有人不喜欢我呀”;她顶回来“你需要的是我母亲。她处处都附和你”,又翻出旧账“可是你妈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托里亚”。他觉得妻子也成了外人,那样顽固而不讲理,让人感到可怕^{[6 处]}。

1942年(卫国战争期间)

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之后,风波接踵而来。从索科洛夫口中他得知,头天晚上希沙科夫在家里请了一批人,索科洛夫、科甫琴科都去了,被请的还有党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巴季因,偏偏他给希沙科夫打电话正赶上高朋满座^{[2 处]}。索科洛夫告诫他:很多人称赞他是在帮倒忙,“因为这样领导很生气”;加甫罗诺夫说他的论文与列宁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巴季因支持此说,论文“和那次有名的会议上所定的方针是抵触的”,为开展维护科研党性的运动,所领导可能有意选定他做替罪羊——“选定一个牺牲品,拼命来折腾”^{[4 处]}。他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怕自己成为国家发怒的牺牲品,“国家发起怒来,可以使人变为齑粉”^[出处]。萨沃斯季扬诺夫又转告他,加甫罗诺夫当众冷笑说他的论文有犹太教精神、古列维奇称赞论文是经典性的只因为他是犹太人^[出处]。他感到受辱与孤立,也意识到自己同样向索科洛夫隐瞒了卡里莫夫怀疑马季亚罗夫的话——两人都因害怕而沉默^[出处]。

1942年(卫国战争期间)

同一天,他为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洛沙科娃奔走:她因没有高等教育学历、奉院长指示被解职,尽管曾在炸弹底下保护过研究所的财产。人事处长杜宾科夫让他填一份订成一厚本的履历表,又让他为录用艾米里·平胡索维奇·兰杰斯曼和调回安娜·纳乌莫芙娜·魏斯帕比尔两件事去找科甫琴科——两件都被批“不符合要求”“目前不宜调动”^{[3 处]}。他与科甫琴科当面争执,说要让希沙科夫派杜宾科夫来主持核物理实验室;科甫琴科答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您离开研究所”“难道您以为就没有人可以代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吗”“如果您没有兰杰斯曼和魏斯帕比尔就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话,难道全苏联都没有人能代替您吗”^{[4 处]}。那一刻,这位做出了不起的科学发现的人、又傲慢又骄矜的教授、博士和著名学者顿时消失不见,驼背、窄肩、鬈发的他眯缝起眼睛,好像等着挨耳光似的,望着穿乌克兰绣花衬衫的人^[出处]。

1942年秋至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

随后所长希沙科夫又把他找去。他一反平日克制,提出把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调回、不解除洛沙科娃的职务、正式批准兰杰斯曼的学位,并点破这些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姓犹太姓的人产生的”;希沙科夫随即从和气转向进攻,警告他论文“毫无疑问是有争议的”,“昨天有关方同我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说他的论断“与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要他重新考虑、自己出面谈这个问题^{[4 处]}。这是他第一次听人当面反对自己的论文,他不再怕什么后果,说出自己想的、因此也不该说的:物理学不是为了证明哲学的正确,“数学推断的逻辑性,胜过恩格斯和列宁理论的逻辑性”,“党中央科学处的巴季因可以使列宁的观点适用于数学和物理学,而不能使数学和物理学适用于列宁的观点”,狭窄的实用主义对科学有害,哪怕它“来自上帝”;他先以“立即离开研究所”相要挟,随即又和缓成“很难工作下去”,希沙科夫看出他失去勇气,反而强硬起来^{[6 处]}。当晚他对柳德米拉说“我要离开研究所啦”,她讥他摆出罗蒙诺索夫或门捷列夫的架子,说“你离开了,自会由索科洛夫或者马尔科夫接替你”,又劝他让兰杰斯曼上前线^{[3 处]}。他怨“这都是巴季因搞的”,又改口说“是有人不喜欢我”,感叹“国家与人……有时把人抬得很高,有时毫不费劲儿就把人扔进深渊”^{[2 处]}。夜里他想到,离开研究所会被说成带有政治性质、自己成为“不良的反动思想情绪的源泉”,何况研究所正受到斯大林特别关注、还有那份可怕的履历表;他甚至想给希沙科夫写一封和解的信,把今天的一切一笔勾销^{[2 处]}。

1942年(卫国战争期间)

回到莫斯科后,夜里趁妻子和女儿入睡,他填写人事处发下的那份订成一厚本的履历表^[出处]。表上几乎全是战前的老问题,却重新使他惴惴不安:父亲证件里的名字是宾胡斯而非巴维尔,母亲说他生在巴赫穆特、两个月后迁到哈尔科夫才领到出生证^{[2 处]}。写到“民族”一项,他用清晰的粗体字写下犹太族;头天晚上艾米里·平胡索维奇·兰杰斯曼打电话来说安排工作的事仍没有头绪——“是我的姓有问题”,娜佳也告诉他,玛伊卡的爸爸说,明年国际关系学院再也不招收犹太学生了^{[4 处]}。他还不知道,这第五项对加尔梅克族、巴尔卡尔族、车臣族、克里木鞑靼族、犹太族几十万人很快将意味着什么。

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际，约1942—1943年）

写到“社会出身”,他写小市民,随即怀疑苏联查询社会出身与德国人查询民族属性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想起女英雄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是省长、将军的女儿,也想起斯大林既说“儿子不能为父亲负责”又说“苹果与苹果总是相差不远”^{[2 处]}。问到本人或近亲是否被捕受审,他想起:妻子的哥哥原是党员,一九三七年初被捕、被剥夺通信权利十年,他的第二个妻子因不告发他也进了劳改营、已在战争期间死去;妻子第一个丈夫、托里亚的生父阿巴尔丘克被捕,据说是托洛茨基分子^{[2 处]}。他一面充满负罪感、想向无辜被害的人悔罪,一面又生出另一条保全自己的思路——他没有和这些人通信、没有给过物质支援。问到国外亲属,他想起姑姑、叔叔和他们的子女散在纽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末了写下“艾斯菲莉·谢苗诺芙娜·塔舍夫斯卡娅,姨母,从一九〇九年侨居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教师”^{[2 处]}。他认定按出身定罪的统计学原则既不人道又不讲理,几乎与法西斯按民族杀戮的原则无异,心想应当设计一种问能力、热情、才气,问喜不喜欢散步、喜不喜欢听交响乐的人道主义履历表^{[2 处]}。

1943年早春

与希沙科夫冲突之后,研究所里对他公开冷淡起来:希沙科夫在门口掀了掀帽就走,不肯停下来同他说话,他在心里说“我要倒霉了”;午饭时斯维琴坐在旁边的桌上不看他也不说话,古列维奇在食堂里同他说话,口气特别亲热、握住他的手很久不放,可所长接待室的门一开便突然分手、匆匆顺着走廊走去^{[4 处]}。马尔科夫告诉他,党委会上很不客气地谈到他,科甫琴科给他罗织罪名:“施特鲁姆不愿意在我们这个集体里工作。”主持实验室工作的仿佛已是马尔科夫而不是他,诺兹德林也到马尔科夫跟前请示仪器安装^{[2 处]}。他想起在喀山说的那些话,觉得悬在头顶上的莫斯科阴云不可避免地要和喀山的闲谈联系起来^[出处]。他决定给机电研究所所长打电话自我推荐,不接受就到新西伯利亚或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出处]。玛利亚主动到卡卢加街来找他,把索科洛夫不肯告诉他的话说了出来——行政领导和党组织结成一伙儿反对他,巴季因说“这不是一般的歇斯底里。这是政治上反苏的歇斯底里”^{[2 处]};她又告诉他,寄给马季亚罗夫的挂号信被退回来了^[出处]。两人在空旷的逍遥公园走了很久,她对他说,他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别人可能,您不可能”^[出处]。

1942年11月下旬

研究所前厅的墙报登出一篇不点名的文章《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历数一些科学工作者“脱离苏维埃家庭”、拿客观主义态度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贬低苏联科学成就,号召“消灭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实验室里的人都明白矛头对着他^{[3 处]}。他起初不去看文章,同诺兹德林、萨沃斯季扬诺夫一道张罗新设备的安装;索科洛夫当面称赞他一整天照常工作、“毅力真了不起”,又告知一级试验员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看了文章当场心脏病发作,被送回家^{[2 处]}。傍晚他一个人在墙报栏前把文章看完,四顾无人却仍觉得自己马上要被逮捕,实实在在感到一具脆弱的人体与庞大国家之间的悬殊——仿佛国家正用巨大明亮的眼睛盯着他^{[2 处]}。他想好回家要对柳德米拉说:“你瞧瞧,这就是斯大林奖金!想抓人的时候,常常写这样的文章”,又想到不论把他送去巴黎大学讲学还是送去科雷马的劳改营,妻子都会跟他去^{[2 处]}。到家时,女儿娜佳和柳德米拉正为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合围德军的消息欢欣,柳德米拉在托里亚的书桌前画着包围态势示意图;他把研究所的事咽了下去,没有告诉她们,夜里独自想:“天啊,写一份检讨书吧,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都写吗。”^{[3 处]}

1943年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墙报文章后,研究所里蔓延起一种回避他的“近视症”:古列维奇老远看见他就走到街对面躲开,斯维琴打招呼时表情不自然,像迎接不友好国家的大使;他暗自统计谁理睬他、谁点头、谁握手^{[3 处]}。萨沃斯季扬诺夫和索科洛夫先后劝他写检讨书或在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公开检讨——索科洛夫转告,“上面”希望他当众说而不是写检讨书;他当面回绝了两人^{[4 处]}。夜里他却独自写起检讨书,写完又撕碎,接着写学术委员会上的发言稿,又撕碎,最后写下一份检讨预备稿留着备用,不给任何人看——他明白自己心里已经明白这份预备稿说不定会用得着^{[3 处]}。这些天他常对娜佳发脾气,又反复叮嘱她别跟男友谈政治问题;他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压住自己,强迫他的心收缩,渗入他对妻女的态度和对自己一生的看法^{[4 处]}。得知契贝任已经回来、打电话找他,他的孤独一扫而空,在桌上敲起胜利的节拍^{[2 处]}。他如约登门,告诉契贝任朋友们和柳德米拉都在劝他检讨、把自己的正确说成错误,明天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就要拿他“开刀”,其实院部和党委会上早已把他“结果”了,会议不过是宣布“人民的声音”^{[3 处]}。谈话间他一面挂心逮捕的可能——想起在喀山对马季亚罗夫说过的直话,疑心那也许是圈套——一面又因契贝任的陪伴感到一种不习惯的轻松^{[2 处]}。听契贝任讲生命、自由与宇宙演化的构想,他起初在心里说这是“空想”,随后却认真反驳:比起赫拉克勒斯般强大的未来人类,现实中德国人正像宰疯狗一样杀害犹太老人和孩子,苏联也发生过一九三七年的事、全盘集体化中的流放与饥荒,他问契贝任,生命遍布宇宙之后会不会建立比奴役死物质更可怕的奴役制,人在善良和道德上能不能真正进化^[出处]。他评点实验室里的同事——索科洛夫有才能却在国家的力量面前低声下气、认为一切权力都是天生的,马尔科夫置身于善恶道德问题之外、把科学问题当棋局解决,萨沃斯季扬诺夫聪明出色却是没有头脑的轻浮小伙子、把科学当作创运动纪录——感叹这个时代的科学研究者本该是先知和圣者,如今却是有实干才能的人、象棋专家、运动员,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什么;他也自问,连自己现在也没有余力去想这些问题^[出处]。谈话末尾他情绪失控,声音里带上犹太口音,哆嗦着站起来,茶匙掉落在地,匆匆告辞下楼,泪水顺着脸颊流下^{[4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学术委员会会议定在上午十一点讨论他,他把检讨书装进口袋又反复取出,一面看表一面在心里演练两种结局:一种是走进会场读检讨,承认自己“对党的领导表示不信任”;另一种是不读检讨、当众说出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之日自己何以陷入孤立的实话。就在系好领带、准备动身的最后一刻,他忽然脱下衣服、坐下解鞋带,决定不去了。这个转念带给他一生未曾有过的轻松与安宁——他不信神,此刻却觉得仿佛有神明与亡母都在见证他的选择,自问“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夺去他的正确性了”^{[4 处]}。妻子和小姨子回房看见他只穿着袜子坐着,才知道他没有去;柳德米拉问“那现在会怎么样”,他答“我不知道”,随后一家人下起棋,他自嘲这份平静“是我的软弱,不是刚强”,又提起契贝任、提起托尔斯泰怀疑写作有没有用处;柳德米拉一句“你想在物理方面写出《战争与和平》,还早着呢”让他十分尴尬^{[4 处]}。事后独处时他察觉自己方才提议下棋、大谈良心都带着虚伪的表演成分,连自己也说不清究竟缺少什么^{[2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不久)

这一天,玛利亚登门探问,他这才明白自己方才心神不宁、一再朝门口张望,是在等她:她不在时他就觉得若有所失,她一来他便感到孤单尽消——这种感觉此前一直存在,只是他从未看清。他当着柳德米拉、叶尼娅的面对她说出了这层觉察;她什么也没答,只是走了进来。他望着她补丁摞补丁的针织衫、灰扑扑的模样,却觉得她的每句话都充满智慧与温文,又见女儿娜佳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假如是个男人,一定会娶她”^{[5 处]}。

一天傍晚他约玛利亚在逍遥公园附近的街心花园坐下,两人相对无言,他却清楚感到她的激动与彼此的心意——一切已经不言自明。他明白这非同一般的严重局面会给自己的生活打上新的烙印,不希望给别人造成痛苦,却也知道这份感情已无法互相隐瞒^{[2 处]}。玛利亚随即告诉他,丈夫索科洛夫要她保证今后不再和他见面,她已经答应——她担心丈夫的病和他的性命,又提到柳德米拉也已经够苦了;他握着她冰凉的手指,一再说“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吻别时觉出使她做出决定的那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原是同软弱、顺从、老实无用联系在一起的。她起身走了,没有回头;他坐在原地,想到自己刚才吻过手的这个女子,本可以代替他一生所想所望的一切——科学、荣誉、名望——如今却随她远去了^{[5 处]}。

学术委员会会议后数日

学术委员会会议次日,他从萨沃斯季扬诺夫躲躲闪闪的电话里得知决议“很厉害”:院部认为根本不必再研究他的问题,而且是一致通过——他没有出席,对自己很不利。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打来电话,请他去穆罗姆她姐姐家作客;深夜契贝任也打了电话。可他一遍遍追问的“索科洛夫发言了吗”,谁也答不上来。古列维奇、马尔科夫、皮敏诺夫一整天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他由此认定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想到是索科洛夫不准玛利亚给他打电话,他觉得这个朋友比任何老同事、老熟人的冷淡都更不能原谅^{[5 处]}。他由于冲动,给希沙科夫写了一封信,要求把研究所领导的决定告诉他,并称自己有病、近日不能上研究所去^[出处]。第二天电话铃始终不响,他对自己说“反正是要坐牢的”,竟从中得到一丝安慰,如同病人想到人总是要死的^{[2 处]}。他不许柳德米拉给玛利亚打电话,把自己对妻子说不出口的处境归纳成一段话:一个人一旦坐牢或被划入贱民阶层,就再不能主动联系任何人,只能等人家来信、来电话、打招呼,自家人和契贝任这样“可以充分信任”的少数例外之外,咱们已经进入碰也不能碰的阶层^{[3 处]}。他叮嘱娜佳不要再去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维奇家,怕她只被人当作“我的女儿”看待;娜佳打断他说,看见他没去参加那些“造孽的人”的会,自己就全明白了^{[2 处]}。

1943年2月前后

此后他不再去研究所,常常一个人待在自己房间里,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哆嗦、急忙抓起话筒,吃饭时也常突然打断别人的话说“别作声,别作声,我好像听到有人按门铃”,开门回来时笑得很不自然——柳德米拉和叶尼娅心里明白,他是在怕逮捕;柳德米拉说这就是一九三七年精神病院里住满的那种“迫害恐惧症”^{[3 处]}。他对叶尼娅说,不管人家怎么想,她住在这个家里、为被捕的人操心,他都不在乎,“这就是你的家”^[出处]。他的怨气也越来越压不住:当着娜佳的面痛骂报刊上歌颂斯大林的谀词——“伟大的导师”“雄才巨擘”“光辉的天才”——把他说成耕地、炼钢、拿机枪作战无所不能的人,一天之内《真理报》提到斯大林名字八十六次;他抱怨非法的逮捕、没有自由,抱怨没有文化却有党证的领导人自认有权指挥和教导科学家与作家,越来越感到国家发怒时个人的孤独与软弱,却又生出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4 处]}。收复乌克兰一座城市的消息传来那天早晨,柳德米拉从未见过他脸上这样兴奋欢喜的表情;傍晚叶尼娅送去克雷莫夫的东西被收下后,他应她的请求破例弹起钢琴,弹了很久,叶尼娅觉得他在哭泣^{[4 处]}。

冬末至初春（约二三月间，续租期限五月前）

电话铃几乎哑了,家里只剩一片忧伤气氛;柳德米拉的女友、在科学院机关做会议记录的斯托伊尼科娃在街上告诉柳德米拉学术委员会会议的详情——他这才知道自己缺席的那场会议上发生了什么。索科洛夫没有发言,称夜里心脏病发作、说话困难;马尔科夫代表实验室发言,说话比别人有分寸,只谈他脾气不好,也提到他的才气;科甫琴科把他说成骗子和坏蛋,普拉索洛夫指责“某些人围绕着施特鲁姆的可疑的空论,发动了一场无耻的叫嚣”,古列维奇检讨自己过高估计了他的著作、暗示他有民族偏执性,斯维琴引用了他私下说过的话——物理学不分美国、德国、苏联,他事后说这在会上引用私人间的话等于告密;连早已不在研究所任职、无人逼迫的皮敏诺夫也检讨自己过高估价了他的著作。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提出的决议要求“清除腐烂部分,保护健康的集体”,只字不提他的科学成就。听完这些,他没有生任何人的气,唯独因索科洛夫不许妻子玛利亚再来他家而气得浑身发热;他不敢承认,这份懊恼里也藏着自己对不起索科洛夫的暗暗的自觉^{[10 处]}。

冬末至初春（约二三月间，续租期限五月前）

他不再能去高校教书、也找不到卑微的工作,通讯院士的津贴勉强够付房租水电;别墅续租的欠款一时间使他觉得可怕,不止一次想到不如索性坐监狱,却又放不下柳德米拉和娜佳的生活。他反复想去兵役局放弃科学院的免征权、志愿上前线,一想到这个念头心里就平静下来,可随即又想到妻女无着而焦虑^{[6 处]}。一整天里恐惧随时辰起伏:清晨怯懦无力，上午思念研究所、觉得自己无用，午后片刻振作又转入愚钝，入夜恐怖渐浓，疑心汽车声、门铃声、皮靴声随时会到来^{[4 处]}。他与娜佳的关系却前所未有地亲近:她放学就往家赶,不再让他担心,说话间那双向来带讥笑神气的眼睛露出严肃而温柔的神情^[出处]。他紧张地等着玛利亚来电话或登门,一天天过去她始终没有音信;绝望中他不顾羞愧,请柳德米拉借口打听马季亚罗夫的消息给玛利亚打电话,只为能触到她的一点消息。研究没有停止——不是作为忘却痛苦的良药,而是因为他不能不研究^{[4 处]}。

苏德战争期间,具体年份不详

局面在一天晚上骤然翻转。房管所约他次日谈话,夫妇俩正猜测缘由——柳德米拉猜是要他签字认罪——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报出他的姓名,随即是斯大林本人缓慢、带喉音的声音:“我认为,您的研究方向是很有意义的。”维克托脱口答“我对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又在斯大林问及战时资料与设备是否短缺时答“研究工作条件完全正常,很好”;通话不过两三分钟,以“祝您研究顺利”结束。放下话筒的瞬间,几个星期以来的检讨预备稿、履历表、卢比扬卡广场的楼房、逮捕的恐惧全部失去分量——他没有写检讨,没有低头,是斯大林自己打来的电话^{[6 处]}。他随即想到迫害他的人从此要倒霉,一种胜利感盖过了研究本身重获前途的喜悦;但快乐里混着一丝说不清缘由的怅惘,像是在告别几个星期来那种没有自欺、克制着巨大恐惧的心情,告别对科学近乎孩子般纯洁的爱^{[3 处]}。他一心盼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却又在心底不希望玛利亚知道——他猜想,当他倒霉的时候,她更爱他^[出处]。晚上入睡前电话又响,是玛利亚:“我不能听不到您的声音”,又说她已经告诉丈夫自己爱他,并向丈夫发誓永远不再见他^{[2 处]}。想起克雷莫夫、米佳、阿巴尔丘克、马季亚罗夫、切特韦里科夫,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命运已与他们的命运分开,不再为在喀山说过的离经叛道的话担惊受怕^{[2 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转入攻势期间

此后的日子里,这场翻转变得彻底而全面。希沙科夫登门殷勤问候,一心想让人忘记从前的一切;马林科夫召见他,专业词汇运用自如地谈了四十分钟,临别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马尔科夫、萨沃斯季扬诺夫、古列维奇都恢复了亲热,他还乘专机去过一趟乌拉尔,配了专用小汽车。经手兰杰斯曼调动和安娜·纳乌莫芙娜调回、安娜·斯捷潘诺芙娜复职的,还是从前拖延推诿的科甫琴科和杜宾科夫,如今一个电话、一两天就办妥^{[4 处]}。他心里明白,这一切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征服了谁,而是因为斯大林的电话——而斯大林的电话也不是随心所欲,“斯大林就是国家,国家是不会随心所欲、异想天开的”^{[2 处]}。在实验室里他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自由,没有人侵犯他的科学兴趣;他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说过军事工厂物资从不拖沓,断定这种“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恰恰是官僚主义本身的一面——为国家主要目的服务的事,官僚机器能加给它非同寻常的速度^{[4 处]}。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为马季亚罗夫的命运担心,也不再想卡里莫夫与马季亚罗夫互相猜疑的事^[出处]。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转入攻势期间

从前令他生厌或惧怕的人也露出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爱钓鱼,战前常带妻儿去乌拉尔河边;科甫琴科懂儿科医术,原来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孤儿;连不通人情的斯维琴也说起自己养的仙人掌;希沙科夫原来热情好客、是美食家和版画收藏家,还是他理论的崇拜者^{[5 处]}。他心想“我胜利了”,却清楚这不是最高的胜利^{[2 处]}。这些日子里,他想起克雷莫夫讲过的老同志巴格良诺夫的故事——一个一九三七年被捕、短暂释放后又渐渐复归体制、最终反过来伤人的侦讯长——并把这故事讲给娜佳和柳德米拉听,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对死于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态度丝毫没有变,依然害怕斯大林的残酷,深知一个维克托的得意或失意不会使那些死者复活^{[5 处]}。但在这份理解与记忆之外,他也生出新的东西:对那些轻易屈服、容易妥协的“没出息的人”生出鄙夷,甚至一度带着责备心情猜想,契贝任痴迷旅游登山,是下意识地害怕生活的复杂性,他离开研究所则是有意识地回避主要问题——他知道自己也在变化,却说不清究竟变化的是什么^{[4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胜利之后

这场翻转之后,他仍未能割舍对玛利亚的思念。索科洛夫病中已同希沙科夫谈妥调动,被任命为新组建实验室的主任,因战前论文再度成为斯大林奖金备选人、收到英国青年物理学家的热情来信、即将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维克托听说索科洛夫一帆风顺,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好意,而是觉得只要索科洛夫顺遂,玛利亚便可不受良心责备,自己也乐得不必再与索科洛夫共事、不必面对他会读出的眼神^{[4 处]}。他清楚自己对柳德米拉的每句话、每个举动都夹杂着虚假,时而想不如离婚以求彻底,却又被“虚假不像痛苦那样可怕”的念头劝住,始终没有勇气;柳德米拉提到玛利亚来过电话时,他脸色骤变、脱掉大衣坐下追问,柳德米拉一句“瞧,现在玛利亚多么重要,多么叫人感兴趣”道破了他的心事,眼里含着泪;他下楼时明白,妻子这几分钟里已经看出并证实了他对玛利亚的爱情^{[4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胜利之后

斯大林的电话之后,他的害怕并未消失,只是换了性质——不再是平民的害怕,而是可以坐汽车、可以往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的“贵族的害怕”;他第一次对同行的学术成就生出运动员式的嫉妒心,担心别人赶超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2 处]}。他开始热衷打听研究所领导层的私事、名单和阴谋,宁愿花一个晚上同马尔科夫闲扯,也不愿像在喀山那样同马季亚罗夫认真交谈^{[2 处]}。柳德米拉告诉他,家里坐牢的人又添了克雷莫夫,他因刚庆幸叶尼娅已不在莫斯科而心虚,没有出声责备;他叮嘱柳德米拉把叶尼娅托付的二百卢布送去给克雷莫夫,又让她写信邀叶尼娅来莫斯科——事后自知这份殷勤里也搀杂着私心:他不愿叶尼娅频繁上门,把家变成在监狱和检察院之间奔走的基地^{[3 处]}。这天他准备乘飞机去乌拉尔待两三天;希沙科夫、马尔科夫都约他下午两点见面,用意他还不清楚^{[4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不久)

约见的用意随即揭晓:希沙科夫、巴季因、科甫琴科三人一起,要他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信谴责英美舆论对苏联迫害科学家、作家的指责“别有用心”,重申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毒害高尔基罪名成立,并把英美这场“诽谤运动”称作为法西斯效劳^{[3 处]}。三人此前对他又鄙视又不放心,此刻却待他如自己人、充满信任与亲热——正是这份信任而非恐吓束缚住了他:他清楚记得斯大林曾亲自给他打过电话^{[3 处]}。他想起母亲和柳德米拉都请列文看过病,深信这两位医生不可能杀人,信里“人民的敌人瓦维洛夫”“人民的敌人曼德尔施塔姆”一类字句更让他反感,心中演练了种种推托的说法,却一句也没有说出口^{[2 处]}。使他最终签字的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被款待、被信任的驯顺感情——“他有力量去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甜饼和冰糖”;他掏出笔签了名^{[3 处]}。当天他因羞愧一整天无法工作。助手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特意留下来,当面感谢他“是一个正派人”,称因为有他活在世上而感到幸福;他无言以对,事后觉得又痛心又羞愧^{[3 处]}。玛利亚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电话,说有人拿着这封信上过她家,她替他担心他会因刚强的性子惹祸;他这才明白,今天折磨他的不是敌人,是用无比信任作刑具的自己人^{[3 处]}。回家后他没顾上告诉柳德米拉签名的事,先给契贝任打电话;契贝任说自己已因这封信同人吵了一架,电话里不便细谈,约他回来再说^{[3 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获胜后不久

签字当夜他彻夜不眠,反复审判自己:他曾瞧不起索科洛夫的顺从和听话,如今自己也在软弱不幸的人身上又“投了石头”;他历数因签字失去的东西——同契贝任的友谊、对女儿的疼爱、对妻子的感情、对玛利亚无望的爱、他的著作与科学、对母亲的爱与悼念——觉得它们都从心里一并消失了,而与之相比,从太平洋到黑海的辽阔国家和整个科学都变得微不足道^{[4 处]}。柳德米拉安慰他“你最聪明、最实在,既然你已经这样做了,就是说,应该这样”,他却拒绝这种开脱,决定让这件“卑鄙下贱的坏事”终生成为对自己的责难,不去寻求安慰或辩护;他对自己说,做人的正直不在于某一次挺身而出的大事,而在于年复一年、每时每刻的坚持^{[3 处]}。天亮前他对着亡母默念“妈妈,这是你的力量”,决心再试一次^[出处]。